朱光潜的美学思想

朱光潜的美学观点是什么~

解放后，朱光潜系统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经过对自己以前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批判，提出了美是主客观的辨证统一的美学观点，认为美必须以客观事物作为条件，此外加上主观的意识形态或情趣的作用使物成为物的形象，然后才是美。他还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实践观点（即把主观视为实践的主体——人，认为客观世界和主观能对立统一于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美学思想，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美学流派。

对美的本质的研究从柏拉图开始，几千年来许多哲学家、美学家及文艺理论家都进行了不懈的探讨和研究。由于美的问题本身有着不可测度的奥秘，所以对美的本质的回答还是莫衷一是。朱光潜认为美的本质的探讨应该是一种历史性的研究，美必须以客观的自然事物作为条件，再加上主观意识形态的作用，这时才有美，所以美的本质就是主客观的统一。
朱光潜（1897～1986），现代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笔名孟实、孟石。安徽桐城人。1897年 9月19日生。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中文系，次年进香港大学，主攻教育学。1922年毕业后，在上海中国公学和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执教，并与匡互生、朱自清、夏丐尊、叶圣陶、丰子恺等人在上海成立立达学园，筹办开明书店和《一般》杂志（后改名《中学生》）。1925年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1929年毕业，转入伦敦大学，同时在法国巴黎大学注册，后又入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以论文《悲剧心理学》获文学博士学位。1933年秋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并曾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教务长、北京大学文学院代理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朱光潜一直是北京大学教授，历任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三、四届中央委员，中国美学学会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香港名誉教授等职。
朱光潜出身书香世家，幼承庭训，熟读经书。后来偶然得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这部书给朱光潜启示了一个新天地。他“开始向往‘新学’”，并“对于小说戏剧发生兴趣”（《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在国外留学期间，他又广泛接触西方现代文化，主要兴趣在文学、心理学和哲学。当他发觉美学是这几门学科的共同联络线索后，终于走上了美学研究的道路。
《文艺心理学》和《诗论》是朱光潜1933年回国以前的代表作。前者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和阐述文艺心理学的专门著作，在这一领域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书中除了提供大量西方美学史上的思想资料，介绍克罗齐的直觉说、布洛的距离说、立普斯的移情说、谷鲁斯的内摹仿说等各派学说外，还从中归纳出一些文艺批评的原理,运用于分析文学现象,从而开阔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思路，在当时学术、文艺界有较大影响。根据《文艺心理学》改作的通俗读本《谈美》，曾在青年读者中广为传播。《诗论》从建立诗学的角度着眼，广泛涉及诗的起源、诗的性质、诗的特征等诗学基本理论问题；又从分析具体诗歌作品入手，着重研究了中国诗歌的节奏和声韵；并从汉赋的影响和佛经的翻译、梵音的输入，探讨了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诗论》的写作包含着推动新诗创作的目的。朱光潜认为当时迫切需要研究两个问题：“一是固有的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一是外来的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受”。这两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对于推动新诗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他采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既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纵向比较，又以中外诗歌进行横向比较，即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
1933年朱光潜回国之后，在执教之余，继续从事美学和文学研究工作。主要是结合新文学运动的实际，撰写论文和书评，文章分别收入《孟实文抄》（后略作增删，改名为《我与文学及其他》）和《谈文学》中。同时,他还加强了和作家们的联系。约在1936年初,邀集北平的一些诗人学者梁宗岱、朱自清、冯至、俞平伯、卞之琳、何其芳、沈从文、李健吾、曹葆华等，组成“读诗会”；同年5月，又与胡适、顾颉刚、罗常培、吴世昌、沈从文等发起成立“中国风谣学会”。1937年5月，《文学杂志》创刊，朱光潜任主编。他在发刊词中提出了“自由生发，自由讨论”的口号。这个刊物成为“京派”作家的主要阵地，在当时文艺界有过较大影响。这一阶段，朱光潜在文学理论研究中一方面明确表示反对文学创作以侦探、色情、黑幕、风花雪月、口号教条为内容，反对作家抱“无病呻吟”、“油腔滑调”、“党同伐异”、 “道学冬烘”、“涂脂抹粉”的创作态度；另一方面又主张文艺要与生活保持“距离”，提倡“冷静超脱”，推崇“静穆”。他过去美学著作中的“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能做入世的事业”的“无所为而为”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光潜主要从事美学研究工作，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在一系列重大美学理论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成为美学界一个重要流派的代表。此外还致力于翻译西方美学名著，在批判继承美学遗产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他的《西方美学史》，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西方美学历史的著作。
朱光潜的治学精神：
一、自我解剖,不断批评。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批判和美学辩论中，朱光潜勇于解剖自己，严肃批判了唯 心主义美学思想，特别是他自己曾经宣扬过的唯心主义。作为一位成就斐然的名教授，他的这一行为实在是难能可贵。这以后，他不断地批判自己，不断提出新的 观点和新的问题，堪称学者的楷模。
二、寻求真理、学风端正。朱光潜通过批判唯心主义认识到以往自己是在“迷径里使力绕圈子”，以后开始学习马列主义原著。他在近六十岁时开始自学俄语，并用各种文本（中、德、俄、法、英）进行比较研究，取得一系列新的成果。他提倡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晚年的《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就是他治学精神的具体表现。
三、“三此主义”，忘我精神。朱光潜信奉“三此主义”，即此身，此时，此地：“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 由此身担当起，不推诿给旁人”。“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时做，不拖延到未来。”“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诿到想象中另一地位去做。”这是朱光潜不尚空谈，着眼现在，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的体现。



宗白华(1897一1986)原名之木魁字伯华。哲学家、美学家、诗人。江苏常熟虞山镇人。1916年入同济大学医科预科学习。1919年被五四时期很有影响的文化团体少年中国学会选为评议员，并成为《少年中国》月刊的主要撰稿人，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同年8月受聘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任编辑、主编。将哲学、美学和新文艺的新鲜血液注入《学灯》，使之成为“五四”时期著名四大副刊之一。就在此时，他发现和扶植了诗人郭沫若。1920年赴德国留学，在法兰克福大学、柏林大学学习哲学 、美学等课程。1925年回国后在南京、北京等地大学任教。曾任中华美学学会顾问和中国哲学学会理事。 宗白华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被誉为“融贯中西艺术理论的一代美学大师”。著有《宗自华全集》及美学论文集《美学散步》、《艺境》等。 宗自华于1986年12月2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任何一个爱美的中国人，任何一个热爱中国艺术的人，都应该读这部书--《美学散步》。本书是已故一代美学宗师宗白华先生的代表作，也是他生前惟一一部美学著作，几乎汇集了其一生最精要的美学篇章，其词句典雅优美、充满诗意，是中国美学经典之作和必读之书。
阅读这本书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作者用他抒情的笔触、爱美的心灵引领读者去体味中国和西方那些伟大艺术家的心灵，去体味那些风流潇洒的人们的心灵，待得我们散步归来，就会发觉自己的心灵得到了升华与净化。


宗白华先生以艺术家的态度感受着世间万物，并用那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将其形诸笔端。这样写成的书绝不只是艺术理论，还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这样一位源生于传统文化、洋溢着艺术灵性和诗情、深得中国美学精髓的大师以及他散步时低低的脚步声，在日益强大的现代化的机器轰鸣声中，也许再也难以再现了。然而，如何在愈益紧张的异化世界里，保持住人间的诗意和生命的憧憬，不正是现代人所要关注的一个世界性问题吗？而《美学散步》正好能给我们以这方面的启迪。


中国美学经典之作
美学入门必读书

《美学散步》是宗白华美学论文的第一次结集出版。这个集子里的文章，最早写于1920年，最晚作于1979年，实在是宗白华一生关于艺术论述的较为详备的文集。他没有构建什么美学体系，只是教我们如何欣赏艺术作品，教我们如何建立一种审美的态度，直至形成艺术的人格，而这正是中国艺术美的精神所在。


宗白华曾在《蒙娜丽莎》原作前默坐领略了一小时，他常常兴致勃勃地参观国内的各种艺术品展览会，即使高龄仍不辞劳苦。这位欣赏家的集子里的文章相当准确地把握住了那属于艺术本质的东西，特别是有关中国艺术的特征。作者用他一以贯之的看法引导我们去欣赏中国的诗歌、绘画、音乐，尤其是中国的书法。中国人哀乐的情感能在书法里表现出来，像在诗歌、音乐里那样，别的民族写字还没有能达到这种境地的。

作者认为，写西方美术史，应拿西方各时代建筑风格的变化来贯穿，中国建筑风格的变迁不大，不能用来区别各时代绘画雕塑风格的变迁。而书法却自殷代以来，风格的变迁很显著，可以代替建筑在西方美术史中的地位，凭借它来窥探各个时代艺术的特征。



关于中国民族美学体系的建构，宗白华先生是最具开拓性的，我们可以从其大量的概念和话语的使用中获得诠释，为此冯友兰就曾指出，宗白华是最早建立中国美学体系的人。
--邹其昌


散步者的灵光
初识宗白华先生，是在刚进大学的那一个月，当时买到了一本赵士林的《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概述》，从中得知宗白华是与朱光潜、李泽厚、蔡仪、高尔泰并称的中国当代"五大美学家"之一，并知道了宗白华的治学特点：不建体系，而是注重对艺术的直接感悟，充满灵气与睿智。再后来了解稍多一些，对宗白华的学品、人品更为敬佩。但随着自己学习兴趣的"西移"，好奇感也减弱了许多。待到三年前读了刘小枫的《这一代人的怕与爱》中的《湖畔漫步者的身影》，这个身影才又亲切起来。


《美学散步》所收录的论美文章，生动地凸现的是一个在艺术中遨游的精灵，一种追求生活艺术化的姿态。文章并未按写作发表时间排列，而是按几个大的专题来编排：自述治学之道、中国美学诸问题以及中国艺术的特色和西方美学的几个专论。从中也许不太容易把握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流变轨迹，但还是能够较为完整地理解他治学中所专注的方面，以及他处理这些学术问题的方法。不过，在我心中仍然有这样一个疑团：为什么早年深受德国生命哲学影响的宗白华在旅欧回来后竟会专注于中国古代美学精神？这种转变的契机是什么？又是怎么发生的？--也许只有亲聆教诲者才能体会到转变后面的选择的迫切感与压力。


中国古代美学与西欧古代以来的美学相较而言是零散的、不够体系化、也不够哲学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美学就没有自己的特色，而是意味着凭借某种特殊方式的介入才能将其挖掘出来而不至于隔靴挠痒，这种特殊方式其实正是一种召唤：生命的灵光。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也许正是这种"生命对学术的感应"。"学术"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知"，即能广涉多方而显得博，这个层次也可以成为大家，但终会显得薄；第二个层次是"信"，即把学术上升为可引领实践的信仰，这时的学问已不再是学问，而是人生，这才会显得厚，这种学术里出的大家已是艺术家，如尼采等。

就像刘小枫总结的："作为美学家，宗白华的基本立场是探寻使人生的生活成为艺术品似的创造……在宗白华那里，艺术问题首先是人生问题，艺术是一种人生观，'艺术式的人生'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
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中出现的频率最多的词就是：宇宙、人生、艺术、美、心灵、节奏、旋律、飞舞、音乐化、体验。这些词语既解释了中国艺术的至境，也显现出揭示者的人生至境。维特根斯坦说：想像一种语言就是想像一种生活形式。同样，想像一种艺术（更何况还是"体认"这种艺术，再者，艺术也是一种"语言形式"），也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宗白华选择了一种"纯粹"的中国艺术，也就塑造了一种淡泊、灵启式的生活方式。也许，要想体验到中国艺术至境的乐趣，宗白华的选择是惟一的，但是，世界上的艺术是多姿多彩的，因此人生也应是多元化的，何况，人生的至境也还有其他几种。中国古代美学遇到宗白华真可谓是一种幸运，因为他学贯中西，跳出来又扎进去，这猛子才扎得深。也正是在宗白华的文章里，中国美学的各方特色被熔炼出来并被标举到了极致。也许在他之前也曾有人发掘过，但都不可能像他那样贯入一种极其深沉挚厚的生命意识，这一点或许是得益于他曾深究过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生命哲学。


中国哲学、中国诗画中的空间意识和中国艺术中的典型精神，被宗白华融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问题：一阴一阳谓之道趋向音乐境界，渗透时间节奏书法中的飞舞；其实都体现着一种精神：人的悟道、道合人生，个体生命与无穷宇宙的相应相生。
可以说，宗白华把中国体验美学推向了极致，后人很难再出其右，他作为一个审美悟道者本身已成为一种道显而美的象征。但我们还应藉着散步者的灵光走进茫茫天地之间去不断求索。

朱光潜的美学、文艺学思想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结合现代心理学，将现代人文主义心理学的美学思想运用于文学研究。在康德开始的近代美学研究后，朱光潜将审美同情与道德同情的质的区分作出揭示，指出审美同情消除主客体之间的界限，“把一瞬间的经验从生活中孤立出来，主体‘迷失’在客体中”，也就排除了理性的审美同情中的地位。
他和梁实秋等人都与当时的主流文化不一致，但他们对西方传统的借鉴有古今种种的不一。《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文艺心理学》比较系统地表述了这些美学思想，在当时文学青年中影响较大。《文艺心理学》被一些大学作为文艺理论的教材。朱光潜对文学更直接鲜明的态度在《文学杂志》发刊词《我对本刊的希望》中表露着，他提倡“自由生发，自由讨论”，“不希望某一种特殊趣味或风格成为‘正统’“，”殊途同归地替中国新文艺开发出一个泱泱大国“。这是当时一批立足于独立自由的人文主义立场上的文学家的心声的集中体现：奉行严谨而超脱的风格，强调文学表现人生和怡情悦性的功用，维护文学的独立自足性。他是以一种学者的姿态来要求齐放争鸣，以抗衡包括左翼文艺在内的占主流地位的文艺潮流。 在中国，朱光潜可以说是最早介绍黑格尔并对其研究有成果的学者之一。从1929年7月写《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原理》到20世纪70年代末译完黑格尔《美学》，前后达半个世纪之久。他自己多次讲过：西方美学著作虽是汗牛充栋，但真正有科学价值且影响深广的也只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黑格尔的（美学）。
统观朱光潜一生美学思想逻辑演化的轨迹，和黑格尔哲学有着极为深切的关系。从早期美学来说，朱光潜一方面接受了黑格尔“一原主义”代替“二原主义”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觉得唯理哲学太虚玄，毕竟和现实美感有距离。这样他接受了当时在西方流行的克罗齐直觉说，这样，不可避免地在朱光潜美学系统里产生了矛盾：即黑格尔的唯理论无法架接克罗齐的直觉感性之间的矛盾。抗战期间（中期），在和冯友兰讨论冯氏《新理学》论战过程中，朱逐渐感到自己的美学形而上（哲学）和艺术之间的裂痕，这就促使他进一步研究克罗齐及唯心派哲学。结果他发现唯心派打破“二元论”的企图终归失败。但在研究的过程中既发现克罗齐表现说的毛病；又看到黑格尔打消“二元论”的不彻底。从而他开始用黑格尔“思有同一”命题的精神来修正克氏的表现说，提出“思想和语言是一致”的主客观统一命题。不过，这里的“语言”客观性仍是在思想统摄下的，就象黑格尔的“存在”被思维统摄一样。
实际上，朱光潜此时的美是“主客观统一”命题比起他早先“美既不在物，又不在心”的主客观统一命题更彻底地嘲唯心立场倾斜。他自己也苦恼于跳不开“二元”和“一元”不彻底的循环“怪圈”。新中国成立后，朱先生在重新审视黑格尔，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现黑格尔哲学中除一般认识论之外，还有实践观点的萌芽，也恰恰是这一点被马克思站在唯物辩证法的立场加以改造后对哲学和美学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朱光潜接受了这一实践的观点，美学的主客观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实践的辩证把握过程。这就在真正意义上消解了他早年美学形而上和艺术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总而言之，清理黑格尔和朱光潜美学思想发展的关系，既能加深我们对朱光潜美是“主客观统一”命题丰富内容的理解；同时又能促使我们对黑格尔哲学的包容性和伸展性有一个冷静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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