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御前学术会议成为汉代经学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

儒学是怎样变成王权的附属的？~

董仲舒创立的今文经学借助神学的形式阐发儒家思想，这相对于古典儒学的理性主义精神来说，无疑是一种倒退。但这种倒退却是儒学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在统一的封建社会建立的初期，在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还不很高的情况下，董仲舒只有借助神学的形式才能使儒学从学术殿堂中走出来，变成全社会能够接受和认同的意识形态。如果说古典儒学以政治与伦理紧密结合为基本特征，那么，到了董仲舒这里已变成宗教、政治、伦理三者的紧密结合，这就是董仲舒对儒学的发展。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具有独断的、准宗教的性质，这是不可掩饰的事实。不过也应当看到，董仲舒只不过是借助神学的形式把儒家的入学思想表达出来了。他所关心的依然是人伦关系、社会统治原则等此岸世界的事情，并没有把人们引入超人间的信仰领域，这并不违背儒家的人世传统。所以，从总体上看，他所创立的今文经学还不能完全归结为神学。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既有维护王权的一面，又有与王牴牾的一面。例如，他宣传的民本思想与“天谴”说，都包含着对王权加以限制的意思。另外，今文经学严格地按师法家法传授，不可避免地形成各种门户之见。为了消除经学与王权之间的矛盾和经学内部的分歧，封建帝王常常亲自出面干预学术讨论。甘露三年(前51)汉宣帝在未央宫石渠阁“诏诸儒讲五经异同”，召开御前学术会议，史称“石渠阁议”。有《易》学博士施雠等22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石渠阁议是汉代经学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为建立统一的经学铺平了道路。但它并未完全解决问题。东汉建初四年(79)章帝再次出面，“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白虎议奏》已佚，现存由班固在会后整理成书的《白虎通义》。这是一部自董仲舒以来今文经学经义的总汇，也是一部钦定的儒学法典。《白虎通义》比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更加突出王权至上的思想，强调“王者，父天母地，为立之子”，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臣民们必须绝对服从皇帝的旨意。这样，便把儒学完全变成王权的附庸。《白虎通义》把五经同异中的一些学术分歧，也一概统一到王权至上的观念上，凡危及王权的学说一律予以剔除。《白虎通义》论述了爵、号、谥、五祀、社稷、礼乐、封公侯、京师、五行、三军、诛伐、谏诤、乡射、致仕、辟雍、灾变、耕桑、封禅、巡狩、考黜、王者不臣、蓍龟、圣人、八风、商贾、瑞贽、三正、三教、三纲六纪、情性、寿命、宗族、姓名、天地、日月、四时、衣裳、五刑、五经、嫁娶、绋冕、丧服、崩薨等43个专题，几乎涵盖了封建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方方面面。在这43个专题中，都贯穿着三纲五常这一根本思想。《白虎通义》把今文经学发展到最完备的程度。然而，由于它把今文经学完全纳入专制主义的轨道，从而也就扼杀了它的生机，致使今文经学趋于僵化。
春秋繁露

经学是指中国古代,研究儒家经典,解释其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义理的学问.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仅《四库全书》经部就收录了经学著作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万零四百二十七卷.经学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x0d经学的产生所谓儒家经典,现在一般是指儒学十三经,亦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但早期的儒家经典并不是这十三经.春秋末年（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在长期的政治活动失败后,返回故乡鲁国,编订和整理了一些传统文献,形成了六经.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指出,孔子编辑了《书》,删定了《诗》,编订了《礼》和《乐》,作了《易》的一部分,并根据鲁国的史料创作了《春秋》.（关于六经是否是孔子所作,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议.）自此以后,儒生们就以六经为课本学习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六经就已被人们公认为宝典.经学产生于西汉.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致大量先秦典籍丢失,六经除了《易经》以外也未能幸免于难,所以汉初儒生们即以传习、解释五经（《乐经》完全散佚）为主业.汉武帝即位后,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五经博士.从此儒学独尊,《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神圣的法定经典,也成为广大读书人必读的经典.\x0d两汉经学汉经学

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每一经都置若干博士,博士下又有弟子.博士与弟子传习经书,分成若干“师说”,也就是若干流派.武帝时的五经博士共有七家.武帝以后经学日益兴盛,博士的数量也逐渐增加.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确定了十四家博士.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这十四家都属于今文经学,其官学地位一直保持到东汉末年.今文经学的特点是通过训诂章句为手段,阐发说明孔子的思想,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今文经学以《春秋》为孔子为万世立法的“元经”,其主流就是“春秋公羊学”.公羊学即为《春秋公羊传》里所阐发的微言大义,主要是三科九旨,包括存三统、张三世、异外内、大一统、大居正、大复仇、更化改制等.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为大一统政治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和善于把公羊学理论运用于现实政治中的政治家公孙弘,经过一代代今文经学学者的推阐与实践,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深受汉朝皇帝的重视,始终在汉朝政治中处于主导地位.今文经学发展到西汉后期,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方面由于董仲舒对于公羊学中灾异、符瑞、天人感应的阐发,今文经学由此逻辑发展的后果即是谶纬泛滥,再加之统治者的迷信与提倡,经学逐渐神学化；另一方面由于今文经学继承了较多的原初儒学的色彩,其理论内在地包含着对现实的批判,从而越来越不能为逐渐加强的君主专制所容忍.在这种情况下,自西汉中期开始就已经在民间传授的古文经学兴起.古文经学所依据的经书一般都是西汉中期以后在民间发现的古书,因其是用战国及以前的古文字所书写,故称之为古文经.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并不仅仅是文字篇章的差异,主要在于它们对经书的解释与治学方法的不同.今文经学认为孔子是“为汉制法”的“素王”,而古文经学认为孔子只是古典文献的整理保存者,是一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今文经学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所作,是孔子政治思想所托,其中有许多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则认为六经是上古文化典章制度与圣君贤相政治格言的记录；今文经学注重微言大义,古文经学注重对经文本义的理解和典章制度的阐明.如果说今文经学关注的重心在于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的话,那么自西汉后期开始与之针锋相对的古文经学所关注的重心就是历史史料学与语言学.古文经学的兴起最早起自《春秋谷梁传》,西汉后期曾被立为博士.在王莽当政时期,刘歆极力鼓吹古文经学,并使之立为新朝的博士.东汉时期,古文经学虽然一直没有被立为博士,属于民间学说,但是其影响力越来越大,逐步超出并压倒了今文经学.由于今文经学发展后期日趋繁琐,例如“曰若稽古”四个字可以解释十万字,又有所谓“师法”“家法”的束缚,再加之其与谶纬纠缠过深,使得人们逐渐遗弃了今文经学.而古文经学一来较少受“师法”“家法”的制约,较为自由也较为简明；二来与谶纬瓜葛较少,较为理性；三来其放弃了今文经学的批判性,对君主专制的维护更有优势,所以在今古文经学的长期斗争中,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东汉的古文经学大师有贾逵、许慎、马融、服虔、卢植等,弟子众多,影响很大.而今文经学只有何休取得较大的成就,他的《春秋公羊解诂》是唯一一部完整流传至今的今文经.在今古文经学的长期争辩过程中,互相也在逐渐地渗透,互相融合.东汉初年（公元79年）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就是一个官方召开的企图弥合今古文经学异同的重要的学术会议.会议的成果由班固写成《白虎通》一书.《白虎通》是以今文经学为基础,初步实现了经学的统一.东汉末年,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网罗众家、遍注群经,对今古文经学进行了全面总结,自成一家之言.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基础,但又能吸收今文经学中的优点,态度严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从而超过了前人.自此以后郑学兴盛,这不仅标志着今古文经学之争的终结,也标志着汉代经学的衰亡,之后今文经学也随之消失.

汉朝是经学最为昌盛的时代,朝野内外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书·韦贤传》引民间谚语说“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汉朝的“以经义决狱”是汉朝经学与王朝政治相结合的一大特色,也是汉朝经学繁盛的一大标志.儒生通过司法实践并官学私学教育,移风易俗,把经学思想深深的植入了普通民众之中.

为了消除经学与王权之间的矛盾和经学内部的分歧，封建帝王常常亲自出面干预学术讨论。甘露三年(前51)汉宣帝在未央宫石渠阁“诏诸儒讲五经异同”，召开御前学术会议，史称“石渠阁议”。有《易》学博士施雠等22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石渠阁议是汉代经学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为建立统一的经学铺平了道路。但它并未完全解决问题。东汉建初四年(79)章帝再次出面，“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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