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主张在当时难以实现的原因

孟子当时所在的社会使孟子失败的原因~

　　　　　　　　　　　
　　　　　　　　　　　孟子——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
　　
　　孟子生当战国中期，正是苏秦、张仪这些纵横家大显身手，合纵连横闹腾得最厉害的时候，七大诸侯国都跃跃欲试，企图一统天下，整个中国大地都弥漫着战争硝烟。然而可爱的孟子却仍旧高唱他的仁政、王道之歌，企图用他的理想改变那乱糟糟的世界，将诸侯争霸、遍地硝烟的战国变成没有战争、没有屠杀、没有尔虞我诈，到处都是春光融融，河水泱泱，一片和平，一片宁静的美好世界。他虽然能言善辩，口才出众，但当政者并不买他的账，一方面对他客客气气，以礼相待，而一旦说到他的王道、仁政时，就往往“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知道现实政治没有他的舞台，于是只好“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他虽然没有象当年的孔子一样感叹“吾道穷矣”“吾道不行矣”，但他却真切地认识到他的那套主张行不通，他的理想永远也成不了现实。当年的孔子还当过大司寇，摄行过相位，而终孟子一生只做过齐国的客卿，从来也未能在现实政治中推行他的“王道”、“仁政”，可以说他比孔子失败得更惨。

　　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最为杰出的一位大师。他全盘继承了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并有所发展，形成以“仁政”、“王道”为中心的思想主张。他曾经游说齐、梁，但齐宣王、梁惠王都认为他那一套“迂远而阔于事情”，所以尽管很尊重他，却都不愿意用他。那么孟子的思想主张为什么会不切实用呢？这大概与孟子过分注重书本，不大了解社会实际有着密切的关系。战国中期的诸侯兼并、大国争霸比起“灭国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春秋来更为激烈，可说是烽火连天，七雄都想凭借武力攻灭他国，统一中国，用《史记》中孟子本传的话说叫“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正是苏秦、张仪那样的策士纵横捭阖，大显身手的时候，各国所看重的是那种能使国富兵强的人才，所以“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而朝于齐”。谁能打赢战争，夺得土地、人口、财富，谁就是英雄；至于象孟子这种仍旧抱着“唐、虞、三代之德”，却于现实无补的人，诸侯们自然是敬而远之了。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孟子是个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思想家。只是他太天真，把现实社会想得太美了，他闭门造车，完全按照自己的想象来设计社会、构建现实。他既不顾时代特点，也不计人性善恶，一味地凭借主观想象来设计社会政治的理想蓝图，于是乎他提出了许多既让人向往，又让人感到虚无缥缈的东西：

　　孟子主张行“王道”，反对“霸道”，并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认为善战者要服上刑。他在《公孙丑》上中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所说的“王道”就是“以德服人”，所谓“霸道”就是“以力假仁”。然而用韩非子的话说是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特点“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在战国那个凭实力说话的时代，你还想与人家比道德，那等于是胶柱鼓瑟。各国都想争夺土地、人口、财富，除了战争，别无他法。可孟子却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说什么“善战者服上刑”，愿望虽好，却无异于痴人说梦。

　　与“王道”思想相应，孟子又提出了“仁政”的理想。所谓“仁政”，就是他在《梁惠王》上中所宣传的“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这其中还包括“制民之产”，即他在同篇中所说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详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要求统治者分给每户人家五亩宅基地，每家每户都种上桑树；分给每家百亩土地，按时种上作物；还让每户人家依据时令养好家禽家畜。认为这样做了，就可以“老者衣帛令肉，黎民不饥不寒”。这自然反映了旧时代广大农民“均贫富”和“耕者有其田”的良好愿望，可以得到农民的拥护，可在旧时代又有那个统治者能开明到这种地步呢？至于孟子说只要实行了仁政，即使是弱小之国也可以“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那只有三岁小孩才会相信。

　　孟子在战国时代的思想家中的确最具民主思想，他主张“民贵君轻”，统治者要成为民之父母，而且要与民同乐。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在《离娄》下中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所以统治者必须“为民父母”，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他认为居于上位者决不能“独乐”而应该“与民同乐”。他在《梁惠王》下中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然而只要是阶级社会，就不可能做到民贵君轻，统治者总是高高地居于上位，操控着对人民的生杀予夺，要求统治者象父母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爱护百姓也是不现实的。统治者可以宣传“与民同乐”，但要真正做到与民同乐则是不可能的。朱元璋因孟子讲“民贵君轻”骂他目无君王，将他的牌位迁出文庙，自然反映了“君主至上”的思想，可也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孟子的这一主张行不通。

　　孟子的理想主义还反映在他的人性论上。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人皆可具有仁义礼智四端，都可成为尧舜。本来人脱离母体，来到世上，就其本性而言无所谓善恶，善良也罢，丑恶也罢，都是后天环境所致。可孟子却天真地认为“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在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人之四体是从母胎里带来的，是人体基因的基本遗传，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四端则是后天才有的；一旦进入社会，人性就会产生分化，或者变善，或者变恶，或者善恶兼有。尧舜是传说中的远古贤君，是经儒家层累堆积起来的，本就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怎么可能“人人皆可为尧舜”呢。按照孟子的说法，战国的诸侯们自然只能一心向善，象上古的贤君尧舜一样恭行仁义之道，既不发动战争，也不去争夺他国的土地和人口，对臣下、百姓都讲仁义礼智。如果这样，那天下不早就太平了，战国也就不成其为战国了。

　　孟子的这些思想和主张如果放在一个发达的公民社会，那是有可能实现的；可惜的是，他所处的是兼并、争夺最为激烈、最为残酷的战国中期，战争成为推动一个国家强盛的基本的、主要的手段。要想在战国七雄中立稳脚跟，唯一的办法就是对内推行改革，加快富国强兵的步伐；对外发动战争，不断蚕食别国的土地，掠夺别国的土地和人口。如果单凭一国之力不够的话，那就或是合纵，以楚国为轴心，从南向北组成联合战线，共同对付早就对中原虎视眈眈的秦国；要么联横，以秦国为中心，从西往东，建立反对楚国的联合战线。所以在当时最受七雄青睐的是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战国这个巨大的外交、政治、军事舞台上纵横捭阖，呼风唤雨，显示出巨大的能量，而结果也正形成“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的局面。可天真的孟子却不识时务，还在不遗余力地宣传他那一套“王道”、“仁政”的主张，还在向齐宣王、梁惠王们兜售“民贵君轻”、“与民同乐”的思想，还在大讲什么人性本善，都具有仁义礼智四端的道理，这自然要让这些诸侯们“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如果说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世外桃源的话，那孟子所勾画的这幅图景则是世内桃源。世外桃源因是“与外人间隔”的“绝境”，它的存在倒还有可能；然而靖节先生还是心知肚明，所以后文接着说：“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还说：“后遂无问津者。”可见，即使是世外桃源也近于海市蜃楼，瞬间即逝的。至于孟子的“世内桃源”，那就更是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即了。

　　不过，人总是要点理想的，如果没有理想，人类社会就永远也不会进步。孟子的那些思想主张虽不合战国之宜，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有的已经变成现实，有的正将变成现实。所以，作为后人，我们不可讥笑孟子，而应为我国的思想史上有这样一位理想主义的思想家而感到高兴。

天朝田亩制度》确立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是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和这次农民起义特色的纲领性文件。但他并未超出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他所描绘的理想天国，仍然是闭塞的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生活方式；同时又是一个没有商品交换的和绝对平均的社会。这种社会理想具有不切实际的空想的性质。因此，《天朝田亩制度》的主张难以实现。
太平天国的领导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案，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天朝田亩制度》所提出的平分土地方案，是农民阶级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否定。它反映了当时广大贫苦农民强烈地反对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要求，以及获得土地、追求平等平均的理想社会的渴望。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地权’和‘平均土地’的思想，无非是为了完全推翻地主权力和完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而斗争的农民力求平等的革命愿望的表现而已。”但是，《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分配土地和“通天下皆一式”的社会经济生活方案，是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会财富，以求人人平等，是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这种方案不可能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相反，它将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水平上，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理想化、固定化。因此，它又具有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这个文件还规定天王的高度集权，官员的世袭制等，都表现了封建的等级关系。

《天朝田亩制度》既具有革命性，又具有封建落后性，这个矛盾是由农民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太平天国领袖们绘制的平分土地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图案，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为了适应现实的迫切需要，就不得不采取一些较为切实可行的措施。大约在《天朝田亩制度》颁布后不久，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根据天京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向洪秀全建议在安徽、江西等地“照旧交粮纳税”。这个建议，经洪秀全批准施行。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就是仿照清朝的办法，即地主是田赋的主要交纳者，征收地丁银和糟粮。这表明太平天国承认地主占有土地，并允许地主收租。封建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虽然受到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分配土地和“通天下皆一式”的社会经济生活方案，是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会财富，以求人人平等，是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这种方案不可能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相反，它将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水平上，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理想化、固定化。因此，它又具有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这个文件还规定天王的高度集权，官员的世袭制等，都表现了封建的等级关系。
《天朝田亩制度》既具有革命性，又具有封建落后性，这个矛盾是由农民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太平天国领袖们绘制的平分土地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图案，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为了适应现实的迫切需要，就不得不采取一些较为切实可行的措施。大约在《天朝田亩制度》颁布后不久，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根据天京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向洪秀全建议在安徽、江西等地“照旧交粮纳税”。这个建议，经洪秀全批准施行。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就是仿照清朝的办法，即地主是田赋的主要交纳者，征收地丁银和糟粮。这表明太平天国承认地主占有土地，并允许地主收租。封建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虽然受到冲击，但并没有改变

参考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43009.htm 冲击，但并没有改变。

(1)孔孟政治学说的核心是“仁政 . 结局及其原因:孔孟的主张在当时没有能实现.因为孔孟主张不适合春秋战国时期大国争霸以暴力建立新的统治秩序的政治要求.

孔孟的主张在当时没有能实现.因为孔孟主张不适合春秋战国时期大国争霸以暴力建立新的统治秩序的政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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