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韩愈的天命论文章

韩愈推崇天命论?~

韩愈：推崇天命论。为维护封建统治，用儒家天命论和封建纲常反对佛道观点。
柳宗元：反对天命论。天地无意志，不能赏罚；帝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历史发展非圣人意．势也：
刘禹锡：反对天命论。人能胜于天，人们解释不了不合理现象，就不得不归之天命。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

冯翼惟象，何以识之？

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授殷天下，其德安施？

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摘自屈原《天问》本始之茫，诞者传焉。鸿灵幽纷，易可言焉！往来屯屯，厖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位庸庇民，仁克莅之。纣淫以害，师殛圮之。

——摘柳宗元《天对》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无论》，这篇哲学论著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论点，反对天命论。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

——摘自林克《在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断》（见《缅怀毛泽东》下册第56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

关于历史。——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的谈话

主席认为柳宗元的文章的思想性比较韩愈的高，不过文章难读一些。他指出；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我问主席能否说柳宗元是唯物主义者？他说顶多能说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成份。主席很推崇刘禹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两句诗他就很欣赏。主席对历史实在熟，说到这两句诗时，立刻说出这首诗是刘禹锡送白居易的。刘禹锡的文章不多，但他所作《天论》三篇，主张‘天与人交相胜’之说，他的反对迷信，反对因果报应的思想，主席给以较高的评价。我问主席，刘禹锡可否算作是唐朝的一个朴素唯物主义者？主席说：“可以。”主席对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的评价与我们想的不同，他都同我们作了具体分析。

——摘自毛泽东1965年6月20日在上海同刘大杰的谈话（见《毛泽东在上海》第14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解析〕

作为进步的政治家和诗人，屈原以其独特的艺术想象和批判精神，在《天问》中提出了170多个疑问，内容涉及天地的形成和结构，以及人类社会变迁的种种神话传说，诸如伏羲为帝，女娲造人，殷受天命等等既成的传说和信念，屈原都表示了大胆的怀疑和驳难，体现了神话不可依，天命不可待的历史理性观念。故鲁迅说屈原的《天问》“怀疑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

《天对》是柳宗元被谪贬永州（今湖南零陵）期间写的论著，它以逐段回答《天问》的形式，批判地继承了《天问》的思想，发展了荀况的“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观点和王充等人的“元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学说，并吸收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批驳了各种把自然界神化的传说和神灵创世的廖论。作者认为：在天地未形成以前，宇宙间只存在着一种叫做“元气”的原始物质；宇宙是无限的；天地万物是由宇宙间阴阳两种元气的变化产生的。这些观点，不但坚持了唯物论，而且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因素，对推进我国古代唯物主义的宇宙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作者还运用无神论去解释历史，驳斥了“群权神授”的谬说，指出人心的向背是决定王朝兴废的主要原因，这在当时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天问》既是一篇气势磅礴的文学作品，又是一篇表达历史理性思维的哲学论著，把二者结合起来，屈原是第一个。故引起思想家而兼诗人的毛泽东的重视。《天问》的“了不起”，在于它提出了问题；《天对》的了不起，则在于它以唯物主义思想和诗的形式回答了问题，而且《天问》产生以来，就这么一篇有胆识的“对”，这是毛泽东格外推崇柳宗元的地方。

毛泽东认为，要全面准确地评价柳宗元的文学创作的积极意义，就不能抛开他在唯物主义思想方面的突出贡献。《光明日报》1959年3月1日刊载了一位文学史家写的读书札记《柳宗元的诗》，简要分析了柳宗元的政治讽喻、反映民生疾苦、抒发个人牢骚、离乡去国的悲愁几类题材的作品。毛泽东读后，对工作人员谈了自己的看法：“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说》，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我们在前面引的那段话。工作人员在回忆中说到柳宗元的《天论》，提出“天与人交相胜”的观点，可能是误记。提出这个观点的是刘禹锡的《天论》，但柳宗元是赞成这个观点的。柳宗元在读到刘禹锡的《天论》后，曾写了《答刘禹锡〈天论〉书》，说刚读时，“大喜，谓有以开吾志虑”，在这篇文章，他便引了刘的天人“交胜”之说。

刘禹锡写《天论》，则是起因于柳宗元的另一篇文章，叫《天说》。刘的意思是要欲毕《天说》未究之言。《天说》是柳宗元在永州时写的一篇短文，是同韩愈就天有无意志问题进行论战的。韩愈认为天有意志，能赏功罚祸，柳宗元在这篇文章中说天地、元气、阴阳都是物质，没有意志，人类社会是“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很熟悉。1963年5月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一次谈话中说：“柳宗元30岁到40岁有10年都在永州，他的山水散文，与韩愈论辩的文章，就是在永州写的。”

毛泽东说“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是指刘禹锡的《天论》（上、中、下）。《天论》是刘禹锡的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主要论述了天的物质性、天与人的关系、产生天命论的根源三大问题。柳宗元的《天说》只阐明了天人相异的观点，刘禹锡的《天论》3篇则进一步提出了“天非务胜乎人”，而“人诚务胜乎天”的观点，所以说是“发展了”柳宗元的唯物主义。

刘大杰在《一次不平常的会见》这篇文章中还记叙，毛泽东1965年6月20日同他的谈话中，还从天命观说到王安石。刘大杰说：对于宋朝的王安石，我们一向总以为他能反对天命、反对封建宗法是他的进步之处。主席却认为，在王安石之前已经有人提出过反对天命、反对封建宗法的思想，譬如屈原、王充。主席说：王安石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在神宗皇帝时代，他搞变法，当时很多人攻击他，他不害怕。封建社会不比今天，舆论可以杀人，他能挺得住，这一点不容易做到。主席还说：“要学习王安石这种‘人言不足恤’的精神，不要害怕批评，要敢于发展、坚持自己的见解。”

毛泽东由此及披地阅读和评论《天问、《天对》、《天说、《天论》以及王安石的“人言不足恤”的观点，足见其读书方法之一斑，也说明他对古代哲学中“天人关系”这一课题的重视。

希望这些对你有帮助！

梁衡的《读韩愈》具体原文如下：
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文章写得好是真的。所以，我读韩愈其人是从读韩愈其文开始的，因为中学课本上就有他的《师说》、《进学解》。课外阅读，各种选本上韩文也随处可见。他的许多警句，如：“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跨越了一千多年，仍在指导我们的行为。
但由文而读其人却是因一件事引起的。去年，到潮州出差，潮州有韩公祠，祠依山临水而建，气势雄伟。祠后有山曰韩山，祠前有水名韩江。当地人说此皆因韩愈而名。我大惑不解，韩愈一介书生，怎么会在这天涯海角霸得一块山水，享千秋之祀呢？
原来有这样一段故事。唐代有个宪宗皇帝十分迷信佛教，在他的倡导下国内佛事大盛，公元八一九年，又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迎佛骨活动，就是将据称是佛祖的一块朽骨迎到长安，修路盖庙，人山人海，官商民等舍物捐款，劳民伤财，一场闹剧。韩愈对这件事有看法，他当过监察御史，有随时向上面提出诚实意见的习惯。这种官职的第一素质就是不怕得罪人，因提意见获死罪都在所不辞。所谓“文死谏，武死战”。韩愈在上书前思想好一番斗争，最后还是大义战胜了私心，终于实现了勇敢的“一递”，谁知奏折一递，就惹来了大祸；而大祸又引来了一连串的的故事，成就了他的身后名。
韩愈是个文章家，写奏折自然比一般为官者也要讲究些。于理、于情都特别动人，文字铿锵有力。他说那所谓佛骨不过是一块脏兮兮的枯骨，皇帝您“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岂不盛哉，岂不快哉！”这佛如果真的有灵，有什么祸殃，就让他来找我吧。（“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这真有一股不怕鬼，不信邪的凛然大气和献身精神。但是，这正应了我们现时说的，立场不同，感情不同这句话。韩愈越是肝脑涂地陈利害表忠心，宪宗越觉得他是在抗龙颜，揭龙鳞，大逆不道。于是，大喝一声把他赶出京城，贬到八千里外的海边潮州去当地方小官。
韩愈这一贬，是他人生的一大挫折。因为这不同于一般的逆境，一般的不顺，比之李白的怀才不遇，柳永的屡试不第要严重得多，他们不过是登山无路，韩愈是已登山顶，又一下子被推到无底深渊。其心情之坏可想而知。他被押送出京不久，家眷也被赶出长安，年仅十二岁的小女儿也惨死在驿道旁。韩愈自己觉得实在活得没有什么意思了。他在过蓝关时写了那首著名的诗。我向来觉得韩愈文好，诗却一般，只有这首，胸中块垒，笔底波涛，确是不一样：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是给前来看他的侄孙写的，其心境之冷可见一斑。但是，当他到了潮州后，发现当地的情况比他的心境还要坏。就气候水土而言这里条件不坏，但由于地处偏僻，文化落后，弊政陋习极多极重。农耕方式原始，乡村学校不兴。当时在北方早已告别了奴隶制，唐律明确规定了不准没良为奴，这里却还在买卖人口，有钱人养奴成风。“岭南以口为货，其荒阻处，父子相缚为奴。”其习俗又多崇鬼神，有病不求药，杀鸡杀狗，求神显灵。人们长年在浑浑噩噩中生活。见此情景韩愈大吃一惊，比之于北方的先进文明，这里简直就是茹毛饮血，同为大唐圣土，同为大唐子民，何忍遗此一隅，视而不救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同在一片蓝天下，人人都该享有爱。按照当时的规矩，贬臣如罪人服刑，老老实实磨时间，等机会便是，决不会主动参政。但韩愈还是忍不住，他觉得自己的知识、能力还能为地方百姓做点事，觉得比之百姓之苦，自己的这点冤、这点苦反倒算不了什么。于是他到任之后，就如新官上任一般，连续干了四件事。一是驱除鳄鱼。当时鳄鱼为害甚烈，当地人又迷信，只知投牲畜以祭，韩愈“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大除其害。二是兴修水利，推广北方先进耕作技术。三是赎放奴婢。他下令奴婢可以工钱抵债，钱债相抵就给人自由，不抵者可用钱赎，以后不得蓄奴。四是兴办教育，请先生，建学校，甚至还“以正音为潮人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推广普通话。不可想象，从他贬潮州到再离潮而贬袁州，八个月就干了这四件事。我们且不说这事的大小，只说他那片诚心。我在祠内仔细看着题刻碑文和有关资料。韩愈的确是个文人，干什么都要用文章来表现，也正是这一点为我们留下了如日记一样珍贵的史料。比如，除鳄之前，他先写了一篇《祭鳄鱼文》，这简直就是一篇讨鳄檄文。他说我受天子之命来守此土，而鳄鱼悍然在这里争食民畜，“与刺史亢拒，争为长雄。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他限鳄鱼三日内远徙于海，三日不行五日，五日不行七日，再不行就是傲天子之命吏，“必尽杀乃止”！阴雨连绵不断，他连写祭文，祭于湖，祭于城隍，祭于石，请求天晴。他说天啊，老这么下雨，稻不得熟，蚕不得成，百姓吃什么，穿什么呢？要是我为官的不好，就降我以罪吧，百姓是无辜的，请降福给他们。（“刺史不仁，可以坐罪；惟彼无辜，惠以福也。”）一片拳拳之心。韩愈在潮州任上共有十三篇文章，除三篇短信，两篇上表外，余皆是驱鳄祭天，请设乡校，为民请命祈福之作。文如其人，文如其心。当其获罪海隅，家破人亡之时，尚能心系百姓，真是难能可贵了。
一个人为文不说空话，为官不说假话，为政务求实绩，这在封建时代难能可贵。应该说韩愈是言行一致的。他在政治上高举儒家旗帜，是个封建传统思想道德的维护者。传统这个东西有两面性，当它面对革命新潮时，表现出一副可憎的顽固面孔。而当它面对逆流邪说时，又表现出撼山易撼传统难的威严。韩愈也是这样，他一方面反对宰相王叔文的改革，一方面又对当时最尖锐的两个社会问题，即藩镇割据和佛道泛滥，深恶痛绝，坚决抨击。他亲自参加平定叛乱。到晚年时还以衰朽之身一人一马到叛军营中去劝敌投诚，其英雄气概不亚于关云长单刀赴会。他出身小户，考进士三次落第，第四次才中进士，在考官时又三次碰壁，乌纱帽得来不易，按说他该惜官如命，但是他两次犯上直言，被贬后又继续尽其所能为民办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以国为任，以民为本，不违心，不费时，不浪费生命。他又倡导古文运动，领导了一场文章革命，他要求“文以载道”、“陈言务去”，开一代文章先河，砍掉了骈文这个重形式求华丽的节外之枝，而直承秦汉。所以苏东坡说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他既立业又立言，全面实践了儒家道德。
当我手倚韩祠石栏，远眺滚滚韩江时，我就想，宪宗佞佛，满朝文武，就是韩愈敢出来说话，如果有人在韩愈之前上书直谏呢？如果在韩愈被贬时又有人出来为之抗争呢？历史会怎样改写？还有在韩愈到来之前潮州买卖人口、教育荒废等四个问题早已存在，地方官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任又一任，其任职超过八个月的也大有人在，为什么没有谁去解决呢？如果有人在韩愈之前解决了这些问题，历史又将怎样写？但是没有，什么都没有。长安大殿上的雕梁玉砌在如钩晓月下静静地等待，秦岭驿道上的风雪，南海丛林中的雾瘴在悄悄地徘徊。历史终于等来了一个衰朽的书生，他长须弓背双手托着一封奏折，一步一颤地走上大殿，然后又单人瘦马，形影相吊地走向海角天涯。
人生的逆境大约可分四种。一曰生活之苦，饥寒交迫；二曰心境之苦，怀才不遇；三曰事业受阻，功败垂成；四曰存亡之危，身处绝境。处逆境之心也分四种。一是心灰意冷，逆来顺受；二是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三是见心明志，直言疾呼；四是泰然处之，尽力有为。韩愈是处在第二、第三种逆境，而选择了后两种心态，既见心明志，著文倡道，又脚踏实地，尽力去为。只这一点他比屈原、李白就要多一层高明，没有只停留在蜀道叹难，江畔沉吟上。他不辞海隅之小，不求其功之显，只是奉献于民，求成于心。有人研究，韩愈之前，潮州只有进士三名，韩愈之后，到南宋时，登第进士就达一百七十二名。是他大开教育之功。所以韩祠中有诗曰：“文章随代起，烟瘴几时开。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莱！”这倒使我想到现代的一件实事。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中，京城不少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并发配到基层。当时王震同志主持新疆开发，就主动收容了一批。想不到这倒促成了春风渡玉门，戈壁绽绿荫。那年我在石河子采访，亲身感受到充边文人的功劳。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大的委屈，历史绝不会陪你哭泣，而它只认你的贡献。悲壮二字，无壮便无以言悲。这宏伟的韩公祠，还有这韩山韩水，不是纪念韩愈的冤屈，而是纪念他的功绩。
李渊父子虽然得了天下，大唐河山也没有听说哪山哪河易姓为李，倒是韩愈一个罪臣，在海边一块蛮夷之地施政八月，这里就忽然山河易姓了。历朝历代有多少人希望不朽，或刻碑勒石，或建庙建祠，但哪一块碑哪一座庙能大过高山，永如江河呢？这是人民对办了好事的人永久的纪念。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他与百姓利益，与社会进步连在一起时就价值无穷，就被社会所承认。我遍读祠内凭吊之作，诗、词、文、联，上自唐宋下迄当今，刻于匾，勒于石，大约不下百十来件。一千三百多年了，各种人物在这里奖韩公不知读了多少遍。我心中也渐渐泛起这样的四句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八月为民兴四利，一片江山尽姓韩。
韩愈（768～824），字退之，世称韩昌黎，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祖籍河北昌黎，长庆四年，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韩愈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领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地位崇高。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曾积极参加讨伐淮西叛藩吴元济的战争，任裴度的行军司马。思想上，韩愈崇奉儒学，力排佛老，同时宣扬天命论，认为“天”能赏善罚恶，人只能顺应和服从天命。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
人物简介：
韩愈在科名和仕途上屡受挫折，思想倾向复古。他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唐王朝统一。在思想上提倡儒家正统思想，批判佛老思想。他领导了唐代反骈文的“古文运动”，反对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文风。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他的文章气势宏大、豪逸奔放、曲折多姿、新奇简劲、逻辑严整、融会古今，无论是议论、叙事或抒情，都形成独特的风格，达到前人不曾达到的高度。他的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二十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二十五岁后，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三十六岁后，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五十岁后，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五十七岁终。政治上较有作为。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 　
作品风格：
韩愈诗歌的特点之一，用晚唐诗论家司空图的话说，就是“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奋腾于天地之间”（《题柳柳州集后》），简单地说，就是以气势见长。大历、贞元以来，诗人局限于抒写个人狭小的伤感与惆怅，他们笔下的自然景物也多染上了这种情感色彩；他们观察细致、体验入微，但想象力不足，气势单薄。而韩愈的诗则以宏大的气魄、丰富的想象，改变了诗坛上的这种纤巧卑弱现象。他的诗大都气势磅礴，如《南山诗》扫描终南山的全貌，春夏秋冬、外势内景，连用五十一个“或”字，把终南山写得奇伟雄壮，气象万千。

儒家的创始者孔子,虽不语怪、力、乱、神,但仍是肯定天命与鬼神之存在;西汉以来,儒学为适应封建帝王统治之需要,大力宣扬君权天授,符命之说.韩愈在三家的争论的焦点中,力排佛、道家,以树立儒学之道统,在天人关系的课题上,他亦继承了传统儒学的天命论.他继承了汉代儒学的天人感应之说,宣扬道统天命论,深信"唐受天命为天子"[1],在其诗、文、论、书等著作中,一再地宣扬天命论之思想.然因其仕途追(邅),际遇坎坷,而又时有不同之看法.今试析其天人思想如下.

文章摘要:　儒家的创始者孔子，虽不语怪、力、乱、神。但仍是肯定天命与鬼神之存在；西汉以来。儒学为适应封建帝王统治之需要。大力宣扬君权天授。苻命之说。韩愈在三家的争论的焦点中，力排佛、道家，以树立儒学之道统。在天人关系的课题上，他亦继承了传统儒学的天命论。他继承了汉代儒学的天人感应之说，宣扬道统天命论，深信“唐受天命为天子”，在其诗、文、论、书等著作中，一再地宣扬天命论之思想。然因其仕途迍这。际遇坎坷，而又时有不同之看法。今试析其天人思想如下。
文章快照:　尊崇天命韩愈将天视为能赏善罚恶，有意志的主宰者。他曾说：“君子病乎在己，而顺乎在天。??所谓病乎在己者仁义存乎内，彼圣贤者能推而广之，而我蠢焉为众人。所谓顺乎在天者，贵贱穷通之来，平吾心而随顺之，不以累于其初。”阁“三子者之鸣信普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则悬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圈其意是以为人之贵贱祸福，胥赖天意志所定，人当以平心随顺处之，勿妄生愤懑疑虑。上人之遭遇之幸与不幸，诚非个人之力量所能改变，于是在友人孟东野遭遇困逆之际，劝其应“知其为天所假，自当听天所命”问，淡视宦海之浮沉，摆脱消极苦闷，振作自强，自可成为时代之善鸣者，于此无疑的是韩愈天命观的反映，即使是他自己于遭逢怀才不遇之时，亦日：“盖上天之生予，亦有期于下地。盍求配于古人，独怊恨而无位，惟得之而不能，乃鬼神之所戏。

历史上彝族统治者为了维持和巩固政权，竭力宣扬天命论、血统论思想。尤其是过去凉山彝族地区，统治者宣扬：“富与贫定于命运，智与愚由于天意，寿与夭定于生辰”，“生命靠上天，吃饭靠主子”，“大鱼吃小鱼，虎豹吃牛羊；强族吃弱族兹莫（统治阶级）吃百姓”，“鹰吃鸡，鸡吃虫，虫吃沙”，这些天经地义，命中注定之事都是上天安排的。这种天命论思想与原始宗教结合在一起，论证了统治者权益的合理性，消磨了被统治者的反抗意识，成为人们的精神桎梏。与天命论紧密相联系的血统论是以凉山彝族等级制中的血缘观念为基础的。统治者竭力宣扬血统的高低，骨头的好坏，为其统治合理化、合法化辩护。如“诺伙（黑彝）一滴血，价值九两金”，“贤能人生贤能子，贤能儿子当德古（调解纠纷的说客）、勇敢人生勇敢儿，勇敢儿子有力量”，“富人种生富人子，富人儿子有牛羊。”凉山彝族统治者为了维护其“高贵血统”的纯洁，严格实行等级内婚制，宣扬“人由种，水由泉”，“母猪是黄色，小猪必是黄色”，“猫种生来会捕鼠，鼠种生来会打洞”。天命论、血统论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凉山彝族统治者大肆宣传和利用天命论、血统论，使这种思想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成为凉山彝族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

韩愈主张唯心主义的~他认为，天有意志，能赏罚。贵贱祸福都取决于天的意志，人对天只能随顺敬畏，不可以人力改变天命。
在我国古代，统治阶级为了取天下，其惯用的手法就是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来大造政治舆论，也就是统治阶级宣扬的“天命论”。所谓“天命论”则认为“天”能致命于人，能决定人类的命运。天命论最初发生于殷商时期。从古器物发掘中见到的甲骨卜辞，彝器铭文，说明了当时统治阶级自称“受命于天”，或把自己的意志假托为上帝的命令，称之为“天命”，用来作为对人民进行统治压迫的合理依据。如周代的最高统治者就称为“天子”。在商周青铜器铭文中“受命于天”的辞句比比皆是。如在宝鸡贾村塬出土西周重要青铜酒器何尊，其铭文中就有“王受大(天)令(命)”的语句，意思是文王受到上天授于的统治天下的大命。周人为了代殷取天下，为了制造舆论，就曾编造出了“凤鸣岐山”，“周室当兴”的神话故事。又如，宝鸡县杨家沟出土的秦武公时期的秦公钟、 铭文中就有“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的辞句等等。秦人与周人长期杂居，不可能不受其影响。而笔者认为，秦人为了代周“霸天下”正是受周编造“凤鸣岐山”神话故事的影响，才编造出了“陈宝”的神话故事，即“宝鸡神”的故事，其手法与周人一脉相承，如出一辙，可以说是对周“天命论”文化的全面继承。这从秦人杜撰“宝鸡神”故事的过程中就已说的十分明白。《搜神记》：“彼二童子名陈宝，得雄者王，得雌者霸。”又《晋太康地志》：“……亦语曰：‘二童子名陈宝，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陈仓之民乃逐二童子，化为雉(野鸡)，雌上陈仓北阪，秦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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