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与诗词的渊源关系探究

对联是汉语特有的文学形式，它实用性强~

　　对联是汉语特有的文学形式，它实用性强，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早已融入了民间习俗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对联又称楹联，因古时多悬挂于楼堂宅殿的楹柱而得名，有偶语、俪辞、联语、门对等通称，以“对联”称之，则开始于明代。 它是一种对偶文学，起源于桃符，是利用汉字特征撰写的一种民族文体，它与书法的美妙结合，又成为中华民族绚烂多彩的艺术独创。
　　对联一般不需要押韵（律诗中的部分对联才需要押韵）。大致可分诗对联，以及散文对联，严格、分大小词类相对。传统对联的形式相通、内容相连、声调协调、对仗严谨。
　　对联作为一种习俗，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中国国务院把楹联习俗列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楹联习俗在华人乃至全球使用汉语的地区以及与汉语汉字有文化渊源的民族中传承、流播，对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有着重大价值。

对联也叫楹联、对帖、对子，是悬挂或粘贴在壁间、柱上的联语，系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深受人民群众喜爱。
追根溯源，哪一副对联是联史上的第一副呢？众说纷纭，一般公认《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的说法，五代时蜀主孟昶(chǎng)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一联最古。宋代推而广之，民间几乎家家贴对联了。王安石诗“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即为明证。到了明代，朱元璋下诏民间新春都得贴春联，并微服私访，亲自为未贴联者挥毫写联。清代的康熙、乾隆等皇帝很喜欢写对联，也是对联的积极倡导者。经过历代的提倡，贴对联便蔚然成风。
对联的基本特征是词语对仗和声律协调，字数多少无定规，以短小精悍见称。它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可以抒怀言志，扬清激浊，使人读了既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又得到美的享受。它大体分为春联、寿联、婚联、丧联、宅第联、行业联、名胜联等。一副好的对联，是思想的升华、哲理的结晶、文学知识的浓缩、音乐韵律的体现。它形式短小，寓意无穷。它用途之广、教益之多，不胜枚举。
洛阳是十三朝古都，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人们对于对联的喜爱，自然是世代相袭，久用成俗。像龙门联“九朝不改青山色，百洞斧凿佛万尊”；白居易墓联“心中怀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关林联“义存汉室丹心耿，志在春秋浩气存”等，均不知出于何代，足见用联之早。

对联与诗词的渊源关系探究
对联又称楹联、楹帖、对子，它包括名胜联、春联、喜庆联、哀挽联、修养治学联、建房乔迁联、行业联等。对联称副，由上下两联所组成，有着独特的形式与规范。在中国的古代韵文体裁中如骈文、诗词、铭赋，都要以对联为基础，所以过去的读书人，无不以对对子为基本功。本文试图从对偶的角度，探索对联与诗词的渊源。
一、 对联起源于偶文。
对偶的应用，是人类使用语言、文字的自然产物。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在朴素的对称美学观念的影响下，无意识地创造了对称性的语言。文字产生以后，文人们将这些语言、思想记录下来，就产生了对称性的文句，即为偶文，音形义三位一体的单音节方块汉字是偶句产生的重要基础。上古时期的《吴越春秋》中载有一首《弹歌》（传为黄帝所作）：
断竹，续竹；
飞土，逐宍。
“宍”，古“肉”字。歌辞的意思是，割断竹子，连接成弓，装上泥土，飞射禽兽，猎取肉食。歌辞两言一句，音节短促，节奏感很强，可能是制弹弓时所唱，也可能是用弹弓狩猎时所唱，非常古朴敦厚，反映了当时人类的生活。用现代汉语语法分析，四个短句都是动宾结构，词性相当，虽然不是对联，但其对偶的修辞法与现在的律联是一致的。
可以说：古典文学著作中对偶句，是对联的最初形式
对联作为一种民族、民俗文学，有其自身的特点，它特别强调对仗的工稳，讲究平仄协调，韵律合拍。它虽产生于唐代律诗，但它的形成，是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的。《诗经》、《楚辞》、诸子百家著作、汉赋、唐诗等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对偶句，就是对联的原始形式。唐代文化的繁荣发展，为对联的产生打下了基础，使对联脱颖而出，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逐步完善了自身规范，扩大了应用范围。从五代后蜀孟昶的第一副春联起，到现在已发展到有数十个门类，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成为文学之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学、哲学、逻辑、人文、书法、造型、建筑等诸学科，汲取多方面的知识和养料，使自己发育成为艺苑中的一枝奇葩。对联与其它文体不同，它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实用性，因此它没有随历史的兴衰而湮没，而是从民族文化中汲取了对自已有益的素养，从单一的门类——春联，发展成一门综合性学科，在历代帝王和文人的推广下，从宫廷遍及到民间，形成我国的一种民俗，并成为我国各族人民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诗经》对楹联形成的深远影响
《诗经》原名为《诗》，或《诗三百》，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所反映的历史时期，是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其间经历了500年之久。《诗经》共有各种内容的作品305篇，分为《风》(《十五国风》)、《雅》(《小雅》、《大雅》)、《颂》(《周颂》、《鲁颂》、《商颂》)三个部分。《风》是地方土调，《雅》是正声，《颂》是庙堂乐章，配上乐曲，可歌可舞。《诗经》是研究西周至春秋中叶期间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民俗的第一手资料。本文着重探讨《诗经》的修辞手法，以见其对对联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诗经》运用赋比兴手法，来“直书其事”，用比喻进行“体物写志”，多用排比格式，铺陈有序，层次分明。《诗经》中有不少作品是描写爱情的，如《风》里的《关睢》、《标有梅》等。但也有很大一部分作品，是反映奴隶们对奴隶主的愤怒与反抗，奴隶们指责那些奴隶主和贵族“不稼不穑”，“不狩不猎”的腐朽寄生生活，奴隶们把这些统治者们描写成贪婪的田鼠(《魏风•硕鼠》)。这些篇章的内容是积极的，排句结构异常整齐。这种排列形式对唐诗和对联的形成，起着极为重要的借鉴作用，象《小雅•采薇》中的一节，可以看作是一副较为完善的八言对联：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再如《大雅•早麓》中的诗句：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
岂弟君子，遐不作人。
《诗经》中的对偶句，非常工整，词组结构和对联规范非常相似。这种排列整齐，且字数相等的对偶诗句，对于后起的对联形成，无疑起着启迪作用。
三、诸子百家学说，为楹联提供了理论基础
春秋末年，逐渐形成了知识分子阶层，各国封建统治者纷纷收罗那些具有治国韬略的志士仁人，为巩固和发展他们的政权服务。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涌现了像孔子、墨子、老子、荀子、庄子，并产生了儒家、墨家、道家学派等一系列学术体系。可以说战国时代(前48l—前221)在我国文化史上，是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它进一步奠定了我国数千年来的文明基础，给后代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诸子学说，对历史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诸子的著作特别讲究语言的精炼，文章中有大量的对偶排句，如《礼记•表记》：“情欲信，辞欲巧。”《左传》：“言之不文，行而不远。”《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哀于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记》相传是孔子再传弟子公孙尼子所著，是一部以音乐为题的专门论著，文中贯穿孔子的“声音之道”的哲理，有些篇幅，通篇以长短排句，论证“音乐”与“时事”的关系，如将其中的对偶句略加调正。就是一副极富哲理的对联。如：
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
《论语》是采用春秋末年的材料，由战国初的文人编集起来的。其中记录了孔子和他弟子的言行，并以此作为宣扬孔子哲学思想的教条，如“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论语》中的大量对偶句，便于背诵，从而达到宣传儒家思想的目的。《孟子》中也有不少对仗比较工整的句子，如：“疱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梁惠王上》)和“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离娄上》)。这些对偶句就可看作是对联的早期形式。
四、《道德经》为对联的产生提供了哲学理论和文体基础。
对联是古今中外唯一充满对立统一辨证思想的文体。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有的对称、对应、对等、对比、对衬、对立、对照、相对等集大成者，是辨证思想完美的结晶，其源渊主要就是《道德经》。《逍德经》中揭示出很多对立统一的关系，如有无、难易、高下、前后、重轻、长短、雄雌、白黑、强弱、兴废、荣辱、祸福、攻守、胜败、进退、美丑、真假、生死、巧拙、男女、晴雨、得失等等都是客观或主观中的对立统一体，它们既相互对立，有时却又相互转化。
《道德经》总共八十一章，几乎章章都有对偶句式，我们可以领略到那些对偶句式的魅力。如：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眇；常有，欲以观其徼。”这些都是工整的对偶句式。对偶句式是对联的基础，也可以说是对联原始的雏形。由此可见，《道德经》的对偶句式，对于对联的形成与发展的巨大影响。
《道德经》第二章中写到，“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其中“音声相和”，既是讲音韵方面对立统一的辨证思想。同时，也是讲语句甚至字词的音韵和谐。在《道德经》中，语句的音韵和谐，非常突出。如：第三章中的“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第四章中的“锉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第二十二章中的：“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等等，在还没有讲究平仄的当时，音韵的和谐能做到如此美妙，这也为对联的音韵和谐，讲究平仄相对、平仄交替等，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五、《离骚》中的对句，为楹联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养分
楚辞起源于战国时的楚国，以屈原所作《离骚》为代表。明朝徐师曾《文体明辨》认为，《楚辞》实为《诗》之变体。其辞稍变诗体，而以“兮”字为读。楚辞的特色，在于其体迂回断续，内涵讽喻哀伤，其格调深远而优柔，极富想象力，更兼有不拘一格的浪漫主义气息，它和我国北方文化的代表——《诗经》的修辞手法不同，不单单是铺张比喻，而是通过比喻，产生一种淡泊幽远，情真意切，有时还伴有忧郁和哀怨的特定境界。
《离骚》是辞赋之祖，为楚国屈原所著，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首抒情诗，由于这种“骚”体在当时较之其他文体，更具有可读性，体裁和内容都比较活泼，后人多仿效之，同时对后起“赋”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其形式上的特点，又为后代对联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如：《离骚》：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
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这些章句已经有了比较朴素的对仗形式，可以算是楹联的最初形式(雏形)。我们从探求楹联学形成的历史渊源来学习、研究这些章句，还是很有教益的。
屈原的其他作品中也有不少类似的句子，如：《涉江》：
燕雀鸟鹊，巢堂增兮；
露申辛夷，死林薄兮。
又如《哀郢》：
增愠怆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
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万。
又如《九歌》：
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
美要妙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
六、汉魏晋南北朝赋和骈文的修辞，为对联提供了典范
汉代是我国古代文化最昌盛的时期，出现了象司马迁、司马相如、贾谊等一批才华卓绝的文学家，他们从前人的著作中，吸取营养，而形成一种新的文体——汉赋。
汉赋的作者从追求文彩出发，在语言上讲究对称美。因此，汉朝的大赋小赋中整齐对称的句式较多。如：
山气巃嵷兮石嵯峨，
溪谷崭岩兮水曾波。 ——淮南小山《招隐士》
置酒乎颢天之台，
张乐乎胶葛之寓。 ——司马相如《上林赋》
其音巨，则周流汜滥，并吐包含，若慈父之蓄子也；
其声妙，则清静厌瘗，顾叙异达，若孝子之事父也。
——王褒《洞箫赋》
飞云雾之杳杳，涉积雪之皑皑。 ——班彪《北征赋》
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饰珰。 ——班固《两都赋》
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张衡《归田赋》
这些对仗较工整的句子，较之单行散句有着独特的美感形态，对后世对联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对语言工整华丽的进一步追求，又形成了一种新文体——骈文。骈文中对句很多，较之汉赋中的对句，在句式的对仗工整及音韵的和谐方面又进了一大步。如：
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
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其断割。——曹植《与杨德祖书》
怀生之类，有不浸润于泽者，天以为负；
员首之民，有不沾濡于惠者，君以为耻。 ——桓范《为君难》
资高明之资，而不免卑浊之累；
居常安之势，而终婴倾离之患。 ——陆机《吊魏武帝文》
仗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风先彰；
径国之略未震，而轨物之迹屡迁。——郭璞《省刑疏》
以焦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操，近才之所以踬阂也；
以要离之羸，而强赴扛鼎之契，秦人之所以断筋也。
——葛洪《抱朴子》
魏晋南北朝的骈文，常常整段整篇均以对句组成，只间或插以部分散句。
萧纲《答新渝侯和诗书》则全篇几乎皆为骈对之句：
垂示三首。风云吐于行间，珠玉生于字里。跨蹑曹左，含超潘陆。双鬓向光，风流已绝；九梁插花，步摇为古。高楼怀怨，结眉表色；长门下泣，破粉成痕。复有影里细腰，令与真类；镜中好面，还将画等。此皆性情卓绝，新致英奇。故知吹箫入琴，方识来凤之巧；鸣瑟向赵，始睹驻云之曲。手持口诵，喜荷交并也。
骈文中这些对仗工整、音韵和谐的对句，无疑成为后世作对联的一种典范。而通篇几乎全用对仗句式的文章，则更是对长联的产生有着极大的影响。
六、盛唐文化为对联产生创造了条件
我国古代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唐代已达到了相当完美的程度。历史上称为盛唐文化。唐代也是我国古代文学最为繁盛的时期，出现了大批著名文学家及传世佳作。　
唐代少年才子王勃的《滕王阁序》是名闻遐迩的一篇“奇文”，此文几乎大部分是对仗，或为四、六骈文形式，读起来有一唱三叹、抑扬顿挫的美感。文中不少章句都被移植成对联，有的已经成为妇孺皆知的名句：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十旬休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坐。
这两副集句联，可以称得上是佳联。显然，王勃在谋篇构思时，是十分讲究文章的对仗的。 “物华”对“人杰”， “天宝”对“地灵”。下文亦然，“十旬”对“千里”，“胜友”对“高朋”，真是对得天衣无缝。再读王勃《滕王阁序》的其他章节，如：
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轴。虹销雨霁，彩彻云衢。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遥吟俯畅，逸兴遄飞。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凝而白云遏。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
这是唐人所写的最完美的骈文之一。其中的诸多对偶佳句，是极有价值的对联资料。
再如刘禹锡的《陋室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文中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封建时代直至1949年以前，知识分子家庭，就常以这两句作为春联贴在门上，以表示自己门第的高尚。
又如杜牧《阿房宫赋》中的“……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韩愈《原道》中的“……欲治其国者，夫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等等，都是对仗工丽的名句，亦是对联的典范。
据《对联杂志》一九八六年二卷二号吴直雄同志对对联起源的论述，认为对联产生在唐代或唐以前。他以唐人酒令为例，如：
马援以马革裹尸，死而后已；
李耳指李树为姓，生而知之。

鉏麂触槐，死作木边之鬼；
豫让吞炭，终为山下之灰。
这两则唐人酒令的修辞手法，都是很高深的，可以说是标准的对联，它对仗、平仄，韵律标准，都是完美的。像这样富有哲理的趣对，没有深厚的文学基础，是无法写出的。根据现有的大量对联史料，在很大程度上，对联是从唐诗派生出来的，为数众多的集句联，是从唐诗对偶句中遴选出来的，事实上唐诗与对联是“一体”两用，即整篇(首)称“诗”，摘出对偶句来单独使用称“联”，集诗句联，是文人雅士用作社会文化交往的一种最简单的方法。
在唐代对联被称为楹帖或对句。其实，早在魏晋期间，文人之间交往，以接续作诗或联句为雅兴，对对子算是一种高雅的“清谈”，这促使文人勤于对句。西晋文学家陆机在《文赋》中明确地提倡音韵的协调，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这为对联声律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南朝齐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对语言对偶中涉及的词义方面的言对、事对、正对、反对等，都做了理论上的解说和例述。南朝另一位文学家沈约提出的“四声八病”说，很好地解决了对联的对仗、声韵等理论问题，这就为对联走向成熟提供了理论支持。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对联的格律逐渐形成，对联作品的质量也得到提高和完善。
楹联的形成与发展，是适应社会需要而逐步完善的，先期“寄生”在各种古代典籍中的联语(对偶句)是不完全符合对联规则的，它们只是字数相等，内容一致，但对仗、用字、押韵，都还是“低阶段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偶文逐渐发展为民谣、谚语、对联、骈文等形式。可以说，偶文是产生对联的直接母体，自唐以后，盛行律诗，其对语句工整的严格要求，更加促进了对联形式的完善与规范。
综上可见，对联在唐代以前的古代文献中，就已经形成，但在当时尚未健全自身的规范和体系前，还不能独立成为一门学科。一般说来，对联是唐代才完善了自身的规则，健全了自身的体系。对联一经文人广泛应用在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经五代后蜀主孟昶，用联语取代了桃符，成为我国一种民俗，就在宫廷园囿、庶民百姓家的门边、楹柱上流传开来了。这种文学样式，具有短小精悍，易听易记的独特艺术效果，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这种文学形式，又是依赖于“书法”来表现的，故而又具有“图文并茂”的特点。一千余年来，无论是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士农工商、渔樵力夫，都喜闻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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