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人物对联的研究及创作

中国历史人物对联的研究~

一、关于对联
1、作为国粹的对联
对联，和律诗、京剧一样，都属于中国文化的“国粹”。之所以说其是国粹，系因为它仅仅为中国文化所有，是中国人民（包括普通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在长期的文化建设、文化传承中创造、发展和不断完善的文化样式；它与中国的经济环境、社会生态、精神品格、民族心理以及民风民俗、文化基因等等有着紧密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是中国这块土地滋养出的、别开生面、独具特色的花朵。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国粹，可以通过不断的熏陶由陌生、隔膜到接受、欣赏，甚至可以通过不断的欣赏和把玩之后模仿和学习。但这种模仿和学习也必须是以纯粹的中国方式来进行，一旦脱离或者抛弃纯粹的中国方式，则无法进入这类文化符号，更惶论运用之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说：任何外国人，无论他对于中国的国粹熟悉到什么程度，都不可能将其移植为他国的文化样式，更不能使之与其他国家的文化融为一体。这是因为，如对联、律诗和京剧一类国粹，且不说它们形成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情结，仅仅是它们使用的方块汉字和读音方式，所谓骈联对偶，所谓字正腔圆，即为任何一种中国文化之外的语言和文字无从参照、无从拟仿。
国粹，按照“五四”时期一些学者的观点，即指其为国家文化之精华。鲁迅先生曾说：“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之物了。换一句话说，便是特别的东西……”但是在当时那个国难深重的年代，鲁迅尤为希望的是国家的变革和振兴，是整个社会的摧枯拉朽，除旧布新，因此对于学者们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整理国故”、“保存国粹”的口号和行为十分不以为然。他讽刺道：“……但特别未必是好，何以应该保存？”在他眼里，诸如蓄辫、缠足、鸦片、麻将在中国都是“特别的”事物，因此，鲁迅先生在其杂文中，将“国粹”作为一个带有辛辣讽刺性的贬义词来使用。如今，如蓄辫、缠足一类封建时代腐朽落后的民族习俗早已经随着那个时代的没落与灭亡成为不再复现的历史遗影，新时代、新世纪的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的建设，需要我们对古今中外的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进行有容乃大、兼收并蓄的学习、借鉴和吸纳，并将其作为符合新的文明和文化建设需要的健康因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而作为“国家文化之精华”的国粹，正应视为这类因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人曾说，中国有三大国粹，曰中医、国画和京剧，也有人将中国国粹归为四大类，而这四大类在不同的人那里项目又有所不同。比如有的人在上述三大项中加上烹饪；还有的人则加上武术……除此之外，也有人将春联、诗词、剪纸、谜语、相声、书法、民族服饰等等统统列入国粹的范畴。要是按照前面“独有的”和“精华”这两项定义，以上所列其实均可当之无愧地跻身国粹行列。
中国的国粹既是我们这块土地上长期的历史文化生态中所孕育和形成的文化样式，要对之继承、发扬和光大之，则必不可少地要对其进行广泛、细致和深入的研究，包括其萌生、成型和发展的渊源及脉流……对于对联的形成、发展及其特征，人们其实探之已久，论之已详，凿凿之据，让人开悟。然笔者从事对联写作和研究若干年，在吮吸方家成果，借镜他人观点的基础上，亦形成有自己的一些浅陋看法，愿不揣冒昧，录之笔下，以切磋、就教于同好。
2、对联的起源
关于对联的起源，说法不尽一致。有说起于明代的，有说起于五代的。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今对联集锦》在探讨对联起源上，有着较为完整的归纳。该书中说，早在秦汉以前，我国民间就有过年时在家门前悬挂桃符的习俗。所谓桃符，即把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荼”与“郁垒”的名字分别书写在两块桃木板上，然后挂在左右两扇正门上，借以驱邪避鬼，这种习俗一直持续了一千多年。直至五代时期，喜好文学，附庸风雅的后蜀末代皇帝孟昶对于每年在宫门上仅仅题写两个大神名字的老一套做法感觉不爽，他想来一点新鲜的创意。于是，“每岁除（每到年底的时候），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这些词是些什么词，史书没有记载，但后人可以猜想出，那该都是些有情趣、有文采的辞藻，而不再仅是干巴巴两个神仙的名字。孟昶亡国的头一年，即公元934年春节之前，他创作了被称做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副春联。《宋史·蜀世家》：“末年，学士幸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孟昶与南唐后主李煜一样，都将祖上传下的国家亡于赵匡胤之手，孟昶亡国还早于李煜整整三十四年。李煜作为亡国之君，却写下了足以流传千古的流丽词章，孟昶缺少李煜的才气，写不出那种光照千古的东西，他平庸的想像力也只能在雕章琢句上下点功夫，但正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他那两句意思干瘪的联句，竟开创了中国文学中的一种新的文体。赵匡胤亡了孟昶的国家，而孟昶所倡导的贴春联的习惯，却成为宋代以后一项不可缺少的民间传统。有王安石的诗为证：“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这首诗歌题目叫《元日》，也就是今天所谓大年初一的意思。诗中纪录了当时老百姓过春节，依旧是按照流传了多少年的习惯，在自家门前挂上桃符。不过，依照《古今对联集锦》作者的理解，王安石诗中的桃符，应该已经是新式的春联而非旧式的桃符了。只是在王安石那个时代，春联这个名称还未正式诞生，因此人们仍然按沿袭的习惯将它称为“桃符”罢了。
春联这一文学形式被官方正式肯定，当在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朱元璋定都金陵，为了体现普天同庆的意思，除夕前，命公卿士庶人家门前均须加春联一副，且亲自微服出巡，挨家挨户观赏取乐。到他这时候，已经不像孟昶那样，只顾着自己“纳余庆”，只在自家门前张挂佳词联句，而要大家跟着他一起来凑热闹了。而且，原先或画或写，用的是桃木板，到了这个时候，也终于改换成为红纸了。自此，对联便正式登堂入室，成为士大夫乃至民间百姓所喜爱的一种文学样式，流传至今。有关朱元璋和对联的故事，《簪云楼杂说》有这样的记载：
春联之设，自明孝陵方（始）也。时太祖都金陵，于除夕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太祖亲微行出观，以为笑乐。偶见一家无之，询知为阉豕苗（即猪崽）者，尚未倩人（请人代写）耳。太祖为大书曰：
双手劈开生死路，
一刀割断是非根。
投笔径去。嗣太祖复出，不见张贴，因问故。答云：知是御书，高悬中堂，燃香祝圣，为献岁之瑞。太祖大喜，赍银三十两，俾迁业焉。
该书所记，流传日久，真伪难辨。朱元璋当皇帝前，未曾读过几天书，定都南京后，倒是学了些东西。但其有过人智力，偶发灵感，误打误撞写出这么一副差强人意，略胜于顺口溜的对联也未可知。但自此对联成为民间过年的一项重要习俗，却是不容置疑。
3、对联的前身（之一）
每一种文学样式，其缘起都不会是凭空产生，一般而言，都须凭借某种“范式”——这里暂且借用一个哲学概念以表述笔者的意思——来作为自己孕生的母体，就像小说孕生于话本，宋词孕生于唐诗，而元朝小令又孕生自宋词……那么孕生对联的母体是什么呢？有人说和宋词一样，它的前身是唐诗，的确有一定道理。
首先，对联的起源和唐诗繁荣的时代非常接近。前面提到了，第一副春联出自五代后蜀国君孟昶之手，其时离唐朝灭亡不过三、四十年。唐代乃中国诗歌史上一个伟大的高峰，那时的诗人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记；仅留存至今的《全唐诗》收录的诗歌就达48900余首。从初唐、盛唐、中唐一直到晚唐的两百多年间，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诗人，他们像天上的恒星一样一直照耀着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如陈子昂、王勃、张九龄、孟浩然、王维、贾岛、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贺、杜牧、李商隐以及温庭筠等等，有些伟大诗人的诗歌作品甚至到了只要有水井的地方（也就是说，只要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人传诵朗读的程度，可见唐诗的覆盖面和影响面非同一般。唐朝灭亡之后，国家陷于分裂之中，于是有五代十国的兴起。朝代变了，那一度精力弥满，弘强大气的唐代诗歌精神也走向式微，但是，一种已经定型的文化样式却没有随着社会的改朝换代而发生变化，唐诗依然在原先的中国版图之内，在五代十国这几个走马灯般新起的国家内流传，并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演化。《全唐诗》实际上收录的不仅是唐代的诗歌，五代诗歌也包含在内，正说明了五代文学与唐代文学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孟昶那两句于无意之中开创了新的文学样式的对联，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其次，对联的形式受唐诗影响很深。唐朝是中国一个新的诗歌样式——律诗完全成熟的时期。在唐朝之前，中国的诗歌也有着一定的格式，但毕竟不够严密、不够规范，无论是诗的长短、韵律和对仗等方面，都并没有一个严格的规矩，诗人在写作时，只是遵照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却没有一个统一不易的尺度。正是从唐诗开始，中国的诗歌进入了一个讲究规则和法度的“格律”时代。唐朝的格律诗，一般而言分为四种：五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律诗、七言绝句。这四种形式的诗歌，不仅在字数、句数上有一定之规，还包括严谨的对仗和押韵，而对仗又包括词性的对仗和音韵的平仄对仗。尤其是律诗，总共八句诗中，又分为两两相匹的四个联句，曰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颔联和颈联的写作要求最为严格，连一句之中哪几个字用平声、哪几个字用仄声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有的句子应“平起仄收”，有的则应“仄起平收”等等。唐诗的这些特征，不仅影响到后世的词、曲、小令的创作（后代诗歌史的研究者就有把词、曲等等也称作格律诗的），当然也影响到对联的创作——对联创作中必须恪守的“对仗”可以说直接来源于唐代的格律诗，如民间在对孩童进行对联写作的启蒙时，就采用这样的“口诀”，所谓“风对雨，夏对秋”等等，这类启蒙，告诉孩子的是，对仗既包括词性和词义上的，同时也包括声韵上的。如“风”和“雨”都是表示自然物像的名词，而声调上，“风”是平声，“雨”是仄声；“夏”和“秋”都是表示季节名称的名词，“夏”是仄声，“秋”则是平声……

　　对联，又称楹联或对子，是写在纸、布上或刻在竹子、木头、柱子上的对偶语句言简意深，对仗工整，平仄协调，是一字一音的中文语言独特的艺术形式。对联相传起于五代后蜀主孟昶。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简介: 对联又称楹联和对偶，是一种对偶文学，起源于桃符，也要押韵。对联大致可分诗对联，以春联习俗及散文对联，严格区分大小词类相对。传统对联的对仗要比所谓的诗对联工整。 随着唐朝诗歌兴起，散文对联被排斥在外。散文对联一般不拘平仄，不避重字，不过分强调词性相当，又不失对仗。 对联源远流长，相传起于五代后蜀主孟昶。他在寝门桃符板上的题词“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谓文“题桃符”（见《蜀梼杌》）。这要算我国最早的对联，也是第一副春联。（见《应用写作》1987年第1期《漫话对联》） 下联以异物对之，或和其意，或驳其意。意义及深之对句，散文对联亦不可说不行。 特点: 一，要字数相等，断句一致。除有意空出某字的位置以达到某种效果外，上下联字数必须相同，不多不少。 二，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数量词对数量词，副词对副词，而且相对的词必须在相同的位置上。 三，要平仄相合，音调和谐。按韵脚来分，如上联韵脚为仄声，则下联韵脚应为平声，谓之“仄起平收”，反之如若上联韵脚为平声，那么下联韵脚就要为仄声，谓之“平起仄收”。两者均为其本要求。 四，要内容相关，上下衔接。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大力提倡对联。他在金陵（现在的南京）定都以后，命令大臣、官员和一般老百姓家除夕前都必须书写一副对联贴在门上，他亲自穿便装出巡，挨门挨户观赏取乐。当时的文人也把题联作对当成文雅的乐事，写春联便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
　　[编辑本段]起源
　　哲学探源：楹联者，对仗之文学也。这种语言文字的平行对称，与哲学中所谓“太极生两仪”，即把世界万事万物分为相互对称的阴阳两半，在思维本质上极为相通。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楹联的哲学渊源及深层民族文化心理，就是阴阳二元观念。 阴阳二元论，是古代中国人世界观的基础。以阴阳二元观念去把握事物，是古代中国人思维方法。这种阴阳二元的思想观念渊源甚远，《易经》中的卦象符号，即由阴阳两爻组成，《易传》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也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荀子则认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合而变化起。”（《荀子•礼论》）《黄老帛书》则称：“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阴有阳。”这种阴阳观念，不仅是一种抽象概念，而且广泛地浸润到古代中国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万事万物的认识和解释中。《周易•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仪有所措。”《易传》中，分别以各种具体事物象征阴阳二爻。阴代表坤、地、女、妇、子、臣、腹、下、北、风、水、泽、花、黑白、柔顺等；与此相对应，阳则代表乾、天、男、父、君、首、上、南、雷、火、山、果、赤黄、刚健等。这种无所不在的阴阳观念，深入到了汉民族的潜意识之中，从而成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而阴阳观念表现在民族心理上，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对以“两”、“对”的形式特征出现的事物的执着和迷恋。“物生在两……，体有左右，各有妃藕。”（《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天下的道路，只是一个包两个。”（《朱子语类》卷九十三）“成熟、新生，二者于义为对。对待之文，自太极出两仪后，无事无物不然；日用、寒暑、昼夜，以及人事之万有——生死、贵贱、贫富、尊卑、上下、长短、远近、新旧、大小、香臭、深浅、明暗，种种两端，不可枚举。” （叶燮：《原诗》外篇）这种根源于阴阳二元论世界观偏爱成双结对的民族心理，是对偶句式得以产生并流行的深层原因之一。前人的许多论述，也注意到了这种联系。《文心雕龙•丽辞》： 造物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体植必两，辞动有配。…… 语言寻根：一副标准的楹联，它最本质的特征是“对仗”。当它用口头表达时，是语言对仗，当它写出来时，是文字对仗。语言对仗的含义是什么呢？通常我们提到要求字数相等、词性相对、平仄相拗、句法相同这四项，四项中最关键的是字数相等和平仄相拗，这里的字数相等，不同于英语的“单词数”相等，其实质上是“音节”相等。即一个音节对应一个音节。在英语中，单词“car”与“jeep”在数量上是相等的，但音节不相等。而汉语“kǎchē”与“jīpǔ”，数量相等又音节相等。汉语之所以能实现“音节”相等，是因为汉语是以单音节为基本单位的语言。音节、语素、文字三位一体。汉语每个音节独立性强，都有确定的长度和音调，音调古有平、上、去、入四声，今有阳平、阴平、上声、去声四声，皆分平仄两大类。平对仄即谓相拗。这样，汉语的语素与语素之间（即字与字之间）就能建立起字数相等、平仄相谐的对仗关系。而英语中，即使事物的名称、概念能够相对，单词的数量和词性能够相对，两个句子的句式能够相对，但其音节长短不一，独立性弱，可自由拼读，又无声调，故无法相对。楹联大多数是写成文字，并且很多时候还要书写、悬挂或镌刻在其它建筑物或器物上。因此，楹联对仗的第二层即是所谓文字相对。文字相对意味着楹联不仅是语言艺术，又是装饰艺术。作为装饰艺术的一副楹联，要求整齐对称，给人一种和谐对称之美。汉字又恰好具备实现整齐对称的条件，它是以个体方块形式而存在的，方方正正，整整齐齐，在书写中各自占有相等的空间位置。它具有可读性，又具可视性。其方块构形，既有美学的原则，又包含着力学的要求。它无论是横写与竖排，都能显得疏密有致，整齐美观。而英文呢，它是拼音文字，每个单词长短不一，只表音，不表义，更无可视性，只能横排，不能竖排，无法从形体上实现真正的对称。 下面试举两个意思相同的中英文对偶句进行比较，以进一步说明为何只有汉语才有真正的对仗，而英文和其他拼音文字则不能。 英文：think good thoughts; write good word（莎士比亚名言，按楹联形式排列） 中文： 构佳思； 写妙句。 英文“上、下联”单词数相等、词性相同、句式也相同，但音节不相等。读起来，因其无声调，上下联都是一个声音面貌，没有平仄相间带来的抑扬顿挫。至于书写上，“下联”比“上联”少了两个字母的位置，故全不对称。读者或许会想，能不能找出和写出一个英文对偶句，在单词数相等、词性相同、句式相同的基础上音节也相等，书写空间（字母数相等）也相等呢？不能说绝对不能，但因英文的音节、文字、语素不是三位一体的，实际操作起来只能是顾此失彼，即使莎翁这个对偶句，在英语中都是极其罕见的。而中文的“构佳思；写妙句”情况就不同了。你看，字数相等，词性相同，句式相对，音节相等，平仄基本相谐，书写起来则完全整齐对称。因此，英文“think good thoughts；write good word。”不是楹联，而中文“构佳思；写妙句。”则可称为楹联。 【关于对联起源的其它说法】 对联起源秦朝，古时称为桃符。关于我国最早的楹联，谭蝉雪先生在《文史知识》1991年第四期上撰文指出，我国最早的楹帖出现在唐代。她以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卷号为斯坦因0610号敦煌遗书为据： 岁日：三阳始布，四序初开。 福庆初新，寿禄延长。 又：三阳□始，四序来祥。 福延新日，庆寿无疆。 立春日：铜浑初庆垫，玉律始调阳。 五福除三祸，万古□(殓)百殃。 宝鸡能僻(辟)恶，瑞燕解呈祥。 立春□(著)户上，富贵子孙昌。 又：三阳始布，四猛(孟)初开。 □□故往，逐吉新来。 年年多庆，月月无灾。 鸡□辟恶，燕复宜财。 门神护卫，厉鬼藏埋。 门书左右，吾傥康哉！ 实际上，这只是现存最早的对联，对联起源于律诗，实际上是以讹传讹的现象，是纪晓岚一厢情愿的猜测（见《楹联丛话》卷之一开篇云：“尝闻纪文达师言：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 《声调谱》作者赵执信明确指出：“两句为联，四句为绝（句），始于六朝，元（原）非近体。”王夫之说，对联源于律诗的说法，好比“断头刖足，残人生理”------《清诗话》 对联源于中国文字语音的对称性，出现应该在周朝以前，造纸术和书法的发展，使对联成为独立文体。 涂怀珵 先生重申“正是对联成全了骈文和律诗”，正因为对联的二元化布局，才能促成四声二元化，形成所谓平仄。四声是用完全归纳法归纳出来的， 平仄是用不完全归纳法归纳出来的（见何伟棠《永明到近体》），陈学易主主张“格律遵循 但求对仗工与稳 技巧活用，不计四声仄与平。”江苏省对联学会会长陈德树主张把对联分为散联，通联，律联，中山大学教授周锡(韦复)pò提倡，在创作中，应考虑格律和材料的兼容性。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经验
　　[编辑本段]发展
　　归台再想，几千年江山人物，回溯那朱门黄阁，和茅屋蓬扉接壤，名者争名，利者夺利，圣者益圣，庸者愈庸。 甚至连经文的独特文风也运用楹联之中，试看佚名题江苏镇江金山寺斋堂联： 一屋一椽，一粥一饭，檀越膏脂，行人血汗，尔戒不持，尔事不办，可惧，可忧，可嗟，可叹； 一时一日，一月一年，流水易度，幼影非坚，凡心未尽，圣果未圆，可惊，可怕，可悲，可怜。 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如前所述，楹联是中国古典文学形式的一种，理所当然具有文学性和艺术性，它以诗、词、曲等前所未有的灵活和完美而体现了中国文字的语言艺术风采。对联之美在于对称、对比和对立统一。王力在《中国古典文论中谈到的语言形式美》一文中说，“中国古典文论中谈到的语言形式美，主要是两件事：第一是对偶，第二是声律”（《龙虫并雕斋文集》第456页）。对联讲究对仗与平仄，集中体现了古典文学的形式美 。北宋词人晏殊有一首名作《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其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公推是千古名句。正是这个名句使这首词成为晏殊的代表作，并跻身诗词名篇之一。这个名句实际上首先是作为对联创作的。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引《复斋漫录》记载；晏殊一次邀王琪吃饭，谈起武侯祠对联他一个上句：“无可奈何花落去”，恨无下句。王琪应声对道：“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大喜，于是把这个绝妙对句写进了《浣溪沙》一词。杨慎称这个对句“二语工丽，天然奇偶”。这就是对联的艺术魅力。 楹联的艺术性，可以当代学者白启寰先生一副对联来概括： 对非小道，情真意切，可讽可歌，媲美诗词、曲赋、文章，恰似明珠映宝玉； 联本大观，源远流长，亦庄亦趣，增辉堂室、山川、人物，犹如老树灿新花。 楹联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同时它又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它可以书写、雕刻、张贴、悬挂；可以撰联、赠联、征联、集联；可以用于金石书画、旅游景点、婚丧喜庆、室内设计、舞台道具、新闻标题、广告宣传、章回小说、文字游戏；有句话，它可以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 楹联这种实用性和文学性的巧妙统一是其它文学形式和应用文完全没有的。形成这种奇妙统一的原因在于楹联本身所具有的其它文学形式没有的特性。由于楹联是由对仗的上、下联两部分组成，具有外在形式的对称美与和谐美，把它书写镌刻于一特定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人类生活的具体场景中的建筑物、构筑物、搭构物的正门两侧，就能够产生鲜明的装饰美化作用、社会交际作用和宣传广告作用。其用途遍及三教九流，已成为一种正宗的主要的用于庆贺、吊挽、装饰的社会生活应用文。也许有人认为，把诗词刻于墙壁碑林，不也同样可以发挥实用功能吗？不错，但诗词是一个整体，不可能分成两半，以对称形式展列出来，它不能书写于门之两侧。而“门”，则是一个建筑物的中心，是其黄金段位，好比一个人的脸面。挂在大门两侧的楹联和刻在墙壁上的诗词，其实用功能的发挥是有天壤之别的。 通俗性和高雅性的统一：人们常说对联雅俗共赏，这丝毫不假。试想，还有那一种文学形式，象楹联一样，上为学者文人，下为妇人孺子所喜闻乐道，既可走进象牙之塔，又能步入陇亩民间，既是阳春白雪，又是下里巴人呢？这种奇妙的合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因在于楹联是一种既简单又复杂、既纯粹又丰富的艺术，诚如前所述，楹联的规则并不复杂，尤其是对语言的色彩、风格，对题材、内容都没有什么要求，它一般很短小，又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不象其它文学形式戴着一副高雅的面孔，它易学、易懂、易记，也不难写。只要对得好，无论语言之俗雅，题材之大小，思想之深浅，皆成对联。但其他文学则未必然。诗尚典雅蕴藉，如“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之类，只能称之为“打油诗”。一般人是不敢问津诗词的，怕写成打油诗。而楹联，至若逢年过节，家家写之，户户贴之，实为文学中之最通俗者。但是，楹联俗而能雅，而且是大雅。楹联固规则简单，形式纯粹，但其对道、联艺，却博大精深，没有止境。短小隽永者，一语天然，非俗手能为；长篇巨制者则更是铺锦列绣，千汇万状，如同史诗，非大手笔不能作。那些优秀的风景名胜联，辉映山川古迹，永放异彩；那些著名的哲理格言联，传播四海，流芳百世；那些仁人志士的言志联，慷慨磊落，光耀千秋，岂非大雅乎？ 严肃性和游戏性的统一：一般来说，文学和艺术是严肃的，人们反对游戏文学、游戏语言的那种不严肃的创作态度。但对于楹联来说，情况就不同了。楹联历来被很多人视为笔墨游戏，虽为偏见，但也说明了楹联具游戏性的特点。由于楹联追求对仗，自然是对得越工稳，越巧妙越好。这其中既是文学创作，又包含了思维游戏和语言游戏的成份。如果单纯向对得工、对得巧上发展，就纯粹变成了一种语文斗才和思想斗智。事实上，纯以逗乐谐趣、斗智试才为目的游戏性楹联也不少，它往往借助汉字音、形、义某一方面的特殊情况，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和别出心裁的奇思异构撰写而成。游戏性楹联在宋代就很普遍了。苏轼就曾经创作过不少游戏性对联，留下了许多趣闻佳话。从他以后，对对子成为文人之间乃至普通百姓中试才斗智的一种主要方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明代的朱元璋、刘基、解缙、清代的对联乾隆、纪昀、都是热衷于游戏性对联的大师。 楹联具有游戏性，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楹联就变成了一种游戏。事实上，楹联能谐能庄，既是一种带游戏性的语言艺术，同时又具有文学的严肃性。那些极为庄重典雅的场合，如名胜古迹、祠墓碑林，如书院会馆、官厅衙署，都书挂楹联。人们以联斗智游戏，也用楹联来抒情言志、评人论史、写景状物。清末有个叫赵藩的，在成都武侯祠题了一联。联云：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副楹联既概括了诸葛亮用兵四川的特点，又总览了诸葛亮治理四川的策略，借此提出自己关于正反、宽严、和战、文武诸方面的政见，极富哲理，蕴含深刻的辩证法，发人深思。和历史任何优秀的哲理诗相比，它都毫不示弱。此联问世以来，好评如潮。人们“看中”的，正是此联深刻性和严肃性。毛泽东1958年参观武侯祠时，对此联看得很细，予以高度评价。 这就是中国楹联，一种充满矛盾和对立统一的特殊艺术形式。
　　[编辑本段]分类
　　按用途分类
　　1.通用联——春联 2.专用联——茶联、寿联，婚联，喜联，挽联，行业联，座右铭联、赠联，题答联
　　按字数分类
　　1、短联（十字以内） 2、中联（百字以内） 3、长联（百字以上）等。
　　按修辞技巧分类
　　1．对偶联：言对、事对、正对、反对、工对、宽对、流水对、回文对、顶针对。 2．修辞联：比喻、夸张、反诘、双关、设问、谐音。 3．技巧联：嵌字、隐字、复字、叠字、偏旁、析字、拆字、数字。
　　按联语来源分类
　　1、集句联：全用古人诗中的现成句子组成的对联。 2、集字联：集古人文章，书法字帖中的字组成的对联。 3、摘句联：直接摘他人诗文中的对偶句而成的对联。 4、创作联：作者自己独立创作出来的对联。
　　[编辑本段]创作方法
　　顾名思义，对联是要成“对”的，即由上联和下联所组成。上下联字数必须相等，内容上也要求一致，亦即是要上下联能“联”起来，两句不相关联的句子随便组合在一起不能成为对联。对联学科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内容复杂，形式多样，对仗、平仄亦要求严格，本书将根据对联的规范，讲述与解析创作方法，供学撰联者参考。 对联一般都是竖写，上联末字（仄声）贴在右边（上手），下联末字（平声）贴在左边（下手）。 对联的对仗，虽然与诗有相同之处，但它比诗要求更严。对联有宽对和狭对之分。宽对只要求上下联内容有联系即可成联，而狭对则要严格按《笠翁对韵》的标准来撰写。不过在实用对联中，采用宽对较多，而狭对则往往因为对仗的要求太严，束缚了人们的思维，有因文害意之嫌，故而很少应用。 对联的平仄规律，与诗基本相同，一殷套用诗的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基本法则。 如何断定对联的上下联呢？除从联文的内容中去辨别，更为重要的是从联文字尾的平仄声去判定。对联严格规定上联末字用仄声，下联末字用平声。后人称这种规则为仄起平落。必须注意的是：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四声”有些不同。自从推广汉语拼音化，和以北京语音为全国通用语言以后，同一汉字的平仄发生了变化。如按《佩文韵府》音韵标准的四声是平、上、去、入。平声列为“平”，上、去、入都归纳进了“仄”。按北京语调，则分成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这样一来，平声字多了，没有“入”声，把一部分去入声字归入了平声，这是学习撰联的同志值得注意的。古来有很多语言学者对古汉语四声，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如释真空在《玉钥匙歌诀》一书中，作了如下的分析： 1．平——平声平道莫低昂。读时发音平和、尾音长，有余韵。 2．上——上声高呼猛烈强。读音响亮，声音短促，无尾音。 3．去——去声分明哀远道。去声读音宛转，尾音短，高昂。 4．入——入声短促急收藏。入声读音质朴而急，收音短促，低沉，无尾音。 一般说来，平声字音平和，有较长的尾音。仄声字尾音短促，或者无尾音。近代语言学家刘半农先生，首先肯定了释真空对于古汉语四声的分析是正确的。半农先生又根据自己的研究所得，作了补充，他说：“平声平去，曲折最少，习称为平衡调。上去两声曲折最多，或上升，或下降，或降升，或升降。应为非平衡调。入声最短，称促调。”半农先生的论述，简单而明了。张世禄先生更为简要地将平上去入四声，分成两大类，平声是长音步所在，仄声是短音步所在，平仄主要是长与短的区别。笔者还认为，古汉语四声，除了有长音步和短音步之分外，读音高低也是大相径庭的，如以：“东董冻笃”为例，从平声起，音阶逐渐升高，至去声达到顶峰，亦即第三声读音最高。入声一落千丈，音量低短而简捷。简言之：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上列散论，只是一般方法，读者可在学习和实践中再行验证。 为了练习辨别四声的本领，古人列举了如下三十二个字，作为平仄基本知识锻炼的文字，只要能够熟练地掌握这些字的平仄，那么其他字的平仄，就可触类旁通，一读即知了。 1．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个数字按次序分别为：入去平去上入入入上入。 2．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十字的平仄分别为：入入上平去上平平平上。 3．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戍亥。这十二字分别为：上上平上平上上去平上入上。 以北京语调来标注汉语的四声，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都是从古汉语的四声演变发展而来，人们在断定对联平仄时，还习惯地以古汉语四声作为标准。现在除了校正发音以外，很少用现代汉语的四声来作对、写诗、填词。但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和时间的推移，现代汉语的四声，终究为人们所接受。 4．必须知道：有些汉字，历来是平仄互用，可作平声，也可作仄声，如看、教、为、思、傍……略举数例如下： (1)“看”作平声：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2)“看”作仄声：梅子流酸溅齿牙，芭蕉分绿上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3)“教”作平声：樱杏桃榴次第开，故教一一傍窗栽；毵毵竹影依依柳，分得清阴入户来。 (4)“教”作仄声：粉笔生涯亦快哉，因材施教育良材；满园桃李生机鬯，化雨春风次第开。 (5)“为”作平声：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6)“为”作仄声：本为汉王建大功，未将自我置胸中；早知兔绝终烹狗，悔不淮阴坐钓终。 对联除要求押韵和对仗外，词组和结构也是有一定规则的。如： 摇红； 涤翠。 （单组，二字结构） 谦受益； 满招损。 （单组，三字结构） 知足常乐； 能忍自安。 （单组，四字结构） 栀放同心结； 莲开并蒂花。 (单组，五字结构) 丛桂一枝香满； 昆山片玉连城。 (复组，六字结构) 春江桃叶莺啼湿； 夜雨梅花蝶梦寒。 (复组，七字结构)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复组，八字结构) 把古往今来，重新说起； 将悲欢离合，再叙从头。 (复组，九字结构) 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 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 (复组，十字结构)

一、关于对联
　　1、作为国粹的对联
　　对联，和律诗、京剧一样，都属于中国文化的“国粹”。之所以说其是国粹，系因为它仅仅为中国文化所有，是中国人民（包括普通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在长期的文化建设、文化传承中创造、发展和不断完善的文化样式；它与中国的经济环境、社会生态、精神品格、民族心理以及民风民俗、文化基因等等有着紧密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是中国这块土地滋养出的、别开生面、独具特色的花朵。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国粹，可以通过不断的熏陶由陌生、隔膜到接受、欣赏，甚至可以通过不断的欣赏和把玩之后模仿和学习。但这种模仿和学习也必须是以纯粹的中国方式来进行，一旦脱离或者抛弃纯粹的中国方式，则无法进入这类文化符号，更惶论运用之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说：任何外国人，无论他对于中国的国粹熟悉到什么程度，都不可能将其移植为他国的文化样式，更不能使之与其他国家的文化融为一体。这是因为，如对联、律诗和京剧一类国粹，且不说它们形成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情结，仅仅是它们使用的方块汉字和读音方式，所谓骈联对偶，所谓字正腔圆，即为任何一种中国文化之外的语言和文字无从参照、无从拟仿。
　　国粹，按照“五四”时期一些学者的观点，即指其为国家文化之精华。鲁迅先生曾说：“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之物了。换一句话说，便是特别的东西……”但是在当时那个国难深重的年代，鲁迅尤为希望的是国家的变革和振兴，是整个社会的摧枯拉朽，除旧布新，因此对于学者们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整理国故”、“保存国粹”的口号和行为十分不以为然。他讽刺道：“……但特别未必是好，何以应该保存？”在他眼里，诸如蓄辫、缠足、鸦片、麻将在中国都是“特别的”事物，因此，鲁迅先生在其杂文中，将“国粹”作为一个带有辛辣讽刺性的贬义词来使用。如今，如蓄辫、缠足一类封建时代腐朽落后的民族习俗早已经随着那个时代的没落与灭亡成为不再复现的历史遗影，新时代、新世纪的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的建设，需要我们对古今中外的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进行有容乃大、兼收并蓄的学习、借鉴和吸纳，并将其作为符合新的文明和文化建设需要的健康因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而作为“国家文化之精华”的国粹，正应视为这类因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人曾说，中国有三大国粹，曰中医、国画和京剧，也有人将中国国粹归为四大类，而这四大类在不同的人那里项目又有所不同。比如有的人在上述三大项中加上烹饪；还有的人则加上武术……除此之外，也有人将春联、诗词、剪纸、谜语、相声、书法、民族服饰等等统统列入国粹的范畴。要是按照前面“独有的”和“精华”这两项定义，以上所列其实均可当之无愧地跻身国粹行列。
　　中国的国粹既是我们这块土地上长期的历史文化生态中所孕育和形成的文化样式，要对之继承、发扬和光大之，则必不可少地要对其进行广泛、细致和深入的研究，包括其萌生、成型和发展的渊源及脉流……对于对联的形成、发展及其特征，人们其实探之已久，论之已详，凿凿之据，让人开悟。然笔者从事对联写作和研究若干年，在吮吸方家成果，借镜他人观点的基础上，亦形成有自己的一些浅陋看法，愿不揣冒昧，录之笔下，以切磋、就教于同好。
　　2、对联的起源
　　关于对联的起源，说法不尽一致。有说起于明代的，有说起于五代的。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今对联集锦》在探讨对联起源上，有着较为完整的归纳。该书中说，早在秦汉以前，我国民间就有过年时在家门前悬挂桃符的习俗。所谓桃符，即把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荼”与“郁垒”的名字分别书写在两块桃木板上，然后挂在左右两扇正门上，借以驱邪避鬼，这种习俗一直持续了一千多年。直至五代时期，喜好文学，附庸风雅的后蜀末代皇帝孟昶对于每年在宫门上仅仅题写两个大神名字的老一套做法感觉不爽，他想来一点新鲜的创意。于是，“每岁除（每到年底的时候），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这些词是些什么词，史书没有记载，但后人可以猜想出，那该都是些有情趣、有文采的辞藻，而不再仅是干巴巴两个神仙的名字。孟昶亡国的头一年，即公元934年春节之前，他创作了被称做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副春联。《宋史·蜀世家》：“末年，学士幸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孟昶与南唐后主李煜一样，都将祖上传下的国家亡于赵匡胤之手，孟昶亡国还早于李煜整整三十四年。李煜作为亡国之君，却写下了足以流传千古的流丽词章，孟昶缺少李煜的才气，写不出那种光照千古的东西，他平庸的想像力也只能在雕章琢句上下点功夫，但正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他那两句意思干瘪的联句，竟开创了中国文学中的一种新的文体。赵匡胤亡了孟昶的国家，而孟昶所倡导的贴春联的习惯，却成为宋代以后一项不可缺少的民间传统。有王安石的诗为证：“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这首诗歌题目叫《元日》，也就是今天所谓大年初一的意思。诗中纪录了当时老百姓过春节，依旧是按照流传了多少年的习惯，在自家门前挂上桃符。不过，依照《古今对联集锦》作者的理解，王安石诗中的桃符，应该已经是新式的春联而非旧式的桃符了。只是在王安石那个时代，春联这个名称还未正式诞生，因此人们仍然按沿袭的习惯将它称为“桃符”罢了。
　　春联这一文学形式被官方正式肯定，当在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朱元璋定都金陵，为了体现普天同庆的意思，除夕前，命公卿士庶人家门前均须加春联一副，且亲自微服出巡，挨家挨户观赏取乐。到他这时候，已经不像孟昶那样，只顾着自己“纳余庆”，只在自家门前张挂佳词联句，而要大家跟着他一起来凑热闹了。而且，原先或画或写，用的是桃木板，到了这个时候，也终于改换成为红纸了。自此，对联便正式登堂入室，成为士大夫乃至民间百姓所喜爱的一种文学样式，流传至今。有关朱元璋和对联的故事，《簪云楼杂说》有这样的记载：
　　春联之设，自明孝陵方（始）也。时太祖都金陵，于除夕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太祖亲微行出观，以为笑乐。偶见一家无之，询知为阉豕苗（即猪崽）者，尚未倩人（请人代写）耳。太祖为大书曰：
　　双手劈开生死路，
　　一刀割断是非根。
　　投笔径去。嗣太祖复出，不见张贴，因问故。答云：知是御书，高悬中堂，燃香祝圣，为献岁之瑞。太祖大喜，赍银三十两，俾迁业焉。
　　该书所记，流传日久，真伪难辨。朱元璋当皇帝前，未曾读过几天书，定都南京后，倒是学了些东西。但其有过人智力，偶发灵感，误打误撞写出这么一副差强人意，略胜于顺口溜的对联也未可知。但自此对联成为民间过年的一项重要习俗，却是不容置疑。
　　3、对联的前身（之一）
　　每一种文学样式，其缘起都不会是凭空产生，一般而言，都须凭借某种“范式”——这里暂且借用一个哲学概念以表述笔者的意思——来作为自己孕生的母体，就像小说孕生于话本，宋词孕生于唐诗，而元朝小令又孕生自宋词……那么孕生对联的母体是什么呢？有人说和宋词一样，它的前身是唐诗，的确有一定道理。
　　首先，对联的起源和唐诗繁荣的时代非常接近。前面提到了，第一副春联出自五代后蜀国君孟昶之手，其时离唐朝灭亡不过三、四十年。唐代乃中国诗歌史上一个伟大的高峰，那时的诗人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记；仅留存至今的《全唐诗》收录的诗歌就达48900余首。从初唐、盛唐、中唐一直到晚唐的两百多年间，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诗人，他们像天上的恒星一样一直照耀着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如陈子昂、王勃、张九龄、孟浩然、王维、贾岛、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贺、杜牧、李商隐以及温庭筠等等，有些伟大诗人的诗歌作品甚至到了只要有水井的地方（也就是说，只要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人传诵朗读的程度，可见唐诗的覆盖面和影响面非同一般。唐朝灭亡之后，国家陷于分裂之中，于是有五代十国的兴起。朝代变了，那一度精力弥满，弘强大气的唐代诗歌精神也走向式微，但是，一种已经定型的文化样式却没有随着社会的改朝换代而发生变化，唐诗依然在原先的中国版图之内，在五代十国这几个走马灯般新起的国家内流传，并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演化。《全唐诗》实际上收录的不仅是唐代的诗歌，五代诗歌也包含在内，正说明了五代文学与唐代文学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孟昶那两句于无意之中开创了新的文学样式的对联，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其次，对联的形式受唐诗影响很深。唐朝是中国一个新的诗歌样式——律诗完全成熟的时期。在唐朝之前，中国的诗歌也有着一定的格式，但毕竟不够严密、不够规范，无论是诗的长短、韵律和对仗等方面，都并没有一个严格的规矩，诗人在写作时，只是遵照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却没有一个统一不易的尺度。正是从唐诗开始，中国的诗歌进入了一个讲究规则和法度的“格律”时代。唐朝的格律诗，一般而言分为四种：五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律诗、七言绝句。这四种形式的诗歌，不仅在字数、句数上有一定之规，还包括严谨的对仗和押韵，而对仗又包括词性的对仗和音韵的平仄对仗。尤其是律诗，总共八句诗中，又分为两两相匹的四个联句，曰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颔联和颈联的写作要求最为严格，连一句之中哪几个字用平声、哪几个字用仄声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有的句子应“平起仄收”，有的则应“仄起平收”等等。唐诗的这些特征，不仅影响到后世的词、曲、小令的创作（后代诗歌史的研究者就有把词、曲等等也称作格律诗的），当然也影响到对联的创作——对联创作中必须恪守的“对仗”可以说直接来源于唐代的格律诗，如民间在对孩童进行对联写作的启蒙时，就采用这样的“口诀”，所谓“风对雨，夏对秋”等等，这类启蒙，告诉孩子的是，对仗既包括词性和词义上的，同时也包括声韵上的。如“风”和“雨”都是表示自然物像的名词，而声调上，“风”是平声，“雨”是仄声；“夏”和“秋”都是表示季节名称的名词，“夏”是仄声，“秋”则是平声……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诗歌的平仄对仗理论，严格说来源于唐之前的南朝文学家沈约。南朝之时，沈约和谢眺、王融等人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了注重声律，着意雕琢的路子，被时人称为“永明体”。而沈约总结了当时的诗歌创作经验，提出了区别四声，避免八病的观点，第一次从理论上强调了诗歌写作中要重视声韵、讲究平仄协调的问题，对增强诗歌的韵律美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不过，在实践中最后完善沈约这一理论的则是唐代尤其是盛唐时期的诗歌创作。如杜甫的诗歌，就以格律严谨精慎而著称。这里，我们举一些杜甫的诗句为例。
　　无边落木萧萧下，
　　〇〇●●〇〇●
　　不尽长江滚滚来。
　　●●〇〇●●〇
　　　　　——七律《登高》颔联
　　上面两句诗，是典型的律诗句式。“不尽”和“无边”都是副词，而“落木”和“长江”则是名词；“滚滚”和“萧萧”都是状物的形容词，最后的“下”和“来”在诗中都属于方位动词——这是词性上的对仗。至于声韵上的对仗也很严谨。前一句，平起仄收，后一句便仄起平收（为了讲述方便并让读者更易理解，本书以符号〇代表平声，以●代表仄声），以两个字为一个节拍，严谨精到，毫不苟且，可以说，它既代表了唐诗的典范，也体现了杜诗的风格。
　　再看一例。
　　烽火连三月，
　　〇●〇〇●
　　家书抵万金。
　　〇〇●●〇
　　　——五律《春望》颈联
　　该联的标准格式应该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但格律诗在实际创作中，有“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说法，也就是说，对于七律而言，有些地方对于第一、第三、第五个字的平仄可以放松标准，因为这几处不影响诗的韵律美；而五律由于只有五个字，所以第五个字还是要论的，但有时对第一、第三个字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放宽松标准。上面所引杜甫《春望》一诗的颈联，除了首句第一个字未能严密对仗外，其余各字都是两两相对的。而对联的平仄基本就是参照律诗的格式，按照两个字一个节拍两个字一个节拍来进行对仗，因此，一些人把唐诗作为对联的源头就不足为奇了。
　　4、对联的前身（之二）
　　上面说了，一些人已习惯于将唐代的律诗看作是对联的前身，认为对联脱胎于此。此话不能说不对，但笔者认为它并不完全。何以见得？因为这种观点只强调了唐诗在韵律和词义对偶方面对对联的影响，却忽视了对联在句式上与唐诗的不同之处。唐代的格律诗在句式上非常严谨，一般就是五言和七言两种。也就是说，规范的唐代律诗在句式上是排它的，它不像宋代的长短句，每句用字可以一字、两字或者多字，更不像唐以前的古诗，用字多寡不受绝对局限，只要情感表现需要，甚至可以使用长达十余字的句式。虽然一、两个字乃至十几个字的句式在古诗词中属于非常态句式，但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看，诗歌的常态句式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变化的。如《诗经》的四字句，汉代古诗的五字句、楚辞中的六字句及至魏晋时期的七字句。
　　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收录了从周朝初期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诗歌作品，这些作品共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当时各国各地的民间歌谣，相当于现今的民歌；《雅》是“言王政之所由废兴”的作品，一般出自士大夫阶层的手笔；《颂》则是王族祭祀祖先的乐歌和舞曲。由此可见，《诗经》的作者包括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在内。但不管出自哪个阶层的人的作品，《诗经》中的诗作基本上都是以四字句为主要形式的。如大家都很熟悉的《关雎》：
　　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当然，《诗经》中也有五字句、六字句、七字句甚至八字句的，（《诗经》中著名的篇章《豳风·七月》穿插于四字句中的，就有参差不齐的多种句式，如“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但四字句终究是其最主要的格式。
　　汉代诗歌以乐府诗和古诗十九首为代表。这些诗歌间有两、三、四字句或五、六、七字句的，但总体上以五字句为主要形式。最早的七言诗，笔者以为应是汉代张衡的《四愁诗》，该诗共分四段，每段七句，每句均为七个字。虽说有的句子是靠虚词填充的，但多数句子为实实在在的七字诗。七言诗在魏文帝曹丕手上定型，曹丕的《燕歌行》被认为是“现存文人作品中较早的完整的七言诗”（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二册257页）。七言诗的兴盛是在唐代，并至此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诗歌形式。
　　对联的写作，虽然受唐代律诗影响很大，但也不能不看到，它实际上也受到唐以前各种诗歌形式的影响。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它的句式绝对不局限于五言和七言，而是从两言到七言乃至多言的均有。并且，它通过组合诗歌的各种句式，甚至创造出多达百言的长联，而百字长联的迂回曲折，摇曳多姿，竟能容纳一首普通的诗歌所不可能包容的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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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人物对联的研究及创作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