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武侠小说怎样写才是最经典的？

优秀的武侠小说是如何写成的?~

读是一定要读的，但我从来就不建议全读，还是要有取舍吧，为了节省时间，但你喜欢全读当然更好，有大纲和没大纲，正常情况下有大纲是比较好的，你先把人物，关系，主要矛盾，发展走向，各人结局都设计出来，再慢慢填充。

一、咋开头的？
武侠看太多了，回顾一下，多数作品的开头普遍有几多：描写山、天气的多，词语还华美得很；站在石头上、树底下的多，不是下棋就是对眼儿，剑拔弩张；远远地从道上走来的多，男女老少、骑驴、坐轿的都有；配角第一个出现的多；以主角出生前的事作引子的多；从墙外、草磕子里窜出人影的多；上来就打就杀就抢的多……文学小说的开头哪能如此千篇一律乏味呢？换个新写法又不是什么难事儿，一开始就给读者耳目一新、有文学味儿的感觉不是很好吗。比如就从主角写起，开头就写，瞎编一段，‘王山药恨他的师傅，他是他畏惧的神，又是他一直想摆脱的恶魔，’然后简单写原因，道出师徒间的大体关系，接着写‘此刻，他坐在大义门后院儿的墙头上，望着天边的晚霞，怔怔地出着神，……’就是这个意思，既能让读者的心神一下子就靠近主角的世界，又交待了一个门派中最主要的人际关系基调和主角的基本生存状态，我觉得是有力的开头。类似这样的尝试都可以去做，写出有新意的武侠应该从起头就显露端倪。
二、情节展开中对话和打杀的动作别太多了。
主角也是人，他也要观察，也有安静地坐在那儿沉思的时候，多写写这些会增强小说的节凑感，对整体上表现人物也完全必要。我看过一些作品，对话太多太长，一两句就能推动情节往下走的，他非要抻成十句二十几句，还多是冷笑说的、暴怒说的、阴险说的你呛我我探你的话，过于浅露和机械了，也不真实，在江湖里混的人，见了面也不可能总是斜眉瞪眼说话，人性是丰富的，江湖里的人物更是绚丽多姿的，要敢于写他们平静、感悟的时候，立体多层次地描绘他们。
情节设计也是如此，不要总是冲突和矛盾，也要有和风细雨，就是写矛盾，我建议大家也要多去尝试不露痕迹或者是若隐若现的地去写，让读者去品味，让你的作品有嚼头。
三、是不是还在为某某道、某某怎么道的重复又无奈而发愁呢？
许多作者都会犯这个难，尤其是说话时的表情，不写就觉着干巴，写吧不是笑道就是惊道，这个也好办，你就不写‘某某道：’，先把话写出来，后面缀一句他的动作或心态就行了，再瞎编两句：
“那可是师傅的剑，刘四儿眼独，认出来传到师傅那儿，我可咋办？”看王山药的表情，就好象师傅怒火中烧的大马眼已经贴到了他的脸上。
“你比划得快点儿，光泛滥闪的谁瞧得出来，赢了，怎么着都行。”翠花不听他的，轻轻抽出师傅的剑，又插进了另一个剑鞘里。
“你拿菜刀去比试去，握在手里多踏实，又不怕谁眼独。”翠花还笑得出来，王山药脑门子都冒汗了。
“…….”翠花会心一笑，转身走了。
“哎哟……”翠花盯着那把磕掉渣的剑，歪主意和着坏笑便爬上了两腮。
一定要发散思维，要有意识地磨练自己灵活把握情节描述的能力，偏执点儿都不怕。特别是，要多看近代和当代一些大作家的作品，如张艾玲、铁凝、格菲等等，看人家是怎么把握人物对话和情绪变化的，自己再多写多试就好了，这个不会太难，主要是避免语言的重复就行了。
四、转呈起和还是要精一点儿。
我觉得不能总是‘那日，到了**山已是**时分’‘这一日清晨怎么怎么样’‘某某酒楼华灯初上，角落里坐了什么什么人’，有的小说很长很长一段全是以主角为中心，这一日到了哪儿，那一日又发生了什么，都是老套路，一点儿文学作品应有的转呈变化都没有。咱们试试变一变，看行不行。比如这一日师傅开始教基础心法，完全可以这么写‘身体里怎么会有气在游动？当上清道长第一次告诉张三的时候，张三根本就不信，可是看着上清一本正经的表情又不象在逗弄他，似乎是为证明给他看，上清摆起两条长胳膊反一下正一下地划了几个圈，眼睛还一瞪一瞪地，张三心里就以为他要变戏法了……..’
转笔到另一个重要配角或时空事件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从这个配角本身切入，比如‘王二今天非常的郁闷，尤四婶找来的郎中说他老婆的病再托就没的治了，而辛苦攒得十两银子又因一时手痒在如意坊输了精光……’，或者从另一个江湖帮派的现状写起，比如，‘户部的度牒发下来了，由于太后说了话，在满寺二百一十五名僧人这个数上又多给了三十张，方丈海元自是欢喜不已，可想到眼下的另一桩烦心事儿，这份好心情很快就飘走了。俗家弟子张大功与古灯教的人争狠被打成重伤的事已经被那些有心的人宣讲得沸沸扬扬，海元觉得有一股暗涌的力量正在把一向低调敛默的少林一步步推向江湖斗争的漩涡……’这样简单交待了背景，再引出下面的情节就自然多了，看着也吸引人，你可以先试一试，看看感觉如何。
五、行文叙述要捞干的，直指关键。
看过一些朋友的作品，行文太啰嗦了。就是托孤一场戏，把个孩子送到深山秘派调教，先描写山势景观、写几个人领着孩子，大人长得如何，娃娃清不清秀，然后敲门，出来人，长得咋样，说两句儿进去了，过一会儿又出来了，请到一个屋，又过一会儿进来一个僧人，长得啥样，说两句才知道这个还不是正主，又出去了，这边儿泡了茶，什么茶，过一会儿，那僧人回来又把这几个请到了另一个屋子里，这才看到了正主，哭着请求收下。推进太慢了，没有张驰跳跃感，就是流水账，其实很简单，就直奔主题.
比如说这孩子叫张七，‘那天大概也是这样的天儿吧，阴得乎啦的，张七被老罗叔牵着手，甩动着小胳膊，战战惊惊地进了天一派寂静的山门。他还记得恩师胡痴老道第一眼见到他时的神情，他装出有些滑稽的惊讶样子，弯下腰看了看他，又用脏稀稀的手指头刮了刮他的小脸蛋儿，然后笑着问‘你咋来啦？你多大啦？你走这么远的路累不累啊？’他问得很轻很祥和，如一缕春风吹走了张七满心的惶恐，那一年他才七岁。’就是要把你想告诉读者的关于主角和配角的一些东西，尽可能直接而又不直白地写出来，让人看了打眼儿。
还有对话，很多作者写起对话就收不住了，越扯越多，越扯离本情节核心的内容越远，何必费力不讨好呢，就适当地扩散几句，然后把你想在这个情节透露给读者的东西抖出来就行了。一定要捞干的说，哪怕感觉上有点儿直白，只要简洁，将来添色润笔也好添。
六、千万别急着往网上挂！
写一点儿更新一点儿，这绝对不行。一件成熟的作品，必须要在写完后认认真真地修坑补漏、添情加绪，自己觉得满意了，才好拿出来让大家看。这是文学创作，可不要把它变成一点儿一点儿地在网上积聚人气的浮躁地追名逐利的过程，一部优秀的作品，起码要憋上一两年，甚至更长。写完了改完了，攥在手里，你还可以和网上其他作品作个比较参照，自己写得行不行，能不能超过这个人写的水平，万一又来了灵感，还可以再改，甚至大改动。过早地抛头露面，已经在读者群中有了印象了，再想改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一、中国人侠义观念之形成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侠」与「游侠」之称屡见不鲜，却并无「武侠」一词。最早将「武」、「侠」二字相提并论，复加以必然之关联者，厥为战国时代法家代表人物韩非。《韩非子•五蠹篇》有云：「儒以文犯法，而侠以武犯禁！」所谓「五蠹」，乃特指学者、言谈者、带剑者、串御者、工商者「五类分子」而言。其中「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即是法家为「侠」所罗织的罪状，必欲去之而后快！
虽然由于史料所限，近世学者迄今仍无人能明确指出「侠」与「游侠」的分际究竟如何──即令贤如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游侠立传，亦不免将两者混为一谈──但大抵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古代侠客并非以仗剑动武为唯一要件，所重端在「仁义」而已；至于行谊、精神则是一脉相承、代代不绝的。

游侠：重仁尚义「施恩拒报」
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论游侠的本质是：「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明白揭橥仁、义二字。而〈游侠列传〉更进一步勾勒出游侠的精神面貌是：「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便将游侠的人生观与行为准则界定下来了。
在〈游侠列传〉里，司马迁曾提及「侠」的四种名目，分别是：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实则彼此相类，只是活动的空间或略有差异，说法不同而已。如汉初之朱家、郭解、田仲、剧孟等等，均属于民间游侠，其人或「以躯借交报仇」；或「所藏活豪士以百数」；或「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或「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云云。
其实，郭解「睚眦杀人」，有失仁侠之道，不足为训。而班固作《汉书•游侠传》，则又以信陵、平原、孟尝、春申四君「竞为游侠」，置于传首；即后世所谓「卿相之侠」（借钱穆语），以与民间游侠区分，但此说颇有问题。试看司马迁为「四豪」立传：论平原君赵胜，则「利令智昏」；论孟尝君田文，则「好客自喜」，一怒而灭县；论春申君黄歇，则「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卒以弄虚造假而贾祸杀身；凡此，皆乖离游侠精神。唯有信陵君魏无忌礼贤下士，仁义无双，与〈游侠列传〉宗旨相符。此外，「延陵挂剑」的吴公子季札，一诺千金，亦有「侠士之风」。　　综上所述，游侠或出身平民市井，或出身卿相贵族；居仁由义，重然诺，轻生死！其性质并非钱穆在〈释侠〉一文中所断：「侠乃养私剑者，而以私剑见养者非侠。」因为侠士可以不带剑，亦可不带剑；可以动武，亦可不动武；「养私剑」（培植私人武力）者固有，却未可一概而论。对此，刘若愚的《中国之侠》一书，看法就较为合理。他认为：「游侠并非属于任何特殊社群，亦不具某种阶级成分；不过是拥有若干理想的人物而已。」刘氏进而又将游侠的特征归纳为八，而以「重仁义，锄强扶弱，不求报施」列为首要。可谓探骊得珠！
诚然，中国自古「侠」、「义」并称。唐代李德裕作《豪侠论》即剀切指出：「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可见「义」对侠者之重要，二者不可须臾离。然而有关「义」的正当行为标准如何，自春秋以迄先秦各家均各执一词，并无定论。
《墨子•尚同上》曾慨乎言之：「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这就是说，古人由于立场、看法不同，对于「义」的解释及所定标准也就不同。
那么「侠客之义」即侠客所公认的正当行为究竟与常人有何相异之处？我们由《史记•游侠列传》描述朱家之为人行事，即可约略得知：侠客实以「利他」主义为行动原则。如朱家自奉甚俭，但「诸所尝施，唯恐见之」，「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他岂止于「不求报施」？更「羞伐其德」，避不见面！这是何等清高的志节！但侠者却认为理所当然，不值一提。此所以冯友兰在《新事论》中指出：
所谓「行侠仗义」的人所取的行为标准，在有些地方都比其社会道德所规定者高。（中略）「施恩不望报」是道德的行为，「施恩拒报」即是超道德的行为了。
明乎此，乃知侠义精神端从无私、利他的主观意识出发。所谓「救人于厄，振人不赡」正是一种伟大同情心的表现；至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犹其余事了。然则后世常以「侠」、「刺」并举，这是什么道理呢？其间又有何区别呢？

刺客：「报恩以武」不顾死生
纵观《史记•刺客列传》，我们可以发现：刺客的思想行为实与游侠精神相通，其别一在于「报」，二在于「武」。而刺客之所谓「报」，又特别着重报恩，具有被动性质；为了达到目的，迅求事功，便不得不动武矣。
──如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是因率军与齐国交战，三度败北；而鲁庄公不加问罪，「犹复以为将」！可谓有恩有德，岂可不报？
──如专诸以鱼藏剑刺吴王僚，是因公子光以「善客待之」，且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如此看重，乃奋身以报。
──如豫让变容易貌，狙击赵襄子，是因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遂不惜「为知己者死」！
──如聂政刺杀韩相侠累，是因严仲子倾心结纳，恩遇至厚；借躯为报其仇即是报恩，故粉身碎骨，在所不顾。
至于荆轲刺秦王一事，则不无可议之处。因其虽屡言「报」字（报燕太子丹），但一再迟迟其行，推三阻四；以致连累多人白白送命，有负恩主重托，终究身死事败为天下笑！症结正出在他学艺未精，武功低微，又「不讲于刺剑之术」。惟荆轲在秦廷浴血奋战，从容就义，亦足称勇士。可惜匹夫徒逞血气之勇，令人慨叹！
由此观之，刺客「报恩」以武，游侠「施恩」以仁；虽然两者皆重然诺、轻生死，但毕竟在立身行事的动机与做法上，有所不同。是故司马迁为游侠、刺客立传，泾渭分明，实寓有深意在内。

墨者：「替天行道」为民除害
复次，侠者又有「别墨」之称。据《吕氏春秋》记载，春秋战国时代原始墨家集团，以墨翟为首任「巨子」，其徒遍天下；弟子三百人，皆可使其赴汤蹈火，急人之难。如禽滑厘率众救宋，即为显例。
《墨子•兼爱下》主张：「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并且为求「兴天下之大利」，便不得不「用天之罚」以「除天下之大害」；甚至必要时「不惮以身为牺牲」！而《墨子•非攻下》更特别指出，武王伐纣「非所谓攻也，所谓诛也」！因为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所以不得不「代天行诛」！
如此看来，墨家实无殊于一侠士集团，初不计较个人恩怨，而以救国救民、替天行道为人生理想目标。再就其组织观之，墨家纪律严明，有如江湖帮会；「巨子」即帮主，对于犯「墨者之法」者，可操生杀大权。据《吕氏春秋》引述「墨者之法」是：「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值得注意的是，墨者视此一家法为「天下之大义」，尤高于一般国法；即使「巨子」杀人违犯，亦罪在不赦，何况其余！
由是「戒妄杀」乃悬为后世侠者共遵共守之信条；相较之下，刺客为「报私怨」而率性杀人，所见之「义」又特其小也！
以上笔者已大略将清史所载有关侠、刺、墨三者思想行为之异同，作了初步分析。姑不论其见识大小、是非功过如何，但不可否认的是，古代具有独行侠或豪侠性质的侠、刺之流与具有帮会性质的墨者之徒，对于两千年来中国人侠义观念之形成与深化，影响至钜。我们常说某人「有侠气」、「讲义气」，都是一种美称，多持肯定态度；而「见义勇为」更属难能可贵的英雄行径，令人由衷钦佩──所谓「虽不能之，然心向往之」，即足以说明这个道理。
是故，在此一历史背景及社会心理的交相激荡下，人们普遍欢迎这类以侠义英雄事迹为题材内容的传奇小说，毋宁是理所当然的了。

二、「武侠」与小说类目之关系
在当前海峡两岸所出版的重要辞典中，绝少收入「武侠」或「武侠小说」一词；即有释义，亦甚简略，更未言及出处。这在武侠小说流行了大半个世纪的中国，不能不说是一桩怪事。
顾名思义，「武侠」系专指凭借武技主持公道的侠义之士而言。但有趣的是，在我国古代文献与稗官野史中虽有「游侠」、「仁侠」、「义侠」、「豪侠」、「勇侠」、「隐侠」、「儒侠」乃至「剑侠」、「盗侠」、「僧侠」、「女侠」种种名目，惟至迟在清末之前，尚未出现「武侠」一词。其实，「侠以武犯禁」固寓有武侠之意，但「武侠」之成为一个复合词，却是日本人的杰作；而辗转由旅日文人、学者相继采用，传回中国。

押川春浪首张「武侠」之目
日人何时衍创「武侠」一词？漫不可考。然明治时代后期的通俗小说家押川春浪（一八七六～一九一四年），却有三部以「武侠」为名的小说，轰动日本，风行一时；分别是《武侠舰队》（或译《海底军舰》，为处女作，一九○○年）、《武侠之日本》（一九○二年）、《东洋武侠团》（一九○七年）；此外更创办《武侠世界》杂志（一九一二年），以鼓吹武侠精神。
清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年），梁启超在横滨所办《新小说》月报之〈小说丛话〉专栏中，有署名「定一」者评论古今名著时说：「《水浒》一书为中国小说中铮铮者，遗武侠之模范；使社会受其余赐，实施耐庵之功也。」这可能是中国刊物首次借用「武侠」这个外来语以颂扬《水浒传》之滥殇。越一年，梁氏作《中国之武士道》，其自序亦两提「武侠」之名。彼等受到押川春浪小说影响，殆无可置疑。
清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年），笔名「觉我」的徐念慈曾于上海《小说林》月报发表〈余之小说观〉一文，略谓：「日本蕞尔三岛，其国民咸以武侠自命、英雄自期……故博文馆发行之……《武侠之日本》……《武侠舰队》……一书之出，争先快睹，不匝年而重版十余次矣。」徐氏尝谓亲自润饰中译《武侠舰队》，改题为《新舞台》，连载于《小说林》。
经查《小说林》所分小说类目，计有：社会、科学、侦探、历史、军事、言情、奇情、家庭以及短篇共九种，而《新舞台》（即《武侠舰队》）则列入军事小说中。此外，该刊第五期所载《绿林侠谭》，亦未冠以「武侠」之名，而独立存在于九种小说类目之外，当作江湖轶事看待。

林纾〈傅眉史〉得风气之先
据马幼垣考清末民初众多小说期刊所收作品，具有武侠小说性质者，当日恒归类为「义侠」、「侠义」、「侠情」、「勇义」、「技击」、「武事」、「尚武」等名目；而最早标明为「武侠小说」者，厥为林纾在《小说大观》第三期（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发表的短篇小说《傅眉史》，一次刊完。
嗣后，以「武侠」为书名之荦荦大者计有：钱基博与恽铁樵编撰的《武侠丛谈》（一九一六年）、姜侠魂编撰的《武侠大观》（一九一八年）、唐熊所撰《武侠异闻录》（一九一八年）、许慕义所编《古今武侠奇观》（一九一九年）以及平襟亚主编《武侠世界》月刊（一九二一年）、包天笑主编《星期》周刊之〈武侠专号〉（一九二二年）等等。至此，「武侠」之名不胫而走；透过报纸、杂志的宣传鼓吹，社会大众也逐渐接受「武侠小说」存在的事实。
迨及一九二○年代「南向北赵」双雄崛起之际，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与赵焕亭的《奇侠精忠传》虽均未特别标明是武侠小说，但世人皆以武侠小说目之。此后晚出的同类作家封面及扉页，或径称「武侠小说」，或代以「技击小说」、「武侠技击小说」、「历史武侠小说」、「侠义小说」、「侠情小说」、「奇侠小说」、「剑侠小说」、「武侠斗剑奇情小说」，甚至「党会小说」等等，殊不一致。然总以标榜「武侠小说」者居多；于焉乃形成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认可的小说类目，以迄于今。

三、武侠文学传统及其演化过程
如采狭义的说法，武侠小说自然是民国初年以后的「新生事物」；但这并不意味在此之前中国就没有性质相类的小说存在。相反地，从唐人传奇在文学史上领一代之风骚起，武侠小说即开始萌芽。如宋初李昉等所编《太平广记》卷一九三至一九六，特将十八种唐人传奇列入「豪侠」类，便可概见武侠小说实与唐人传奇部分作品脉络相通。故若谓唐人传奇为武侠小说之远祖，当不为过。
惟这类「豪侠」传奇也有两个公婆：一是汉初司马迁《史记》中的游侠、刺客列传；二是魏晋、六朝间盛行的「杂记体」神异、志怪小说。
──前者正如近人钱基博在其〈铁樵小说汇稿序〉中所称：「太史公序游侠，则进处士而退奸雄，是亦稗官之遗意也。」稗官乃指小说者流；然就侠、刺列传的内容性质而言，即使不能等同于小说，亦可谓最早的「豪侠传记文学」，对唐人传奇中描写的侠、刺行为颇有启发作用。
──后者亦如明人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卅六）》所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而周树人着《中国小说史略》更进一步点明：「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以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例如隋末唐初王度所撰〈古镜记〉及〈补江总白猿传〉（不着撰人），便直承六朝变异之谈余烈，开唐人传奇中「神怪」类小说之先河。
这一实（前者写实）、一虚（后者虚构）相生互激的结果，乃导致晚唐所出的「豪侠」类传奇，多少均染上宿命或神异色彩；其对后世武侠小说影响深钜，固不待言。

唐人「豪侠」传奇产生之社会背景
有关唐人传奇勃兴的原因，范烟桥着《中国小说史》曾约略言之：「在此时代，婚姻不良，为人生痛苦的思想，渐起呻吟；而藩镇跋扈，平民渴盼一种侠客之救济；故写恋爱、豪侠之小说，产生甚富。」
此固为持平之论；但需要特别补充的是，中唐后社会暗杀之风极盛；藩镇各霸一方，私蓄刺客以仇杀异己之事，时有所闻，史不绝书。这便为唐人豪侠小说提供了「反映社会现实」的催化剂。
复次，当时权贵为求自保，乃格外注重安全保卫工作。如《资治通鉴》卷二一五，记李林甫：「自以多结怨，常虞刺客。出则步骑百余人为左右翼，金吾静街；前驱在数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则重关复壁……如防大敌；一夕屡移床，虽家人莫知其处。」故侠、刺者流要想得手，非具有神出鬼没的本领不可。此所以唐人驰骋想象作豪侠小说，凡涉武事，便千奇百怪；神通幻变，不一而足。像《史记•刺客列传》写荆轲那样不谙剑术的庸手，在唐人传奇中是再也见不到了。

唐人「豪侠」传奇包含四种类型
纵观民初以降的武侠小说，无论其流派风格、品类优劣如何，其共同点都是牢牢扣住「用武行侠」的主题；而武与侠二者互为表里，浑如一体，是手段也是目的，尤侧重武技描写。但细按唐人豪侠小说之内容，却不尽然「用武行侠」；它大抵包含四种类型，旨趣各异。今举其荦荦大者于次：
（一）用武行侠类──如袁郊〈红线〉、〈懒残〉、裴铏〈昆仑奴〉、〈韦自东〉、皇甫氏〈义侠〉、〈车中女子〉、康骈〈田膨郎〉等；完全具有武侠小说的本质与特性。
（二）有武无侠类──如裴铏〈聂隐娘〉、沈亚之〈冯燕传〉、段成式〈僧侠〉、〈京西店老人〉、〈兰陵老人〉、皇甫氏〈嘉兴绳技〉、〈张仲殷〉、康骈〈潘将军〉、〈麻衣张盖人〉等；或卖弄武技，故神其说，或滥杀无辜，草菅人命，均未见行侠事迹。
（三）有侠无武类──如杜光庭〈虬髯客传〉、蒋防〈霍小玉传〉、许尧佐〈柳氏传〉、薛调〈无双传〉、柳埕〈上清传〉、牛肃〈吴保安〉、皇甫枚〈李龟寿〉、李亢〈侯彝〉、冯翊〈张佑〉等；仅表现出某种豪侠或侠义精神，而不以武技取胜。
（四）衔冤复仇类──如李公佐〈谢小娥传〉、皇甫氏〈崔慎思〉、薛用弱〈贾人妻〉等，皆为报冤仇不择手段杀人。前者固彰显孝妇节义，然究非侠义；余则「杀子绝念，断其所爱」，全无人性可言！其冷酷无情，虽禽兽、盗贼亦不能过。
荀悦《汉纪》卷十有云：「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致为盗贼也。」这也就是说，恃武横行之人若不走正道，即是盗贼而非游侠，两者不可相混。然由上举四类世所公认的唐人豪侠小说（或泛称侠义小说）故事旨趣可知，其中固不乏描写豪杰、义士行径者，而以盗为侠者亦不在少数；更多的则是一些非侠非盗而武技神奇的中间人物及冷血杀手，也昂然混迹其内。如《太平广记》所列「豪侠」类目，即有泰半是滥用侠名者，可概其余。
但就广义「武」、「侠」的范围而言，举凡唐人传奇里所描写的江湖豪杰、义士、异人、盗贼、杀手、复仇者以及神鬼莫测的武功、剑术等等趣味性素材，均为后世武侠小说所吸纳，共冶于一炉。
我们试看「用武行侠」类的唐人传奇内容，即可明了武侠小说之原型要素殆已包罗其中：
一、行侠仗义必以「武」；它包括一切超能力的武技，可以止戈（如〈红线〉），可以救人（如〈昆仑奴〉、〈车中女子〉），可以摘奸发伏（如〈义侠〉、〈田膨郎〉），可以为民除害（如〈懒残〉、〈韦自东〉）──武与侠乃形成有机的结合，二者不再孤立存在。
二、特别渲染方外人的神奇本领；而所述佛、道两家弟子之玄门绝技或秘术，均非世俗所能想象（如〈红线〉、〈懒残〉）──后世武侠小说每喜为玄门奇人张目，胎息在此。
三、仗剑护法与灵丹妙用；这在以「剑仙」除魔卫道故事为主的武侠小说中，尤为显著，而实以裴铏〈韦自东〉为滥殇。盖古传采药炼丹（或修练神功）易遭魔扰，必须借助高人护法，方可成事；而灵丹妙药则有诸般神效，如驻颜、长生、增强功力等等──凡此，皆为后世武侠小说所宗，更进而发扬光大。
当然，若论唐人传奇中最具武侠典型的「侠之大者」，自推袁郊所撰〈红线〉；叙述侠女红线为解潞州节度使薛嵩之忧，而勇往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枕边盗盒示警的故事。传中说她「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入危邦，经五六城」；而归来时彷佛「晓角吟风，一叶坠露」，洵可谓神乎其技；然却一无杀伤，十足体现仁侠精神。结果正如所云：「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故此「红线盗盒」千古传诵，令人赞叹不已。

文言武侠由盛而衰之渐变
惟唐人传奇树立了文言「武侠」的典型之后，经五代至宋，却并无任何发展，反而有衰落之势。在现存的传世之作中，除王定保所撰〈胡证〉、〈宣慈寺门子〉及孙光宪所撰〈荆十三娘〉等篇，尚能表彰武侠精神而外；余如吴淑《江淮异人录》二卷所收〈李胜〉、〈聂师道〉、〈张训妻〉、〈洪州书生〉与洪迈《夷坚志》所收〈花月新闻〉、〈解洵娶妇〉、〈郭伦观灯〉、〈侠妇人〉、〈八段锦〉诸篇，或有武无侠，或有侠不武，甚至以细故杀人者亦屡见不鲜；惟〈郭伦观灯〉用武行侠，彰明较着。
其次，明人王世贞伪托段成式所编《剑侠传》四卷，则收宋人作品十六篇，大体仍模仿唐人传奇笔意，率由旧章。故周树人《中国小说史略》慨谓：「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
然而自宋以降，文言武侠作品走势虽衰，明、清两代仍有不少这类仿唐传奇小说存在。如《剑侠传》之继起者有乔吉《续剑侠传》、徐广《三侠传》、邹之麟《女侠传》等；从此，飞剑乘空之说甚嚣尘上，亦风行一时。
此外，明人武侠传奇之文情较可观者尚有李昌祺〈青城舞剑录〉、宋濂〈秦士录〉、宋懋澄〈刘东山〉、徐士俊〈汪十四传〉及乐宫谱〈毛生〉等篇。至于清人武侠传奇则今存本甚伙，撮其要者如蒲松龄的〈侠女〉、〈武技〉、〈红玉〉（收入《聊斋志异》）；王士祯的〈剑侠〉、〈女侠〉（收入《池北偶谈》）；袁枚的〈三姑娘〉、〈好冷风〉（收入《新齐谐》）；毛祥麟的〈南海生〉、〈褚复生〉（收入《墨余录》）以及李渔〈秦淮健儿传〉、钮琇〈云娘〉、乐钧〈葛衣人〉、许仲元〈陶先生〉、沈起凤〈恶饯〉等篇，但亦不脱唐人传奇之流风遗韵。
复次，在《清朝野史大观》的述异、遗闻、轶事中，亦多武侠传奇；但凡近世知名的江南八侠、大刀王五、霍元甲等人物事迹，悉在其内。值得注意的是，自从宋初洪迈撰《八段锦》首揭气功名称及师承来历以后，有明一代竟无赓续者；而入清季却逐渐蔚为风气。如蒲松龄〈武技〉、〈铁布衫法〉之少林派；许仲元〈陶先生〉之内、外家；沉起凤〈恶饯〉之内、外功；采蘅子〈武技三则〉之软、硬功；毛祥麟〈褚复生〉之神功；以及《清朝野史大观》藉峨眉僧故事而评述内家正宗拳法源流、传承等等。凡此，均与宋、明文人祖述唐人传奇之剑侠神技大异其趣。迨及清末林纾撰《技击余闻》一书，可谓文言武侠小说压卷之作；嗣后此类作品寥若晨星，终致绝迹人间。白话武侠始自「说公案」
一言以蔽之，武侠文学自唐代发微，入宋后分为两支发展：一为「传奇体」，即文言小说，已如上述；一为「话本」，即白话小说，则与后世武侠小说关系尤大。此因唐宋传奇多出于文人学士之手，皆为古典文言，笔墨简洁，未能雅俗共赏；而「话本」实系宋以前市井中「说话人」（以说书为专业者）的故事本子──初受佛经讲唱「变文」之影响，再经宋人以民间俚语著书──因其文字浅显易懂，故又称为「平话」。
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都有提及当时汴京「说话」伎艺之盛。其中耐得翁曾分南宋小说为三类：「一者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拳、提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与吴自牧说法略同。至「话本」小说大典，引吭发变征之声；音虽稍下，却甚通俗，妇孺俱解，遂广为流传。如〈杨温拦路虎传〉、〈杨谦之客舫遇侠僧〉、〈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万秀娘仇报山亭儿〉、〈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等，皆属于「说公案」一类白话小说，而饶有武侠之意味。特以〈杨温拦路虎传〉描写杨温与李贵对打，逐招交代，并采用内行术语，殆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遭。

看武侠小说通常是在有看书社看，最主要的原因是这公总号里面的武侠小说比较多，而且都是些新书，比较符合现在的大部分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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