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会有爆发式的增长

为什么在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动乱的时期，佛教却兴盛起来~

公元前后，佛教传入中国。盛行就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那个时候社会动乱不安，很多人家庭经济破产。佛家寺院又有特殊政策保护，可以不交税，有自己的财产，甚至可以有自己的武装。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出家是最好的出路了。所以在动乱年代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很多人到寺庙出家，所以佛教很快就兴盛了起来，其实也是为了得到寺庙的保护。

但是这些人入了佛门，可未必就遵守佛教的清规戒律，可能很多人根本也没想遵守。所以那个时期的和尚的素质有所降低。这是导致第一次灭佛运动的直接原因。


佛教自汉朝传入以来，据史料记载，在我国古代有过四次灭佛运动。前两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诏令灭佛的法难，第四次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周世宗灭佛，这三次灭佛都是在国家不统一的动乱时期发生的。佛教主张出世而道教和儒教则主张入世，两个绝然相反的教义之间自然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斗争必不可免。 历史上的废除佛教除了由于佛教和道教、儒教的教义之争的矛盾外，还有经济矛盾。

佛教发源于印度而兴盛于中国，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状况、文人心态及思想学说动乱中文人的命运与文人的风尚门阀制度与门阀观念下的文学创作玄学对文学的渗透佛教与佛经翻译对文学的影响很大。

汉末、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动乱和政治秩序的崩溃，士族名流既感世事无可为，只好退入个人私期求中。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亦于此时乘虚而入，到了南北朝，佛法盛极一时，一跃而成为时代的主要精神。当时上至君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崇信佛法，希企得到解释与慰籍。印度僧人来华络绎不绝，梵文佛经也陆续译成汉文，各种佛教教派也开始在中国出现。南北各地均出现大量修建佛寺以及绘绘制佛窟壁画的热潮，尤以北方地区的佛教石窟汇集了佛教艺术的无数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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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以后,至魏晋南北朝期间大盛,其盛行原因,可有以下数点,现详述。首先,是由於魏晋南北朝时,政治黑暗,时局动荡造成佛教大盛。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政权更换快速,篡弑频仍,故政治混乱,民不聊生;加上外族入侵,造成生灵涂炭,人民生活艰苦。普通百姓在现实生活既找不到出路,乃寄心於宗教,寻求心灵的慰藉,於是各种宗教均甚盛行,而佛教也就在这背景下兴起。另一方面,在东汉党锢之祸后,士人在政治上屡受摧残,加上魏晋以来,篡弑频仍,政治黑暗,士人为求明哲保身,多不谈政治,於是儒家所崇尚的纲常名教及积极入世的思想大受打击。士人精神无所记托,於是讲求个人逍遥的道家哲学及出世的宗教思想随之兴起。佛教之所以能在众宗教中而特别盛行,主要是因为它的教义适合时代需要。早期,佛教传入中国以小乘为主,其教义主要为;(一)人死后精神不灭,(二)因果报应,(三)轮回之说,(四)布施。一般来说,小乘是专修个人的,此等教义,正好给予在现实生活中受尽折磨、困苦和灾难的人民对来世有所企望,因而大盛。另外,也因为儒佛思想并无大冲突,故佛学得以为传统的儒子及人民所接受。佛教教义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并无根本上的大冲突:两者均主张依赖自力而不依恃他人的帮助,佛教之众生皆可以成佛与儒家的人人皆可以成尧舜非常接近。主要分别则在於出世与入世之不同,在当时的环境中,现实生活与政治状况,均不容许人在世上有所作为,因此儒家思想根本无法实现,较消极的佛教思想,乃当时得令。其次,佛教者传教方法得宜,也有助其兴盛。佛教在传入之初即巳注意争取社会上层人物的信仰和支持,在当时的博士弟子景卢、楚王英、汉桓帝、魏文帝、孙权以及南北朝的大多数君主,都好佛事。佛教因得君主的提倡及上层士子的支持,故得广泛流传,不受摧抑。还有的是两晋时期,清谈玄学盛行,僧侣支遁、慧远等时与名士辩论玄理,亦深为士林所敬重,因此主流思想也沾染了不少佛教思想。此外,东晋末年,慧远致力於融佛入儒,其著有及,以及后来的法显西行寻求戒律,此等人的行径,均丰富了佛学,有助於弘扬佛法,赢得了人民的普遍信奉。而且,当时汉代神仙方术流行,他们往往透过符咒治病、占星等来吸引群众;而佛教中人为迎合当时俗尚,也兼用占验,预卜吉凶、治病等方术以接近群众,作为传教方法。例如西晋末年,西域僧人佛图澄来华,他用方术感化石勒,阻止了他的残杀,其后亦为石虎所崇信,此等方术,极能吸引一般民众,使中原人民逐渐奉佛。最后,佛教既得君主的崇信的优待,所以君主常将财产捐於佛寺,天下更从风而化。北朝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南朝豪贵亦常舍其邸宅,以起佛寺,至於以金钱货贽田地捐给佛寺者,为数尤多,故佛寺财产年年增加。佛教寺庙既有大量财富,亦能致力於社会福利,以收揽人心。政府又容许附属於寺庙的土地及人户免国家赋役,而投归佛寺,故造成佛寺财力丰盛,劳力大增,故在社会经济上有一特殊地位,确保其势力发展。总括而言,佛教之能在中国盛行, 有其主观条件与客观因素的配合. 对中国文化发展影响深远。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之所以会出现爆炸式的增长，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三个：（一）佛教传入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经过了本土化的过程，逐渐被更多人知道；（二）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不安，战争频繁，受尽人间之苦的民众借助佛教，寻求内心的平静；（三）统治阶级看中了佛教中让人忍耐驯服的特点，大力推广，以稳定自己的统治。

佛教逐渐本土化

佛教产生于印度，相传在东汉年间传入我国，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起初它在国内的地位和影响力远不如本土的道教和儒教。第一批中国的佛教徒的发展策略也是首先吸引上层人士信仰，继而从上往下的推广佛教。

最初并不成功，但随着道教的式微，越来越多的佛教经典被翻译成中文，以及佛教为了适应本土而作出的改变，让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认识了佛教，这都为魏晋南北朝佛教的盛行打下了基础。

民众寻求内心安宁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混乱的一个时代，外部有游牧民族不断入侵，内部更是军阀混战，百姓民不聊生，人口锐减，最严重时达到了十室九空的程度。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百姓的生活可想而知，为了寻求内心的平静，让精神有所寄托，宗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讲究灵魂拯救，寻求来世幸福的佛教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成为它的信徒。

统治者大力推广

佛教的教义让人一心向善，对现世的痛苦和不幸采取忍让、驯服的态度，这受到统治者的大力推广，越多的人信仰佛教，这个社会就会越加稳定，自己的统治就会维持越长的时间，哪怕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如此才造就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佛教盛世。

从东汉到西晋初，估计有200多部400多卷的佛经被翻译成汉文，除了小乘禅学还包括大乘般若经典。从现有的史料看，在当时的华夏知识阶层中没有什么影响。

司马家族卑劣的上位昭告了秦汉遗风的烟消云散，支撑士人的理想与价值观正在缓慢地崩塌。西晋畸形的政治结构使得整个华夏上层集团处于一种内部消耗倾轧的状态，那些自暴自弃实则内心却渴求权力的士人，面对个体生命的无力，玄学与嗑药成了他们对抗中央政府鼓吹的儒家意识形态的手段。而此时的道教，在汉末企图借着古代华夏传统天地宇宙，人伦道德的框架，在另一个彼岸的精神世界清整秩序，以此来准备支撑这个即将崩塌的世界。但在天师道原始体制被曹魏解散迁至中原後，有一种要被玩脱的征兆。

永嘉之乱後，晋书载:宗庙焚为灰烬，千里无烟炊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自天地开辟，书籍所载，大乱之极，未有若兹者也.士人们似乎读懂了一百多年前就已经翻成汉文而他们却不屑品读的佛典《八大人觉经》里的一句话-------------世间无常，国土危脆。面对这个已经崩坏的世界，玄学，显然已经无法给予士族阶层重构抗争的可能性，在那一刻，士人们突然找到了发展对抗的另一种工具----------佛学。尤其东晋建立以後，《世说新语》云：至过江，佛理尤盛。原本在北方的学僧（支遁，竺法潜）过江之後马上成了门阀权贵名流的座上宾。佛门过去诸如剃髪弃家，对皇帝王者不行跪拜种种被汉人诟病的规矩，成了他们替代玄学最强有力对抗政府的武器。

几十年之後，以庐山僧人慧远为中心团结在其周围的南方士族集团竟然使得当时的权臣桓玄都忌惮小心。

而在民间，佛教僧团早就顺着西域的陆路与南方的海路源源不断地进入华夏大地，他们以柔软的身段和灵活的教法迅速占领民间市场，在《高僧传》里是这么记载当时的僧人传教的-------------------

如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苦陈忏悔。若为君王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目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徵昔因则如见往业。覈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洒泪含酸。于是阖众倾心举堂恻怆

太祖说：文化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占领。问题在于连华夏上层知识份子都跪倒在佛法巨大魔力下，遑论那些不识字的普通百姓。汉末到魏晋，是整个华夏世界传统价值观的崩溃与重构期，是人们对远去的秦汉之风从追念到遗忘的时期。永嘉之乱後，就连那些异族的帝王们也发现，从一开始想利用佛教来整合民族，麻痹底层，拉拢人心，为帝位正名的盘算正一步步被这个来自天竺的教会集团带入一个“伤政害治”的危险地步，拓跋焘的灭佛，得罪的却是整个北魏贵族集团。南梁的萧衍反其道而行，最後还是逃不过身死国灭。整个南北朝，实则是皇权与门阀的斗争史，佛教的兴盛原因，除了民间思想阵地的失守，主要还是门阀与佛教结成了同盟关系。

而今日民间佛教的复兴，ZF对某教的妥协，知识分子投向耶教，各地一神教崇拜场所的增长，是不是预示着另一个大时代的来临，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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