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在魏晋南北朝是如何发展的？
魏晋时期，佛教在西域盛行，成为西域最发达的宗教信仰
公元前260年，佛经由天竺僧人带入西域，西域成为佛教第二故乡，是佛法最为兴盛的地区，随着西汉丝绸之路，佛教一路东行，延伸至中原
东汉末年，汉明帝派使节从西域请来2位天竺高僧，白马驮来了佛经，明帝下令仿古印度样式在洛阳建白马寺供2位高僧居住，朱士行正式在白马寺出家，成为中国第一个受戒僧人，他在白马寺度过了10年时光，去西域求法后，再也没有回到过这里，13年后，白马寺迎回了僧人们梦寐以求的《大品般若经》，由朱士行在于阗国亲手抄写完成的，让其弟子送回中原，自己因年迈未能踏上归程，此后300年更多中原僧人踏上西域取经之路，踏遍西域各国甚至到达天竺
公元310年，79岁佛图澄来中原传法，不久后西晋被周边游牧民族瓦解，中原进入混战，佛图澄并未跟随西晋南渡，而是投奔了杀戮成性的羯族首领石勒，石勒建立后赵，将佛图澄尊为国师，佛教在后赵逐渐兴盛，佛教徒越来越多，带来的问题也渐渐暴露出来
公元348年，佛图澄弟子道安领导北方佛教时正赶上北方群雄并起，战火连天，但整顿佛教已迫在眉睫，道安一边带领僧尼躲避灾难，一边指定僧尼规范，他参考已传入中原的部分佛教律学经典，再结合当时规定制定出一套佛门礼仪规制
道安对佛教日常行为登坛讲法、日行坐卧等都做了明确规范，就连姓氏都做了明确规定，道安之前，各门各地都跟随师傅姓，混乱不堪，还因此发生过门派之争，道安认为佛教由释迦牟尼创立，所有佛教徒都要跟随释迦牟尼姓，都姓释，天下出家人都姓释
公元399年，东晋僧人法显（第一位到达天竺的中国僧人）同另外4名僧人一起去天竺求法，15年后，77岁法显陵海上丝绸之路回到中国，同行的另外4名僧人客死他乡
公元383年，前秦吕光率领大军奔袭千里去西域龟qiu兹国，去争夺一位名冠华夏的高僧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是当时西域最著名的高僧
公元386年，江州刺史桓伊在庐山脚下为慧远修建了东林寺，道安弟子慧远任第一任东林寺主持
7岁出家的鸠摩罗什，12岁开始登坛讲法，21岁成为龟兹国国师，龟兹国不会把大师给前秦，联合西域各国组成西域联军坚守龟兹国，保护罗什大师
公元401年5月，后秦主姚兴大军一举消灭凉州吕氏政权，此时吕光已不在人世，而鸠摩罗什经历岁月风沙，已经真正被打磨成一位学贯中西佛学造诣高深的凉州老僧了
东晋十六国时期，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从北魏初期建造的云岗石窟，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凿的龙门石窟，成为佛教在那个时期发展的见证
在上至秦汉下接隋唐的300多年里，佛教文化在中国大地上扮演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
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继续向中国内地传播，由于统治者的支持，这一时期有大量佛经被翻译、介绍到中土，并出现了一批成就显著的佛学家和译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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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书载，佛教在中国最早的信徒非平民百姓，而是居庙堂的帝王将相。
尤其是晋室南渡后，以上层士大夫为代表的中间阶层，也开始信奉佛教。如《世说新语》里曾载，“殷中军见佛经，云理应阿堵上”，而谢安、许询、孙盛、殷仲堪、郗超、孙绰、王坦之、王修等人，更是热衷于佛理讨论。
要知道，这些都是精通哲理、善于玄谈的当今文人名士。
而不少帝王对佛教也开始由信奉转为信仰，尤其是南朝历代帝王。如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其他如吴大帝、魏明帝、晋元帝、宋文帝、陈后主等。
正是由于上层社会的这些统治者的“推动”，使得佛教在广大人民中间流行。北魏时期，仅洛阳的寺庙就多达1300多所，而至汉末魏初，男女信徒逾200万人。
为何佛学在魏晋南北朝发展如此之快？
实际上，秦汉时期，中国呈现很长一段的和平局面，而魏晋南北朝却是大一统之后分裂动乱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段历史时期。
这一阶段，各个统治集团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不断发动战争，抢夺土地和人民，使得当时的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于是，在现实中，广大劳动人民无法摆脱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上无法找到寄托。
恰好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土的佛教，由于宣扬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佛教教义，让已对现实麻木的民众根本无法拒绝。
当然，佛教教义传播，主要靠当时人们研究的佛经来传播。
南北朝时，大量的印度佛教经纶被译出，如佛教经典《华严经》、《涅??经》、《楞加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以及由朔佛、支谶共出的《道行经》，支亮及弟子之谦重译《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即《道行经》，而称曰《大明度无极》，竺叔兰之《放光经》，以及支谦的《明度无极》。
加上，中西僧人还做了大量的注疏，如佛教内容关于般若空观，涅??佛性、因果报应等问题的讨论，中国当时善于玄谈的文人名士，也开始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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