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哪些特点？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哪些特点~

一、广泛强烈的艺术对比 吴敬梓采用广泛而又强烈的艺术对比手法,成功地塑造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成为《儒林外史》讽刺艺术最显著的特色.他在刻画人物时,常常并不直接说明自己的意图,而是通过尖锐的对比,在作品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深刻的含意,引导读者一道去爱其所爱,憎其所憎.
王冕、虞育德、杜少卿、庄绍光等是作者理想中“振兴世教”的人物,其中王冕在第一回出现,成为衡量全书人物的尺度,力求达到“敷陈大义”和“隐括全文”的目的.王冕属正面的形象,寄托了作者的理想与主张.
二、真切传神的细节描写 吴敬梓通过真切而又传神的细节描写,揭示各种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活动和独特的行动,反映各类社会矛盾,构成《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另一特色.读过《儒林外史》的人,谁也不会忘记马二先生和王玉辉这两个人物.马二先生心地善良,慷慨疏财、仗义扶危是他性格的主要方面,同时他也有迂腐的缺点,在游西湖的过程,表现得十分清楚.
三、利用艺术夸张,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我们知道,夸张是为了增强效果采取的放大手法,其本质是形象的强化.范进中举发疯,胡屠户打了范进一巴掌,再也回不过手指来,都是寓讽刺于夸张之中,这些高度的夸张突出了本质.范进对名利的潜心追求把命运押在科举业上,若痴若狂的精神状态；胡屠户的势利、迷信、愚蠢都是人物性格的本质.作者把这些真实本质的东西通过变形、夸张,成倍的夸大,使其原形毕露.这样就达到意趣横生,讽刺之光四射,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起着深刻批判作用.
四、清新生动的文学语言 吴敬梓用清新而又生动的文学语言,幽默而又带着冷嘲热讽的笔调,表达他的思想感情和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使《儒林外史》在语言运用方面也取得突出的成就.全书的语言是生动的富有表现力的,同时也非常准确、凝练、并善于运用白描的手法进行艺木创造.

清人吴敬梓所著的《儒林外史》是一部不朽的现实主义作品,是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小说史上一颗璀璨的讽刺文学明珠.同时,它标志着中国讽刺文学在封建社会末期已经发展到高峰.鲁迅曾评价到：“在清朝,讽刺小说反少有,有名而几乎是唯一的作品,就是《儒林外史》.”
　　自《儒林外史》问世以来,不断有学者对其进行评点,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卧闲草堂本闲斋老人序(简称闲序)和卧闲草堂本回末总评(简称卧评),但是他们没有对此书的讽刺艺术进行全面分析.今人吴组缃、姚雪垠等人主要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来评述《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这在他们的文章《(儒林外史)的思想和艺术》、《试论(儒林外史)的思想性》中有论述到.而对《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进行全面分析和经验总结概括的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本文正是沿着鲁迅的足迹,从小处着手,对《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特色加以剖析,在继承鲁迅的讽刺艺术经验的同时并努力有所发展,一方面使讽刺艺术特色更明了地展现在大家面前,另一方面通过分析其讽刺艺术手段,使《儒林外史》所要达到的批判封建科举制度、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的目的更加明朗.
　　为此,本文将《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特性概括为作品题材的真实性、故事叙述的客观性、人物对象的喜剧性和细节描写的夸张性四个方面,并对这四个方面进行探讨和浅析.
　　
　　一、作品题材的真实性
　　
　　鲁迅曾多次谈到：“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即是说讽刺艺术是要建立在真实性的原则基础之上的.如第三回写胡屠户对女婿范进前倨后恭,妙笔连篇,令人叹赏叫绝,穷形极相地写出了八股文化所造成的势利心理对市井人伦的渗透.这种讽刺描写的世态化显出了极大的真实性.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回末总评第三回说：“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竞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这是对此书讽刺描写的世态化的极妙评述.惺园退士也赞同此说：“《儒林外史》一书,摹绘世故人情,真如铸鼎像物,魑魅魍魉,毕现尺幅；而复以数贤人砥柱中流,振兴世教.其写君子也,如睹道貌,如闻格言；其写小人也,窥其肺肝,描其声态,画图所不能到者,笔乃足以达之.评语尤为曲尽情伪,一归于正,其云‘慎勿读《儒林外史》,读之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斯语可谓是书的评矣.”
　　鲁迅在晚年对讽刺艺术的特点概括说：“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地——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可见,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之所以获得这样的成功,就在于他艺术地写出了“士林”这群人的“真实”,使之“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表现得如此生动、具体,如此逼真.鲁迅在其致徐懋庸信中说：“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然而他所据以缀合,抒写者,何一非社会上的存在,从这些目前的人,的事,加以推断,使之发展下去,这便好像豫言,因为后来此人,此事,确也正如所写.”吴敬梓所写的正是他自己所处朝代的社会生活.在吴敬梓的实际生活中,曾经有过在南京祭祀泰伯祠的事情,经过作者加工,把这些亲身的经历——也就是当时清朝的政治与社会现实,托之明代以影射当时现实的背景；吴敬梓遵循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描写的是“自所闻见”的熟悉人物,他挥动手中“足以达之”之笔,将这些人物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以其对现实的较清醒的认识,“托稗说以寄慨”而达到“以公心讽世”之目的,表现出了巨大的讽刺力量.
　　我们将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加以比较可以知道,“吴敬梓是士人,熟悉其中情形,故其暴露官场丑态,就能格外详细……李宝嘉归罪于官场,用南亭亭长的假名字,做了一部《官场现形记》.这部书在清末很盛行,但文章比《儒林外史》差得多了；而且作者对于官场的情形也并不很透彻,所以往往有失实的地方.”这正说明“真实”是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生命力所在.
　　
　　二、故事叙述的客观性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还体现在故事叙述的客观性即作者直述其事,不加断语,让是非曲直自现于阅者面前.如小说第四回,写范进在母亲新丧期间,与张静斋一起跑到汤知县那里去蹭饭,他不用银镶杯箸,也不用磁杯、象牙箸,要用白色竹筷.汤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又没有准备素席,担心他也不用荤酒,那范进就不能吃这顿饭了.没想到范进拿了竹筷子,直接就伸向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进嘴里.卧闲草堂本回末总评第四回评道：“盖天下莫可恶于忠孝廉节之大端不讲,而苛索于末节小数.举世为之,而莫有非之,且效尤者比比然也.故作者不以庄语责之,而以谑语诛之.”鲁迅对这一段评赞道：“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词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八股取士制使得读书人大多不讲“大端”而“苛索于末节”.作者之喻意堪称“深远”.
　　同在小说第四回,严贡生才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巧在这时,小厮来找严贡生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谎言立马被揭穿了,不用作者费笔墨告诉我们严贡生是怎样的人,我们已经从谎言中找到答案了.相反,若作者自己来描绘严贡生是怎样的人则达不到这样的讽刺和直白效果,描绘文字也会苍白无力.
　　再如小说第十四回：吴敬梓对马二先生游西湖的描写更为生动、逼真.马二先生知“那西湖山光水色,颇可以添文思.”可马二先生真去游西湖,却是另一番景象.只见他“独自一个,带了几个钱,步出钱塘门,”大有轻装览胜的闲情逸致.然而真实的情况是他漫无目的地走在西湖边,能映入他眼帘的是茶亭、酒店和一船一船的女客,他几乎是看到茶亭就进去坐着喝茶；见到好吃的就“喉咙里咽唾沫”；碰到游湖的女客就低头不敢仰视；看到皇帝写的字就赶紧恭恭敬敬地磕头；见到书店里有卖自己的八股选本就高兴,并且很关心它的销量；走进“吴相国伍公之庙”,便作揖；到了“片石居”,不赏花园楼阁,只注意有人在请仙,心想：“这是他们请仙判断功名大事,我也进去问一问.”及至听见请的是什么李清照、苏若兰等,他想：“这些是甚么人?料想不是管功名的了,我不如去罢.”马二先生游了三天西湖,中间睡了整整一天,喝了七次茶,吃了四次饭,对于西湖的“山光水色”,名胜风物,却视而不见,无一领会.
　　这段有名的描写,作者没有从旁插一句话,全是让主人公自己行动,而正是主人公自己的行动和语言揭露了他自己灵魂的秘密：愚拙酸腐的迂儒.作者也正是通过马二先生自己的行动,显示出他的性格,对他那种迂腐可笑的思想举动作了深刻的讽刺和揭露.
　　
　　三、人物对象的喜剧性
　　
　　吴敬梓笔下的人物,看似让人忍俊不禁,实则过后却让人有着浮想联翩的沉思,看似喜剧上演,实则悲剧潜伏其后.吴敬梓用喜剧的场面给我们展示的是悲剧的人格,并揭示形成 悲剧人格的原因.
　　且看小说第七回,写范进受其师周蒉轩的嘱托,到山东上任后,若有他的老乡荀玫应考,“果有一线之明,推情拔了他”.范进在发童生案头一晚才想到此事,而正苦于在落卷中找不到荀玫的名字时,一个少年幕客蘧景玉讲了一个老先生不知苏轼的笑话,其中有这样两句“四川如苏轼的文章,是该考六等的了”“学生在四川三年,到处细查,并不见苏轼来考,想是临场规避了”.而已中进士的范进愁眉道：“苏轼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这荀玫是老师要提拔的人,查不着,不好意思的.”这话从一个进士嘴里说出来,不能不让人笑着感叹,简直是个闹剧,苏轼何其人也!范进何其人也!是个深层次的悲剧,是封建科举制度的悲哀,更是封建科举制度下群儒的悲哀.
　　再看小说开头所写的周进,六十多岁了,连个秀才也不是,因而备受众人的奚落和嘲弄.当他到省城参观贡院时,看见两块号板摆得齐齐整整,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的不省人事,众人把他救醒后,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众人将他抬出贡院,他不顾众人,又放声大哭起来,直到众人决定出钱替他买取监生资格,他才再不哭了,爬到地上磕了几个头,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劾!”这段并没有描绘周进的心理动态,而是通过他从哭了又哭到说说笑笑的一连串动作,反映出周进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把一个对科举抱有幻想而又备受压抑、走投无路而又欲罢不能的老书生形象活灵活现地刻画了出来.这让我们看到悲剧人物喜剧的一面,辛辣地讽刺了科举制度的罪恶.讽刺艺术是笑的艺术,而这种笑是含蓄的深沉的嘲笑.
　　
　　四、细节描写的夸张性
　　
　　所谓的夸张是指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有目的地放大或缩小事物的形象特征,以增强表达效果的修辞手法,也叫夸饰或铺张.艺术的真实并不排斥夸张,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夸张,是讽刺所必要的.《儒林外史》在很多章节中将典型的细节和合理的夸张结合起来,以充分显示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
　　例如：严监生的哥哥严贡生,小说第六回,写他为了白坐船,死赖船钱,别有心机地导演了一出“云片糕莫名变成几百两银子料药”的戏,他竭力夸张被船家吃掉的云片糕的“高贵的出身”,为了省几个船钱,颠倒黑白,并以官欺压百姓,可见其阴险狡诈,可恶之极,这也可以说是当时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
　　小说第二十六回里王太太为了夸耀孙家老太太对自己的重视和富贵,说：“孙家老太太,戴着凤冠,穿着霞帔,把我奉在上席正中间,脸朝下坐了；我头上戴着黄豆大珍珠的托挂,把脸都遮满了,一边一个丫头拿手替我分开了,才露出嘴来吃他的蜜饯茶.”王太太以为自己这样说可以耀自己,满足自己那颗虚荣的心,却不知夸张地展示了她自己庸俗可笑和自以为是的一面.那个样子吃茶,与其说是享受富贵,不如说是活受罪和自我自我嘲讽罢了.这些例子精彩的描写都因运用了合理的夸张,而取得了强烈的讽刺艺术效果,从而更加真实地接露了问题的本质.
　　
　　结语
　　
　　本文论述的讽刺艺术特色体现在作品题材的真实性、故事叙述的客观性、人物对象的喜剧性和细节描写的夸张性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是一个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也正是它们的有机融合,一来将讽刺艺术的运用提升了一个高度；二来寓庄于谐,使《儒林外史》更为形象,描绘出了一幅晚清封建末世儒林的“清明上河图”,是我国的讽刺文学的一个里程碑.鲁迅对《儒林外史》的评价极高,正是由于《儒林外史》所具有的独特的讽刺艺术,他说：“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然此类小说,大抵设一庸人,极形其陋劣之态,借以衬托俊士,显其才华,故往往大不近情,其用才比于‘打诨’……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感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可以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将讽刺艺术运用到了一种后人难以企及的境界.
　　

下面就《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作几点具体分析。
　　第一、《儒林外史》善于通过人物的外貌、言行描写，表达对人物的嘲讽之情。
　　例如，第二回里，薛家集的一个小乡官夏总甲，作者把他写成了一个乡间土皇帝形象。你看他：“两只红眼边，一副锅铁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
　　好一个“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一个动作活画出了夏总甲在乡民面前的傲慢做大。他为什么能如此目中无人？他的衣服怎么“就如油篓一般”？作者接着描写他的一番话语，巧妙揭开了这个谜。
　　“俺如今倒不如你们务农的快活了。想这新年大节，老爷衙门里，三班六房，那一位不送贴子来。我怎好不去贺节？每日骑着这个驴，上县下乡，跑得昏头晕脑。从新年这七八日，何曾得一个闲？恨不得长出两张嘴来，还吃不退。”
　　这个土皇帝的矫情炫耀多么令人生厌！而读者的这种认识是从字里行间领会出来的，并不是作者明白告诉的。
　　吴敬梓十分痛恨迷信风水，在四十四回中，他借书中人物杜少卿说过，最好请朝廷立个法，将那些骗人的风水先生的头砍下来，将那些因风水迷信而迁祖坟的人凌迟处死。在第四十五回中，作者描写了两个风水先生余殷、余富，这两个人物身上，寄寓了作者强烈的憎恶之情，写这两个人物，主要运用了动作描写。
　　余家兄弟二人为一人的祖坟看风水，那主人拿来红布口袋装着的几块土，余殷“拿出一块土来放在面前，把头歪在右边看了一会，把头歪在左边又看了一会，拿手指掐下一块土来，送在嘴里，歪着嘴乱嚼。”“余敷把土接在手里，拿在灯底下，翻过来又把正面看了一会，翻过来又把反面看了一会，也掐了一块土送在嘴里，闭着嘴，闭着眼，慢慢的嚼。嚼了半日，睁开眼，又把那土拿在鼻子跟前尽着闻。”为了让主人看得清楚，余殷用手蘸着酒水，在桌上乱画。还拣了两根面条，在桌子上做了个弯弯曲曲的长龙，睁着眼道：“我这要出个状元，葬下去中了一甲第二也算不得，就把我的两只眼睛剜掉了！”作者在这段文字中，生动而略有夸张地描写了余家二兄弟各种可笑、可鄙的动作，语言极尽讽刺。那风水之事，本是无稽之谈，而余氏兄弟却把它搞得神秘莫测，既便真有风水，果然能从一块土上看出来、嚼出来、闻出来？还发誓赌咒说那样骗人的大话。
　　第二、善于通过描写人物言行的自相矛盾来表现讽刺意义。
　　第四回中，范进中举后，他的母亲“欢喜”死了，在尊制丁忧期间，去拜访汤知县。席上摆的是燕窝、鸡、鸭、柔鱼、苦瓜，餐具是银镶杯箸。范进退前缩后不肯用银镶杯箸，汤知县忙换了磁杯和象箸，范进还不肯用，随即又换了一双白色的竹筷，这才用了。汤知县担心范进“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这段故事中作者对范进前后矛盾的行为进行了客观冷静的叙述，含蓄深刻地讽刺了范进的虚伪。鲁迅赞赏这段文字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词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
　　　又如同一回中，严贡生正在向人吹嘘：“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来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正在这时，他家的一个小厮进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正在家里吵哩。”作者巧妙将严贡生言行的矛盾组织在一起，达到了批判讽刺的效果。再如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常把女婿骂得狗血喷头，说范进“尖嘴猴腮 ”、“现世宝穷鬼“、”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极尽羞辱；中举以后，胡屠户就说范进是“天上的星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开口“贤婿”，闭口 “老爷”。这就活画出这个市侩小人的丑恶嘴脸。
　　第三、通过故事情节的前后对比来表达讽刺意义。
　　有些人物形象的塑造，讽刺意义的表达，是通过故事情节的前后对比来完成的，这要求读者在阅读小说时，要前瞻后顾，综合体味。
　　第二回中，周进六十多岁了，还以老童生的身份在薛家集观音庵教私塾，一年才十二两馆银，生活窘困，地位低下，村中新中秀才青年梅玖也奚落他。别人待客，虽然他年纪大，但梅相公茶杯中有枣，他只是清茶。到第七回中，周进中了进士，做了官以后，梅玖就无耻地冒充自己是周进的学生，薛家集的观音庵里也供起了周进的长生牌位。梅玖见了周进早年写的一幅对联，贴在墙上，红纸都发白了，竟吩咐和尚用水喷了，剥下来，装裱收藏。这一对比既写出了周进做官前后迥然不同的境遇，也写出了秀才梅玖的庸俗势利以及社会上一般人的趋炎附势。
　　所以，《儒林外史》的讽刺，不仅仅是对人物的讽刺，更是对当时社会的各种现象的揭露、控诉和批判。小说对匡超人这个形象的塑造也主要运用了前后对比手法，揭露了科举制度和不良社会风气对读书人的腐蚀危害。
　　匡超人本是贫寒人家子弟，有一些小聪明，因生计流落杭州，靠拆字度日，父亲病重也回不了家。马二先生见他年轻好学，又有孝心，便资助他回家的路费和回家后做生意的银两。匡超人回家后，一面侍奉瘫痪在床的父亲，一面用马二先生的钱做磨豆腐杀猪的小生意，晚上还在灯下读文章。这时的匡超人勤苦、孝顺、诚恳，小说的笔墨之间充满了赞扬。后来匡超人考上了秀才，到城里结交了一批名士、老爷，也开始批八股文选本，为攀富贵，停妻再娶；为抬高自己，竟忘恩负义贬低马二先生的选本。吹嘘自己的选本，一出书客人争卖不到手，甚至外国都有流传。“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八股文外国谁读？古人把已去逝之儒称“先儒”，匡超人无知吹牛竟如此！以做官为钓饵的八股考试，导致读书人热衷功名利禄，轻视学业品行，匡超人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中，由一个质朴少年蜕变成了无耻之徒，作品通过这个人物前后品行的对比，深刻批判了科举制度。
　　第四、讽刺的基调中对不同的人物寄寓了不同的感情。
　　吴敬梓在讽刺的基调中对不同的人物寄寓了不同的感情，有的讽刺是无情地鞭挞，有的讽刺则包含着同情和怜悯。
　　人们熟知的严监生临死时伸着两个指头不肯咽气，示意家人灯盏里点着两根灯草太费油了的故事，体现了作者对乡绅极端悭吝的无情嘲讽。
　　又如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周进中了进士之后，钦点广东学道，主持童生考试，初拿到年已五十四岁、共考过二十余次的老童生范进的卷子，认为写得不好；坐了一会儿，还不见人交卷，又拿来范进的卷子看了一遍，觉得有些意思；过了一会儿，第三次又看了一遍，不觉叹息，这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立刻把范进定为第一名。这一场面描写，表面上客观冷静，实则对科举制度进行了辛辣的嘲弄和彻底地批判。那范进果有真才，为何二十余次考不进学？周进果有慧眼，为何三遍才看明白这卷子？若不是半天无人交卷，周进会看第二遍、第三遍么？别的考生还没完全交卷，如何就能定范进第一？那范进若无真才，周进赞叹的“天地间之至文”、“一字一珠”，岂不是胡扯？科举考试之无凭可见一斑！
　　可是，我们在阅读有些人物的故事时，觉得这些人可笑、可鄙、甚至可憎，但同时也觉得他们很惨，十分可怜；我们会发笑，但也低头沉思，觉得难过。
　　范进中举后而发疯，范进老母因欢喜而一命呜呼；周进六十多岁了，一辈子的老童生，还未进过贡院的考场，经朋友帮助到贡院一游，不觉触景生情，悲上心来，头撞号板，号啕大哭，直哭得两眼流出血来。这些被科举制度捉弄的人，令人觉得可笑又可悲。鲁编修的女儿鲁小姐，容貌美丽，又是一个自幼读八股文章的“女才子”，在父亲的教导下，“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文章；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可是招赘的丈夫蘧公孙对举业却毫无兴趣，惹得她万分痛苦，最后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每天抱着四岁的儿子，讲“四书”，读“八股”，通宵达旦，夜以继日。这些畸形性格的人物，寄托了作者多么复杂的思想感情。
　　老秀才王玉辉的三女儿丈夫病亡，她发誓绝食殉夫，他的公婆、母亲都劝她蝼蚁贪生。而王玉辉却劝女儿：“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情”，平静地看书写字。女儿绝食八天后死了，他老婆哭得死去活来，王玉辉却骂道：“你这呆子，他这死得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因仰天大笑：“死得好！死得好！”读书把人读得如此疯狂无人性，真令人毛骨悚然。为了揭示封建吃人礼教与善良人性之间的矛盾，作者接着写了王玉辉到女儿入烈女祠大祭时，倒伤心不肯来了。后来出游在苏州的运河里，见船上一个穿白衣的少年妇人时，“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作者对王玉辉的描写，既有严厉的批判，又有深切的同情。
　　像周进、范进、鲁小姐、王玉辉和匡超人这些人物的人生遭际，不仅是他们各自的性格的体现，更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反映——科举制度、封建礼教、不良社会风气愚弄了他们、摧残了他们、浸染了他们。
　　第五、《儒林外史》中一些隐晦的讽刺。
　　前面已论及，《儒林外史》的讽刺主要运用白描手法，文字朴素、含蓄，讽刺意义的表现，或由人物自我言行的抵触，或由情节的前后对比，或由书中另一人点破——匡超人“先儒”之误就由牛布衣点破。总之，大都含蓄而不隐晦，但是，也有个别讽刺故事因牵扯到一些历史掌故、古人诗文等，一般读者不易看出。
　　第四回中，乡绅张静斋向汤知县和范进讲了一段刘基的故事。“他（刘基）是洪武三年开科的进士，‘天下有道’三句中的第五名”，“后来入了翰林，洪武私行到他家，犹如‘雪夜访普’的一般。恰好江南张王送了他一坛小菜，当面打开看，都是些瓜子金，洪武圣上恼了，说道：‘他以为天下事都靠着你们书生！’到第二日，把刘老先生贬为青田知县，又用药摆死了。”
　　这段文字中的刘基，即明初开国功臣有名的刘伯温，他其实是元末进士，老家在青田县，并未做过青田知县。“雪夜访普”是宋朝赵匡胤和大臣赵普的事，送瓜子金一事，也是此二人的故事，而张静斋张冠李戴，弄成朱元璋、刘基和张士成的事了。还可笑的是，听者范进、汤知县都信以为真，一个知县、两个举人，都是科举出身的人。竟连本朝的事都不知道！这就是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文化人。这个故事讲得不动声色，有点隐晦，但了解了底细，不得不佩服作者讽刺得辛辣。
　　第九回，娄三、娄四公子两次拜访所谓的名士杨执中，都未遇到，在船舱底下拣到一片纸，“两公子打开一看，是一副素纸，上面写着一首七言绝句诗道：‘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后面一行写‘枫林拙叟杨允草’。两公子看罢，不胜叹息，说：‘这先生襟怀冲淡，其实可敬！只我两人怎么这般难会？’”
　　两公子所见的这几句诗，本是元代吕思成的一首律诗的后四句，并非七言绝句。杨执中（名允）抄袭以欺世盗名，娄三、娄四公子虽满怀对名士的美好幻想，但不学无知，恰恰被骗，对杨执中越加仰慕之至。名士自是假名士，一心学古人礼贤下士的公子也是有眼无珠、自我陶醉的可笑之人。这个讽刺也是比较隐晦的。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极高的成就，鲁迅先生认为《儒林外史》产生之前，我国小说还没有一部“足称讽刺之书”，在它出现之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中国小说史略》）。《儒林外史》奠定了我国古代讽刺小说的基础，为以后讽刺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晚清谴责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的目睹之怪现状》等，明显受了《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影响。有名的段落如《官场现形记》中“制台见洋人”（五十回），《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苟观察（苟才）逼使寡媳去做制台的姨太太（八十九回）。鲁迅先生非常推崇《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有所借鉴。他的小说《孔乙己》，主题也是批判科举制度的，作品巧妙选取了酒店小伙计这一单纯无知的叙述角度，而使叙述文字显得客观、平淡、冷静，那孔乙己的悲惨遭遇让我们想到了未发达时的周进、范进，孔乙己讲茴香豆“茴”字的四种写法，也让我们想到了马二先生的愚腐和诚恳。我们还可以从当代作家阿城的创作可看出受《儒林外史》影响的痕迹，他的小说《棋王》白描手法运用得很好，他的散文《父亲》，平静中包含着强烈的感情，含蓄深刻，使人耳目一新。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它以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丰富了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可资借鉴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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