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儒林外史》中的讽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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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儒林外史》所写内容,假托明朝,实为清朝,而且十之八九的人物都实有其人。它真实地描绘了康雍乾时期知识分子生活的沉浮,境遇的顺逆,功名的得失,仕途的升降,情操的高尚与卑劣,理想的倡导与破灭,出路的探索与追寻。
吴敬梓以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来肯定或否定书中人物,如匡超人假造文书,捉刀代考,却被温州学政“把他题了优行,贡入太学肄业”,严贡生无恶不作,却被前任周学台推举为“优行”;
作者无情地鞭挞丑恶事物时,同时也歌颂少数几位正面人物,王冕是书中的第一流人物,为人“嵚崎磊落”,庄绍光追求“以礼乐化俗”、“以德化人”,牛老爹和卜老爹也是作者所歌颂的。程晋芳在《怀人诗》称:“外史记儒林,刻划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史传!”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之中,运用朴素、灵活、幽默的本地方性的语言,撰写了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假名士的庸俗不堪,贪官污吏的卑鄙刻薄。
胡适形容本书:“……国家天天挂着孔孟的招牌,其实不许人说孔孟的话,也不要人实行孔孟的教训,只要人念八股文,做试帖诗;其余的‘文行出处’都可以不讲究,讲究了又‘那个给你官做?’”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时代背景上,清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三代,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封建社会的腐朽,统治者镇压武装起义的同时,采用大兴文字狱,考八股、开科举,提倡理学以统治思想等方法以牢笼士人,吴敬梓反对八股文、科举制,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
他把这些观点反映在《儒林外史》里,以讽刺的手法,对丑恶的事物进行深刻的揭露。
《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出身望族。曾祖父和祖父两代人“科第仕宦多显者”(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共有六名进士,其中榜眼、探花各一名。
而其父吴霖起是康熙年间的拔贡。吴敬梓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考取秀才,同年父亲病逝。由于不善于治理生计,他过着挥霍浪子生活。雍正七年(1729年),他应科举时,被斥责为“文章大好人大怪”,遭到侮辱。
后愤懑离开故土,靠卖文和朋友接济为生。乾隆元年(1736年),吴敬梓参加博学鸿词科预试。安徽巡抚赵国麟正式荐举他入京廷试,但他“坚以疾笃辞”(顾云《吴敬梓传》),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至晚年,常处于饥寒交迫。这样的个人经历,令他本人对考八股、开科举等利弊感受尤深。
书名上,“儒林”一词源出《史记》“儒林列传”。是“儒者之林”,指学术界等。国史列传,自然是“正史”,作者专门以“外史”为书名,正是为了作区别,正如作者的挚友程晋芳在《怀人诗》中所揭示的:“外史记儒林,刻画何工妍;
吾为斯人悲,竟以稗史传。”则是作一正统记史之外的的儒林传记,并且作者有意把书中故事假托发生在明代,以类“正史”,而实际上描绘的却是清代广泛的社会生活,反映了作者同时代的文人在科举制度毒害下的厄运。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儒林外史

一、对比的讽刺艺术:对比是这部小说的为了突出讽刺效果常用到的手法。 

如胡屠户对范进中举前后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的对比。中举前称他为“现世宝”、“癞蛤蟆”,中举后称他为“贤婿老爷”、“天上的文曲星”;对他外貌的描述也不同,中举前说他“尖嘴猴腮,不三不四”,中举后夸他“才学高,品貌好”;两次的贺礼也不同,中举前是“一副大肠和一瓶酒”,中举后是“七八斤肉,四五千钱”;离开范进家的动作神态也不同,中举前离开时是“横批了衣裳,腆着肚子去了”,中举后离开时是“千恩万谢,低着头,笑咪咪地去了”。

通过对比,使他的前倨后恭、嫌贫爱富、趋炎附势、庸俗自私的典型市侩形象跃然纸上。还有对众乡邻的对比:范进中举前对范家揭不开锅,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不闻不问,范进中举后赶紧送酒送肉,搬桌拿椅。作者对他们嫌贫爱富的心态,进行了强烈的讽刺。对比之中写出人性淡薄和世态炎凉,极富讽刺意味。 

除了同一个人物的前后对比,作为一部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还塑造了一批体现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与体现社会腐败的反面人物进行对比。

正面人物有王冕、杜少卿、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等,反面人物如前面提到的胡屠夫以及众多贪污腐败的官僚们。这一鲜明的美丑对比,大大地增强了小说的讽刺效果,越是正面人物就越显出反面人物的丑陋,以美烘托出丑的极致。 

二、夸张的讽刺艺术

在小说中,吴敬梓对人物最富于特征的细节加以适当的夸张,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显目的特征上,再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即把否定的东西加以放大来产生极强的讽刺效果。

吴敬梓在真实的基础上,透过夸张这个放大镜,把生活的黑暗扩大化,把一件小事上升到人物的精神层面,反映出最深刻的内涵,让讽刺显得犀利而深刻。如人人皆知的范进中举后因惊喜过渡而发疯的这一幕,这种夸张的讽刺艺术可谓达到了极致。

当范进面对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大喜时,他那颗因饱经辛酸折磨而变得麻木的心灵,承受不住这强烈的刺激。于是,“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了!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

作者从范进几十年的辛酸悲苦来写这极度兴奋的一瞬,把看似荒唐的现象表现得如此合乎生活的逻辑,将当时的读书人热衷“科举”,一旦功名到手就如醉如痴,惊喜若狂,乃至发疯这种社会现实加以夸张的描写,从而达到了尖锐的讽刺效果。

第五回中,写严监生之死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临时了还不忘灯盏里点的两茎灯草,唯恐费了油,直到赵氏挑掉一茎才断气。透过这样的细节描写,恰到好处的夸张,把严监生那贪婪吝啬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活灵活现。

三、诙谐的讽刺与严肃的写实

小说在讽刺过程中,把诙谐的讽刺与严肃的写实结合起来,挖掘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从而在讽刺过程中起到对社会制度进行批判和反思的目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它所写的事情是公开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足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

不过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习惯了,虽也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经它特别一提,就动人。” 

吴敬梓以客观的态度去处理事情,不以主观偏见去遮盖对象的丰富内容。整篇小说虽以描写反面人物、揭露反面现象为目的,但并没有因要显露出描写对象的戏剧性,而忽视人物的客观真实性。在他笔下,讽刺对象并不是无恶不作的坏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综合因素的人物,恰恰是这样,讽刺才更真实、深刻。

而讽刺这一创作手法,它本身就有着严肃性。作者必须对社会、人生作出认真的观察和思考。在这点上,吴敬梓对他所生活的社会现实有着敏锐的感受和深刻的理解,他的品德和见识,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那些儒林人物。他认识到封建科举制度的腐朽弊端和是非颠倒的社会风气,认识到生活在这一现实中的卑劣人物以及人们的一些病态心理。

同时吴敬梓的创作态度也是非常严肃的,既不是人身攻击,也不是随意嘲笑,而是把这司空见惯的不合理现象进行提炼、概括、典型化,从人性被压抑、被扭曲中去看丑恶本质。他是怀着一种悲愤的心情去揭示人的性格的变态过程。可以说作者是站在高处来俯瞰人生,以喜剧的形式来表现悲剧的内容。

综上所述,《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在喜剧的背后,作者把犀利的笔锋伸进人物最深的精神层面中,从而揭露这些悲剧性的社会原因,启发读者,尤其是读书人对人生价值、对生活、对社会的深刻思考。笑中带泪,是这部小说讽刺艺术的精华所在。



对《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特征中的三点进行一个粗浅的探析:
一、对比的讽刺艺术
对比是这部小说的为了突出讽刺效果常用到的手法。
如胡屠户对范进中举前后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的对比。中举前称他为“现世宝”、“癞蛤蟆”,中举后称他为“贤婿老爷”、“天上的文曲星”;对他外貌的描述也不同,中举前说他“尖嘴猴腮,不三不四”,中举后夸他“才学高,品貌好”;两次的贺礼也不同,中举前是“一副大肠和一瓶酒”,中举后是“七八斤肉,四五千钱”;离开范进家的动作神态也不同,中举前离开时是“横批了衣裳,腆着肚子去了”,中举后离开时是“千恩万谢,低着头,笑咪咪地去了”。通过对比,使他的前倨后恭、嫌贫爱富、趋炎附势、庸俗自私的典型市侩形象跃然纸上。还有对众乡邻的对比:范进中举前对范家揭不开锅,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不闻不问,范进中举后赶紧送酒送肉,搬桌拿椅。作者对他们嫌贫爱富的心态,进行了强烈的讽刺。对比之中写出人性淡薄和世态炎凉,极富讽刺意味。
除了同一个人物的前后对比,作为一部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还塑造了一批体现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与体现社会腐败的反面人物进行对比。正面人物有王冕、杜少卿、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等,反面人物如前面提到的胡屠夫以及众多贪污腐败的官僚们。这一鲜明的美丑对比,大大地增强了小说的讽刺效果,越是正面人物就越显出反面人物的丑陋,以美烘托出丑的极致。
二、夸张的讽刺艺术

在小说中,吴敬梓对人物最富于特征的细节加以适当的夸张,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显目的特征上,再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即把否定的东西加以放大来产生极强的讽刺效果。
吴敬梓在真实的基础上,透过夸张这个放大镜,把生活的黑暗扩大化,把一件小事上升到人物的精神层面,反映出最深刻的内涵,让讽刺显得犀利而深刻。 如人人皆知的范进中举后因惊喜过渡而发疯的这一幕,这种夸张的讽刺艺术可谓达到了极致。当范进面对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大喜时,他那颗因饱经辛酸折磨而变得麻木的心灵,承受不住这强烈的刺激。于是,“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了!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作者从范进几十年的辛酸悲苦来写这极度兴奋的一瞬,把看似荒唐的现象表现得如此合乎生活的逻辑,将当时的读书人热衷“科举”,一旦功名到手就如醉如痴,惊喜若狂,乃至发疯这种社会现实加以夸张的描写,从而达到了尖锐的讽刺效果。
第五回中,写严监生之死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临时了还不忘灯盏里点的两茎灯草,唯恐费了油,直到赵氏挑掉一茎才断气。透过这样的细节描写,恰到好处的夸张,把严监生那贪婪吝啬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活灵活现。
三、诙谐的讽刺与严肃的写实
小说在讽刺过程中,把诙谐的讽刺与严肃的写实结合起来,挖掘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从而在讽刺过程中起到对社会制度进行批判和反思的目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它所写的事情是公开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足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习惯了,虽也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经它特别一提,就动人。”
吴敬梓以客观的态度去处理事情,不以主观偏见去遮盖对象的丰富内容。整篇小说虽以描写反面人物、揭露反面现象为目的,但并没有因要显露出描写对象的戏剧性,而忽视人物的客观真实性。在他笔下,讽刺对象并不是无恶不作的坏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综合因素的人物,恰恰是这样,讽刺才更真实、深刻。
而讽刺这一创作手法,它本身就有着严肃性。作者必须对社会、人生作出认真的观察和思考。在这点上,吴敬梓对他所生活的社会现实有着敏锐的感受和深刻的理解,他的品德和见识,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那些儒林人物。他认识到封建科举制度的腐朽弊端和是非颠倒的社会风气,认识到生活在这一现实中的卑劣人物以及人们的一些病态心理。
同时吴敬梓的创作态度也是非常严肃的,既不是人身攻击,也不是随意嘲笑,而是把这司空见惯的不合理现象进行提炼、概括、典型化,从人性被压抑、被扭曲中去看丑恶本质。他是怀着一种悲愤的心情去揭示人的性格的变态过程。可以说作者是站在高处来俯瞰人生,以喜剧的形式来表现悲剧的内容。 综上所述,《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在喜剧的背后,作者把犀利的笔锋伸进人物最深的精神层面中,从而揭露这些悲剧性的社会原因,启发读者,尤其是读书人对人生价值、对生活、对社会的深刻思考。笑中带泪,是这部小说讽刺艺术的精华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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