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二战后日本经济面临哪些问题~

历史上，日本凭借其超凡的能力得以重建并发展起来，特别是二战后的经济复苏和繁荣。2001年10月第2版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下册第四章第二节关于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原因中，教材把其阐述为以下几点：第一，日本进行比较广泛的社会改革，进一步消除了生产关系中的封建落后因素；第二，美国扶植日本；第三，国民经济的非军事化；第四，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 一、 美国的扶植政策。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日本的独占和政治改造。二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长达七年，保证日本领土的完整性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单一性，有利于日本长期稳定发展。美国还对日本进行了以民主、法制为基础的政治改造。罗伯特"埃德尔斯坦和让"迈克尔"保罗教授说：“为取得成功，就必须立即进行广泛的体制改革，即创造性地打破阻碍日本经济复苏或经济增长的那些障碍。”如解散财阀，在一定程度上去掉了大企业中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建性和排他性，革除了财阀企业的一些封建性弊端，为企业间较为平等的竞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批有能力的新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农地改革，使日本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基本瓦解，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扩大农村市场，这使日本进入了一个比较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美国出于在远东战略的需要，还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和天皇制，以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政体进行改革。美国的这些措施为日本战后走上和平建设，集中精力抓发展道路提供了可靠保障。 由于“冷战”需要，对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给予大力支持。美国放弃了对日本战争索赔，撤消了以拆迁日本军事工业作为战争赔偿的计划。1947年1月至1948年3月，美国先后提出两个新方案，对先前的“赔偿方案”进行大幅度修改，将拆迁的工业设备减至方案的30%。至1949年5月，干脆宣布取消日本的一切赔款。战后初期，美国给日本20多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并向日本提供大量的石油、煤、铁矿石等能源和原料。从而促进了战后日本经济的振兴，并且美国“核保护伞”战略大大节省了安全防务的费用。

第二、亚洲的两场局部战争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特别是朝鲜战争，极大促进日本战后经济的复苏步伐。战争引起了“特需景气”，侵朝美军大量向日本厂商进行军事订货和购买廉价劳务，使日本企业积存滞销的1000-1500万日元库存产品一扫而空，并一举改变了财政紧缩中苦苦挣扎的日本经济被动局面。据统计，从战争爆发到1953年，这种特需收入为12.8亿美元，广义上的特需收入为23.8亿美元。日本外汇储备1949年仅为2亿美元，1952年未增至11.4亿美元，三年内增长了近五倍，特需收入在外汇收入中所占比率到1953年达38.1%之多，20多万人直接受益于特需生产，总之至1955年，日本特需收入总计达36亿美元。特需收入刺激了日本经济的恢复，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带动了有效需求的增长，而且为增加原料进口和先进技术进口，更新陈旧设备提供了有利条件。朝鲜战争的爆发及由此引起的国际局势的变化，促进了日本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朝鲜战争赋予了日本实现扩大进出口上的机会，日本通常出口贸易显著增加，1950年7月，日本出口总额增长为7400万美元，比6月份增加18%，创造了战后日本月出口额的最高记录。1950年上半年，日本月平均出口额为5000万美元，则下半年一下子跃升为8000万美元。可以说朝鲜战争是日本经济的回生妙药。

二、日本政府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和领导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推动，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宏观管理。

第一、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通过各种计划，促进经济的起飞。如鸠山内阁《经济自卫五年计划》，岸信介内阁的《新长期经济计划》，池田内阁的《国民经济倍增计划》。

第二、政府致力于新产业的培育与开发、指导、调节新型工业的发展。如先后通过《关于合成树脂工业的育成》、《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置法》、《合成橡胶制造事业特别措置法》，通过这些规划的实施，不仅调整了产业结构，确立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向，而且使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和对国内经济生活的调整达到了落实。当然重要的基础产业，如果市场选择它，那么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都是多余的，对这些产业，政府在确认市场必定不去选择，便以合适的方法选择它们，由政府采用法律、金融税制、中间组织协调利益手段的干预来补足。

第三、政府确定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制定新经济政策，实现从“贸易立国”至“技术立国”的转变。日本国内市场狭窄，工业产品依靠大量出口，为此政府提出“贸易立国”的口号，出口贸易增长很快，1960年-1970年，日本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3.6%，而出口贸易平均每年增长16.9%。日本政府认为科技是国力的核心要素，适应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的形势提出“技术立国”的战略思想。日本重视技术对国家发展的多方面作用，采取了从模仿到创新的经济技术发展模式。据统计，从50年代至1977年，引进国外技术达2.9万多项，然后根据本国的经济特点和技术基础加以改进、补充和发展，成为“日本化”的新技术。当然，许多人把经济增长归功于强大政府干预，尽管有政府干预，大部分时期日本的经济依然是在按自己的规律发展。据一项重要研究，经济自由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
三、日本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与企业精神的推动。

日本企业实行严格而灵活的科学管理制度。50年代，日本许多大企业推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使职工利益与企业利益有机结合起来，职工感到有依靠，具有安全感；其次，拉大职工报酬上的差距，使职工感到只有不断竞争，不断创新才能得到高报酬，从而具有压力感。企业重视对职工的“感情投资”，主动协调劳资关系，培养职工“以厂为家”的敬业精神。这种“日本公司”模式有助于日本培养强大的工业能力。企业管理者重视精神投资。正如索尼公司总经理盛田昭夫所说的“日本优秀的公司根本不存在什么奥秘和秘诀。一个企业的成功，靠的是人而不是某种理论、计划或政府政策。日本企业管理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与职员建立良好的关系，培养亲如一家、唇齿相依的感情。在日本，经营得有声有色的都是那些能使全体员工同甘苦，共命运的企业。除日本之外，我还未发现有哪一个国家采用这套简易的管理方法。实践已经有力地证明它是行之有效的。”在日本，企业管理者千方百计地培养同劳动者的家族般的感情，不仅关心工人的工作，而且也关心工人的生活；不仅关心工人个人，还关心其家庭。工人生日、结婚、病丧，更是企业“感情投资”的良机。例如，西武集团每年举行独特的擦皮鞋仪式，首先由高级职员为新职员擦皮鞋，然后是新职员为前辈擦皮鞋，总社和各分社社长都亲临这一隆重仪式，并由电视台通过卫星向全国转播，以培养职工热爱公司的精神，促进同事间的沟通。日本的现代企业精神与日本传统的家族主义和家庭观念有密切联系。日本的家族主义和家庭观念不同于中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制度和家庭观念，其家庭观念的出发点是：家庭是一个经营单位。所以既排除了中国传统的大家族关系和至今盛行的“裙带风”，又可以比西方的结构更和谐、更密切、更团结，成为一种社会凝聚力。日本学者说：西方社会的单位是个人，由个人集合而成为国家，而日本的社会单位是家，由家而集合成国家。所以日本以“劳资一体”，“以企业为家”的宣传教育，日本人的家庭本位观念转变成了公司本位观念，形成一种团结奋进的工作精神。

四、日本传统文化和教育的积极影响。

第一、岛国文化环境促进了日本的开放。二战后的美军占领前，外族从未侵入和征服日本本土，也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外族移入的情况，长期安定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使日本人养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意识，在他们的观念和感情中，异民族与日本民族有着鲜明的分界线，自然形成本民族的亲和感与凝聚力，同时形成对外民族“内外有别”的心理，这种心理成为当今日本企业团结对外竞争的集团意识的基础之一，也成为日本乐意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文化，包括敌对国家的先进文化的心理基石。所以传统日本文化是兼容型的，具有受容性和并存性，是一种开放性、多元化的文化复和体。当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它总是“接受了很多，但付出的很少”。

第二、轻思辩重实用的文化心理与有效吸收消化外来先进文化成果。日本人的文化心理是重现实、重实用、重实践，日本可以称为世界先进文化最优秀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在近现代，日本人成功地吸收和消化了欧洲近现代科学技术，而且极迅速，极有成效。

第三、他们拒绝失败，承认羞辱的态度深深根植于其心理中。日本公司文化轻易地容忍低回报，却很难容忍彻底失败。而且在日本，一心向学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日本公司里，求学氛围十分浓厚。
第四、日本教育体制是普及型教育体制。江户时代的教育体制，已初显义务教育的雏形，明治维新初年的全民义务教育就是以此为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把发展教育作为国策，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实行小学和初中的义务教育，并免费为小学生和初中生提供餐点和教科书，1947年日本政府把义务教育增加了三年，每年要拨出国民生产总值的6%作为教育经费。这提高了国民的文化科学技术知识水平，为改善国民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政府重视培养人才，教育先行，并且做到人尽其才，学以致用。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60%，就是靠技术进步取得的。

综上所述，二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创造奇迹，是由于其充分结合本国优越的历史地理文化，并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从而创造更多的优势来发展自己的结果。

主要关键问题还是地方小。资源少。而且地震等天灾多。这是地理因素决定的。发展到一定程度没办法发展。一楼回答很好。少生孩子。往外移民。才是解决之根本。

　　关键词：“泡沫”经济 金融危机 累积公债余款 复合萧条
　　教育投资论 剩余价值率和积累率 市场经济 一揽子对策

　　简介：日本，是资本主义经济大国之一。二战结束后，经济崩溃，百业萧条。在美国的援助和扶持下，举国上下励精图治，积极学习引进欧美的科学技术，使日本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55年恢复到二战前水平。至1968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前苏联跃居世界第二。80年代后期，日本发生极其严重的经济“泡沫”。进入90年代以来，“泡沫”经济破灭，金融危机严重，经济回升乏力，政局变动频繁，已失去了赶超美国和西欧势头。但其综合国力排名世界第二的地位仍未动摇，对世界经济的进展进程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一篇 探索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之因
　　一、二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
　　二战中，日本遭到了惨败。战争使日本丧失了235万人口，战争中所侵占的朝鲜、南库页岛和我国台湾、东北等殖民地也随之丧失，本土大部分城市遭到毁灭性轰炸。此时日本经济已经崩溃，由于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工人大量失业，特别是军需工业中至少有50％以上工人被解雇。同时复员军人和海外撤退人员蜂拥而入，战争结束时失业人数猛增到1300万。战争期间政府为筹措军费，曾发行大量赤字公债。1944年以来，累积公债余款已超过当年度的国民收入。战争结束，中央银行为了救急又大量发放贷款，使货币过量与物资奇缺之间的矛盾大大激化。当时日本学者形容日本前途是“迷雾茫茫、昏天暗地”。日本经济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然而，日本经济在战争的废墟上，仅花了10年时间，就得到了迅速恢复。到1955年，日本的工业生产、国民收入、劳动生产率都超过了二战前或恢复到战时的最高水平。进出口贸易分别恢复到二战前的90％和72%,国际收支出现了2.8亿多美元的顺差，外汇储备达9亿美元。同时，国内的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财政金融形势也明显好转。
　　我认为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有：
　　1、实行战略转移，采取了适应国情、国力的战略决策。二战后，吉田茂政府委托一批专家学者，对日本经济的出路进行研究。在《重建日本经济的基本问题》报告中提出了经济立国的方针，并指出，只有确立走经济立国的道路，才能使日本经济得到的恢复和发展。日本先后在煤炭、钢铁、电力、化肥等基础工业和运输业（铁路、海运）进行恢复，并成立金融业对生产部门给予大力支持，使生产业有了明显的发展。这些部门的迅速恢复为整个国民经济提供了廉价的动力、原料和运输手段，从而又带动和促进了整个经济的恢复。根据日本缺乏矿产等自然资源的特点，大力引进技术水平高、能耗小的实用技术。
　　2、以美国为模式的民主改革。二战后，以联合国名义进驻日本的美国占领军当局，为了“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和把日本完全纳入到美国政治经济体系之中，同时，也由于当时国际民主力量的强大压力，推行了旨在消除支撑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政治机构和经济基础的政策。
　　3、美国的援助。二战后，美国为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武装力量，削弱垄断资本，推行了非军事化的民主化改革。不久，时局发生了变化，前苏联与美国对峙。于是美国改变了对日方针，将其纳入美国在远东的反共战略体系，从而放松对日本的限制，而改为扶植，希望日本成为抗击共产主义潮流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还通过“战领地区救济基金”和“战领地区经济恢复基金”进行援助。从1946－1951年以各种方式共援助21.8亿美元，占同期日本进口总额的40％以上。美国的援助以粮食形式支付，占出售所得款项的40％用于购买石油、化肥、棉花等急需的生产资料和加工出口的原料，这些对于缓解当时日本国内的粮食危机和发展经济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4、朝鲜战争刺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顿时成为美国进行战争的军事基础和作战物资供应地。这种迅速膨胀的“特需”给日本创造了广阔的市场。促进了出口贸易，使得各个工矿部门都活跃起来。
　　二、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
　　1955年日本经济得到了全面恢复，但与欧美国家相比其经济实力相差甚远。其时，国民生产总值为240亿美元，仅为美国的6.7%，联邦德国的56％。人均国民收入为194美元，在资本主义世界排名第34。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都相当落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40％，出口商品中，轻工业品占62％。整个科学技术水平比欧美要落后20年，而在1956年－1973年间却出现了异乎寻常的高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0.9%，翻了4番，增长了16倍。这在日本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经济的高速发展中，日本已于70年代中期实现了工业和农业的现代化，企业管理也实现了专家化和科学化，主要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已达到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主要产品的质量和产量也进入了国际先进行列。
　　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有：
　　1、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措施。正是这种二战前没有得到切实发展且极不成熟的重工业在以后的20年得到充实和发展，才使得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大国。
　　重化工业一经进入正式发展阶段，很快就唤起了轻工业时期埋没的国民力量，而且发展到一定程度，能为国内各类产业提供各种最适用的价格较低的钢铁原料、机械设备等产品和各种化工产品，并使技术熟练进而独创。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的加强，突出表现在大力扶植重化工业、新兴产业和出口产业。在税收、贷款、产业政策上给予特殊优惠。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还表现在，严格限制外国货物和外资进口。日本政府规定，除随先进技术进口的先进设备必需的原材料外，其他凡属整机和制成品的进口均在严格限制之列。日本对本国产业的保护期定得相当长，只是在本国产业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之后才逐渐向国外开放市场。直至今天，日本的稻米市场仍然固若金汤，这是日本农业能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2、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积极培养国内科技力量。在制定了重化工业方针后，为促进发展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中，引进科技占有突出的地位。日本人明白，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要想后来居上，必须把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拿过来，作为自己前进的起点。大规模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不仅极大地推进了重化工业，也使日本的其化产业和后来的半导体、通讯等业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与技术引进相配合，日本政府扩大教育投资，培养科技人才。日本政府在1960年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就强调指出“振兴科学技术的根本，则是以科学技术教育为中心培养人才”。60年代前后，日本盛行“教育投资论“，把人看做资源，而教育则是经济发展的手段，于是把人才开发和教育事业纳入经济计划。真可谓是90年代出现的“知识经济论”的先声。在搞教育的投资上，不断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是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
　　3、不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和资本积累。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中，日本固定资产投资从1778.4亿日元增加到25546亿日元，15年间增加了13倍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每年都在1／3左右，高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固定资产的投资绝大部分集中在工业领域，特别是钢铁、机械、电力和化学这4个部门。
　　日本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巨额资金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剩余价值资本化。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日本工人的工资率长期低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因而有很高的剩余价值率和积累率。二是企业外部投资，如储蓄转化、私人直接投资、财政支持和外资注入等，这些来源都比较丰富。日本的个人储蓄率很高，1964年－1973年间，个人储蓄率达12.8%（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则不到10％），形成相对丰富的银行可贷资金。日本政府鼓励私人投资，对私人投资所获的股息红利免税。日本的军费开支很少，每年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在财政收入中也只占5％－7％，尤其是在经济总量扩张之后，所占比例更显得相对减少。因而能够集中较多的资金用于经济建设。60年代政府投资一直占国内总投资的24％左右。在1956－1973年，日本共引进外资269亿美元，直接贷款和外国股票占投资总额的89％。
　　4、独特的企业经营管理制度。日本系统引进美国的先进管理经验，并与本国的传统经验相结合形成了一个高效率的企业管理制度。这一科学的、高效率的经营管理制度和先进技术被并称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两个车轮。日本独特的经营管理制度可概括为“三大神器”，即①终身雇佣制；②与学习相结合的年功序列制；③企业内部工会组织。只要企业不倒闭，本企业职工就可以在本企业工作。而企业也关心职工的利益。职工工资可根据自己工龄逐年增加；企业不随意解雇员工等等，形成了企业的凝聚力。使职工与企业利益紧密结合。
　　5、二战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布局对日本极为有利。日本是自然资源极为缺乏的国家，除了淡水之外几乎什么都缺乏。发展重化工业所需要的大量原材料、燃料都要从其他国家进口。二战后，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纷纷独立，各国大力开发并出口资源，尤其是石油的大量开采引起能源革命。1950年世界产油量为38亿桶，1970年达166.8亿桶。亚非拉及澳大利亚的铁矿、煤、铜矿等资源也被大量开采。二战后，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的价格又十分低廉，而制成品价格却大幅度上升。这不仅使日本廉价获得大量能源和其他资源，而且使它在进口贸易上赚取大量的“价格剪刀差”利润。仅以石油价格为例，1973年10月中东战争爆发前，每桶石油价格只有2－3美元。中东战争之后每桶涨到12美元左右。日本的石油进口率在60－70年代是99.8%，低廉的石油使日本经济受益匪浅。
　　第二篇 存在的问题
　　经过20世纪90年代这个所谓“失去的十年”，日本经济不仅未能走出长期萧条的阴影，反而呈现出每况愈下的迹象。这种现象究竟该如何解释？日本经济的萧条今后还将继续多久？有没有可能走出萧条？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应当说，关键在于探讨当今日本经济萧条的性质究竟是什么。
　　曾任日本经济企划厅长官的著名经济评论家界屋太一认为，当前日本经济不景气是以下三个原因互相重叠作用的结果，其一是经济循环正处在下降阶段中，这是指日本经济每五六年就会出现一次经济衰退；其二是“资产负债表萧条”，这是指泡沫经济崩溃后，不良债权大量积存，一直未得到处理，巨额的不良债权拖了企业设备投资的后腿，并导致就业不稳定；其三是“文明萧条”，这是指日本在战后建成了一个适合于进行大规模批量生产的现代工业社会，但现在的世界正在向多样化的知识经济时代过渡，日本的大规模批量生产型制度、组织和习惯已经无法与新的世界文明合拍。界屋主张：“我们必须同时解决这个‘三种萧条’的问题。”然而，除了上述“三种萧条”之外，不能不指出，日本至少还存在另外两种萧条，其一是“人口结构萧条”，即人口结构的少子老龄化倾向；其二是“政治萧条”，即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与政治日趋保守化。此外�日本经济还受到世界经济、特别是日本对之依赖很深的美国经济减速的影响。
　　一、新一轮经济下降正在延续
　　战后日本经济时升时降，已经历13次循环。1998年度日本经济出现了严重衰退，并出现负增长。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出现主要由于国内原因而导致的负增长。到1999年4月日本经济才出现缓慢回升，进入战后第13次经济循环的上升期。进入2000年后，上半年经济状况相当不错，股价上升，以IT（信息技术）产业为中心的设备投资增长不少，出口保持良好状态，由于补充预算产生的效果，政府支出也保持了较高水平。但是，占GDP约60％的个人消费连续3年负增长，至今继续疲软。这意味着日本经济形势虽有所好转，但其“体质”依然脆弱。到2000年第3季度，经济形势又转向倒退。
　　日本经济对美国经济有较大依赖性，而美国经济从2000年3季度开始减速，对日本经济造成很大打击。在贸易方面，对美出口占日本全部出口的30％以上，美国经济减速不仅影响到日本对美出口，而且影响到日本的整个出口（因为日本主要出口对象国经济对美依赖性也很强）。其结果，从1999年2季度以来连续5个季度保持增长的日本出口，到2000年3季度已经转停，贸易盈余也趋向减少。其次，由于IT泡沫破灭，对个人电脑等信息电子类产品的需求减少，这直接打击了在1999—2000年带动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要引擎——集成电路等电子器件产业。按照有人提出的“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两个百分点，会导致日本经济下降0．8个百分点”这种估算，目前美国经济的减速对于经济增长率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的日本经济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显而易见，日本经济从去年3季度开始，就进入经济循环的下降期，从而使日本经济在踏入新世纪之初，就碰上了一个十分晦暗的开端。2001年日本经济进一步下滑对新世纪初期日本经济前途来说，的确是个不祥之兆，这是因为即便是90年代这样差的经济表现，也是以付出累计达100万亿日元财政刺激的代价才换来的（否则其经济表现可能更坏）；而当日本财政赤字占GDP之比升至近10％、中央和地方的债务增至666万亿日元即相当于GDP的大约130％时，日本几乎已没有继续依靠财政刺激经济的余地。因此，21世纪初期日本经济前景确实是“见不到光明”。
　　二、“资产负债表萧条”
　　不良债权问题始于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时，日本金融机构从90年代中期就开始解决不良债权问题。然而，在经济长期萧条、地价不断下跌的背景下，不良债权犹如割而又生的野草，总也未能连根铲除。据统计，至2001年3月底，日本全国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约43．4万亿日元，反而比上年增加了约2万亿日元；同时，可能转化为不良债权的“有问题债权”超过100万亿日元。
　　不良债权问题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银行借贷，银行的借贷又导致企业筹资发生困难，从而抑制企业的设备投资，影响经济景气的恢复。这意味着银行本应发挥的金融中介功能受到损害，致使社会的生产要素得不到合理的流动和有效的利用；同时国内外的投资家在股市上对银行的不信任感也将加深，使银行的经营更趋困难。从另一方面来看，经济萧条又在诱发新的不良债权产生，两者之间形成一种相互拖累的恶性循环。这是因为经济越是萧条，还不起债的企业就越是增加；股价地价继续下降则导致作为担保的土地等资产日益贬值，于是，潜在不良债权不断增加并转化为现实不良债权，对不良债权的处理（即出售作为担保的土地等用以抵债）也因为土地等资产贬值而变得益发困难。
　　导致不良债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企业的资本效率过低，不能还债。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看，对不良债权进行处理，就是首先将不良债权从资产负债表剥离出去，不再让面向将来的经济活动再同过去融资失败的结果混同，切断经济萧条诱发不良债权继续产生的恶性循环。
　　现在，小泉政权已要求主要银行将现有的不良债权在两年内、将新发生的不良债权在3年内从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去，提出“限期完成”对不良债权进行最终处理的要求。显然，只有加快处理不良债权，减少不良债权，银行才容易向有成长前途的企业提供资金，积极培育新的产业领域，从而使整个日本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得到提高。
　　但是，处理不良债权也必将带来副作用，导致企业破产和失业的增加，甚至有触发金融危机的危险。这就是说，处理不良债权是一项复杂而困难的“系统工程”，它既要促使银行恢复其金融中介功能，又要促使企业提高其资本效率，还要构筑“安全网”来应付处理过程中难免出现的诸如失业增加等各种问题。看来，日本要走出“资产负债萧条”的阴影，依然是任重道远。
　　三、“文明萧条”
　　在建设工业化文明方面，二战后的日本曾经是成功者，然而，在建设信息化文明方面，日本却明显落后了。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在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率方面，分别仅占世界第20位和第22位（据1999年统计数字）。这个“第2位与第20位之差”典型地反映了日本在信息化方面滞后的现状，反映了日本在运用工业化的成功基础向信息化过渡方面，在运用既有的经济技术实力来适应当今时代的革命性变化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体制上和战略上的缺陷。
　　日本在信息化方面被美国、北欧乃至一些亚洲国家拉下的根本原因主要不在技术，而在“制度改革”、“制度创新”方面的落后。这就是，日本缺乏一种积极推进改革的动力、活力与战略，来改革已有的适应工业化文明的一整套制度，以便通过“创造的破坏”来形成一套能适应信息化文明的新制度。正如日本学者野口悠纪雄所说：“首先需要认识IT的出现对于日本来说的确是不利的。至少从保存日本经济制度的角度来看，IT是一位‘不速之客’。”
　　电脑与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可为各个分散的经济主体独立进行决策、相互进行信息交流提供极为便利的工具，因而同以“每个经济主体独立决策，而且彼此之间频繁交换信息”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体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相容性。因此，越是接近市场经济模式的国家，就越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IT的成果，越可能通过发展IT而获得经济的繁荣，90年代美国经济的持续扩张即是一个例证。然而，日本的所谓“市场经济”却在很多方面并不贯彻市场原理，存在着大量的非市场经济因素，存在着很多与IT不相容的缺陷，存在着以“保护落后”为宗旨的各种过时管制。这种不贯彻市场原理的体制不仅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市场化发展潮流之间产生越来越尖锐的矛盾，也与正在兴起的IT革命产生了日益尖锐的矛盾，成为束缚经济继续发展的枷锁。
　　目前，日本政府尽管在2000年10月制定了“IT国家战略”和“IT基本法案”，并表明决心要在IT领域“5年内赶超美国”；但是，这些战略或法案仍未能触及真正的体制要害，仍未能在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方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今后的经济大国将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的经济大国，今后的发达国家将是“工业发达”与“信息发达”结合的国家。因此，日本能否适应信息化文明发展的要求，对其曾经适应工业化文明的经济体制和结构实施动真格的改革和调整，是关系到日本能否在未来世界上维持其经济大国和发达国家地位的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
　　四、“人口结构萧条”
　　对日本经济和社会来说，低出生率和老龄化问题是个更本质的结构问题。然而，在日本政府的结构改革计划和政策中，却经常忽略这个触及到更深层次的社会和意识问题的改革课题。
　　人口结构老龄化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但是，日本的特点在于老龄化不仅速度很快，而且与“少子化”（婴儿出生率低）同时进行。目前日本女性一生中生育孩子的平均数只有1．35个，这种少子化趋势仍在继续；而美国女性一生中生育孩子的平均数为2．019，几乎等于人口置换水平。与日本社会迅速走向少子老龄化相比，美国以其相对高的出生率和相对高的移民数，仍将保持为一个比较年轻的国家。据推算，日本总人口将于2008年转为减少，至本世纪中期将比现在减少14％；而工作年龄（15—64岁）人口现在已经在下降；0—4岁年龄组的人口比20—24岁的人口要少40％，这预示着再过20年日本教育体系将面临学生数量剧减的问题，届时年轻劳动力也将十分短缺。另一方面，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在2005年超过20％，工作人口与退休人口的比例将迅速下降。
　　劳动力人口减少将可能导致经济增长趋于停滞甚至下降。有专家预计，日本劳动人口年均减少大约0．5％，即使劳动生产率可期待上升1．5％，中长期的潜在增长率仅有1．0％。同时，随着企业所需的年轻雇员的资源趋于减少，管理将变得更加缺少创新精神和闯劲，无疑也不利于保持生产与技术革新的活力，进而削弱整个企业的竞争力。技能工的老龄化还可能导致有用的传统技术失传。当然，少子老龄化不仅影响企业的活力，也会对保持整个经济和社会的活力产生消极影响。
　　少子老龄化又是导致财政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老年人比例上升，养老金、医疗费等社会保障支出正在迅速增加，而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支出中比重最大的一项。据估算，如果不改革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到2025年社会保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将高达31％，相当于9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的两倍。显然，改革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势在必行。然而，无论是改革养老金制度还是医疗费制度，都是触及到广大国民利益的重大问题，并且从根本上说不得不依靠增加税收等来解决，这又会引起国民对少子老龄化将导致今后负担加重的担心，这种担心已经对当前的民间消费产生了抑制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资金和商品在世界各国可以越来越自由地跨国移动，但各国对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却实施着种种限制，这种互相矛盾的政策恰恰在最需要依靠外国移民来解决其年轻劳动力不足问题的日本表现得十分突出。作为一个近乎单民族国家的日本，其在人口方面的“开放度”远远低于美欧，在吸收国外移民问题上的意识也十分保守（在一定程度上与民族主义思潮抬头也有关系）。目前，日本总人口中外国人所占比例只有约1％，而德国和法国分别为9％和7％，至于美国，其90年代接纳的新移民占发达国家接纳新移民总数的将近一半。美欧的经验表明，外来移民不仅可在供给方面作贡献，而且也会产生新的需要，同时又有利于人口的年轻化（移民的出生率往往较高），移民所带来的不同文化还是增加社会活力的重要因素。然而，目前在日本有关移民问题不仅尚未形成社会共识，而且持保守意见的占上风，因此很难寄希望于从国外大量引进劳动力和人才。
　　现在日本人较多谈论的是如何通过吸收高龄者和女性加入劳动者队伍，来解决其总体上的劳动力不足问题，但这种方法的效果将是有限的，特别是年轻人的活力终究是一种“不可代替的资源”。也有人提出应当把迅速提高出生率作为紧急课题，然而，在青年男女可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人均收入已经达到很高水平的日本社会，为鼓励女性多生孩子而采取“物质刺激”的办法未必是十分有效的。
　　综上所述，日本经济的萧条是多种因素重叠的“复合萧条”。因此，仅仅依靠单项的、局部的政策是不可能克服这种萧条的；日本的反萧条政策必须是既包括景气对策又包括改革对策，既包括经济对策又包括政治对策，既包括对内政策又包括对外政策的“一揽子对策”。而制定并实施这种“一揽子对策”的政治力量，将可能需要经过一个曲折的政治分化与重组的过程才能形成。

---

日本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