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中体现国民性的批判思想有哪些？

鲁迅在哪些作品里提到了封建迷信?~

国的文学大师，他以文学为介质，批判性地反思传统，叩问人的外在行为及其内在心理机制，意图以“救心”唤醒、通达社会的整体性自觉，实现国民理想人格的重建。本文从“国民性”概念、“国民性剖析”思想入手，探讨鲁迅“国民性剖析”思想的成因。

　　关键词：鲁迅 国民性 吃人 奴性 看

　　鲁迅，中国现代文学大师，作为我们民族的伟大代表，被学术界认作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鲁迅小说有三十三篇，其中二十五篇是近现代题材，收集在《呐喊》、《彷徨》两个集子里。内容主要是反封建——彻底地反封建，揭露人吃人的封建社会。鲁迅的小说创作以具有时代精神的思想主题和新形式的创造，实现了中国小说具有历史意义的革新，赋予了小说的现代的内容和形式，使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完成了由旧小说向现代新小说的转变。他继承传统，借鉴外国，把传统的手法和外国的良规融合再造，创作出崭新的现代新小说，把中国小说的现实主义推向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新阶段。为改良人生，为人民的解放和社会的改造而创作“遵命文学”，是鲁迅小说现实主义的核心。鲁迅的深刻就在于他的为人生，先是与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后来又是与他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相联系的，是同他对历史的深邃观察，对现实的锐利透视、敏感的反映和严密的分析紧密相联的，这就使鲁迅的小说把握了重大的历史问题、社会问题，具有了历史和现实的深度，熔铸了博大精深的作品内涵，真实反映了中国人们的愿望、要求和历史命运。

　　国民性，一般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指民族文化的精神特质的概念和体现;二是指国民群体人格的特性。和国民全体的个性化特性相对应而言，“国民性”具有历史性、民族性和群体性特征。从结构上看，国民性具有系统性，一般的讲，涉及结构的几个层面，即行为方式、文化和社会心理。

　　由“国民性”一说，发展成“国民性剖析”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严复、梁启超、胡适等思想家从社会文化、人文意识等层面，对中国“国民性”问题进行反省、批判，以革新国民人格、提高民族精神品格的体现。他们沉痛地思考过关于国民精神中存在的瘤弊，以及国民思想文化素质如何才一有可能提高的问题，这些无疑都是属于对“国民性”问题的一种探讨，鲁迅继承前人，并从思想意识、文化传统等维度，对“国民性”做出了深刻剖析。祖国危亡的现实、前代思想家与国外“国民性”思想的浸润、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等因子，促成鲁迅“国民性剖析”思想的发展：早期，倡导“立人”，呼唤人格独立；中期，反思传统，对国民劣根性展开社会的、文化的批判，疗救病态的国民人格；后期，采用阶级分析法，剖析不同阶层的国民性，以铸造新的“民族魂”。

　　对鲁迅来说，“国民性剖析”既是个思想概念，又是他反思、批判传统的武器与手段。这促使鲁迅的“国民性剖析”既有理性深度，又有思想的尖锐性。鲁迅披露“瞒和骗”、“卑与怯”等国民性的外在表现，探究其得以孕育的深层结构，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注重对其中间层次一一社会心理进行分析，并由此展开反省、剖析与批判。作为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将文学艺术与哲学思想融为一体。“艺术作品如果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生活的逻辑，提供现实生活发展的趋势、可能性，那么这种作品就是富于智慧的，有助于真理的认识。在大作家的作品中，艺术境界和哲理境界可以达到统一。”

　　鲁迅正是通过小说、杂文、散文等文学样式，从思想、文化等层面刻画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揭示“人”的历史发展轨迹，启发、引导人们认识自身处境，反思国民性与民族危亡的关联，以求国民人格与民族精神趋向完善。

　　在小说创作中，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从《狂人日记》开始的，狂人的所见所闻其实都是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狂人日记》中，揭露了经书的本质是“吃人”，而“吃人”实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奴役。“从来如此，便对么?”，“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正是对几千年的奴隶史的一种质疑，是对“以礼杀人”的批判。因此，“狂人”正是革命意义上的正常人。“狂人”的狂放，是行为上对传统奴性群众的反叛;“狂人”的颠狂，是精神心理上对奴性的颠覆。鲁迅塑造的“狂人”人格的批判意义和革命价值在于:奴性群众被“正常化”了，就要有非正常的心志使其摆脱奴性意识。

　　小说《阿Q正传》在批判国民性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精神胜利法和“革命”理想，以及总是摆“先前阔”和以丑为美的心理模式等。阿Q的精神胜利法其本质是把现实的失败转化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这不等同于一般的心理安稳，他用攀附法讲自己的身份提高，用虚构法讲述自己过去的辉煌历史，还有假设法，调包法等等，总之他是想尽一切方法来维护自己的面子与自尊。在阿Q身上确实有着革命的需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唯有革命才能翻身。阿Q参加革命想追求的，就是要权，要钱，要女人。那时的阿Q未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有权就有一切”的思想还不是很明确，但他朦胧地懂得，参加革命就会有权，有权就八面威风，想杀谁就杀谁，有了权就会有钱，也会有女人。他的“革命梦”是做得很甜美的。但是，阿Q的革命存在着盲目性，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他这样的革命还是在封建制度下进行的，对封建等级制度不会起到任何作用，所以阿Q到最后死了还是弄不出个所以然来。

　　从鲁迅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系列的“看/被看”的模式的小说，如《示众》、《药》、《狂人日记》、《孔乙己》、《明天》、《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祝福》、《长明灯》、《铸剑》、《理水》、《采薇》等。“看 / 被看”模式就是作品中的人物只有一个动作，就是看，只有一种人物关系，就是看别人和被别人看。在“好奇”的看客看和被看的背后，常常还有一位隐含的作者在看，用悲悯的眼光，愤激地嘲讽看客的麻木和残酷，从而造成一种反讽的距离。另一类看/被看的对立发生在先驱者和群众之间，也就是启蒙者/被启蒙者之间，进而发展为被吃/吃的模式，也就具有了一种象征。

　　“看客”现象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是道家的“无为”思想与“无是非”观。虽然，“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然而又并非积极追求目标结果的行动之“为”。而是消极、避退、独善其身的旁观行为。道家主张的“无为”思想，以及“无是非”的相对主义是非观，为看客的“看”而不“为”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庸思想，也是其重要来源。几千年的奴役统治，主子阶层凶狠残暴，为奴隶者就会有两种极端结果:或受到严厉打击与压制，就勇敢反抗;或完全泯灭自我意识，失去自我人格，受制于主子。前一种选择要付出血的代价;后一种又过于压抑窒息。然而，“中国人也并非都走‘奴性十足’或‘敢于反抗’这两个极端，这时‘中庸之道’又发挥了作用”于是，“他们更多地选择了‘中性’的出路:做似乎万事与己无关的‘看客’。”洲鲁迅曾多次提到，“中庸”在中国极有影响。他说:“中国又是极爱中庸的国度”l例“中国是个最艺术的国家，最中庸的民族。然而小百姓还要不满意，呜呼，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防“看客”是无法用“性善”、“性恶”含括的中性范畴。这行为只是看，并不施行友善或“仁”于被看者;也不将“恶”施于被看者。它不以行动作用于善恶、是非等道德判断。本质上，它反映的是精神、思想深处的“无”，是意识与道德的缺失，而非人与人之间的融合。“看客”的“看”是人与人的隔膜与分裂，是导致麻木、冷漠、苟全、自私等精神状态的根源。

　　鲁迅正是通过揭露和批判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找出民族衰败的病根，为中国文化的转型寻找出路。而鲁迅批判国民性的主要特色，则在于在批判的同时又总是深沉地思考着民族的处境和命运。他本质上是一位思想家，热切而不懈地关注人，思考人类、人生、人性等普遍性问题。在他那里，人生探索与哲学思考一致，文学典型塑造与国民的共性反思并存。

鲁迅先生小说的创作主题大体在两个方面：国民性批判和民族启蒙（即立人思想）。
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在鲁迅青年时期即为他关注：约始于他到日本留学不久
他的思考分为三个层面：1、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2、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3、它的病根何在？而后，在他的一生中，这个问题就成为他研究和表现的中心，他的作品里，写着他对中国国民性敏锐、准确、深刻的把握。
（二）鲁迅先生的“立人”思想，也就是民族启蒙。 在鲁迅的青年留学时期，怀抱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救国理想的鲁迅确立了现代“立人”的思想，由“立人”而建立“人国”，由此确立民族的振兴道路。但这一思想过于玄虚，没有在现实中落实的可能，鲁迅于是陷入了思想的迷茫。在五四时期，鲁迅猛烈地批判中国传统文明的“吃人”本质，但喊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声毕竟空洞，伴随他的是“与黑暗捣乱”的虚无而绝望的情绪。

一、 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形成
(一) 鲁迅个人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
鲁迅后来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
真面目。”1893年，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科场贿赂案入狱，父亲周伯宣被革去生员头衔，从此周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母亲带着年幼的周家兄弟到亲戚家避难，那些势利的亲戚居然说他们是“要饭来的”。父亲得病后，小小的鲁迅有三四年的时间出入于当铺和药店，从比自己高出一倍的当铺柜台外送上典当的衣物首饰，在世俗的轻蔑声中为治父病而奔波。作为长子的鲁迅不仅要承担起一部分沉重的家庭生活负担，还要承受着一些居心不良的亲戚、乡人的流言误语。家庭的突然变故，使鲁迅如“掉在冰水中”。世人的势利、冷漠给了年少鲁迅最初深切具体的感受。为此，鲁迅想去寻找为S城所诟病的“另一类人们”，就去南京追寻“理想的人性”。然而，南京学堂“乌烟瘴气”的人和事太多，让人总觉得不舒服。这里既有水师学堂高年级学生“螃蟹式”的趾高气扬、官人姿态，以及校内“关帝庙”之类的愚昧迷信，也有矿路学堂教员不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的无知。“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在日本，寻求“别样的人们”的鲁迅看到醉生梦死的“清国留学生”，让人觉得“东京也无非是这样”。在仙台医专的电影中见到“久违的许多中国人”，然而他们“强壮的体格”却“显出麻木的神情”。“幻灯事件”给了鲁迅强烈的刺激，使逐渐走向成熟的鲁迅真正懂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由此看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源于其灵魂深处的人生体验。
(二)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深刻启迪

改造国民性思想是清代末年一种进步的社会思潮，一些启蒙思想家都对这个问题有过深刻的思考。甲午战争后，严复认为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民力已恭，民智已卑，民德已薄之故也”，提出“近日政要，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原强》）。严复的主张旨在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孱弱性，目的是振作中国人的精神，进而振兴中华民族。严复的观点启发鲁迅思考国民性问题。 康有为的《实理公法全书》：人的本质不仅存在于人与自然的统一中、人的灵与肉的统一中，还存在于人与人的统一之中。康有为致力于建立一种合乎于“实理”和“公法”的理想人性的社会。他把人的个性自由称之为“人各具一魂”，“人有自主之权”。康有为的观点已经接触到了人的平等和人的自主权利的真正现实问题。他的主张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相反，而是倡导个性、民权。此外，康有为从解说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出发，阑述了人性可变，故而应该因势利导的发展观点即国民性的改造应该以“国民性之所利而利导之”。在认识“国民性”问题上，梁启超对鲁迅的影响很大。梁启超的革命思想中有比较系统的人学思想。1896年，梁启超发表于《时务报》上的文章《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吾今为一言以蔽之：变法之本，在育人才”。这体现了“新国民”先从教育入手的思想。 1900年，梁启超在发表于《清议报》上的《呵旁观者文》中，深入地批判了那种对国家、民族漠不关心的态度，他把中国人的劣性归结为“旁观”二字，并列举了六种“旁观者”：一是“无脑袋之动物”的“浑沌派”；二是自私自利的“为我派”；三是只知道“咨嗟太息痛哭流涕”的“呜呼派”；四是名为旁观实为“后

观”的“笑骂派”；五是认为天下没有什么应该做的事，无所作为的“暴弃派”；六是观望等待的“待时派”。这实际上概括了中国人保守而缺乏进取精神的国民特征。梁启超认为这些旁观者是“人类之 蟊贼 ，世界之仇敌”。鲁迅更是入木三分地揭露和批判这类旁观者的丑恶，在《阿Q正传》、《祝福》、《示众》、《复仇》、《铲共大观》等小说、散文、杂文中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旁观者”和“看客”的卑猥形象。在批判国民性弱点中的“奴性”方面，鲁迅的思想与邹容的观点一脉相承。邹容在《革命军》中，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例，剖析了他们的奴隶根性:“柔顺也，安分也，韬晦也，服从也，做官也，发财也，中国人造奴隶之教科书也。”邹容说:“吾谓宴息于专制政体之下者无所往而非奴隶。”“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对于扫除中国人身上的奴隶性，邹容提出“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这也”。“吾愿我同胞，万众一心，支体努为，以砥以砺，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对中国的历史概括为:“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的老师章太炎提出的用革命消除民族性格中的怯懦、诈伪、浮华，用革命祛除国民的“畏死心”、“拜金心”、“退却心”的主张。鲁迅受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深刻启迪，一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批判和探索。
(三)鲁迅受到国外研究中国国民性著作的深刻影响
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今译《中国人的素质》)，对鲁迅的影响很大。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同他的老友许寿裳探讨国民性时已读过此书。史密斯在华传教22年，熟悉中国文化、中国人习性和中国的风土人情。他认为中国人国民性的根子是“面子观”，中国人重体面、重形式而轻事实，爱说漂亮话，讲排场，颇有些“做戏”的味道。鲁迅在《且介亭杂文·说面子》中谈到，外国人以为面子“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史密斯谴责中国的“二十四孝”违背人性，是造成早婚、贫困、纳妾等一长串弊端的原因。他还郑重指出:如果保守主义不遭到重创，那么，中国怎么可能调整自己，去适应本世纪最后25年的全新环境呢?如果中国民族继续将过去时的一代奉为神明，中国怎样能够向前迈出切实的一步?史密斯的这些论述对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以至鲁迅逝世前14天还念念不忘。鲁迅说:“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赞美，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1926年7月2日《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中记录了鲁迅购买到安冈秀父的日文著作《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书的时间是1926年7月2日。鲁迅记下了他对这一本书的意见:“只要看目录就明白了:一，总说；二，过度置重于体面与仪容；三，安运命而肯罢休；四，能耐能忍；五，乏同情心多残忍性；六，个人主义和事大主义；七，过度的俭省和不正的贪财；八，泥虚礼而尚虚文；九，迷信深；十，耽享乐而淫风炽盛。”从这一篇日记可以看出鲁迅基本上同意安冈秀父在书中对中国人的批评意见。安冈氏所列中国人的十条毛病也大抵切中要害。

(四)鲁迅受到日本国民性讨论热潮的深刻启发
鲁迅明确地使用“国民性”这一概念，从国民精神的角度思考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始于留学日本后。日本明治时期的国民性大讨论热潮，对鲁迅具有直接的影响。日本人通过国民性大讨论，达到了认识国民特性、发扬国民精神、强盛国家的目的。这时置身于思想启蒙和文艺活动中的鲁迅，每天跑书店、书摊，搜集书籍杂志，读报读书，直接感受并接受了日本明治的思想文化。处在日本明治的思想文化空间，感受到日本民族强烈的自省自强、开拓进取的时代氛围的鲁迅却面临祖国挨打受辱日益衰退的危机。具有强烈爱国精神和民族自尊心的鲁迅自然地要探讨如何使中国富强的问题。在仙台学医时，鲁迅和好友许寿裳经常讨论“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他的病根何在?”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
二、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具体表现

(一)国民性中的奴性人格

国民性弱点的奴性人格表现为麻木不仁，混沌无知，愚昧落后；自私自利，冷漠缺乏是非观与同情心，甘当看客；糯弱苟且，自欺欺人，自我安慰；自我压抑、生命力萎顿，丧失活力和热情；墨守成规，抗拒变革；尊家族、重门第，尚血统；等级观念重，官瘾大，主奴根性深；疲沓，懒散；狡猾，欺弱怕强；怯弱，逆来顺受等。凡此种种，其核心就是“奴隶性”，典型代表人物是阿Q。阿Q作为鲁迅笔下国民劣根性的集中负载者，显示着在等级社会在下人性的扭曲。阿强的“精神胜利法”是在面对种种压迫，一再失败，无力反抗时的一种精神退路，它来自失败者的奴隶生活，是奴隶心态的一种表现。阿强“精神胜利法”的实质是卑怯和奴性心理的混杂，这是封建思想从经济上、政治上、精神上长期奴役人民大众的结果。阿强生活在未庄社会底层，名字都没有，物质生活贫乏，常遭人欺诈。阿强愚昧落后，连身上的虱子不如王胡的多与大也认为是一件羞耻事。阿强糯弱苟且，自欺欺人，欺弱怕强。阿强遭到假洋鬼子的欺侮，自欺欺人用精神胜利法以求心理平衡，他欺负尼姑来转移自己的屈辱。阿啊疲沓，懒散，狡猾。穷困的阿强到静修庵偷萝卜，被老尼姑发现了就耍无赖。阿强冷漠麻木。他把进城看杀人犯作为向乡民炫耀的事。阿强墨守成规，抗拒变革。他维护“男奴之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城里人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撒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后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鲁迅在阿强身上画出了“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揭露了种种国民性弱点。
(二)看客的变态心理
鲁迅把各种旁观者和看客对人事的冷漠麻木的“陋劣”当作国民性弱点的一个突出的重点来揭露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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