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的国民性思想

毕业论文:论鲁迅小说中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鲁迅是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使用的笔名。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大家庭里。绍兴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地方，保留有众多的名胜，如古代治水英雄夏禹的陵墓，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留下的遗迹，近代反清女杰秋瑾从容就义的轩亭口，等等。民间还有各式各样的戏剧演出和传说故事。乡亲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两个“鬼”：一个是“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女吊；另一个是腰束草绳，脚穿草鞋，手捏芭蕉扇，富有同情心的“无常”。乡土传统与民间文化，深深地影响着鲁迅的一生。 　　鲁迅从小就表现出活泼的性格。因为外祖母家在农村，鲁迅也就有了一批农民小朋友，一起在朦胧的月色下，划着白色的小航船，赶去看戏；回家的路上，肚子饿了，就“偷”自家地里的豆煮了吃。鲁迅还在叫做“百草园”的后园里，发现了大自然的无穷趣味：碧绿的菜畦，紫红的桑椹；蟋蟀弹琴，油蛉低唱；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的何首乌；人首蛇身的“美女蛇”的传说……正是这样自由的童年生活，开发与培养了未来作家鲁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6岁时鲁迅告别了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拜本城中极方正、极有学问的寿镜吾老先生为师，一直读到17岁。在这里，他熟读了儒家的经典，又在课余广泛阅读了儒家之外的各种杂书：小说，野史，笔记……不仅关注历史、人事，也注意观察自然。这样开拓了鲁迅广阔的精神空间，为鲁迅以后思想与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宽广深厚的知识基础。 　　鲁迅的童年也有阴影：13岁那年，祖父因故入狱，不得不随着全家到亲戚家避难；以后父亲病重，家庭生活也从小康陷入困顿。作为长子的鲁迅，不得不经常出入于当铺与药店，在周围人的歧视与侮辱中，感受社会的冷酷与势利。父亲最后因庸医的延误而过早离世，更给少年鲁迅以很深的刺激，他由此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文化、人世与人心的思考。

从小就喜欢阅读鲁迅的作品，缘于其作品中深刻的思想和对人性的解剖；如今，站在三尺讲台上教书的我，越教却越感到难堪：中学语文课本中我所喜爱的作家鲁迅的作品被越删越少；甚至从人教版到苏教版，从一些人的呼吁声中听出，还有要被删减的可能。鲁迅及其作品与广大青少年尤其是中学生的疏离现象愈发严重，鲁迅的背影在青年一代心目中渐行渐远。但我想，鲁迅先生是中国的民族魂，其作品对国民性的解剖更是深刻却具深远的现实意义，因此，在这里请允许我以我个人的偏爱来呼吁：请我们再次重新重视鲁迅及其作品，从他对国民性深刻的解剖中获得深刻的反省。下面，我就以解读鲁迅作品中的“示众”系列为例留下我的呼声。
　　一、“示众”系列解读
　　从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到《药》、《阿Q正传》，再到《示众，由《示众》再来观照鲁迅小说甚至是散文诗、杂文和鲁迅的全部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鲁迅有意识地隐藏在他作品中的事实，即自从鲁迅写第一篇白话
　　小说开始就在构建这样一个系列：“材料和看客”系列，我称之为“示众系列”。
　　这一系列作品，我们说它们各篇既是相对独立完整的艺术世界，能各自表现出独立的意义，又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交错、相互渗透的，当我们把它们合在一起的时候，就能构成一个有机的和谐的艺术世界，并且可以领悟出新的、当它们各自独立成篇的时候所没有显示出来的意义，这个新的意义便是揭示了中国国民当时的劣根性――庸众意识。
　　我们可以根据鲁迅笔下的“看客”眼中的“被看者”的不同，把这一系列大致地分成以下几个类型。
　　1、观赏异己、超己者的看客
　　这类看客，是使鲁迅感到最痛心的、最绝望的、麻木不仁的一群。在这里面，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不仅忠实而深刻地反映现实，而且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的态度，深入地挖掘出这类“看客”的精神状态中所包含的现实意义。这在《药》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药》作为揭示铸成辛亥革命悲剧原因之一的作品，其中有一个触目惊心的场面，就是小说中描写革命者夏瑜牺牲时的示众场面：一清早就有“三三两两的人……潮一般向前赶”去“鉴赏”杀革命党人的“盛举”，他们是那样的津津有味而又无聊好奇：“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夏瑜为了解救民众的苦难，英勇地抛头颅、洒热血，可用生命作代价换来的，却是被当作看戏一样地观赏。难怪鲁迅悲愤难平指责这些社会生活的旁观者，把世间万事当作一出戏。正如旧时戏台对联所说的“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而他们则“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毂，他们便看了滑稽剧。北京洋肉铺前常有几个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予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在这里，鲁迅显然是把革命烈士秋瑾为原型的夏瑜当作看客眼中的异己者，其献身却被这样一群麻木不仁者当作观赏的材料，这是一副怎样的叫人绝望的图景！
　　这样的一群民众，并不知道他们所观赏玩味的是代表革命和反封建势力的先驱。因此，他们甘当一群盲目的看客，以尽其快意。在《阿Q正传》中，鲁迅笔下的阿Q在向未庄的人们讲解杀头的场面时这样说道：“你们可看过杀头么？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以至连听的人也出神地伸长了脖子。与之相似的是鲁迅在杂感《铲共大观》中所叙述的，长沙市民所表现的厚重的麻木相：“……全城男女往观者，终日人山人海，拥挤不通。加以共魁郭亮之首级。又悬之司门口示众，往观者更众。司门口八角亭一带，交通为之断绝……许多民众，一批是由北往南，一批是由南往北，挤着，嚷着……脸上都表现着或者正在神往，或者已经满足的神情。”“中国现在的民众，其实还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 在鲁迅看来，这种麻木的看客心理，正是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中国积弱不振的缘由。
　　2、观赏别人痛苦和不幸的看客
　　这类看客所体现出的性格特征是冷漠无情。正如鲁迅所指出的，拿“残酷”作娱乐，拿“他人的痛苦”作赏玩，做慰安，他们往往把别人的痛苦当作自己鉴赏的对象，甚至用别人的痛苦换取自己的娱乐。《阿Q正传》里，闲人们兴高采烈地观看阿Q与小D的“龙虎斗”，在一旁“好！好！”地叫嚷。他们又“九分得意”地欣赏阿Q欺侮小尼姑，听到小尼姑的哭声，那些“鉴赏家”都“哈哈哈”地快意大笑。孔乙己生前为了残剩的羞耻心所做的挣扎，只供酒客们调笑取乐。《祝福》中，祥林嫂的阿毛不幸被狼吃了，她到处向人倾诉自己的痛苦，在这里，鲁迅写了人们的反应：“这故事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起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地评论着。”祥林嫂的不幸并没有引起真正的理解与同情，却通过看的行为，转化为可供消遣的“故事”。这些乡村老女人们正是在“鉴赏”他人的痛苦过程中，鉴赏自己的表演（流下那停在眼角的眼泪），并从中得到满足，同时又在叹息、评论中，使自己的不幸与痛苦得到宣泄、转移以至遗忘。而在别人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成为“渣滓”以后，就立即“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而散文诗《复仇》（一）就是作者“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而作的，在这里鲁迅描写了裸着全身、拿着利刃立于旷野中的一男一女，他（她）们将要做什么并不知道，两人只是就这样站着，而无聊的路人们纷纷从四面奔来拼命地伸长脖子，抱着看把戏似的好奇心，希望从他（她）们的汗或血的鲜味中得到一种满足，慰其无聊。 　　3、观赏无聊场景的看客。
　　空虚无聊是这类看客的内心世界。鲁迅入木三分地揭露愚昧落后造成的心灵的无所寄托，没有进取精神造成的百无聊赖。《示众》则是对这群无聊之徒所作的一副最好的速写。在围观警察与犯人的看客中，有男的女的，老的小的，胖的瘦的，高的矮的，有工人有学生，有老板有伙计，范围十分广泛。他们在大热天拥来拥去、挤进挤出，纯粹是为了有趣，为了单看热闹。难怪鲁迅曾这样冷峻地写到：“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就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鲁迅先生在论及国民劣根性的成因时曾指出：“‘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一坏根性，是经过许多人的经验教训之后形成的。”他说：“救急扶伤，一不小心，向来就很容易被人所诬陷，……于是人们只要事不于己，还是远远的站开干净，我想，人们在社会里，当初是并不这样彼此漠不相关的，但因豺狼当道，事实上因此出过许多牺牲，后来就自然都走到这条道路上去了”看客是如此的穷极无聊，是如此的灵魂麻木，但人数又是如此之多。
　　面对中国民众“各人自扫门前雪，那管他人瓦上霜”尽看热闹的这种思想里的荒原，精神上的沙漠的现象，鲁迅通过对国民的示众，间接而直露地暴露了国民庸众意识的弱点。
　　二、鲁迅及其作品的现实意义
　　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做‘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即使是有，这几千年的历史也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确，奴隶社会时自不必言，进入封建社会后，封建社会的百姓们仍然像奴隶社会的奴隶一样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仍然只是封建统治者的“一个会说话的工具”。封建统治者除了奴隶主的野蛮强迫性外，更是采用了儒家理学与佛、道思想三家三位一体的方法来麻痹、禁锢广大民众的精神生命。儒家强调民众要“忠孝礼义”、“克己复礼”、“存天理、灭人欲”；佛教、道教强调主观精神的自我完善，劝世人把重心放在对来世的追求上，讲究重内不重外、重灵不重肉、重情不重理。经过这种奴隶文化与奴隶道德的历世教化，对于民众来说，获得当世安宁与来世幸福的途径便只能甘当奴隶，逆来顺受，盲目愚从。这样的结果，统治者的统治稳定了，而作为人的活力却消失了，人的个性意识淡化了。失去了个性的人和民族乃至整个国家，变成了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和先驱者，鲁迅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社会制度等对中国人所具有的残酷奴役性，传统文化的理性法则等对中国人的创造力和精神自由的严重束缚性，坚定地把“改造国民性”作为了自己终生从事的事业。
　　二十一世纪的我们，“铁屋子”是早被打破，然而我们真能说我们已经完全从“材料和看客”系列中走出，从自己灵魂的深处走出吗？透视自己的内心，我们敢大声宣布：我毫无“看客”心态吗？我想，所有的有志之士都会认识到，现实并不象我们所愿望的那样美好。现实社会中，我们的“看客群”仍然在延伸，只是不同时代和社会下显现的形式不同而已。老人倒在地上时该不该扶？当这个问题成为社会大讨论拷问我们时，它刺痛了我们多少现代人的心。虽然似乎已没有了周围的“看客”，但我们知道围观的人都没有了，是否会是更可拍的一种冷漠？当年俄罗斯的未来主义者，要从现代人的航船上将普希金扔到大海里去，但是今天的人到了俄罗斯的红场，想到的不是那些未来主义者，而是普希金。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介绍过普希金，但是鲁迅比普希金更具有现代性，更是属于未来的。面对民族要复兴，国家要实现中国梦，那么重提鲁迅、更加重视鲁迅的作品就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杜勃罗留波夫曾评论莎士比亚时说：“他的剧本中有许多东西，可以叫作人类心灵方面的新发现；他的文学活动把共同的认识推进了好几个阶段，在他之前没有一个人达到过这种阶段，而且只有几个哲学家能够从老远的地方把它指出来。这就是莎士比亚所以拥有全世界意义的原因。”作为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鲁迅，其重要性堪比莎士比亚在杜勃罗留波夫心目中的地位。

三点意见：
　　一，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提出，是他从中国现实的真问题出发的，绝不是某种 外来思潮的移植。
　　他所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的民族危机来自哪里。鲁迅思考是一种向内的追问，他的结 论是：民族危机主要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危机，是人心的危机，即中国的民族精神出了问 题，即所谓“本根剥丧，神气旁皇”(《破恶声论》)。因此，改变人的精神是“第一位 ”的，“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 ，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八》)。
　　二，改造国民性问题涉及对民众的看法。鲁迅在《破恶声论》、《文化偏至论》里， 提出了两个概念：一是“厥心纯白”的“朴素之民”也即“气秉未失之农人”，另一为 “众庶”，又称“众数”。后来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与《我之节烈观》里，又更 明确地将前者称为“心思纯白，未曾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后来在“名教的斧 钺底下”，失去了天性，就成了“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在鲁迅看来，“精神界战 士”与“朴素之民”是有一种生命本源上的联系的；所谓“改造国民性”，在一定意义 上，就是要恢复人的“本性”(“白心”)，但又绝非回到远古，所以鲁迅说，“觉醒的 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 ，一要“理解”，二要“指导”，三要“解放”：这里就包含着将现代精神贯注于人的 本性中的意思”。而所谓“改造国民性”，关键是要把人从“名教的斧钺下”解救出来 ，他一生坚持“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也正为此。——当然，鲁迅内心并非没有矛 盾，在《孤独者》中，“我”与魏连殳辩论孩子的坏，是“根苗”就坏，还是“环境教 坏”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反映鲁迅自己内心的矛盾的。
　　三，关于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病灶的认识，我还是相信许寿裳的回忆：“我们觉得我 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就是诚和爱”(《回忆鲁迅》)。对“真”与“诚”的倡导，对“伪 ”的批判是贯穿鲁迅一生的——在世纪初，他提出，“伪士当去”(《破恶声论》)；五 四以后，他强调反对“瞒和骗”(《论睁了眼看》)，提出“做戏的虚无党”(《马上支 日记》)的概念；20年代末，他提出“真的知识阶级”(《关于知识阶级》)的概念；30 年代，他提出要区分“真、假堂吉诃德”(《真假堂吉诃德》)，有一条明显的思想贯穿 线。呼吁“爱”，特别是天性的爱，也有一条贯穿线：世纪初，对“气秉未失之农人” 的肯定(《破恶声论》)；五四时期，赞美“哺乳婴儿”的“村妇”的“离绝了交换关系 利害关系的爱”(《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生命最后一刻对“在中国的指甲还未染红 的乡下”的“母亲”对“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孩子的爱的高度评价(《写于深夜里》) ，确是一以贯之。而鲁迅批判的重心始终是中国人对人的生命的漠视与杀戮，他一生都 在批判以各种形态出现的“吃人肉的筵席”，他一再强调“革命是让人活而不是让人死 的”，都说明这一点。
　　而鲁迅所提倡的“爱”又是与“憎”连在一起的，“爱憎不相离”是典型的鲁迅命题 。
　　在讨论鲁迅对“伪”的批判时，有一点很值得注意：他认为，中国的“伪”的最大特 点就是表面上道貌岸然，骨子里却是“私欲”作崇。从20世纪初批判维新派“借新文明 之名，以大遂其私欲”(《文化偏至论》)，到五四后批判读经之徒“假借大义，窃取美 名”(《十四年的“读经”》)，直到离世前对“革命的大人物”“借革命以营私”的批 判(《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也有一以贯之的线索。
　　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里，对“奴才式的破坏”的批判也很值得重视。他指出 “仅因目前极小的自利，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个创伤”，这类大多数民众的 出于私利的破坏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这也是国民性弱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改变人生，解放全民性思想！

就是让大家开放一点吧，应该和闻一多先生差不多，想我们的国家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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