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从诞生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发展历程

请简述中国话剧从诞生到20世纪30年代的发展历程~

中国话剧历史（诞生到20世纪30年代）

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植到中国的外来戏剧样式。为与传统舞台剧、戏曲相区别，被称为话剧。中国话剧大体经历了以下5个发展阶段：新剧时期、爱美剧时期、左翼时期、延安话剧、现代。

新剧时期
1906年，受日本“新派”剧启示，留日学生曾孝谷、李叔同等组织春柳社。1907年在日本东京演出《茶花女》、《黑奴吁天录》。同年，王钟声等在上海组织“春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这就是“话剧在中国的开场”。这种以对话为主要手段的舞台剧被称为新剧，后又称文明戏。以后10年间，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武汉先后出现文艺新剧场、进化团、南开新剧团、新剧同志会等一批新剧团体，演出《热血》、《共和万岁》、《社会钟》等剧目，受到民众热烈欢迎。辛亥革命失败后，新剧逐渐衰落。这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欧阳予倩。

爱美剧时期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等人对新剧启发民众觉悟的力量给予特别的关注，推崇介绍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1919年胡适发表的独幕剧《终身大事》是他们主张的代表。同时，陈大悲、欧阳予倩等人响亮地提出“爱美剧”非职业戏剧的口号，先后成立民众剧社、辛酉剧社、南国社等戏剧团体；《获虎之夜》、《名优之死》（田汉），《三个叛逆的女性》（郭沫若）、《一片爱国心》（熊佛西）、《泼妇》（欧阳予倩）、《一只马蜂》（丁西林）等一批优秀剧目诞生，为中国话剧建立了重要的文学基础。1922年留美专攻戏剧的洪深回国参加戏剧协社，针对文明戏的不良习气，从剧本、舞台纪律、导演制建立等方面大胆改革，推行男女合演，从而形成完整的话剧艺术体制。1925年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成立，为话剧人材的培养提供了一块阵地。田汉主持领导的南国艺术运动，最能体现20世纪20年代新兴话剧的精神。1924～1930年先后上演了不少反帝反封建剧目，培养了陈凝秋、陈白尘、赵铭彝、郑君里、张曙、吴作人等一批艺术骨干。1929～1931年欧阳予倩主办广东戏剧研究所，出版《戏剧》刊物，组织演出《怒吼吧，中国》等几十个剧目。欧阳予倩、洪深、田汉被公认为中国话剧的奠基人。1928年洪深创意将英文Drama译为“话剧”，区别已陈腐的“新剧”，中国话剧从此定名。

左翼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929年上海艺术剧社成立，提出“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1931年1月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从此中国话剧进入以左翼戏剧运动为主的发展阶段。左翼“剧联”总盟设在上海，领导北平（今北京）、南京、广州、杭州等分盟，建立50多个左翼剧团，演出《血衣》、《乱钟》、《怒吼吧，中国》、《香稻米》、《回春之曲》等大量进步话剧，涌现出夏衍、于伶、陈白尘、宋之的等一批新剧作家以及章泯、金山、赵丹、舒绣文等舞台艺术家。1935年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成立，演出《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武则天》、《太平天国》，40年代剧社演出《赛金花》等大型剧目，舞台艺术水平大大提高。1934～1937年青年剧作家曹禺的著名剧作《雷雨》、《日出》、《原野》问世；1933年中国第一个营业性剧团中国旅行剧团诞生并坚持14年之久；1932～1937年河北定县农民戏剧实验在做话剧尝试；“红色戏剧”在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革命根据地十分活跃，演出《二七惨案》、《八一南昌起义》、《我红军》等几百个剧目，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战斗士气。1935年在南京成立国立戏剧学校，以后14年中培养学生千余名，演出独幕、多幕剧近180出，活动遍及苏、湘、鄂、川等省，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延安话剧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地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原在重庆、上海的戏剧工作者纷纷投奔延安，壮大了这里的文艺力量。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为他们的聚集地。由于他们不熟悉当地的生活，因此在一个时期，便以搬演大戏、名戏为主。演出过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契诃夫的《求婚》、包戈廷的《带枪的人》等俄苏戏剧，也演出过《日出》、《北京人》、《塞上风云》、《法西斯细菌》、《太平天国》等国内著名剧作。仅1938年至1940年初，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及其附属的实验剧团，就演出戏剧达100多场次。延安的戏剧工作者在创作方面也显示了自己的实力，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王振之的《流寇队长》、沙可夫的《团圆》、姚时晓的《棋局未定》、李伯钊等的《农村曲》等。

现代（省略）……

是指中国的话剧还是指世界话剧?
20世纪，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期，也是其文化发展的蜕变更生期，文化语境中新与旧的问题，几乎纠缠了整整一个世纪。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是这一问题的集中反映。以《新青年》杂志为思想阵地的胡适、钱玄同、傅斯年等人，认为新的时代应当创造新的戏剧，而传统戏曲则是野蛮的“遗型物”，是不进化的代名词，而效法西方戏剧所创立的新的舞台艺术形式，必将对传统戏曲取而代之。如果说胡适等人对待戏曲的态度不免过激，那么1926年以《晨报剧刊》为舆论阵地的余上沅、赵太侔、闻一多等人，对待戏曲的态度则要公允得多。他们不仅欣赏中国戏曲重表现、写意化的美感，而且还准备吸取其中的美学特点，创造出一种适合中国人审美心理的“国剧”。尽管“国剧运动”的构想未能实现，但是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早期中国话剧观念的多元特点。而宋春舫等学院派戏剧理论家对西方现代戏剧流派的介绍，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人们的艺术视阈。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话剧的贡献，首先在于它确立了白话文作为社会语言的独立地位，我们甚至无法想象，如果话剧用之乎者也或中州韵演出，那该是怎样滑稽的事，至少人们会难以听懂喋喋不休的台词。其次，它彻底地打破了戏剧文化的保守态势，人们开始以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异域文化，并致力于借鉴和吸收西方戏剧的最新潮流。再者，反映现实与人生的戏剧观念开始进入人们的意识，戏剧与时代建立起紧密的联系。

到了1930年代，中国话剧作为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且显示出其他艺术不可替代的价值。话剧在社会上的普及程度也逐渐加强，甚至出现了工人剧团和农民的话剧演出。此时期，一位在中国话剧史上意义非凡的人物，带着与他年轻的面孔不相称的忧思与憧憬，豁然出现在世人眼中。这个人就是曹禺，在23岁时他已经创作了惊世之作《雷雨》（1934）。此后，《日出》（1936）、《原野》（1937）等相继问世，在他的笔墨之间，人们惊奇地发现，中国话剧文学已经走向成熟。他的戏剧在那个年代曾经养活了一个著名的职业剧团——中国旅行剧团（1933—1947），在以后的岁月中，研究者的视野中有了“说不尽的曹禺”，导演和演员心中有了“演不完的曹戏”。

1976年之后，中国历史在经历了“文革”之后进入“新时期”，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话剧出现了惊人的变化：一是话剧敢于冲破文革时期文化禁锢的阴霾，一度成为思想解放的先锋，显示了干预生活、关注现实的威力。如《于无声处》（1978）、《报春花》（1979）、《陈毅市长》（1980）、《吴王金戈越王剑》（1983）、《红白喜事》（1984）等话剧，率先在思想意识上反抗了左倾政治。


二是话剧在发展中，大胆吸收外来戏剧特别是西方现代主义戏剧的成功经验，出现了“探索剧”的创作、演出热潮，戏剧理论、戏剧观念空前活跃，剧坛呈现多姿多彩态势；如《屋外有热流》（1980）、《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1985）、《WM》（1985）、《狗儿爷涅盘》（1986）、《桑树坪纪事》（1988）等，在戏剧的表现主题、内在结构和外在形式方面，均做出了大胆探索，体现了新锐的戏剧观念。

三是随着电视的普及和娱乐方式的扩展，话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在面临着信息社会的多方挑战的严峻形势下，话剧队伍逐渐站稳了脚跟，话剧艺术从体制到表现方式，开始了新的调整与突破。独立制作人、民间剧场、商业戏剧、校园戏剧开始出现，打破了以前政府领导下戏剧演出运做机制单一化的局面。

四是小剧场戏剧的创作和演出已成蔚然之势。198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了林兆华导演的《绝对信号》，开启了新时期小剧场戏剧运动的先河。1989年南京举办了第一届小剧场戏剧节，演出了《火神与秋女》、《屋里的猫头鹰》、《棺材太大洞太小》、《天上飞的鸭子》等16台小剧场戏剧，并初步探讨了小剧场戏剧的概念和演出特点。1993年北京举办了第二届小剧场戏剧节，演出了《思凡》、《留守女士》、《情感操练》、《灵魂出窍》等14台小剧场戏剧，对小剧场戏剧的诸多理论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讨。此后，小剧场戏剧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不断出现，仅1995—2005期间，在北京地区演出的小剧场戏剧就达180多个，其中《与艾滋有关》（1995）、《棋人》（1996）、《雨过天晴》（1998）、《霸王别姬》（2000）、《www.com》（2001）、《恋爱的犀牛》（2003）等代表了原创剧目的特点，而《钦差大臣》（1999）、《纪念碑》（2000）、《足球俱乐部》（2002）、《哥本哈根》（2003）、《樱桃园》（2005）等则显现了引进的外国剧目在中国导演的手中绽放的光彩。此外，还有英国、日本、韩国、台湾等地的小剧场戏剧，给北京的舞台带来的富有地狱特点的文化气息。

20世纪，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期，也是其文化发展的蜕变更生期，文化语境中新与旧的问题，几乎纠缠了整整一个世纪。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是这一问题的集中反映。以《新青年》杂志为思想阵地的胡适、钱玄同、傅斯年等人，认为新的时代应当创造新的戏剧，而传统戏曲则是野蛮的“遗型物”，是不进化的代名词，而效法西方戏剧所创立的新的舞台艺术形式，必将对传统戏曲取而代之。如果说胡适等人对待戏曲的态度不免过激，那么1926年以《晨报剧刊》为舆论阵地的余上沅、赵太侔、闻一多等人，对待戏曲的态度则要公允得多。他们不仅欣赏中国戏曲重表现、写意化的美感，而且还准备吸取其中的美学特点，创造出一种适合中国人审美心理的“国剧”。尽管“国剧运动”的构想未能实现，但是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早期中国话剧观念的多元特点。而宋春舫等学院派戏剧理论家对西方现代戏剧流派的介绍，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人们的艺术视阈。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话剧的贡献，首先在于它确立了白话文作为社会语言的独立地位，我们甚至无法想象，如果话剧用之乎者也或中州韵演出，那该是怎样滑稽的事，至少人们会难以听懂喋喋不休的台词。其次，它彻底地打破了戏剧文化的保守态势，人们开始以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异域文化，并致力于借鉴和吸收西方戏剧的最新潮流。再者，反映现实与人生的戏剧观念开始进入人们的意识，戏剧与时代建立起紧密的联系。

到了1930年代，中国话剧作为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且显示出其他艺术不可替代的价值。话剧在社会上的普及程度也逐渐加强，甚至出现了工人剧团和农民的话剧演出。此时期，一位在中国话剧史上意义非凡的人物，带着与他年轻的面孔不相称的忧思与憧憬，豁然出现在世人眼中。这个人就是曹禺，在23岁时他已经创作了惊世之作《雷雨》（1934）。此后，《日出》（1936）、《原野》（1937）等相继问世，在他的笔墨之间，人们惊奇地发现，中国话剧文学已经走向成熟。他的戏剧在那个年代曾经养活了一个著名的职业剧团——中国旅行剧团（1933—1947），在以后的岁月中，研究者的视野中有了“说不尽的曹禺”，导演和演员心中有了“演不完的曹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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