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对三国演义的评价是什么？

名人对三国演义的评价是什么？~

1、看这本书（《三国演义》），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毛泽东
2、《三国演义》是那段历史的一座人才宝库，也是一部活的兵书，是一座军事大课堂。——袁阔成
3、《三国演义》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它的文学价值。显然，就文学而论，它的人物塑造功夫也确是第一流的，中国后世的小说家都从其中吸取了营养。——金庸
4、《三国演义》在表现着中国人民艺术天才的许多长篇小说之中占有显著的地位，它可说是一部真正具有丰富人民性的杰作。——（俄）科洛克洛夫
5、《三国演义》结构之宏伟与人物活动地域舞台之广大，世界古典小说均无与伦比。——（日）吉川英治
6、《三国演义》有一面可疑的旗帜：忠义；两颗有毒的药丸：伪善与权谋。这是我对《三国演义》的定义。——易中天
7、一部《三国》，有时是“暴力”的蒙汗药，有时是“极权”的挡箭牌，有时又是“诡计”的密钥机，而这段动乱历史的创伤记忆被装潢为“分合之道”。——潘知常
8、《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部小说把中国的人心推入黑暗的深渊，使中国人原是非常纯朴、非常平和的心灵发生变形、变态、变质，变得愈来愈可怕。——刘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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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在故事架构和人物塑造上，有着很明显的倾向性，即“拥曹反刘”的倾向，全书的节奏主要沿着蜀汉走，诸如第一回就是刘关张闪亮登场。在作者看来，蜀汉集团就是价值取向的终极。
然而，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作者极力讴歌维护的理想的高大上集团，却无情地失败了，等于是价值的终极端被撕毁了。刘备的死、关羽的死、张飞的死、诸葛亮的死，这些章节的文字都能显示出作者的叹息之情，甚至还是书的高潮部分。
关羽死了，还不罢不休，追吕蒙之命，惊破曹操之胆，这当中其实寄托了作者的不甘。而对于曹操的死，则未免有微词，一方面肯定曹操的丰功伟绩，另一方面又说：“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
作者寄托了理想的蜀汉集团，没有对得起作者的主观愿望，在历史的潮流中以失败者的姿态被淘汰了，从文学的角度而言，这就叫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了。
当然，蜀汉集团被塑造成古代理想的终极，也有历史的积淀，起码在唐朝的时候，民间说“三国”的时候，老百姓听说曹操败了，就开心大笑，听说刘备败了，就伤心地哭。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向，还是有其社会基础的。
而诸葛亮的《出师表》，早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就成为仁人志士的励志典范，从杜甫到岳飞到陆游，《出师表》都是上佳精神食粮。文学作品的取向，还是植根于大众的。
《三国演义》用了极大的张力去表现历史人物和历史趋势，英雄豪杰的主观能动与历史客观规律总是表现出一定的对立性，双方有时候是撕扯的。
例如诸葛亮有北伐的壮志豪情，却饮恨以终。即使是取得了成功，却转眼成为陈迹，即“是非成败转头空”，当下的光鲜成为他日的故迹，也叫人悲从中来。
中国传统的审美有一个领域，叫做吊古。吊古总是充满着沧桑悲凉，其实并非一种消极情绪和负能量，而是以一种跳出局部圈子从整体观照历史的眼光，曹操也好，孙权也好，刘备、诸葛亮也好，关羽吕布也好。
一方面是历史的闪光点，另一方面却是转瞬即逝的流星，个人功绩的短暂和历史的无限所形成的矛盾，恰好是一种充满张力的悲剧。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三国演义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三国演义》是一部伟大的悲剧？解读空间还很大

孙中山：诸葛亮很有才能，所以在西蜀能够成立很好的政府，并且能够六出祁山去北伐，和吴魏鼎足而三。
毛泽东：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钱穆：曹操兼能政治、军事和文学，又能用人，是魏国创业者。然而，他却是一大奸雄，故为历史反面人物，此下中国历史六百年中衰，曹操不能辞其咎。
李宗吾：他和刘备同盟，并且是郎舅之亲，忽然夺取荆 州，把关羽杀了，心之黑，仿佛曹操，无奈黑不到底，跟著向蜀请和，其黑的程度，就要比曹操稍逊一点他。
与曹操比肩称雄，抗不相下，忽然在曹丞相驾下称臣，脸皮之厚，仿佛刘备，无奈厚不到底，跟著与魏绝交，其厚的程度也比刘备稍逊一点。他虽是黑不如操，厚不如备，却是二者兼备，也不能不算是一个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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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高似孙在《史略》批评《三国演义》“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 ”过去的评论家多受影响，不敢推翻其说，几成定论。
其实鲁迅的看法是有偏颇的，《三国演义》在人物塑造方面或有忠奸分明的主观意图，但并非黑白分明一面倒。孔明料事如神，但并非永无错误，曹操是奸雄，也不是毫无优点。关羽忠义勇俱全，然而骄傲自用，不顾大局，屡屡如此。
例如：要与马超比试武功；谩骂孙权，拒不联婚；耻与黄忠并列，不受五虎将印；四是轻视陆逊，因而招致失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三国演义

裴松之

他嫌《三国志》写得简略，而这样的意见在他以前是未曾见过的。《三国志》刚问世时，获得了一片赞誉声。《晋书》卷82《陈寿传》称：“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着《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本传又称：“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东晋时，习凿齿从正统论的角度对陈寿书以魏为正统的写法提出异议，在其所着《汉晋春秋》中坚持以以蜀汉为正统。正统问题是政治问题，从学术的角度仍然不见对《三国志》的批评。看来，简略在晋人眼里是不成问题的，只是到南朝裴松之才将其视之为缺点。

陈寅恪

陈氏认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他在《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说：“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注：“三部合异二卷。”）云：说戒者乃曰：僧和集会，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为？众僧和聚会，悉受无戒！于僧有何事？答：说戒。僧答言：布萨。不来者嘱授清净说！诸人者，当说当来之净！答言：说净。陈氏解释说：“据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夹注小字，子也。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即所谓‘以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 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一文中，他又进一步发挥说：“裴松之《三国志注》人所习读，但皆不知其为合本子注之体。” 周一良先生对陈说持怀疑态度。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裴松之、刘孝标、郦道元的注，多为补遗订误，而非字句出入，往往连篇累牍，达千百言。这与同本异译简单明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与佛家合本子注传统有何渊源吧？”。陈寅恪先生的解释是从史书编撰的的技术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样编撰更便于读者阅读。对此，周一良先生的质疑是有力的。“补遗订误”才是裴注的本质所在，这与合本子注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钱钟书

全晋文卷七五，郭冲《条诸葛亮五事》。按第三事即俗传“空城计”，见《三国演义》第九五回者。《三国志·蜀书》亮本传裴注驳郭冲所记为不合事理；然《南齐书·高祖纪》上云：“皇考讳承之。……元嘉初，徙为……济南太守。……虏众大集，皇考使偃兵开城门。众谏曰：‘贼众我寡，何轻敌之甚！’皇考曰：‘今日悬守穷城，事已危急，若复示弱，必为所屠，惟当见强待之耳。’虏疑有伏兵，遂引去”；《旧唐书·良吏传》上崔知温迁兰州剌史，会有党项三万余众攻州城，众大惧，知温“使开城门延贼，贼恐有伏，不敢进”，又《北狄传》吐蕃十万人入湟中，李谨行“素不设备，忽闻贼至，遂建旗伐鼓，开门以待之，吐蕃疑有伏兵，竟不敢进。”皆师诸葛亮“大开四城门”之故智，而“虏”、“贼”又蹈司马懿之前辙，“疑其有伏兵”。
　　夫无兵备而坦然示人以不设兵备，是不欺也；示人实况以使人不信其为实况，“示弱”适以“见强”，是欺也。“空城计”者，以不欺售欺（Honesty is the best deception）之一例也。
　　魏禧《日录》卷一《里言》：“料事者先料人。若不知其人才智高下，只在事上去料，虽情势极确，究竟不中。故能料愚者不能料智，料智者不能料愚。余尝笑《三国演义》孔明于空城中焚香扫地，司马懿疑之而退，若遇今日山贼，直入城门，捉将孔明去矣。”

毛泽东

在毛主席读过的众多史书里，他最爱读的要数裴松之注的《三国志》，在他看过的历史小说里，他最喜爱的应是《三国演义》了。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毛泽东在五十年代读此文时，用红笔对这段论述画着重线，表示他对鲁迅有关曹操的看法，是非常赞同的。
有一次他对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在和他的子女们谈话时，他也说过：“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

《三国演义》在表现着中国人民艺术天才的许多长篇小说之中占有显著的地位，它可说是一部真正具有丰富人民性的杰作。——俄国作家科洛克洛夫
三国演义乃七实三虚惑乱观者。——（清）章学诚
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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