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究竟是土生土长，还是自外输入的呢

中国成力于哪年~

　　请参考下面的文章，；楼主题目忒大了，国学专业的啊

　　论“中国文明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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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光直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8-5 9:32:12发布) 阅读13751次


　　论“中国文明的起源”*

　　张光直

　　*本文为张光直先生夫人李卉女士在张光直遗物中发现，约写于1990年前后，经陈星灿先生整理。

　　最近几年以来，“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一或与此类似的题目一一成为中国考古学、古史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论题。开这个风气之先的是1985年在北京出版的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的中文版[1]。随着次年《光明日报》对辽宁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发现的报道与这项发现将中国文明起源时代提早的评论，引起了近五年来中国考古学界、古史学界对什么是“文明”、中国最早的文明在何处起源以及中国文明到底是一元还是多元等等一系列老问题的争议。在“中国文明起源”这个题目下参加讨论的学者很多，1987年可举安志敏[2]、陈星灿[3]和邹衡[4]为例，1988年可举蔡凤书[5]、李先登[6]和郑光[7]为例。1989年相信在这个题目上的讨论还是接连不断的；《考古》第1期便有童恩正《与安志敏先生商榷》一文[8]，安志敏回答的文章已准备近期刊出。

　　我说这是老问题，因为虽然最近有热烈的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却并不是一个新的题目。在西方思想传人中国以前，中国文明的起源有开天辟地、三皇五帝这一套体系充分说明，是不成为一个学术上的论题的。但是西方学者很早以前便把中国文明起源当做一个值得讨论的题目。近代西方学者最早讨论这个问题的是英国伦敦大学的拉古别里(Terrien de Lacouperrie)，他在1885年的一篇文章里主张中国民族的始祖黄帝是从巴比伦迁来的[9]。这类中国民族和它的文明西来说自拉氏之后继续主张者不乏其人[10]。到1920年代安特生在河南和甘肃发现史前时期的彩陶以后，安氏更指出中国史前彩陶与中亚、东欧史前彩陶之间的类似[11]，于是中国文明西来说更自考古资料获得支持。但是不久之后，中国考古学者在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产生了中国本土文化史前时代的遗物。这时若再说中国史前时代都是一片空白，连人和文化都是自西方输入的，便很难成立了。所以30年代到40年代的外国学者多采折衷的说法，即中国本土有人长期居住，但远在史前时代就受了西方文明的影响，而产生文化的进展。这种说法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日本的滨田耕作，在他1930年出版的名著《东亚文明の黎明》[12]一书中，介绍了安特生根据彩陶而主张的西来说以后，作了如次的观察：

　　“那么彩画陶器，或此时的中国文化，何由而发生?换言之，这种陶器或文化，是随从具有这种陶器、文化的人种从西方进来的呢?或者是仅仅其文化技术，受了西方的影响呢?这是当然要发生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发现者安特生氏早就立说，谓这大约是具有和生产彩画陶器的西方各地一样文化的原中国人(Proto— Chinese)，当新石器时代从土耳其斯坦方面移动到中国西疆，人了甘肃而终于深入河南及其他各地，留下了那些陶器的。同是瑞典人语言学者高本汉，则谓中国人在产生这种彩画陶器文化以前，早已居住中土，制造了鬲式三代陶器；至于彩陶文化和它的民族，是后来从西方流人的。……我将安特生和高本汉两说比较，反而觉得高本汉说较善。依我的意思，中国人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已经住在中土，及其末期，乃有彩画陶器的文化，随同新人种侵进来。”[13]

　　滨田氏进一步相信殷墟时代在中国发达极盛的青铜文化，也是由西方输入的。“铜或青铜的使用……至少在旧大陆，是发生于西方亚细亚的一个中心，传播到各地的。……关于铜和青铜的知识，就说是从西方传到中国，也是大可以有的事。”[14]换言之，中国文明史上在当时的考古学上最显要的两个元素，即彩陶与青铜，都是从西方传来的，而我们可以由此来解释中国文明的起源。

　　第二位持这类见解的外国学者的例子是美国的毕士博。他在1939年发表的《东亚文明的开始》[15]一文中，叙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与黑陶文化以及文明时代的殷周。但在他检讨了中国文明的各项特质以后，发现它们都是外来的：彩陶、青铜器、大麦、战车、文字、牛、羊、马、鸡、水牛、小米、大米、高粱等等，他说不是来自近东便是来自印度。他的结论：“文明最早出现于近东，在那里若干动物被驯养，若干作物被栽培；也是在那里各种基本的发明被创造，城市生活产生。这些成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好几千年。在东亚我们发现当时情形纯然不同。上述文化特质中有许多在这里也有出，现，但它们都出现得晚得多，并且表现一个比较进步的发展阶段，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它们是在这里独立发生的，而在若干例子中我们可以找到它们自西方起源的确凿证据……因此，后来在东亚建立起来的文明，其起源与基本类型必须归因于从古代近东来的文化传播所致的刺激。”[16]

　　到50年代以前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大致便停留在这种水平上：中国文明包含哪些元素，这些元素是土生土长的还是从外面来的，由对这些问题的答案而在“中国文明起源”这个问题上下个断语。有人(如毕士博)说中国文明重要的因素都是外来的，反过来有的学者便争论中国文明若干成分实际上是本地起源的。李济在一篇讨论中国上古史的文章中，批评毕士博的说法，指出中国古代文明中至少有三件物事是确确凿凿土生土长的，即骨卜、蚕丝与殷代的装饰艺术。“这三件，外国人讨论东方文化时，只管可以不提，却不能不承认是远东独立发展的东西。”[17]这种土著与外来成分的拉锯战，一直持续到70年代。主张土著成分占优势，因而中国文明基本上是土生土长的，甚至是东方文明的摇篮，到了何炳棣《东方之摇篮》一书到了高潮[18]。

　　到了50年代以后，随着全国考古工作的进展与大量史前与历史时代早期遗物的出土，“中国文化起源”这个论题也就逐渐趋于复杂化。在过去资料稀少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全中国当作一个单位来讨论，把不同时期的文化排列起来，就可以展示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在全国各地出土物增多，而且利用碳素十四方法断代把全国各地文化发展历史初步了解以后，我们发现中国古代考古文化是不止一个系统的，于是在7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考占学上便开始了对所谓“区系类型”这个概念的探索。在1981年第5期的《文物》上，苏秉琦和殷玮璋建议把全国考古学文化进行区、系、类型的详细划分，并且指出中国古代文化至少可以分为六个不同的区域来讨论：(1)陕豫晋邻境地区；(2)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3)湖北和邻近地区；(4)长江下游地区；(5)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6)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19]。在中国文明起源这一课题上，这种区、系、类型的划分是有基本上的重要性的，因为“这六个地区都曾起到民族文化大熔炉的作用”，也就是说，“很多地点考古文化面貌上反映的我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渊源的连续性”，这也就是说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20]。

　　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本来不是一个新颖的说法。民族史学者林惠祥在30年代讨论中华民族的起源时早就指出“中国文化盖以上古时华夏系之文化为基本要素，此种文化依次与其他文化接触而吸收之，吸收以后经一番错综混合而归于融化。”这些为华夏系所吸收的其他文化，林氏列举有黎苗文化、东夷文化、荆蛮文化、百越文化、山狄文化、氐羌文化等[21]。

　　发掘和研究殷墟文化的李济也早指出“殷虚文化来源的复杂”：(1)一部分的文化显然受过西方的影响，同时带着浓厚的地方色彩，如文字、一部分的农业及陶业；(2)一部分完全是在中国至少是东亚创始并发展的，如骨卜、龟卜、蚕丝业及一部分的陶业与雕刻的技术；(3)一部分来自南亚，如水牛、稻米及一部分艺术。“殷商文化只是把这些成分调和起来，加了一个强有力的表现。”[22]这个看法在李先生的《中国文明的开始》(1957年)一书中又再一次被强调：“商代的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它代表许多文化源流的融合。”[23]这种多元的说法，如今可以说是为中国史前文化区系类型的分析结果得到考古材料的支持了，但是新的材料又引起了新的论题，或可以说是使旧的论题复杂化了。根据上引安志敏、邹衡、蔡凤书、李先登等最近的看法，要说中国文明的“起源”，就一定要找到符合文明条件的最早的考古文化，亦即二里头或夏商周三代的中原文化，因此中国文化起源问题，在这些位学者看来，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分析是两码子事。

　　中国文明起源这个课题是研究中国文明史、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但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是一定会随着中国考古材料的增加与研究而有日进的。现在考古材料已积累到一种程度，使得这个问题分析起来头绪相当纷繁。下面将这些头绪初步梳理一下：试求指出讨论这个问题所需考虑的一些重要因素。

　　一 “文明”的定义应自史料内部辨认

　　讲中国文明的起源，第一步的工作自然是说清楚什么是文明，什么是中国文明，这样我们才能谈到它的起源问题。最近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有一部分是集中在“文明”这两个字的定义上的；例如有人说红山文化有玉器、有女神庙，证明中国文明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的辽河流域；也有人说红山文化还没有发展到文明阶段，还不具备文明的条件，所以讲中国“文明”的起源还谈不到红山文化[24]。

　　给文明下定义至少有两条人手途径。第一条是先决定文明这个概念之下包括什么具体的成分，然后再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找寻这些成分在哪一个段落中出现。如果找到，便知道文明在中国是在什么时候、哪一个阶段出现的。这样即使不能解决文明的起源问题，至少可以知道从何处何时来出发从事这个问题的研讨。先决定这个概念所包括的成分，一般是自社会科学通论的著作中去采取的：在中国一般采自所谓经典著作，即公认为真理的著作，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25]。这本书把人类社会进化史分为三个大段，即野蛮(Savagery又译为蒙昧)、半开化(barbarism，或译为野蛮)和文明(Civilizafion)。每一个阶段都有很精确详细的定义；摩尔根氏对“文明”的定义是：“这一时代，如前所述，以声音字母之使用以及文字记录之制作而开始。”自摩尔根以后，把“文明”的定义加以扩充和定规化的企图是很多的。最近讨论中国文明起源的学者也采取这种界说的方式，把“文明”的内容规定清楚，然后到考古资料中去寻找。如邹衡分析“文明”的标志是：文字、铸造和使用青铜器、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从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已经发生了质变。例如二里头文化中成组宫殿群建筑的出现和都城的形成、青铜器中礼乐兵器的产生、文字的发明等等。这些又都是商周文明所共有的。龙山文化中没有这些因素，说明当时尚未跨人中国古代文明的门槛；二里头文化有了这些因素，说明已同商周文明直接挂钩。这样，我们就在考古材料中找到了中国文明的源头，这就是二里头文化即夏文明。”[26]李先登的看法也与这相同，他也“认为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是文字、青铜礼器与城市”[27]。

　　另外一个给文明下定义的途径是从个别区域具体史料与具体史实的分期出发。上面所说的先将“文明”的内容列举出来的方式，需要做这样一个假定，就是在每一个区域史里面，如果有文明这个阶段出现，就一定有这些成分的出现，但这个假定从实际上说是不能成立的，就用中国文明的三个必要成分来说吧：文字、青铜器和城市是不是所有的“文明”都有的成分呢?中国有，两河流域有，但中美的古代文明没有青铜器，南美的古代文明没有文字。是不是这样说来中美与南美古代文化史上都没有“文明”这一个阶段呢?取这样的观点便是说，在人类社会文明演进史上，有的地区(尤其是先经过研究的地区)比较重要，它的成分便应当做文明定义的标准。因为如果不是如此，如果用中美、南美的文化史当做文明界说的标准，那么中国与两河流域的发展便不尽合它们的标准，岂不是反过来表明中国与两河流域的文化史中没有文明这一个阶段吗?我相信我们不妨将每个地区的文化社会发展史个别看待，检讨它的发展过程经过什么样的程序，在这个过程中有几次飞跃性或质变性的变化，然后根据这个历史本身内部所呈现的变化把它分为若干阶段或时期。这里面发展程度较高的一个阶段或时期也许便相当于我们观念中所谓“文明”。但这是要在比较了许多地区的发展分期以后才能决定的。我们分析了全世界许多地区的文化社会史以后，把它们发达程度最高的一段来比较综合。如果它们之间有许多基本上的类似性，也许我们可以达到一个真正有普遍性、有世界性的“文明”的新的定义。

　　从这种观点看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我们很客观地要采取第二种途径，即先将中国古代文化社会史作一番客观的分析，看看应该分成哪些阶段，再看看到哪一个阶段我们可以谈到“文明”的出现。这样做法所获得的结果也许和走第一条途径所获得的结果是相同的，但这样做法所得到的“文明”阶段是客观产生的，不代表先人为主的成见。

　　目前中国史前史到古代史这一段连续性的考古史料只有在黄河中游河南、山西、陕西一带比较完整，我们不妨把这一地区的文化社会演进史发展过程的分析做一个例子。这个地区从物质文化(主要是陶器)的变化上看可以排成下面这样一个文化序列[28]：

　　1．以裴李岗、老官台等遗址为代表的较早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约7000—5000 B．C．)

　　2．仰韶文化(约5000—3000 B．C．)

　　3．龙山文化(约3000—2200 B．C．)

　　4．二里头文化(约2200—1500 B．C．)

　　5．殷商二里冈和殷墟期文化(约1500—1100 B．C．)殷商以后西周东周以来的历史时代文化先抛开不提，只就上列五种史前与历史时代初期考古文化来看，它们在文化社会演进史上代表着什么样的发展?如上所说，考古学上文化的序列是根据物质文化所显示的变迁而排列的。固然我们相信文化的变化是全面的，也就是说物质文化上的变化可能是与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变化互相联系的，但是我们更要进一步把这些政治、经济、社会上的变化从考古材料里揭发出来。作这种揭发工作，需要较丰富的考古材料与以此为目的的彻底分析研究。中原考古虽已有较长的历史，这段序列中仍有许多缺环。我们且就(1)生产工具，(2)手工业分工，(3)金属技术，(4)财富分配，(5)建筑规模，(6)防御性城墙，(7)战争与制度性的暴力，(8)祭祀法器性的美术品，(9)文字，这九项现象作为标准来看一看它们在中原考古文化序列中的出现情况(表一)：

　　表一
　　项目| 较早新石器文化| 仰韶文化| 龙山文化| 二里头文化| 殷商文化
　　1．生产工具| 石、木、骨、蚌制|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2．手工业分工| —| —| 陶轮使用| 工场遗迹| 细分工工场遗迹
　　3．金属技术| —| 痕迹| 坩埚、小件金属器| 青铜块铸|青铜冶铸技术高峰
　　4．墓葬中显示 的财富分配| —|—| 陶寺墓地，墓葬分大、中、小| 差距加大| 明显阶级社会
　　5．建筑规模| 居室| 居室| 居室| 宫殿| 宫殿
　　6．防御性城墙| —| —| 夯土城墙| ？|夯土城墙
　　7．战争暴力| —| —| 频仍| 频仍| 频仍
　　8．法器性美术| —| —| 有| 青铜礼器| 青铜礼器
　　9．文字| 甲文?| 陶文| 陶文、骨文?| 陶文|卜辞、金文、典册(?)


　　上面这张表是很不完全的，有许多处还表现着考古学工作的缺环。其中二里头文化发现较晚，工作也较少，夯土城墙的痕迹还不显著，也没有发现文字。但整个看来，这五段考古学的文化从社会演变史来看很清楚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代表两次质变的门槛：

　　1．从裴李岗、老官台文化到仰韶文化的阶段：一般来看，是自给自足的农村生产阶段，手工业没有专业化，金属工业缺如或小规模，没有显著的战争或经常使用暴力的证据，在财富分配上没有显著的分化或阶级分化，没有真正的文字。

　　2．以龙山文化为代表的阶段：由于以聚落形态的研究为目标的大规模考古调查在中原尚未广泛进行，我们对于龙山时代聚落与聚落之间的从属、联合关系了解还不清楚。但中原社会到了龙山时代显然发生了重要的内部变化。夯土城墙的建造与战争和人牲遗迹的发现都指向一个用干戈、有甲兵的新的社会秩序。陶寺的墓地表现了尖锐分化了的阶级，并且表现了上属阶级与礼乐的密切联系。手工业分化的专业中有从事骨卜的与制作祭祀陶器的活动，但至今还没有宫殿建筑、青铜礼器与文字的发现。我相信青铜礼器与文字的萌芽可能都在龙山时期，但在目前的资料上看来，龙山与下一个阶段的二里头文化之间是有一道很深的鸿沟的。

　　3。从二里头文化到殷商文化的阶段：这是有宫殿建筑、大规模战争、殉人、用人牲与铸造青铜礼器的阶段。二里头文化中虽然还没有文字发现，但它的宫殿建筑与青铜礼器表示它与殷商近，与龙山远。

　　我们将这三个社会演进史的阶段叫什么名称?甲、乙、丙也可以，“部落”、“酋邦”、“国家”也可以。如果用“文明”一词，它应当是自第二个阶段起还是自第三个阶段起?如果说阶级社会便是文明社会，龙山时代至少可以说是初级的文明社会，而二里头、殷商文化可以说是高级的文明社会。很清楚，这是术语上的问题。从实质上讲，在中国文明起源的程序上说，这三个阶段是都不可少的。

　　不论以第二个阶段为“文明”还是以第三个阶段为“文明”，这都只是中原地区的历史现象。中国其他地区的史前史与历史时代早期文化也需同样的分析、分段，各地区可能各有它自己的文明阶段。各地区的文明阶段是不是一样的?把它们比较了以后能不能在中间划上等号或把它们合并起来归纳成一个“中国”文明起源阶段?这些都是要在分析研究以后才能答复的问题。

　　二 从所谓系统论看“中国文明”

　　起源的一元与多元

　　谈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第一步是决定“文明”该如何界说，下一步便要决定什么是“中国”文明。最近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上，这是若干争辩的焦点，但这个焦点并没有明显地揭露出来。争辩的一方采取所谓“满天星斗”的看法，主张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因为上述新石器时代六个区域文化都是中国文明的祖先[29]。争辩的另一方则以文字、青铜器与城市为界说文明的标志，指出中国境内最早达到这种标志的是中原的二里头文化，所以中国文明的起源还是自中原开始的[30]，这项争辩的两方都有考古文化的根据，但他们的意见分歧，是因为他们笔下的“中国文明”实际上不是一回事。前者用广义的界说，相当于“中华民族”的文明，在时代上是连续性的；后者用狭义的界说，以最早的文明相当中国文明，亦即把华夏文明当做最早的中国文明的代表。

　　可以把它叫做“中国文明”的文化在考古材料中如何辨认?在什么时代可以开始辨认出来?这是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个关键问题，但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所以困难，是因为“中国”这个名词的界说也像“文明”一样有两个不同的途径：一是先决定它该有些什么内容，再到考古资料中去辨认；二是在考古资料中去看文化分类的趋势，然后在所分的诸文化中寻找中国文明的祖型。我觉得在最近对中国文明起源的争议中，对“中国”文明的界说问题，不论是从哪个途径出发，讨论都嫌不够。

　　五六十年代中国考古工作集中在中原地区，到了70年代以后，地方考古工作，尤其是长江流域与内蒙古和辽宁，有了较大的进展，再加上大量碳十四分析所得年代数据，使我们对中原以外早期文化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增进。以今天的眼光看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加以分析，至少可以得到两项初步的结论。第一项是中国境内有好几个新石器时代文化，各自独立发生发展；第二项结论是这些个文化在发展途径中在地理空间中扩张而彼此发生接触，产生交流互动关系。由于这第二项现象，中国范围内所包括的许多地区文化彼此之间构成一个大的文化系统，而各个个别文化都不能把它孤立看待。换言之，中原文化虽然目前在年代上有优先地位，它的发展并不是孤岛式的，而必须作为较大的文化系统的一部分来加以分析和讨论。金观涛和刘青峰在讨论寻求使用比较新颖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来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就提出来参考使用“系统论”的建议：

　　“系统论、控制论是20世纪以通讯、自动化和计算机为特色的科学技术革命的产物，它们不把事物看作相互孤立的因果系列和可以分割处理的机械模式，为研究错综复杂的事物提供了某些具体的理论和方法。在强调整体研究的时候，系统论、控制论还特别指出：局部特点相加之和并不等于整体特征，而必须把它们始终作为整个系统的相互依存的组成部分来加以研究。”[31]金、刘二氏指出要使用这种理论模式研究中国社会，“要理解一个系统，特别是像社会这样的复杂的大系统的整体特征，就必须剖析这个系统的结构和作用机制，也就是分析大系统是由哪些子系统组成，这些子系统之间又是怎样相互作用、相互调节的。”[32]研究一个社会如此，研究一个大的文化体系也是如此。具体地说，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各区域文化彼此独立、各自发展的时候，每个文化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可是到了它们彼此接触交流、互相影响的时候，这些区域文化便形成许多子系统，而它们共同组成的大的文化体系便形成广一个主系统。

　　中国史前文化的系统论不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套用，而是根据扎实的考古材料所建立起来的文化历史。在早期农业文化的基础上，到了公元前五千年前左右，中国境内可以辨别出来的区域性农业文化有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山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与辽河流域的新乐文化；在南方有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及东南海岸的大坌坑文化。这只是根据现有考古材料能够辨认出来的文化，将来这张单子一定能够扩张，尤其是华南部分。这些文化彼此之间虽有相似之处，很显然的它们是各有来源各有特色的区域性的文化。过了1000年以后，即到了公元前4000年左右，这些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彼此之间发生了连锁关系：

　　“到了公元前四千年前左右，华北和华南这些各有特色的文化开始显露出来一种互相连锁的、程序的、不可动摇的证据，而这个程序在华北在这以后一千年内，在华南在这以后一千五百年之内继续深化。各个区域文化向外伸展而互相接触，在文化上互相交流，而且表现了持久而且重要的交流关系的具体的、逐渐增加的证据。这个交互作用的程序无疑的在数千年之前便已开始，但是到了公元前四千年前它在考古记录中的表现才显得清楚而且强烈。这些表现可以从两部分来叙述：即华北诸文化之间的交互作用的表现和华北、华南文化之间的表现。

　　“在华北之内，相互的关系在仰韶、大汶口、红山和土珠山(长山列岛)各类型之间开展。到了公元前四千年前，黄河下游冲积平原已经大致形成，而仰韶与大汶口之间的陆上交往必由这个空隙的变究终于消失所促进。整组的大汶口陶器在河南数处遗址中发现，最西达到了偃师，而且典型的大汶口器形(如背壶、袋形足的鬻、镂孔足的豆和高足杯)见于豫西类型的仰韶器组。仰韶对大汶口陶器尤其彩陶的影响也很显著。仰韶和大汶口所共有的石器、骨器和陶器类型的单子是很长的，而两者之间的互相作用、互相影响是不容否认的。

　　“辽河中上游和大凌河谷的红山和辽东半岛南端的土珠山无疑是属于同一个运行轨道之内的，都具有细石器和篦印纹平底陶器这类北方的特征。土珠山和大汶口经由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的列岛而相接触，如山东蓬莱以北长岛县的北庄遗址的考古遗存所示，在这里篦印纹陶器和大汶口类型伴存出现。至于红山和仰韶，它们在河北北部以及北京地区彼此之间有直接的接触。在红山文化最初发现的中国考古学的早期阶段，因为它有绘黑彩的红陶，考古学者很快地作出它是仰韶文化在北方的一个分支的结论。现在我们对这个文化本身了解比较深刻，一般的看法是以为红山文化是辽河河谷本身的发展，也许是在新乐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但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它接受了外面的影响，包括仰韶的影响。‘如红顶碗式的陶钵，与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陶钵相似，彩陶中的平行线纹、平行斜线组成的三角形纹也与后岗类型的同类彩陶相似。有凸饰的圆腹罐，和半坡遗址的有凸饰的尖底罐也类似。’

　　“华北的大汶口文化与长江流域和东海岸文化连锁关系的连锁证据就是所谓‘龙山形成期’的成形；龙山形成期在第四个千纪的中叶在华北和长江流域出现，然后沿着东海岸直到台湾和珠江三角洲一直到第三个千纪的中叶。龙山形成期这个概念是最初在1959年作为贯穿若干区域文化序列的空间性的整合工具而提出来的，用来说明整个中国东海岸在一段连续的时期之中的许多石器和陶器特征与类型上的相似之处。为了解释龙山形成期的迅速而且广泛的扩张，在提出这个概念的当时觉得把它当作从一个核心区域，即华北的中原地区，汾、渭、黄三河的交汇地带．放射出来的文化扩展是合理的解释。作这种解释的基础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在中原有一串完整的系列，而在东部和东南海岸当时没有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发展系列，因此在东部与东南海岸地区的与中原类似的文化想必是自中原较早的文化传布而来的。可是到今天这个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在好几个区域中今天也已经有了完整的或近乎完整的发展系列了。因此‘龙山形成期的大扩张’这个观念不能再来作为解释龙山形成期的理论基础。但如西谚所云，我们切不可把婴儿与洗婴儿的水一起倒掉，因为婴儿一一即龙山形成期一一是真存在的。

　　“沿着史前时代交互往来的路线在几个区域文化之间移动，我们不妨自大汶口开始

最近几年以来，“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一或与此类似的题目一一成为中国考古学、古史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论题。开这个风气之先的是1985年在北京出版的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的中文版[1]。随着次年《光明日报》对辽宁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发现的报道与这项发现将中国文明起源时代提早的评论，引起了近五年来中国考古学界、古史学界对什么是“文明”、中国最早的文明在何处起源以及中国文明到底是一元还是多元等等一系列老问题的争议。在“中国文明起源”这个题目下参加讨论的学者很多，1987年可举安志敏[2]、陈星灿[3]和邹衡[4]为例，1988年可举蔡凤书[5]、李先登[6]和郑光[7]为例。1989年相信在这个题目上的讨论还是接连不断的；《考古》第1期便有童恩正《与安志敏先生商榷》一文[8]，安志敏回答的文章已准备近期刊出。

我说这是老问题，因为虽然最近有热烈的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却并不是一个新的题目。在西方思想传人中国以前，中国文明的起源有开天辟地、三皇五帝这一套体系充分说明，是不成为一个学术上的论题的。但是西方学者很早以前便把中国文明起源当做一个值得讨论的题目。近代西方学者最早讨论这个问题的是英国伦敦大学的拉古别里(Terrien de Lacouperrie)，他在1885年的一篇文章里主张中国民族的始祖黄帝是从巴比伦迁来的[9]。这类中国民族和它的文明西来说自拉氏之后继续主张者不乏其人[10]。到1920年代安特生在河南和甘肃发现史前时期的彩陶以后，安氏更指出中国史前彩陶与中亚、东欧史前彩陶之间的类似[11]，于是中国文明西来说更自考古资料获得支持。但是不久之后，中国考古学者在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产生了中国本土文化史前时代的遗物。这时若再说中国史前时代都是一片空白，连人和文化都是自西方输入的，便很难成立了。所以30年代到40年代的外国学者多采折衷的说法，即中国本土有人长期居住，但远在史前时代就受了西方文明的影响，而产生文化的进展。这种说法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日本的滨田耕作，在他1930年出版的名著《东亚文明の黎明》[12]一书中，介绍了安特生根据彩陶而主张的西来说以后，作了如次的观察：

“那么彩画陶器，或此时的中国文化，何由而发生?换言之，这种陶器或文化，是随从具有这种陶器、文化的人种从西方进来的呢?或者是仅仅其文化技术，受了西方的影响呢?这是当然要发生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发现者安特生氏早就立说，谓这大约是具有和生产彩画陶器的西方各地一样文化的原中国人(Proto— Chinese)，当新石器时代从土耳其斯坦方面移动到中国西疆，人了甘肃而终于深入河南及其他各地，留下了那些陶器的。同是瑞典人语言学者高本汉，则谓中国人在产生这种彩画陶器文化以前，早已居住中土，制造了鬲式三代陶器；至于彩陶文化和它的民族，是后来从西方流人的。……我将安特生和高本汉两说比较，反而觉得高本汉说较善。依我的意思，中国人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已经住在中土，及其末期，乃有彩画陶器的文化，随同新人种侵进来。”[13]

滨田氏进一步相信殷墟时代在中国发达极盛的青铜文化，也是由西方输入的。“铜或青铜的使用……至少在旧大陆，是发生于西方亚细亚的一个中心，传播到各地的。……关于铜和青铜的知识，就说是从西方传到中国，也是大可以有的事。”[14]换言之，中国文明史上在当时的考古学上最显要的两个元素，即彩陶与青铜，都是从西方传来的，而我们可以由此来解释中国文明的起源。

第二位持这类见解的外国学者的例子是美国的毕士博。他在1939年发表的《东亚文明的开始》[15]一文中，叙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与黑陶文化以及文明时代的殷周。但在他检讨了中国文明的各项特质以后，发现它们都是外来的：彩陶、青铜器、大麦、战车、文字、牛、羊、马、鸡、水牛、小米、大米、高粱等等，他说不是来自近东便是来自印度。他的结论：“文明最早出现于近东，在那里若干动物被驯养，若干作物被栽培；也是在那里各种基本的发明被创造，城市生活产生。这些成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好几千年。在东亚我们发现当时情形纯然不同。上述文化特质中有许多在这里也有出，现，但它们都出现得晚得多，并且表现一个比较进步的发展阶段，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它们是在这里独立发生的，而在若干例子中我们可以找到它们自西方起源的确凿证据……因此，后来在东亚建立起来的文明，其起源与基本类型必须归因于从古代近东来的文化传播所致的刺激。”[16]

到50年代以前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大致便停留在这种水平上：中国文明包含哪些元素，这些元素是土生土长的还是从外面来的，由对这些问题的答案而在“中国文明起源”这个问题上下个断语。有人(如毕士博)说中国文明重要的因素都是外来的，反过来有的学者便争论中国文明若干成分实际上是本地起源的。李济在一篇讨论中国上古史的文章中，批评毕士博的说法，指出中国古代文明中至少有三件物事是确确凿凿土生土长的，即骨卜、蚕丝与殷代的装饰艺术。“这三件，外国人讨论东方文化时，只管可以不提，却不能不承认是远东独立发展的东西。”[17]这种土著与外来成分的拉锯战，一直持续到70年代。主张土著成分占优势，因而中国文明基本上是土生土长的，甚至是东方文明的摇篮，到了何炳棣《东方之摇篮》一书到了高潮[18]。

到了50年代以后，随着全国考古工作的进展与大量史前与历史时代早期遗物的出土，“中国文化起源”这个论题也就逐渐趋于复杂化。在过去资料稀少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全中国当作一个单位来讨论，把不同时期的文化排列起来，就可以展示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在全国各地出土物增多，而且利用碳素十四方法断代把全国各地文化发展历史初步了解以后，我们发现中国古代考古文化是不止一个系统的，于是在7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考占学上便开始了对所谓“区系类型”这个概念的探索。在1981年第5期的《文物》上，苏秉琦和殷玮璋建议把全国考古学文化进行区、系、类型的详细划分，并且指出中国古代文化至少可以分为六个不同的区域来讨论：(1)陕豫晋邻境地区；(2)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3)湖北和邻近地区；(4)长江下游地区；(5)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6)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19]。在中国文明起源这一课题上，这种区、系、类型的划分是有基本上的重要性的，因为“这六个地区都曾起到民族文化大熔炉的作用”，也就是说，“很多地点考古文化面貌上反映的我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渊源的连续性”，这也就是说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20]。

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本来不是一个新颖的说法。民族史学者林惠祥在30年代讨论中华民族的起源时早就指出“中国文化盖以上古时华夏系之文化为基本要素，此种文化依次与其他文化接触而吸收之，吸收以后经一番错综混合而归于融化。”这些为华夏系所吸收的其他文化，林氏列举有黎苗文化、东夷文化、荆蛮文化、百越文化、山狄文化、氐羌文化等[21]。

发掘和研究殷墟文化的李济也早指出“殷虚文化来源的复杂”：(1)一部分的文化显然受过西方的影响，同时带着浓厚的地方色彩，如文字、一部分的农业及陶业；(2)一部分完全是在中国至少是东亚创始并发展的，如骨卜、龟卜、蚕丝业及一部分的陶业与雕刻的技术；(3)一部分来自南亚，如水牛、稻米及一部分艺术。“殷商文化只是把这些成分调和起来，加了一个强有力的表现。”[22]这个看法在李先生的《中国文明的开始》(1957年)一书中又再一次被强调：“商代的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它代表许多文化源流的融合。”[23]这种多元的说法，如今可以说是为中国史前文化区系类型的分析结果得到考古材料的支持了，但是新的材料又引起了新的论题，或可以说是使旧的论题复杂化了。根据上引安志敏、邹衡、蔡凤书、李先登等最近的看法，要说中国文明的“起源”，就一定要找到符合文明条件的最早的考古文化，亦即二里头或夏商周三代的中原文化，因此中国文化起源问题，在这些位学者看来，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分析是两码子事。

中国文明起源这个课题是研究中国文明史、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但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是一定会随着中国考古材料的增加与研究而有日进的。现在考古材料已积累到一种程度，使得这个问题分析起来头绪相当纷繁。下面将这些头绪初步梳理一下：试求指出讨论这个问题所需考虑的一些重要因素。

一 “文明”的定义应自史料内部辨认

讲中国文明的起源，第一步的工作自然是说清楚什么是文明，什么是中国文明，这样我们才能谈到它的起源问题。最近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有一部分是集中在“文明”这两个字的定义上的；例如有人说红山文化有玉器、有女神庙，证明中国文明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的辽河流域；也有人说红山文化还没有发展到文明阶段，还不具备文明的条件，所以讲中国“文明”的起源还谈不到红山文化[24]。

给文明下定义至少有两条人手途径。第一条是先决定文明这个概念之下包括什么具体的成分，然后再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找寻这些成分在哪一个段落中出现。如果找到，便知道文明在中国是在什么时候、哪一个阶段出现的。这样即使不能解决文明的起源问题，至少可以知道从何处何时来出发从事这个问题的研讨。先决定这个概念所包括的成分，一般是自社会科学通论的著作中去采取的：在中国一般采自所谓经典著作，即公认为真理的著作，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25]。这本书把人类社会进化史分为三个大段，即野蛮(Savagery又译为蒙昧)、半开化(barbarism，或译为野蛮)和文明(Civilizafion)。每一个阶段都有很精确详细的定义；摩尔根氏对“文明”的定义是：“这一时代，如前所述，以声音字母之使用以及文字记录之制作而开始。”自摩尔根以后，把“文明”的定义加以扩充和定规化的企图是很多的。最近讨论中国文明起源的学者也采取这种界说的方式，把“文明”的内容规定清楚，然后到考古资料中去寻找。如邹衡分析“文明”的标志是：文字、铸造和使用青铜器、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从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已经发生了质变。例如二里头文化中成组宫殿群建筑的出现和都城的形成、青铜器中礼乐兵器的产生、文字的发明等等。这些又都是商周文明所共有的。龙山文化中没有这些因素，说明当时尚未跨人中国古代文明的门槛；二里头文化有了这些因素，说明已同商周文明直接挂钩。这样，我们就在考古材料中找到了中国文明的源头，这就是二里头文化即夏文明。”[26]李先登的看法也与这相同，他也“认为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是文字、青铜礼器与城市”[27]。

另外一个给文明下定义的途径是从个别区域具体史料与具体史实的分期出发。上面所说的先将“文明”的内容列举出来的方式，需要做这样一个假定，就是在每一个区域史里面，如果有文明这个阶段出现，就一定有这些成分的出现，但这个假定从实际上说是不能成立的，就用中国文明的三个必要成分来说吧：文字、青铜器和城市是不是所有的“文明”都有的成分呢?中国有，两河流域有，但中美的古代文明没有青铜器，南美的古代文明没有文字。是不是这样说来中美与南美古代文化史上都没有“文明”这一个阶段呢?取这样的观点便是说，在人类社会文明演进史上，有的地区(尤其是先经过研究的地区)比较重要，它的成分便应当做文明定义的标准。因为如果不是如此，如果用中美、南美的文化史当做文明界说的标准，那么中国与两河流域的发展便不尽合它们的标准，岂不是反过来表明中国与两河流域的文化史中没有文明这一个阶段吗?我相信我们不妨将每个地区的文化社会发展史个别看待，检讨它的发展过程经过什么样的程序，在这个过程中有几次飞跃性或质变性的变化，然后根据这个历史本身内部所呈现的变化把它分为若干阶段或时期。这里面发展程度较高的一个阶段或时期也许便相当于我们观念中所谓“文明”。但这是要在比较了许多地区的发展分期以后才能决定的。我们分析了全世界许多地区的文化社会史以后，把它们发达程度最高的一段来比较综合。如果它们之间有许多基本上的类似性，也许我们可以达到一个真正有普遍性、有世界性的“文明”的新的定义。

从这种观点看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我们很客观地要采取第二种途径，即先将中国古代文化社会史作一番客观的分析，看看应该分成哪些阶段，再看看到哪一个阶段我们可以谈到“文明”的出现。这样做法所获得的结果也许和走第一条途径所获得的结果是相同的，但这样做法所得到的“文明”阶段是客观产生的，不代表先人为主的成见。

目前中国史前史到古代史这一段连续性的考古史料只有在黄河中游河南、山西、陕西一带比较完整，我们不妨把这一地区的文化社会演进史发展过程的分析做一个例子。这个地区从物质文化(主要是陶器)的变化上看可以排成下面这样一个文化序列[28]：

1．以裴李岗、老官台等遗址为代表的较早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约7000—5000 B．C．)

2．仰韶文化(约5000—3000 B．C．)

3．龙山文化(约3000—2200 B．C．)

4．二里头文化(约2200—1500 B．C．)

5．殷商二里冈和殷墟期文化(约1500—1100 B．C．)殷商以后西周东周以来的历史时代文化先抛开不提，只就上列五种史前与历史时代初期考古文化来看，它们在文化社会演进史上代表着什么样的发展?如上所说，考古学上文化的序列是根据物质文化所显示的变迁而排列的。固然我们相信文化的变化是全面的，也就是说物质文化上的变化可能是与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变化互相联系的，但是我们更要进一步把这些政治、经济、社会上的变化从考古材料里揭发出来。作这种揭发工作，需要较丰富的考古材料与以此为目的的彻底分析研究。中原考古虽已有较长的历史，这段序列中仍有许多缺环。我们且就(1)生产工具，(2)手工业分工，(3)金属技术，(4)财富分配，(5)建筑规模，(6)防御性城墙，(7)战争与制度性的暴力，(8)祭祀法器性的美术品，(9)文字，这九项现象作为标准来看一看它们在中原考古文化序列中的出现情况(表一)：

表一
项目| 较早新石器文化| 仰韶文化| 龙山文化| 二里头文化| 殷商文化
1．生产工具| 石、木、骨、蚌制|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2．手工业分工| —| —| 陶轮使用| 工场遗迹| 细分工工场遗迹
3．金属技术| —| 痕迹| 坩埚、小件金属器| 青铜块铸|青铜冶铸技术高峰
4．墓葬中显示 的财富分配| —|—| 陶寺墓地，墓葬分大、中、小| 差距加大| 明显阶级社会
5．建筑规模| 居室| 居室| 居室| 宫殿| 宫殿
6．防御性城墙| —| —| 夯土城墙| ？|夯土城墙
7．战争暴力| —| —| 频仍| 频仍| 频仍
8．法器性美术| —| —| 有| 青铜礼器| 青铜礼器
9．文字| 甲文?| 陶文| 陶文、骨文?| 陶文|卜辞、金文、典册(?)


上面这张表是很不完全的，有许多处还表现着考古学工作的缺环。其中二里头文化发现较晚，工作也较少，夯土城墙的痕迹还不显著，也没有发现文字。但整个看来，这五段考古学的文化从社会演变史来看很清楚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代表两次质变的门槛：

1．从裴李岗、老官台文化到仰韶文化的阶段：一般来看，是自给自足的农村生产阶段，手工业没有专业化，金属工业缺如或小规模，没有显著的战争或经常使用暴力的证据，在财富分配上没有显著的分化或阶级分化，没有真正的文字。

2．以龙山文化为代表的阶段：由于以聚落形态的研究为目标的大规模考古调查在中原尚未广泛进行，我们对于龙山时代聚落与聚落之间的从属、联合关系了解还不清楚。但中原社会到了龙山时代显然发生了重要的内部变化。夯土城墙的建造与战争和人牲遗迹的发现都指向一个用干戈、有甲兵的新的社会秩序。陶寺的墓地表现了尖锐分化了的阶级，并且表现了上属阶级与礼乐的密切联系。手工业分化的专业中有从事骨卜的与制作祭祀陶器的活动，但至今还没有宫殿建筑、青铜礼器与文字的发现。我相信青铜礼器与文字的萌芽可能都在龙山时期，但在目前的资料上看来，龙山与下一个阶段的二里头文化之间是有一道很深的鸿沟的。

3。从二里头文化到殷商文化的阶段：这是有宫殿建筑、大规模战争、殉人、用人牲与铸造青铜礼器的阶段。二里头文化中虽然还没有文字发现，但它的宫殿建筑与青铜礼器表示它与殷商近，与龙山远。

我们将这三个社会演进史的阶段叫什么名称?甲、乙、丙也可以，“部落”、“酋邦”、“国家”也可以。如果用“文明”一词，它应当是自第二个阶段起还是自第三个阶段起?如果说阶级社会便是文明社会，龙山时代至少可以说是初级的文明社会，而二里头、殷商文化可以说是高级的文明社会。很清楚，这是术语上的问题。从实质上讲，在中国文明起源的程序上说，这三个阶段是都不可少的。

不论以第二个阶段为“文明”还是以第三个阶段为“文明”，这都只是中原地区的历史现象。中国其他地区的史前史与历史时代早期文化也需同样的分析、分段，各地区可能各有它自己的文明阶段。各地区的文明阶段是不是一样的?把它们比较了以后能不能在中间划上等号或把它们合并起来归纳成一个“中国”文明起源阶段?这些都是要在分析研究以后才能答复的问题。

二 从所谓系统论看“中国文明”

起源的一元与多元

谈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第一步是决定“文明”该如何界说，下一步便要决定什么是“中国”文明。最近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上，这是若干争辩的焦点，但这个焦点并没有明显地揭露出来。争辩的一方采取所谓“满天星斗”的看法，主张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因为上述新石器时代六个区域文化都是中国文明的祖先[29]。争辩的另一方则以文字、青铜器与城市为界说文明的标志，指出中国境内最早达到这种标志的是中原的二里头文化，所以中国文明的起源还是自中原开始的[30]，这项争辩的两方都有考古文化的根据，但他们的意见分歧，是因为他们笔下的“中国文明”实际上不是一回事。前者用广义的界说，相当于“中华民族”的文明，在时代上是连续性的；后者用狭义的界说，以最早的文明相当中国文明，亦即把华夏文明当做最早的中国文明的代表。

可以把它叫做“中国文明”的文化在考古材料中如何辨认?在什么时代可以开始辨认出来?这是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个关键问题，但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所以困难，是因为“中国”这个名词的界说也像“文明”一样有两个不同的途径：一是先决定它该有些什么内容，再到考古资料中去辨认；二是在考古资料中去看文化分类的趋势，然后在所分的诸文化中寻找中国文明的祖型。我觉得在最近对中国文明起源的争议中，对“中国”文明的界说问题，不论是从哪个途径出发，讨论都嫌不够。

五六十年代中国考古工作集中在中原地区，到了70年代以后，地方考古工作，尤其是长江流域与内蒙古和辽宁，有了较大的进展，再加上大量碳十四分析所得年代数据，使我们对中原以外早期文化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增进。以今天的眼光看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加以分析，至少可以得到两项初步的结论。第一项是中国境内有好几个新石器时代文化，各自独立发生发展；第二项结论是这些个文化在发展途径中在地理空间中扩张而彼此发生接触，产生交流互动关系。由于这第二项现象，中国范围内所包括的许多地区文化彼此之间构成一个大的文化系统，而各个个别文化都不能把它孤立看待。换言之，中原文化虽然目前在年代上有优先地位，它的发展并不是孤岛式的，而必须作为较大的文化系统的一部分来加以分析和讨论。金观涛和刘青峰在讨论寻求使用比较新颖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来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就提出来参考使用“系统论”的建议：

“系统论、控制论是20世纪以通讯、自动化和计算机为特色的科学技术革命的产物，它们不把事物看作相互孤立的因果系列和可以分割处理的机械模式，为研究错综复杂的事物提供了某些具体的理论和方法。在强调整体研究的时候，系统论、控制论还特别指出：局部特点相加之和并不等于整体特征，而必须把它们始终作为整个系统的相互依存的组成部分来加以研究。”[31]金、刘二氏指出要使用这种理论模式研究中国社会，“要理解一个系统，特别是像社会这样的复杂的大系统的整体特征，就必须剖析这个系统的结构和作用机制，也就是分析大系统是由哪些子系统组成，这些子系统之间又是怎样相互作用、相互调节的。”[32]研究一个社会如此，研究一个大的文化体系也是如此。具体地说，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各区域文化彼此独立、各自发展的时候，每个文化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可是到了它们彼此接触交流、互相影响的时候，这些区域文化便形成许多子系统，而它们共同组成的大的文化体系便形成广一个主系统。

中国史前文化的系统论不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套用，而是根据扎实的考古材料所建立起来的文化历史。在早期农业文化的基础上，到了公元前五千年前左右，中国境内可以辨别出来的区域性农业文化有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山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与辽河流域的新乐文化；在南方有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及东南海岸的大坌坑文化。这只是根据现有考古材料能够辨认出来的文化，将来这张单子一定能够扩张，尤其是华南部分。这些文化彼此之间虽有相似之处，很显然的它们是各有来源各有特色的区域性的文化。过了1000年以后，即到了公元前4000年左右，这些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彼此之间发生了连锁关系：

“到了公元前四千年前左右，华北和华南这些各有特色的文化开始显露出来一种互相连锁的、程序的、不可动摇的证据，而这个程序在华北在这以后一千年内，在华南在这以后一千五百年之内继续深化。各个区域文化向外伸展而互相接触，在文化上互相交流，而且表现了持久而且重要的交流关系的具体的、逐渐增加的证据。这个交互作用的程序无疑的在数千年之前便已开始，但是到了公元前四千年前它在考古记录中的表现才显得清楚而且强烈。这些表现可以从两部分来叙述：即华北诸文化之间的交互作用的表现和华北、华南文化之间的表现。

“在华北之内，相互的关系在仰韶、大汶口、红山和土珠山(长山列岛)各类型之间开展。到了公元前四千年前，黄河下游冲积平原已经大致形成，而仰韶与大汶口之间的陆上交往必由这个空隙的变究终于消失所促进。整组的大汶口陶器在河南数处遗址中发现，最西达到了偃师，而且典型的大汶口器形(如背壶、袋形足的鬻、镂孔足的豆和高足杯)见于豫西类型的仰韶器组。仰韶对大汶口陶器尤其彩陶的影响也很显著。仰韶和大汶口所共有的石器、骨器和陶器类型的单子是很长的，而两者之间的互相作用、互相影响是不容否认的。

“辽河中上游和大凌河谷的红山和辽东半岛南端的土珠山无疑是属于同一个运行轨道之内的，都具有细石器和篦印纹平底陶器这类北方的特征。土珠山和大汶口经由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的列岛而相接触，如山东蓬莱以北长岛县的北庄遗址的考古遗存所示，在这里篦印纹陶器和大汶口类型伴存出现。至于红山和仰韶，它们在河北北部以及北京地区彼此之间有直接的接触。在红山文化最初发现的中国考古学的早期阶段，因为它有绘黑彩的红陶，考古学者很快地作出它是仰韶文化在北方的一个分支的结论。现在我们对这个文化本身了解比较深刻，一般的看法是以为红山文化是辽河河谷本身的发展，也许是在新乐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但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它接受了外面的影响，包括仰韶的影响。‘如红顶碗式的陶钵，与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陶钵相似，彩陶中的平行线纹、平行斜线组成的三角形纹也与后岗类型的同类彩陶相似。有凸饰的圆腹罐，和半坡遗址的有凸饰的尖底罐也类似。’

“华北的大汶口文化与长江流域和东海岸文化连锁关系的连锁证据就是所谓‘龙山形成期’的成形；龙山形成期在第四个千纪的中叶在华北和长江流域出现，然后沿着东海岸直到台湾和珠江三角洲一直到第三个千纪的中叶。龙山形成期这个概念是最初在1959年作为贯穿若干区域文化序列的空间性的整合工具而提出来的，用来说明整个中国东海岸在一段连续的时期之中的许多石器和陶器特征与类型上的相似之处。为了解释龙山形成期的迅速而且广泛的扩张，在提出这个概念的当时觉得把它当作从一个核心区域，即华北的中原地区，汾、渭、黄三河的交汇地带．放射出来的文化扩展是合理的解释。作这种解释的基础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在中原有一串完整的系列，而在东部和东南海岸当时没有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发展系列，因此在东部与东南海岸地区的与中原类似的文化想必是自中原较早的文化传布而来的。可是到今天这个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在好几个区域中今天也已经有了完整的或近乎完整的发展系列了。因此‘龙山形成期的大扩张’这个观念不能再来作为解释龙山形成期的理论基础。但如西谚所云，我们切不可把婴儿与洗婴儿的水一起倒掉，因为婴儿一一即龙山形成期一一是真存在的。

“沿着史前时代交互往来的路线在几个区域文化之间移动，我们不妨自大汶口开始

中国文明正如孕育它的黄河与长江，波澜壮阔，绵延不绝。溯源而上，它的上游却茫昧不清。
三皇五帝夏商周，这是传统的古史框架。殷墟的发现证实了商代历史的可信，然而在此之前的三皇五帝乃至夏朝，却招致不少质疑。
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学发展，极大推进了我们对早期中国文明的认识。什么是中国文明、中国文明是否独立起源、中国文明如何起源、中国文明何以延续至今等等问题，都可以得到更合理的答案。
正名：何谓中国文明
1995年，巫鸿先生的《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一书在美国出版，反响强烈，有赞誉，也有批评。
贝格利先生是批评者之一。他数落了巫鸿的一些罪状，其中就包括：现在中国版图内的早期艺术，都是“中国”的么？四川的三星堆文化先民，他们说汉语么？江浙的良渚文化先民，他们说汉语么？他们能算是“中国人”吗？
在贝格利参与撰写的《剑桥中国上古史》中，他对中国学者习称的“中国文明”多有指责：古代中国的研究长期被“中国文明”这个未能很好定义且立足于后世想象的概念所扭曲。
正值科索沃事件爆发，李零先生撰文声援《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还将这一事件比作“学术科索沃”，意在批评某些西方学者的“学术霸权”。
霸权主义是大帽子，西方学者肯定不乐意承受。
民族主义也是顶大帽子，“中国文明”“夏朝”“中华上下五千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等，往往被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中国学者也不乐意承受。
究竟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文明”？“中国”是永恒的么？这是近年的热点话题。韩建业先生《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一书便直接受到“学术科索沃”的启发，李零、葛兆光、许宏、何驽、李新伟等先生也围绕何为“中国”展开了探讨。
“中国”的概念是不断发展的，它的地理空间和文化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它也有不变之处。
如果将“中国”理解为现今国土范围内的空间概念，“中国文明”的说法无可厚非，不过是为了指称方便罢了。
当然它还有进一步的合理性：一者立足于中国文明的连续性，现今的中国文明与四五千年前的文明序幕的确有血脉的关联；二者立足于中国文明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多元一体，若不置诸广阔的空间背景，就无法理解中国文明的演进历程。
苏秉琦先生将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分别是：1.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5.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张光直先生曾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李新伟先生强调“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六大区系间的“相互作用”与“远距离交流”，正是“中国文明”产生的重要背景。
“中国”“华夏”“诸夏”之类的观念，虽有族群认同、地域认同，但更多的是文化认同。“中国文明”的成立，即建立于这一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
中国文明的一些特质，在很早的时候便已确立。其中“礼”至为关键。
钱穆先生有一句著名的话：“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
“礼”是什么？它很抽象，它流淌于中国文明的血脉之中；它也很具体，具体到青铜器、玉器等实物之上。
中国的“礼”通常被翻译作ritu⁃al，但二者很难对等。“礼”跟今天所说的礼仪、礼貌不是一回事，与风俗习惯也不是一回事。它贯彻于礼制，渗透于礼典，它与宗教息息相关，又参与了政治权力的实践。
“礼”的核心是等级，它是社会复杂化的结果。礼不下庶人，它与老百姓没有直接关系。
这样的“礼”，有人希望继承发扬，有人斥作“吃人的礼教”。无论如何，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明。
卜工、陈剩勇等先生认为，中国文明起源的标志是“礼”，它在新石器时代已经萌生，确立了中国文明的基调。
汉儒何休有云：“中国者，礼义之国也。”在古人心目中，“礼”是野蛮与文明的分野、四夷与华夏的分野。
古书说舜出自东夷，禹出自西羌，周文王出自西夷，孔子“欲居九夷”，不管是否所谓“蛮夷”，只要接受“礼”，便可纳入“中国”。此所谓“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愈语），四夷皆可为“诸夏”，皆可为“中国”。
至迟在距今4300年的“龙山时代”，中国境内不同族群和文化间的交融加剧，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已然确立。诸如牙璋、青铜礼器等反映精神文化的器物广泛分布于大江南北，可以看出中国境内诸文化同质性的加强。
“中国”不在于血统，不在于地域，更多地在于文化传统。中国文明强大的向心力和向外辐射的影响力，均要在此基础上加以理解。
自源：中国文明的原生性
中国文明究竟是土生土长，还是自外输入的呢？
在古代，这肯定不是问题。向来都是“中国”辐射周边，哪有“华夏”是舶来品的道理？
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向外扩散，中国文明西来说逐步登上历史舞台。19世纪末，英国学者拉克伯里提出黄帝是从古巴比伦迁来的。此外，还有人认为华夏始祖从埃及来的、印度来的、中亚来的，不一而足。
当时，中国不少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心空前薄弱，因而对西来说深信不疑。西来说也在暗示：中国文明落后于西方，由来已久。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主持发掘了河南渑池的仰韶遗址，这是中国现代考古发掘的序幕。他发现仰韶文化的彩陶与中亚的彩陶纹饰相似，于是提出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自西传入的假说。
当时疑古运动极大冲击了传统的古史观念，“三皇五帝”不再被当作信史，不少学者开始乞灵于考古学。安特生的考古发现，似乎为西来说找到了实证。
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是中国学者独立开展考古工作的标志，自此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独立发生、发展的脉络愈益清晰。通过考古学文化序列和彩陶传播路径的研究，学者发现所谓的“彩陶之路”确实存在，只不过彩陶是自东向西传播，而非过去认为的自西向东。
在学术界，西来说成为明日黄花。
但在所谓的“民科”圈子中，西来说仍颇有市场。如有些人认为三皇五帝实际上都是古埃及的某某法老；有人认为周朝是犹太人建立的，因为Jew（犹太人）的发音类似于“周”（实际上“犹太人”的希伯来语发音与英文单词Jew相差甚远）；还有人称，据他对《山海经》的研究，中国文明就是西来的……
先秦史是“民科”的重灾区，首当其冲的是甲骨文、《周易》和《山海经》。
中国文明为什么不是西来的？这里要从“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文明”三个概念说起。
人类“走出非洲”说是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走出非洲”包含两个层次：一是人科动物走出非洲，二是现代人的祖先走出非洲。目前的线索表明，人科动物起源于非洲，他们不止一次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但只有十多万年前的智人笑到最后。
尽管一些国内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研究者仍从化石角度坚持东亚人种是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但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已经从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DNA分别证实全球现代人的母系和父系均根植于十多万年前的非洲大陆，我们都是智人的后代。尽管现代人身上也混入了一些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远古人类的基因，但是微乎其微。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北京人、元谋人等等，都是已经灭绝了的远古生物。
大约两三万年前，智人的一支进入现在的中国境内，我们所说的56个民族，基本都是他们的后代。
中国人的祖先的确是外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化与文明也是外来的。
广义而言，“文化”包括人类的一切物质和精神创造。因而自有“人”开始，便有了文化。但新石器时代之前的人类活动，可圈可点之处甚少。
一万多年前，“末次冰期”结束，温暖的间冰期到来，揭启了新石器时代的序幕。真正有识别度、确立人类文化基调的“文化”，是在此时开始发生的。
西亚的先民开始培植小麦，黄河、长江流域的先民分别开始种植小米（粟）和水稻，是为“农业革命”。更丰富的食物刺激了生产力的进步，打制石器向磨制石器转变，陶器成为人们的重要用具，定居生活趋于普遍。
以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为例，上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兴隆沟文化、后李文化、彭头山文化等考古学文化逐步登上历史舞台。这些“文化”，都是自主发生的，它们是中国文明的基础。
什么是“文明（civilization）”？不少人倾向于用西方学者的三要素（文字、青铜器、城市）来界定，“1+1+1=3”才是文明。
美洲文明缺乏铜器，印加文明甚至没有文字，但没有人否定它们是文明。早期欧洲的很多地方虽然使用铜器、铁器，但迟迟未进入文明社会。
如果一个社会已经产生国家，那么谁也不会否认它已经迈过文明的门槛。文明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高级形态，社会复杂化是它的重要表现。
大约在5800年前，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和凌家滩文化已经开始了社会复杂化的先声，阶级分化愈加明显。而在5300年前崛起的良渚文化，则被视作“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实证”。
良渚古城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城墙有40到60米厚。良渚古城、“土筑金字塔”莫角山（上有宫殿基址）以及周边的水坝，堆筑土方量约为1200万立方米。据推测，完成这样的工程，至少需要1000人连续工作十年。没有相应的社会调动能力，这是难以想象的。
良渚文化的墓葬、居址、聚落都反映出严格的等级区分，俨然是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鼎、豆、壶、璧、钺、琮等礼器，都见于良渚文化。中国文明的重要特质“礼”，或已出现。
在20年前，良渚文化是否进入文明社会尚有争议。而随着良渚古城以及周边水利工程的发现，良渚文化属于“文明”已经没有什么疑义。
良渚文化的发生，根植于上山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等考古学文化，它是本土发生的文明。良渚文化在距今4300年左右消亡，但它的一些文明要素，在夏商周三代文明中时有闪现，它融入了中国文明的肌体。
据英国考古学家丹尼尔的说法，世界独立发展的文明主要有六支，分别是古代的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中美洲和安第斯。是为六大原生文明，中国文明是其中之一。
中国文明自主发生，但并不意味着它在发展进程中没有与外界进行交流。远在丝绸之路出现之前，中国文明便与西亚、中亚有着间接的接触。小麦、黄牛、绵羊、山羊、马、战车、青铜冶炼技术等逐步传入中国，为中国文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我们并不能因此说，这些外来因素影响了中国文明的原生性。中国文明的创造者生于斯、长于斯，与今天的中国人血脉相连。中国文明的产生也不是建立在冶金术、小麦、战车等基础之上的，它们主要是“龙山时代”之后传入的，中国文明在此之前便已确立基本框架。它们传入之后，也并没有改变中国文明的性质。
金属冶炼技术是当时的高端技术，它是否外来尚存争议。但无可置疑的是，我们的祖先在掌握冶金术之后，又作了进一步的改进与提高，块范法和失蜡法的高超运用成就了独一无二的“中国青铜时代”。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主要是礼器和兵器，实用工具比例很小。原先用陶器制造的鼎、豆、壶等礼器，换成了青铜质地，但它们“礼”的内涵没变，中国文明并没有因此丧失了自身的特质。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相互学习是很正常的事，人类的发展历史，本身是技术和物种交流的历史。我们不能因为冶金术不是最早出现于古埃及，便否定古埃及文明的原生性；战车是舶来品，但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先民同样没有发明权、。人类文明是多元的，早晚、优劣之争并无必要，由此生发的过度自尊或自卑更无必要。
源远：中国文明的诞生
在传统的观念中，中原是中国文明的核心，所谓的四裔，都曾经是蛮荒之地。
越国虽在战国时期武力显赫，但越人断发文身，在中原人士眼中并不开化，或者说是没有“礼”的。若非考古发掘，谁能想到四五千年前的长江下游是极为耀眼的文明重镇。
长江中游被视作南蛮之地，但无论是新石器时代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还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都曾独树一帜。
在考古发现面前，过去的中原中心说受到极大冲击。苏秉琦先生曾提出“满天星斗”说。中国文明诞生的前夜，的确星空璀璨。
长江下游的社会复杂化进程最为典型。在崧泽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的铺垫下，良渚文化强势崛起，并且向外扩张。按许宏先生的话说，良渚文化成为当时最亮的一颗星。
在此前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群、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等也发展迅速。
有人说良渚文化消亡了，它与中国文明便没有关系。实际上，良渚文化衰亡之后，当地并非陷入文化断层，近年来确认的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可以说是它的后续。更何况，良渚文化的鼎豆壶礼器组合、玉琮等玉器、神人兽面纹等等文化因素都对后来的中国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距今4300年是个转折点。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等文化都进入尾声，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晋南的陶寺文化、陕北的石峁文化、甘青的齐家文化、江汉的石家河文化、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等崛起，“龙山时代”呼之欲出。
“龙山时代”之际，多元一体的进程加剧，人群流动空前活跃，中国文明面临新的整合与飞跃。
历史的聚光灯，从浙江良渚转到了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
古书记载，此地是“五帝”之一帝尧的都城平阳。陶寺发现有约280万平方米的城址、成组的乐礼器、有朱书文字的陶片、天文观象台以及少数铜器。更为重要的是，陶寺文化与良渚文化一样有着鲜明的社会分化。
不少人认为，陶寺就是传说中的尧都平阳。
也有学者主张它与夏朝有关，陶寺所在的晋南盆地正是文献中的“夏墟”所在。
陶寺的崛起，似乎不是本地文化的自然演进。陶寺文化的早期出现了许多来自周边的文化因素，其中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东方文化扮演了重要角色。
陶寺的衰落也是非正常的事件。自中期开始，陶寺文化似乎改头换面，涌现了大量来自北面的文化因素。到了晚期，陶寺的外来人口剧增，早中期的大墓被有意识地破坏。
有人因此猜想，《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尧晚年为舜所囚可能是历史事实。
我们不妨换一个视角。传说中的尧、舜虽然活跃于晋南，但有一些线索暗示他们来自东方。倒是代虞而兴的夏禹，似乎有西北羌戎的背景，“禹生自西羌”之类的说法在古书中不胜枚举。
陶寺的北边，是近年发现的石峁古城。它位于陕北神木，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规模空前。与更早的良渚古城、同时期的陶寺古城不同的是，它是石头堆筑的，而非通过夯土筑成。
石峁文化与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关系密切，它们所分布的地带，正是后人眼中的羌戎之地。
陶寺考古队队长何驽先生认为，陶寺晚期已成为附属于石峁权力中心的殖民地。
距今4000年左右也是一个转折点：这一时期气候波动剧烈，水旱失调，很可能是传说中大禹治水的历史背景；这是传说中夏朝建立的时间点；这也是以石峁为代表的北方势力大举南压的时间点。
我们不妨有更多的联想。
大约在距今3800年左右，石峁、陶寺都淡出历史舞台，“龙山时代”宣告终结。经过新砦期文化的酝酿，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横空出世。
陶寺虽然有王都气象，但考古学所观察到的势力范围暂且局限于晋南盆地。而二里头却不局限于伊洛流域，它的势力范围空前扩大，被视作真正的广域王权国家。
李旻先生将龙山社会分为高地和低地两部分。二里头文化身上流淌着高地龙山社会（包括陶寺、石峁、齐家）的血液，也融入了东部低地龙山社会的文化。多元一体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了。
大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的全部或部分属于夏文化，认为二里头就是夏都斟鄩。但从时间上讲，如果二里头文化与夏有关，也只能是“少康中兴”之后的夏。
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先生称二里头为“最早的中国”，何驽先生认为陶寺才是“最早的中国”。无论如何，它们都是“中国文明”震撼人心的史诗序章。
有的人质疑“中华上下五千年”，有的人则抹煞殷墟之前的中国历史。虽然我们发现了殷墟之前的文明线索，但由于缺乏像甲骨文这样自明身份的直接文字材料，我们仍难以书写详细的早期历史。值得欣慰的是，从良渚到到陶寺到二里头，中国文明的早期图景确乎愈益清晰了。
流长：中国文明的连续性
中国文明以其连续性著称于世。近年来实施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强调“中华文明是世界六大文明之一，又是其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绵至今的文明”。所谓的“世界六大文明”，就是前面提到的六大原生文明。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数千年来有着一贯的发展脉络。即便是没有受过古文字训练的现代中国人，也能通过字形猜出一些甲骨文、金文。而古印度哈拉巴文明的文字至今无从破译，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以及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若非罗塞塔石碑、贝希斯敦铭文这样的材料被发现，可能仍无法解读。
之所以如此，因为文明的承载者——人变了。埃及和两河流域，如今是阿拉伯人的天下，语言、文字、宗教早已改天换地。至于年代相当于中国“龙山时代”的哈拉巴文明，则因为某种原因消亡，现在的印度文明是后来者雅利安人创造的。
中国文明何以能历数千年而延续至今呢？
饶宗颐先生曾指出这与汉字的特点有关。欧洲的拼音文字迁就语言，随着语言的分化、方言的出现，便产生了不同的文字系统。而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具有更强的稳定性，虽然中国境内方音各异，现代汉语与上古汉语的语音也相差甚远，但汉字却拉近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中国人的距离。
文字是文明的重要载体。经典通过文字传承，民族精神通过文字延续。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此后中国文明的一大主干。而儒家，正是三代大传统的主要继承者。
汉字至迟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但甲骨文不过是商人的占卜记录，由于刻在龟甲、兽骨上，才得以保存至今。李学勤、裘锡圭等古文字学家都已经指出，商代的主要书写载体应该是竹简。而简册易朽，难以保存下来。
甲骨文以形声字为主，已然是很成熟的文字体系。很难想象，汉字一生下来就是白胡子老爷爷。
良渚、陶寺、二里头等遗址也发现了不少刻划符号，有的可以成句连读。这些符号见诸陶器、玉器等器物，也是出于载体的特殊性而偶然存留至今的。它们很零散，也很难释读，但至少提示我们，中国有文字的历史或许可以进一步上溯。
有的文明覆灭之后，原来的人可能还在，但文化上却被征服者彻底同化。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征服与被征服，中国文明却没有因此而断裂。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处于半封闭的状态，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原和荒漠，与其他地区的文明虽有接触，但相互间的交流与冲突总体来说并不显著。强势如阿拉伯帝国，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给中国文明带来危机。诸如波斯这样的重要邻国，则长期与古代中国维持良好的邦交关系。
至于中国境内的各族群，很早便相互交融，它们是中华民族的前身。不同族群之间虽然互有争夺，但都普遍对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有深切的认同。因此，无论哪个族群建立王朝，都自觉接过中国文明的接力棒。
多元一体的格局、强大的文化向心力，是中国文明连续性的重要保障。可以说，中国文明的长河之所以奔流不息，很大程度上在它的发源时期便已经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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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究竟是土生土长，还是自外输入的呢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