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古龙,梁羽生,金庸小说中大侠形象的异同

对比分析金庸，梁羽生，古龙小说的特点~

以作品内容而论，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注重历史环境表现，依附历史，从此生发开去，演述出一连串虚构的故事。但从摄用历史材料来看，两人又有明显差别；梁羽生是虚构人物和事件，置入历史背景中，以此来强化历史氛围；金庸则直接取来历史人物和事件敷衍成武侠小说，其历史人物、事件，金庸写来煞有介事，常能以假乱真。两者都对历史进行了再认识、再评价，从作品含有的历史厚度而论，金庸比梁羽生更高一层，其写作技巧也高明得多。古龙的小说则根本抛开历史背景，不受任何拘束，而凭感性笔触，直探现实人生。古龙的小说不是注重于对历史的反思、回顾，而是着重在对现实人生的感受。现代人的情感、观念，使古龙武侠小说意境开阔、深沉。

就小说人物的主流倾向而言，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人物道德色彩浓烈，正邪严格区分，人物的社会内涵丰富，但人物性格单一，有概念化、公式化的缺陷。金庸武侠小说人物性格复杂，具有一种反传统精神，小说人物亦正亦邪，危步于道德的悬索之上而能不失其坠，具有“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的复杂、矛盾性格，而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矛盾又是奠基在生活本身的复杂、矛盾之上，这样，人性的发掘就有了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意义。古龙小说最注重的是人性的体验，他常用细腻的笔触去描写人物微妙而复杂的情感，常用生与死、幸福与痛苦这样尖锐对立的矛盾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高贵独立的人格，以此来揭示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真谛。在古龙小说中，多写变态人格，追求外化怪异人物性格的刻画，其作品主人公大多怪诞、神秘、孤僻、行事固执，自尊心强，又是性情中人，多情种子。这种情况可能与古龙的身世、心境、经历有关。

谈到小说情节，古龙武侠小说也和梁羽生、金庸小说有明显不同。三位大家都善于编织故事，他们的小说情节都十分曲折，构置巧妙，悬念层出不穷，伏线引出千里，环环相扣，此呼彼应。梁羽生武侠小说情节前工后拙，开篇十分吸引人，以后的情节则渐趋平淡，显得有点才气不足。金 武侠小说恰恰相反，往往开局平平，随着情节的展示，人物纷纷涌现，情节盘根错节，主干巍峨，枚叶繁茂，宠大缜密的构思，诡异莫测的布局，奇迹联翩，回环波动，摄魂夺魄，回肠荡气。金庸的才思如同一炉火，小说情节犹如炉火上的一壶水，火越烧越旺，水越来越滚。古龙武侠小说的情节又不相同。他的小说从头至尾都跳动着最强的音符，情节奇中有奇，巧中含巧，偶然中有着必然，事事不可料，事事又得宜，计中套计，真中套假，假中存真，真真假假，变幻莫测。小说情节的发展根本无法预料，惊险频出，令人喘不过气来，而全书的缜密无隙又让人口服心折。古龙武侠小说的情节营构的确堪称一绝。 至于小说武功描写，梁、金、古三大家也有各自的风格。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武功”，虚幻中写实性很强，一招一式，清清楚楚，细腻而又逼真，紧张激烈，夸节有致。梁羽生的“武功”也具备道德倾向性，有正派武功，也有邪派武功；正派武功力道柔和，象征着善良、仁慈，既利于攻敌防卫，又有益于修心养性，而邪派武功则非常霸道，歹毒残忍，意味着邪恶，如修罗阴煞功、雷神掌、毒掌等。正派武功循序渐进，发展缓慢，但根基扎实，邪派武功进展神速，却容易走火入魔，贻害终身。几此种种，造成了梁羽生“武功”的既精彩又单调。比起梁羽生来，金庸的“武功”更令人神往。金庸将武功描写与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和传统文化精神融合在一起，琴棋书画，九宫八卦，医道，用毒，皆可化为绝世神功，并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精神作为“武功”的最高境界。金庸还着力描写人物练功的艰难历程和坚韧性格，并有声有色、恰如其分地描述出主人公因祸得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必然寓于偶然之中的哲理意境，使金庸“武功”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金庸“武功”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诙谐有趣，在激烈的打斗中插入笑料，令人捧腹。古龙的“武功”风格与众不同，他是以“怪招”取胜的。他的“武功”重精神不重招式，如《边城刀声》中写叶飞的“飞刀”绝技，“天上地下从来也没有人知道他的‘飞刀’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刀是怎么发出来的。刀未出手前，谁也想象不到它的速度和力量……刀一定在它应该在的地方！……天上地下，你绝对找不到任何人能代替它。若不能了解他那种伟大的精神，就绝不能发出那种足以惊天动地的刀！飞刀！飞刀还未在手，可是刀的精神已在！那并不是杀气，但却比杀气更令人胆怯。”这里所写的“飞刀”，已不是一种纯粹的武功，而是一种高尚人格，伟大的精神，即叶飞老师李寻欢那种“仁慈、博爱”的精神，它表明的是“正义必定战胜邪恶”！古龙的“武功”又强调“攻心为上”，举凡人物的性情、情绪、脾气、衣饰、环境，乃至肌肉的颤动、松紧等，都会对武功的发挥产生影响，而高手决战是不容有丝毫错误的，“他们的心情，他们的神态，他们站着的姿势，都是绝对完美的。” 在这种情境中，“武功”已不需套路，一招之间，生死立判。古龙的“武功”还表现出一种境界——禅的境界。它以彻心见性为宗旨，对敌手的体察靠的是忘我和物我合一的境界，因为只有忘我才能消除认识的局限性，才能迅速而准确地体察敌手武功的弱点。这种忘我境界是一种经过长期训练后所达到的随心所欲的自如状态，在这种忘我状态中，战斗者已成为“无意识的人”，心中已不存在作为观察者的“我”，有的只是手中的武器和对面的敌人；在这种状态中，身剑合一，战斗者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武功的威力，一击之下，毁灭敌手。正因为古龙“武功”有这些“怪招”，所以他“武功”的风格别具特色：无招无式，简短有力，重在精神，一击见效。

古龙小说在语言、技巧上，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独家风格。梁羽生小说的语言文采飞扬，字里行间透出浓郁的书卷气，故事中又常常用诗词歌赋、民歌俗语点缀其间，以创造优美的意境、气氛，烘托人物的内心世界。他的小说技法以传统继承为主，多用章回小说的形式铺张故事，叙事中有着明显的说书人的口气，表现出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金庸才如大海，浩瀚奔腾，文笔俊爽、潇洒、诙谐逗趣而又富于变化，他的小说既有诗情画意，柔绮委婉的情境，又如西方小说直探人生、命运的真谛。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地吸收西方小说的创作技巧，中西结合，使小说结构既精巧、繁复，又谨严、完整。古龙小说的语言句式短，句法多变，简洁、俐落、洒脱。文章随意挥洒、虎虎有生气，叙事力避平铺直叙，行文多跳跃抖动，情节惊险蹊跷而又不违情悖理，辟境造意，刻意求新。如果说梁羽生是恪守典雅，不失武林大家风度的话，那么金庸就是博采百家，融合中西技法，既典雅古朴、慷慨多气，又诙谐幽默、妙语解颐，挥洒肆纵，多样统一地开创了一代武林新风，是“武坛”的绝顶人物！至于古龙，则是大胆恣肆，不守成规，逞才离藻，笑傲“江湖”，力求新颖变化而又意蕴深邃的武林怪杰。

【摘要】金庸和古龙都是武侠小说的大家，他们的作品都展现了人性的丰富性，有极高的艺术魅力，进入了高雅的境界，但在人性欲望的阐释、历史背景的选择、语台风格的表现上又有明显的不同。这些不同使得金庸的作品表现为侠之大者，而古龙的作品表现为侠之风流。

【关键词】武侠；人性；历史；语言



一

毋庸质疑，武侠界中空前而且有可能绝后的两位大家是金庸和古龙。他们的小说虽然风格各异，但都令人荡气回肠，手难释卷。更为可贵的是，我们决不能仅仅以娱乐的心态来读他们的作品，因为他们的作品都已进入雅的境界，这是其他武侠作家所万难比拟的。这一点尽管许多自诩为文学卫道士的人死也不愿意承认，但是相信这已成为更多真正武侠爱好者的共识。

上世纪50年代，梁羽生继往开来，以新的思想改造了武侠小说，赋予它更多的历史内容和更高的艺术特性，从而使武侠小说第一次跳出世俗的范畴进入了高雅的境界。然而真正从创作主体上把握武侠小说本体的当属金庸，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了武侠小说的特性，使之从一般性的通俗娱乐小说上升至具有较高鉴赏价值的文学品类。金庸博学多识，其作品风格雄浑稳健，缜密优美，且幽默风趣。通观其作，大开大合，呈大家手笔，其恢弘气象实非其他小家子气所能比拟。随后的古龙则独树一帜，在梁羽生、金庸之后，以“求新、求变、求突破”的创作原则进行了武侠革新，另辟蹊径，在柳暗花明之际把武侠小说带出低谷，开创了又一个武侠新时代。
金庸和古龙的作品都很明显地将时代精神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又将人的无限丰富性融入侠义之中，表现出现代人的精神观念，从而成为“侠义”与“人性”的结合，“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然而他们的作品又有显著的不同。本文试图对其作一番比较研究以其抛砖引玉。



二

总体来说，金庸更强调人对于社会所肩负的责任和意义，写出了“侠之大者”，而古龙更侧重人作为一个自由个体的意义，写出了“侠之风流”。当然这只是一个概况，并非说金庸无视人的自由存在，古龙忽视人的社会责任，只是说他们各有侧重点而已。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性欲望的不同阐释

金庸和古龙的作品都注重表现人性欲望，毕竟人才是整部作品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只有具有深刻人性的人物形象才能昭示作品所内蕴的最有价值的人文关怀精神。

金庸和古龙都很重视人的欲望的实现。这种欲望是人的自然本能的流露，比如古龙笔下的英雄如楚留香、李寻欢、陆小风，都拥有世界上最真挚的友谊、最甜美的爱情、最充分的物质享受，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所拥有的正是普通人的欲望指向，也是普通人所向往的美好生活。与古龙小说作品人物有所不同的是，金庸小说的英雄追求的不是尘世的财富和享受，而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但他们不是呆板的“义”的化身，而是一群至情至性的英雄，拥有强烈真挚的情感世界，具有对追求的执著和坚韧他们大都率性而为、行侠仗义、我行我素，具有强烈的个性主义色彩。

权势欲与情欲在金庸和古龙的作品中有着共同的体现，但侧重点不同。在古龙小说深处，推动情节发展的往往是情欲。如《名剑风流》曲折离奇，扑朔迷离，幕后操纵者竟是姬苦情、姬悲情、俞独鹤，这三人之问既有兄妹****，又有婚外偷情，人性中最阴暗的一面尽在其中。古龙正是将这些人性中贪、嗔、痴所引起的非理性的心理行为都揭幽发微，集中到了一处，构造出一个疯狂的世界。同时，他用直抒胸臆的方式和婉转的曲笔，批判了那种前代仇怨化为现世业报的伦理模式，并塑造出充满人性和人情的新一代江湖人物，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蕴含着独特的艺术魅力。豁达宽容、机智风趣，对人类充满爱与信心是楚留香一生的追求，也是古龙人格的标志。

可是在金庸笔下，更多的是表现相互间对权势的争夺：《笑傲江湖》嵩山派左冷禅与华山派岳不群为争夺武林盟主而相互间尔虞我诈、各逞心机；《天龙八部》中慕容家族为复国而用尽心思，不惜挑拨离间，使得武林一片腥风血雨；更有《射雕英雄传》中，宋、金、蒙三方逐鹿中原，争夺江山，武林高手云集江湖，争夺九阴真经。一个“权”一个“利”，在金庸作品中成为一切矛盾与纠纷的主要根源。然而，正如慕容博所说的“庶民如尘土，帝王亦如尘土，大燕国不复国是空，复国亦是空。”[1]一切争权夺利的背后，原来是人生的空虚，人生水远美满似乎不太可能，就算最后圆满，茫然的感觉也在所难免，一切目的都达到了，还是空虚的，中国人的悲欢苦乐往往是交织着茫然。于是，万念俱灰之后，侠士们只好于悲怆中追寻和营造自己的精神家园，那就是隐逸。

然而，无论是对权势的迷恋还是对情欲的执著，都源自人性的自私与贪婪。金庸与古龙在不断探索与深入人物内心时，都感觉到了许多无法言说的困惑，所以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一种隐痛，一种对于美与恶、爱与恨水远也无法解释的无奈，而队暗示着无论你如何解释，悲剧仍然会代代演下去。



(二)历史背景的小同选择

武侠小说里的故事往往发生在古代社会。梁羽生多部小说的历史背景都放在明代或清代。其目的是为了把人物放到更为残酷复杂也更为紧张刺激的政治斗争和民族斗争的背景之中，以更高的视点和更宽的视角来展示丰富多彩、恢宏壮丽的武侠世界。

在这一点上金庸小说的历史背景更加明确，多建构于历史动乱时期，如《射雕英雄传》的时代为南宋初年，宋、金对峙，蒙古崛起；《天龙八部》的历史背景为北宋中期，宋、辽、西夏、吐蕃、大理几个国家纵横交错；《鹿鼎记》时代背景为清初，满汉冲突。金庸对时代背景的选择也是为小说的内容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服务的。动乱时代更能体现英雄豪情，与庙堂之内懦弱腐朽的官僚相比，侠士有着鲜明的民族正义感。正如郭靖所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2]，以“为国为民”来对侠作了最高的定义，这是侠之精神的升华。金庸小说的英雄虽不再庙堂，却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真正英雄。

而古龙与金庸截然相反，他完全跳开了历史，在他的小说里我们找不到明显的可以界定的特定历史背景，“小受任何拘束，而凭感性笔触，直逼现实人生”[3]。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当时台湾的政治空气还处于“高压”状态，古龙为了避免“以古刺今”的嫌疑，干脆不谈历史。另一方面古龙在他的小说里所要表达的是现代人的生活态度，避开特定历史时空反而更加有利于人物情感的自由发展。因此他的小说不是注重对于历史的反思和回顾，而是着重在对现实人生的感受，因此富有现代气息，如小说主人公的生活态度和享受，楚留香力主的法治，都带有浓厚的现代人的味道。可以这样说，它是把现代人放进一个虚构的古代中去。但他的人物也不仅仅是现代人的影子，同时也包含着古龙对现代人的理解和理想。小说主人公那种悠游自在的生活，就可以说是对具有强烈生活节奏的现代生活的否定和超越。

由此可见，古龙力图表现的是现代人的情感，所以他抛开所有历史环境和时问限制，仅凭感性的笔触直探现实人生，探讨在纯粹的人与人交往的状态中人性是如何展开的，从而创造出一个无须用历史去支撑，也不能用历史去支撑的神秘的、现代的浪漫主义艺术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的人物来去自如、快意恩仇，把“侠之风流”表现的淋漓尽致。



(三)语言风格的不同表现

好的作品其语言也必有独到之处。如果说金庸小说的语言是古典雅丽的，那么古龙小说语言则是飞扬灵动的。

精练典雅的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式的武侠语言文化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用传统的语言符号，可以更好地表现中国固有的文化底蕴。金庸小说大部分采用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式的语言，精练，典雅，所有现代词汇和观念作者都以极大努力来避免，比如使用文言词“道”而不用现代词“说”，用文言句式“好生感激”而不用现代汉语“好感激”，用“转念头”、“寻思”、“暗自琢磨”等来代替“思想”、“考虑”，用“留神”、“小心”来代替“注意”等。句子长短相杂，长则十几个字，短则四个字，错落有致，具有音韵美，节奏感分明。在句式的选择上小说多用单句、短句，没有冗长累赘的修饰语，结构简单，显得十分精练，正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语言的特色。金庸把中国的语言文字用到了极致，有人说金庸小说的一大贡献是矫正了“五四”以来新文学欧化的恶习，金庸的语言文字激活了中国文字在现代的再生力，重新展现了汉字的韵味。

古龙则明显不同。他的语言犀利有力，句式散短，句法多变，力避平铺直叙，行文多跳跃抖动，并向海明威等西方作家学习，借助简洁流畅、幽默诙谐的口语对白推动故事的发展。吸收众家之长后，古龙的语言力求新颖变化、意蕴深刻，用散文诗的写法分行分段，从而创造出电报式的“古龙体”。

金庸和古龙的语言风格之所以不同，一方面与他们的个性有关，更主要的与他们作品所要表现的主题有关。金庸力求“侠之大者”，所以语言也与中国古代传统语言更加接近，便于表现儒家“家国天下’的忧时济民的情怀；古龙追求“侠之风流”，其语言简洁、明快、节奏感强、跳跃性大，更富于表现他作品中的浪子自由无羁的情怀。



三

总的来说，金庸小说中的主人翁追求的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所不惜。古龙则追求“侠之风流”，狂放不羁，率性自由。

金庸的小说强调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的统一，这也是他作品中“五四”精神与传统文化结合的主要表现，“五四”精神强调个性自由，传统文化宣扬群体意识。而金庸作品中的主人翁既拥有侠的自由个性，又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和忧患意识。他们无拘无束，快意恩仇，而一旦涉及民族大义又能勇于承担责任。这看似矛盾的两者，在金庸笔下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侠”的精神体现了做人济世的尊严和作为生命个体自由不拘、至情至圣的本质，所谓的“民族大义”已不再是皇帝朝廷，而是侠客们所认为应该和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他们独立人格和率真天性的流露。这与传统的“忠君报国”有着本质的小不同。所以，金庸在以是否拥有民族大义这种宽广的胸怀作为判断大侠的标准时，既走出了君君臣臣的枢架，又没有忽视武侠文本固有的自由不羁的精神，而是追求一种建立在保持独立人格与个体自由基础之上的爱国主义。

而在古龙的笔下，很少涉及国家兴亡、民族大义，他更重视人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的价值及人与人之问的平等和尊重。这种价值是与生俱来的，这种平等与尊重仅仅源于人们内心抽象的道德与良心。当楚留香戳穿无花的阴谋时，他却说：“我只能揭穿你的秘密，并不能制裁你，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权利夺取别人的生命……”[4]花满楼则昭示了另一种人生境界。他是个瞎子，却从不自怨自艾，而是用一颗明亮的心去领略这个世界，用所有的力量去爱这个世界上的生命。这种境界，正是古龙最推崇的，这种无视现实功利的高贵的精神，闪动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光辉。

如果说金庸是大侠，那古龙便是浪子。金庸的小说的博大精深，意味深长；古龙的小说灵巧风流，优美如诗。他们作品中所体现的思想观念与精神内涵对整个现代人类精神文明的建构起着积极的作用。他们以各自的创作提升的武侠小说的内涵，完成武侠文本从俗向雅的转化，从人性的高度塑造了一群群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弥补和丰富了中国文学的画廊，功不可没。

不同：古龙里面的人物以浪子，游侠，杀手刻画比较多，也比较成熟，尤其是他中后期的作品，人物一般以风流不羁或者性格敏感为主，不过大多数共同点是重视友情，可以为友情舍弃一切，包括性命。 梁羽生的大侠人物就比较单一化，都是儒家式的正义凛然，三观端正的体现，偶尔出现金世遗，张丹峰这样的“异类狂狷”英雄。 金庸的大侠人物比较多多样化，有郭靖这样的憨厚老实的三观端正大好青年，也有杨过这种亦正亦邪，藐视礼教又不失侠义的狂狷大侠，也有张无忌这种被动式拖泥带水的感情弱者。更有乔峰这种快意恩仇，侠骨丹心的真英雄，令狐冲这种隐士般的“中侠”，韦小宝这种“无侠”的无赖兼备义气的古惑仔
相同之处：通过自己的一技能力实现自己的“本我”和对社会“侠”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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