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明明不反对宗教，为什么偏偏打压全真教？

为什么有人把朱元璋画得很丑陋？朱元璋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说明了什么？~

　　朱元璋的画像之所以很丑，有几个原因：1、民间对朱元璋评价恶劣；2、儿子朱棣不喜欢这个偏心的老爸，有意或放任民间画师丑化他；3、知识分子群体厌恶他，便丑化他。

　　其实他本人并没有画像那么的难看，是经过民间丑化的结果，具体分析如下：
　　在两宋之前，历代帝王长相皆无认知。被传是唐阎立本所绘《历代帝王图卷》里的13位帝王，也大都属于写意作品，除非画家赋予的细节特征，帝王面貌也大抵相同。两宋帝王，已有宫廷画师据实画像，但写意的成分依然浓厚。蒙元帝王，沿袭宋式风格。明清两代，帝王画像的写实性就很强了，尤其清代康熙以降，先有擅长写实风格的西洋油画宫廷画师，后来又有照相技术传入。帝王长的什么样，现代人已经一目了然。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个特例，由于其出身草莽，自小颠沛流离，且又当过和尚，即位后且残杀功臣，其长相如何在民间有多重版本，可以说是历代帝王中画像最多的一位。甚至有传说他曾召集三名画师为其画像，前两位据实画像的画师都为其所杀，因为他们画的形神相似夸大了朱元璋的缺陷而被杀。第三位只是在形似的轮廓上刻意美化才博得朱元璋欢心。
　　民间传说不可不信也不能全信。别说朱元璋，就是一般百姓，也不希望画师据实画出面貌上的缺陷，这是人性使然。另一方面，由于朱元璋生于社会底层，和民间接触较多，民间传说他的一些外貌特征—如额头和太阳穴隆起、颧骨突出、宽阔的下巴要比上颚长出好几分、大鼻子、粗眉毛、金鱼眼、满脸麻子等外貌特征也极有可能是实际情况。何况，《明史.太祖本纪》描述朱元璋的长相时说他“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志意廓然，人莫能测”，前四个字虽是溢美之辞，后四个字却也是隐晦描述朱元璋长得奇怪。试想，头顶一块“奇骨”不是很奇怪吗？
　　笔者查找许多资料，发现正史和民间流传有朱元璋的十六福画像，其中面貌慈祥穿着朝服右上角正楷书金“大明太祖高皇帝”的当属正史和宫廷所藏，另一幅民间流传颇广的是身着红袍、头扎黑色逍遥巾，画像上方是一行隶书“明太祖真像”，此像突出民间传说的阔长宽广的大嘴巴子，形容十分夸张。而其它十四张图像则均以这张为蓝本，极力夸张、丑化朱元璋，有些甚至比例不当地在其脸上画上斑点，以突出民间传说的“三十六颗红麻子”。这些图像线条粗陋，有的服饰冠带不合明朝规制，显然是民间艺人的信手涂鸦之作。
　　笔者以为，真正的朱元璋画像既不像宫廷藏本画得那么慈祥英俊，也不可能像民间版本将其描绘的那么丑恶和不堪。真正的朱元璋长相极有可能是面貌一般但有些特征较为独特，譬如大嘴巴(现代人也有不少，俗称“地包天”)等让人印象深刻。民间画像只不过夸大这一特征而已，就像现代人的漫画化。笔者并非胡乱猜测，而有逻辑理性可依。
　　首先，外国史学专家的客观评价。在美国学者牟复礼和英国学者崔瑞德编写的《剑桥中国明代史》中，他们虽然体认民间传说的“脸面有皱纹而痘点斑斑，颚部突出”，但也觉得朱元璋“看起来预示将来有不凡的质量”。其实说朱元璋的气质神采非同一般。而在2005年出版的《剑桥插图中国史》中，美国学者伊蓓蕾(Patricia Buckley Ebrey)则明显对民间丑化朱元璋的那些画像表达了质疑，她认为民间流传的那些画像是基于画师的故意丑化，认为“太祖和其它皇帝一样英俊”。
　　其次，明朝十六位皇帝中，除建文帝外，其它十四位均为成祖朱棣之后。从故宫所藏历代明朝皇帝的长相看，从成祖到崇祯皇帝面貌大抵相若，而他们和宫藏的朱元璋像也都有几分相像。从明朝世系相传的面貌特征看，宫藏的朱元璋画像还是有几分可信的。
　　有趣的是，在前些年出版的中小学历史课本上，也大都选撷朱元璋画像的民间版本而忽略宫廷藏本。这或许是阶级分析法历史观在现实中的体现，即对古代帝王首先抱持批判的眼光。但是这样的画像也会造成讹误传流广泛，以至于丑化朱元璋的那张画像会被后人笃定以为那就是朱元璋本人。
　　虽然封建皇帝长得什么样是小事，但明晰历史事实，厘定评判历史人物的客观态度确是大事。因为在我们的历史观中，向来有脸谱化的倾向，譬如孔子是圣人是至圣先师的时候，孔子画像是凛然威仪的，而当将孔子视作“开历史倒车”的罪人时，孔子的形象又是猥琐不堪的。这种倾向在“文革”时期连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共和国领袖也逃脱不了被刻意丑化的羞辱。
　　俱往矣。还是还原朱元璋的本来面目为好，即在人们无法定夺朱元璋真相的时候，最好将朱元璋的宫廷画像和民间画像一并展示出来，让民众自己判断。这一点，明孝陵做到了。作为国民教育根本的历史教材上更当如此。

　　朱元璋为保证储君顺利接位，朱姓江山万世永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其一，诛杀功臣宿将。他兴起“胡蓝之狱”等大案，铲除了大批开国功臣。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滥杀，而有的是与整顿吏治和反贪腐相结合。对于朱元璋的做法，太子朱标有不同的意见。史载：太子谏曰：「陛下诛夷过滥，恐伤天和。」帝默然。明日，以棘杖委于地，命太子持而进，太子难之。帝曰：「汝弗能执欤？使我运琢以遗汝，岂不美哉？今所诛者，皆天下之刑余也，除之以安汝，福莫大焉。」太子顿首曰：「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
　　其二，分封诸子为王，“屏藩王室”。在朱元璋看来，自己的子孙是值得信任的，可以付之兵权，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明太祖朱元璋封宗室25人为藩王，驻守全国各地。这些藩王拥有护卫军队，少者有3000人，多者至19000人，驻守北方边境的九位边王（辽、宁、燕、谷、代、晋、秦、庆、肃）军权更大，如宁王“带甲八万，革车六千”。后来的历史证明，此举不仅未能起到“屏藩王室”的作用，而且在他去世后，很快就引发了燕王朱棣起兵夺位的“靖难之役”。
　　其三，加强君主权力，废除丞相制。1380年，朱元璋诛杀左丞相胡惟庸及其党徒后，罢中书省，废丞相制，把中书省的权力分散到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主管一方面事务。每部设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直接秉承皇帝意旨办事。并下令：““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处以极刑。”
　　朱元璋的皇太子朱标早死，其次子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去世，皇太孙朱允炆即皇帝位，以明年（1399年）为建文元年，史称建文帝。他虽然顺利继位，但仅过四年，其叔父，朱元璋第四子朱棣便夺取了皇位。
　　尽管如此，明朝仍然立国276年，共传16位帝王。

朱元璋当上明朝开国皇帝后，就不遗余力地反腐肃贪，为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杀戮贪官最多的皇帝。有学者估算，在朱元璋当政的31年中，大约有10万到15万贪官人头落地。总结元朝灭亡教训，重典治吏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总结了元朝败亡的教训，认为纲纪废弛，官吏放纵，从而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了农民大起义，这是元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为此，他极力主张“立国之初，当先正纲纪”，用重典惩治“奸顽”。他曾说：“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基于这样的认识，“重典治吏”成为明代特别是明初为政、立法的指导思想。刑法：剥皮朱元璋——杀贪官最多的皇帝朱元璋当上明朝开国皇帝后，就不遗余力地反腐肃贪，为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杀戮贪官最多的皇帝。有学者估算，在朱元璋当政的31年中，大约有10万到15万贪官人头落地。当时，全国13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立杀！”在他对贪官污吏实施的刑罚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凌迟，把人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他发明了剥皮填草，就是将贪污官员处死后，把贪官的皮剥下来，然后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挂于公座之旁，供众人参观；他创造了一个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即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 鞭刑明初朱元璋反腐惩贪三大案空印案明初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府、州、县均需派遣计吏至户部，呈报地方财政的收支账目及所有朱元璋钱谷之数，府与布政使司、布政使司与户部的数字必须完全相符，稍有差错，即被驳回重造账册，并须加盖原衙门官印。各布政使司计吏因离户部道远，为免往返奔走，便预持盖有官印的空白账册，遇有部驳，随时填用。该空白账册盖有骑缝印，不做他用，户部对此从不干预。洪武八年(1375）考校钱谷书册，明太祖得知空印之事后大怒，认定自己发现了一个官员相互勾结、舞弊欺诈的泼天大案下令严办。致自户部尚书至各地守令主印者皆处死，佐贰以下杖一百，充军边地。与此案有关者多不免，被杀者达数百人。郭恒案郭恒案是明初一起重大贪污案，户部侍郎郭恒与中央六部及地方官员的勾结，侵吞税粮，寄存在全国各地，洪武十八年（1385年）被告发。朱元璋对他们严加惩处，将六部左右侍郎以下数百人处死，地方官员被牵连在下狱致死者数万人，追赃粮数百万石，是许多大中地主破产。欧阳伦驸马案 明朝为了控制西蕃少数民族地区，用中原地区的茶叶交换西蕃地区的马匹，把这个茶叶作为战略物资，严禁私自出口。驸马欧阳伦仗着自己是皇亲，让他的手下走私茶叶，这些人在地方上动用官府车辆，擅自闯关，不纳税、不服管，而且是任意捶楚把关的官员。地方守关的人不堪忍受，向朱元璋来报告。朱元璋得到这个情况以后非常气愤，把欧阳伦抓来杀掉，坚决处死。朱元璋严刑峻法重典治吏的措施朱元璋认为吏治腐败是严重弊病，“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因此，明初治吏的重点在于惩治贪官污吏。《大明律》，是中国明朝法令条例，由开国皇帝朱元璋总结历代法律施行的经验和《大明律》教训而详细制定而成。《大明律》适应形势的发展，变通了体例，调整了刑名，肯定了明初人身地位的变化，注重了经济立法，在体例上表现了各部门法的相对独立性，并扩大了民法的范围，同时在“礼”与“法”的结合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完善法律，健全体系针对官员的贪污腐败，朱元璋建立了一套由《明律》、《大诰》、《铁榜》以及律文以外的一些诏令，单行科条组成严密的法律体系。《刑律》为《大明律》的主体部分。其中专设了“受赃”门，规定犯“枉法赃”，官“八十贯，纹”，吏“一百二十贯，绞”。犯“不枉法赃”至一百二十贯杖一百，流三千里。同时规定：“凡监临官吏挟势求索借贷所部内财物者，并计赃准不枉法论，强取者准枉法论，财物给主”。若是执法御史及督抚这类的“风宪官吏”犯赃，加二等治罪。犯赃官吏，官除名，吏罢役，永不叙用。至于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的贪污行为，明律规定“并赃论罪”，并于犯官右小臂刺“盗官钱(粮)”字样，耻辱终身，赃四十贯处斩。明律对官吏索贿也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此外，明律还规定了对负有监察之责的都察院、监察道、在外按察的御史之官贪赃枉法的，要加重处罚。明太祖朱元璋编制《明大诰》做反腐教材。专设机构，强化监督朱元璋通过各种手段加强对官员权力的监督，借此防止和发现官吏贪污不法现象，从而予以重处。主要采取了如下几种手段、方式：一是设立御史台（后改为都察院），考察地方“官吏之贤否，政事之得失，风俗之美恶，军民之利病”，以“绳愆纠缪”，并逐步把七品监察都御史提升为正二品，另设六科给事中掌行政监察，与13道监察御使合称“科道之官”。二是定期考核官吏。分为以京官为对象的京察（6年2次）和以地方官吏为对象的“大计”（3年1次），考察标准有八项：“曰贪、曰酷、曰浮躁、曰不及、曰老、曰病、曰罢、曰不谨”以此处理有贪污行为的官吏。三是运用特务机构参与对官吏的监察和惩治，主要特务机构是检校，职责是“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以此暗中纠察贪官污吏。四是建立民拿害民该吏制度，以此借助人民力量监督腐败不法现象。洪武元年令：若官吏额外科敛，“许民拿赴有司，有司不理，拿赴京来议罪而枭令。”洪武十九年，又令说：“今后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民”，或“赋役不均，差贫卖富”或“造作科敛”，“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重典治吏，严惩贪污为了对贪官形成更大的威慑力量，明太祖朱元璋大量滥用律外重刑，刑罚手段令人发指。他下令各州县设立“皮场庙”，在众人围观之下活剥贪官的皮，然后实之以草，制成人皮草袋悬挂在官府门前，以示替戒。有人统计，仅《明大浩》载有案例的156个条目中，治吏者有128个，其中惩治贪赃官吏者占43个;多属于“株连人数多，且道杀最厉害的案件。”《明大浩初编》规定，官吏“贿路出人，致令冤者不伸，枉者不理，虽笞亦坐死”，《大浩三编》规定，官吏受赃而纵囚徒者，“本身处以极刑，络没家产，人口迁于化外。”此外，明太祖朱元璋还允许人民对“巧立名目，害民取财”的省、府、州、县官吏，“连名赴京状奏’，力图借民众力监戒和惩治贪官。洪武年间，仅贪污秋粮一案，贪官“系死者，数万人”。为何“我欲除贪赃官吏，却奈何朝杀而暮犯”“重典治吏”可能会在一时起到一定效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起初的威慑作用大大削弱，而且随着既得利益阶层的增多，反对者或明或暗地予以抵制，最后只好不了了之。正如朱元璋哀叹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却奈何朝杀而暮犯。”洪武年间最著名的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前后历时十四年，牵连至死的足足有四万五千多人，而后的空印案和郭桓贪污案再起巨大波澜，不但官员被严办了无数，追赃还波及到了全国各地的很多富户那里，导致大批富人破产。皇权的绝对权威性，导致铁腕反腐存先天弊端反腐行动是自上而下的，法外施刑的泛滥说明了朱元璋并无意于建立一种完善的、可以自行运转的律法体制，而更多的是着重制衡官僚集团，于是，合理有效的监察机制就更是不必要、甚至根本就不会让其存在。皇权所追求的是一种“一把手说了算”的制衡结果，追求这种结果自然也就不需要什么“程序正义”。于是，派系的斗争与博弈，往往会利用吏治作为幌子打压对手打击敌人。朱元璋作为权谋高手，当然成为各派系斗争的佼佼者与获益者。洪武年间最著名的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前后历时十四年，牵连至死的足足有四万五千多人，而后的空印案和郭桓贪污案再起巨大波澜，不但官员被严办了无数，追赃还波及到了全国各地的很多富户那里，导致大批富人破产----这让人禁不住怀疑：借此大量敛财之举到底是搂草打兔子的结果还是其本身就是当初的直接目的之一？反腐呈现扩大化和不确定性，利益成追求的恒久因素朱元璋的反腐呈现出明显的扩大化和不确定性特点，而反腐一旦牵涉了利益集团的博弈，难免会出现扩大化的趋势。尽管反腐会有一些腐败官吏受到惩处，会有一些为富不仁者受到制裁，也会使一些地方得到相对的太平，老百姓欢欣鼓舞，而究其原委，这些所谓“战果”却大多只是权谋斗争之下的副产品罢了。而扩大化又使反腐或多或少会带有了不确定性。每个人虽然有可能成为一场上层社会博弈的受益者，也同样可能被莫名其妙地牵连进去，成为受害人。由于诛戳过甚，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吏，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十九年(1386年)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期满的，往往未及终考便道到贬黜或杀头。用朱元璋自己的话说：“自开国以来，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设所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此种现象，不就说明了在朱元璋时代，反腐仅是一种工具，而非真正实行吏治吗？反腐缺乏标本兼治，酷刑严律只能是前"捕"后继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是，造成腐败的根本原因不是他的惩贪措施不严厉而是中国的贪渎文化过于根深蒂固。在传统中国社会，因为政治权力笼罩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对权力的制约乏力，腐败机会遍地皆是。而朱元璋的低薪制又加剧了腐败的蔓延。史称明代“官俸最薄”。正一品官月俸米八十七石，正四品二十四石，正七品七石五斗。合成银两，一个县令月收入不过五两，折换成现在币值，一千元左右。如果不贪污，大明王朝的官员们根本活不下去。 然而，朱元璋却从道德高度出发，认为官员应该不计报酬，敬业奉献；朱元璋相信暴力恫吓可以取代一切其他努力，造成一个绝无贪污的纯而又纯的世界的做法，面对强大的腐败传统、官员们糊口的生存权利，坚持着对惩贪工作的不切实际的高要求，就变得不切实际起来，变得没有自觉遵守的制约力。腐败现象难以根绝，就丝毫也不奇怪了。结语：反腐境界有好几个层次，只有严律酷刑让人不敢贪是不够的，还要有制度与监督使人不能贪、有待遇与责任使人不想贪，有自觉与道德使人不会贪，才能真正抑制贪腐之心、遏制贪腐之行。毕竟，惩处不是目的，制度保障和生活保证，辅以价值体现、精神满足，才是治理贪腐的根本之道。

全真教是道教的一支，是华夏文明的重要传承之一，但是在明朝，它却受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的打压，这是为什么呢？

全真教起源于金末元初，它的开宗始祖是金国统治时期的北方汉人，王中孚，后改名王嚞，号重阳子（即王重阳）。

王重阳

王重阳创立全真教就是在金国统治的山东一带。所以，全真教引起了金国各大阶层的注意。起初它只是在中下阶层传播，后来发展到了金国的皇室。金世宗、金章宗时期，还特意召见了全真教的当值掌教刘处玄和丘处机为其讲道，全真教得到了金国统治阶层的普遍认可，于是成为了一个大教，开始向周边的南宋和西夏、蒙古发展。

到蒙古崛起的时候，全真教成了炙手可热的一个宗教，它在中原地区的影响力非常大，蒙古和南宋为了从内部瓦解金国，都想将全真教拉拢过来。最终丘处机选择了蒙古，他还率领18名弟子，千里迢迢的跑到西域去见成吉思汗，为其讲解养生之道及长生之术。全真教得到了成吉思汗的高度认可，从那个时候起，全真教被蒙古人认为是中原的第一教。

丘处机和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的子孙们也对全真教关照有加，使得全真教在尹志平掌教时期达到了鼎盛状态。

但是，有时候，物极必反，月盈则亏，全真教的迅猛发展也引起了元朝统治者的猜忌。因此，元朝皇帝们开始慢慢打压全真教。到元宪宗时期，他利用佛教压制道教，使得全真教面临全面的衰退，逐渐走下坡路。

到了元末的时候，各地发生农民起义，烽烟四起，此时全真教的掌教落到了一个叫完颜德明的女真人手中，他是完颜阿骨打的后裔。在这种情况下，完颜德明选择了坚定不移的支持元朝统治者，他还在保护元朝最后一位皇帝（不算北元）——元顺帝逃亡的过程中战死。

完颜德明

朱元璋建立大明朝后，开始翻旧账，他对于全真教曾经的敌对立场感到非常不满，于是下达了《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规定全真教不得参与任何政事，只能以修身养性为主，并且限制它的传教活动，还下令全真教永世不得设掌教。

朱元璋

于是，全真教陷入一盘散沙的状态，分裂成了无数个小的派别（张三丰就是其中一支），没想到：完颜德明竟成了全真教最后一任掌教

因为全真教当初和朱元璋是对立的场面所以朱元璋容不下它自然会去打压。全真教其实也属于道教的一支就是我们熟悉的张三丰所创建的武当派也属于全真教被打压分散后的一个小派别。由此可见全真教在历史上也是有一定地位。

全真教由王重阳创建在元朝达到鼎盛时期。当初王重阳建立了全真教之后引起了中下层阶级的人的重视，但随着全真教的庞大起来也引起了一些贵族的重视。当蒙古族逐渐壮大起来时也把目光放在了全真教上，想要拉拢全真教一同对抗宋朝。而最终全真教选择了蒙古族，所以在蒙古族建立了元朝之后全真教也成为了被元朝认可的中原第一大教。

但是全真教的势利越大也越引起帝王的猜忌。于是在后来元朝的统治者不愿意再放任这股势利继续发展下去于是就利用佛教来压制道教，之后处处打压全真教。后来全真教渐渐衰退完颜德明成了全真教的最后一个统治者，到了元朝末期农民起义元朝的统治者无处可逃也是完颜德明保护了元朝的最后一个帝王。

因为全真教保护和维护元朝所以朱元璋内心不满。毕竟朱元璋和元朝是对立面他是推翻了元朝的统治才建立了明朝。但是全真教一直维护元朝和朱元璋对着干朱元璋也没有必要去让全真教肆意横行所以就不断打压。所以后来全真教彻底覆灭变成了一盘散沙最后分成了很多小支派，但朱元璋下令不允许继续传教所以也再没有发展起来。

全真教与当时的金人和蒙古人联系密切，并对异族提供帮助。
朱元璋建立大明朝后，开始翻旧账，他对于全真教曾经的敌对立场感到非常不满，于是下达了《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规定全真教不得参与任何政事，只能以修身养性为主，并且限制它的传教活动，还下令全真教永世不得设掌教。

这是因为朱元璋，他当时是非常的信奉佛教，对全真教，是完全不看在眼里，因为他想拉拢全真教的真人为他办事，但是全真教拒绝了，所以才要打压他们

明太祖朱元璋明明不反对宗教，为什么偏偏打压全真教，那是因为朱元璋就是不喜欢对全真教翻出了旧账然后就偏偏的打压全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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