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朝开国后，太祖朱元璋如何处理政治与宗教的关系的？

朱元璋加强皇权的措施~

朱元璋加强皇权的措施：撤销中书省和丞相，把相权分给六部，设殿阁大学士废行省，设三司,设立厂卫特务机构。
随着皇权的加强之后产生了君主专制政体。
君主专制政体又称君主专制或君主专政，是一种政治体制和政府形式，统治者君主（常称国王或皇帝）拥有统治国家和公民自由的所有权力而没有法律或法定的程序告诉君主如何行使权力，虽然有的宗教权威可能有能力阻止君主的某些行为。君主制是一种专制政体，君位采用世袭方式产生。

扩展资料
君主专制政体指以古代君王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它脱胎于原始社会后期的父权制。宗教祭祀与军事征伐是君主专制的头等大事，即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代中国的“王”字，有两种解释。
一是董仲舒的看法，参通天地为王；二是甲骨文中的“王”，为斧的象征，故而历史传说中的周公“负斧依南向而立”。在君主独裁制中，君主拥有最大的，一般来说无上的权利。大多数独裁的君主是世袭的，少数是选举出来的（比如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有时，在君主独裁制中君主不仅是世俗的首领，而且也是宗教的首领。
君主专制必然实行中央集权，但中央集权不一定要实行君主专制。在封建社会一般实行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君主专制必然被淘汰，而中央将继续存在。当前世界上如朝鲜等都实行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但都不是君主专制政体。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君主专制政体
百度百科—朱元璋

在历代著名帝王中，明太祖朱元璋与佛教缘分可谓特别深厚，其对佛教制度亦多有建树。朱元璋，濠洲钟离（今安徽风阳）人，自幼家贫，为地主放牧牛羊。元至正四年（1344年），淮北大旱，瘟疫流行，他的父母、兄弟相继去世，十七岁的他入皇觉寺为僧，后又作游方僧，在淮西的光、固、汝、颖诸州游历了三年多，对佛家的慈悲度世与忍辱苦行有深切的体会。公元1352年，郭子兴起义，他毅然投奔，身先士卒，得物均分，深受爱戴。郭子兴死后，他被推为首领，力量逐步扩大。在连年的征战中，他注意网罗各方人才，如儒宗宋濂，谋臣刘基、朱升等，在与陈友谅进行的决定性征战中，据说还得到了庐山僧周颠（一说道家神仙）的襄助。
　　由于早年的出家经历，朱元璋对佛法的立教宗旨与义理有着较为全面、透彻的了解，其护法护教的基本态度也是相当明确的。每见善信真修，他都由衷地赞叹。对于“隆冬之时，衣服颓靡，叠膝禅房，慕如来六年之苦行，意欲了心性以化世人，皆同善道”，虽严寒肌肤为之冻裂，亦不相告的“力修之僧”，表示了极大的尊敬（《明太祖集·卷十·明施论》）。对佛法日盛，殿阁庄严备具，亦欣然于怀。洪武中，特为诸王子选高僧为辅侍，“为诵经荐福。”（《明史·卷一四五·姚广孝传》）他在政事之余，也常“入寺中与禅者盘桓”，藉此舒解忧烦，“暂释几冗之一时”（《明太祖集·卷十四·游寺记》）。他广泛结交天下名僧，如曾被元顺帝赐以“佛日普照慧辩禅师”称号的楚石梵琦、赐以“寂照圆明大师”称号的金璧峰、以及中天竺僧具生吉祥、峨眉僧宝昙、普陀僧怀信等，均给以特别的礼遇，并常有诗文馈赠。
　　朱元璋仰重佛教的超拔与教化的功能，明朝开国之初，他“悯念四海兵争，将卒民庶多殁于非命”，认为“非佛世尊不足以度之”（宋濂《佛日普照慧辩禅师塔铭》），故于洪武元年秋九月、洪武二年春三月，两度诏请江南的戒德名僧，在蒋山禅寺作隆重的超度法会，并亲率群臣向佛菩萨顶礼膜拜。洪武三年，因对鬼神之事存有疑问，他又特别诏请了十六位大法师，馆于金陵大天界寺，援据经论，详析其理。其间禅宗祖师，世称明代“国初第一禅师”的楚石梵琦，预知时日，因缘示灭。临终前他沐浴更衣，跏趺书偈曰：“真性圆明，本无生灭，木马夜鸣，西方日出。”置笔对梦堂法师云：“师兄，我去也。”梦堂问：“何处去？”答：“西方去。”又问：“西方有佛，东方无佛耶？”他震威一喝而逝（至仁《楚石和尚行状》）。逝后龛奉四日，颜色愈明润，朱元璋及大学士宋濂等均为之嗟悼痛恻。当时朝廷禁止火化，礼部奏闻后，朱元璋特开僧家火化之例。禅师火化时，“送者千余人”，火化后，“牙齿、舌根、数珠不坏，舍利五色，纷缀遗骼”，“累累如珠”（同上），一时缁白瞻礼，朝野惊叹。
为整顿僧团秩序，防止僧俗混淆，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还制定颁布了影响深广的《申明佛教榜册》，要求各地僧司查验清理天下僧寺，欲还俗者听其还俗，使出家僧人恪受戒律清规，禅、讲、瑜伽，各归本宗。《榜册》中还详细规定了僧人诵经仪式和施主布施金额，并且严厉规定，“令下之后”，如果仍然“私有眷属，潜住民间”，必严惩以正视听。洪武二十七年，他又下旨敕礼部颁布了九条榜文，对僧人举止所应趋避自律之处，作了更为具体的补充规定，俾使境内僧人均能依此条例洁身自守，使世间“善者慕之”，“佛道永昌，法轮常转”（同上），利益邦国。
　　朱元璋很重视佛教经典的整理、流通与讲习，洪武五年，他召集江南名僧至南京，启建“广荐法会”，组织力量点校、刻印藏经，到洪武三十一年，共收录佛典一千六百余部七千多卷，史称“洪武南藏”。他还多次下诏命天下僧人讲习《心经》、《金刚经》、《楞伽经》，对禅宗在明代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他还常对佛教具体事务，如寺院住持人选、礼佛诵经之法、佛事仪规等亲加干预，见其对佛教的重视关心程度实非同一般。
四
　　朱元璋笃信佛家的因果学说，认为“定业难逃矣，果报昭然矣”（《明太祖集·卷十·修教论》），一生都很注重对佛学义理的研讨。他常喜欢与大学士宋濂等一起论究佛经奥义，剖理决疑，尤属意于般若经典，对般若真空的佛学义理有很深的理解.他还辨析梁武帝亡国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务本分，崇尚虚文，废国怠政，而非佛法之过。
　　朱元璋一生除亲著《集注金刚经》外，还御制佛教论文集《护法集》，写有大量关于佛教方面的诗文，收入《明太祖集》中的就有文章四十六篇，诗偈若干。其中对佛教去恶扬善的现实意义与辅政作用的阐述，常能发前人之未发，十分明智、允当，很有参考价值。

自明朝开国后，太祖朱元璋为完成其君主独尊的政治体制，对宗教采取了利用政策，不崇尚某一宗教，对教团严加检束，防止教团势力的发展，造成政治、经济上的损失。首先，不准正一天师品位超越帝王之上，洪武元年(1368)，张正常天师人观，太祖曰：“天岂有师乎？”下令改授正一嗣教真人称谓，免去“天师”尊称。洪武三年，又令“寺观庵院，除殿宇梁栋门窗神座案棹许用红色外，其余僧道自居房舍，并不许起斗拱彩画梁栋及僭用红色什物床榻椅子”。其次，清整教团，去其奢侈，洪武五年诏令僧道斋醮，泛恣饮食，有司严治之。同时，御注《道德经》，颁天下，令道众研习。《大政记》记载：“洪武七年御注《道德经》成，上谓儒臣，举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与‘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之类曰：‘老子所语，岂徒托之空言，于养生治国之道，亦有助也。但诸家之注，各有异见，朕因注之，以发其义’。”另外，禁止40岁以下男子、50岁以下女子出家人道，规定每3年发一次度牒，府郡40人、州30人，县20人，尽量减少逃避徭役者。据《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四年“令清理释道二教，凡各府州县寺观，但存宽大可容众者一所并居之，不许杂处于外，违者治以众罪。……命天下僧道，有创立阉堂寺观非旧额者悉毁之。”明太祖还设立道录司，掌管天下道士，在外府州县，则设立道纪司分管道士事。“内外道官，专一检束天下道士，违者从本司惩治，若犯与军民相干者，从有司惩治”，可见明王朝检束道士是严厉的。终明一世，均遵循太祖遗训，虽然出现过东派、西派的复兴，南方武当道的兴起，但道教的教团势力已如强弩之末，江河日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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