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资治通鉴》是帝王之书？

《资治通鉴》为什么被说是帝王之书？~

《资治通鉴》之所以被称之为帝王之书，是因为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他都是供帝王阅读的。
在形式上，编年体和纪传体相比，编年体更客观一点。虽然我国古代的正史，都是以纪传体为主。而纪传体也有其自身的特点，那就是能更好的记录下一个帝王将相原本的样子。但是由于历朝历代的撰史者不同，对于纪传体本身的真实性也存在一定的误差。相比较司马迁的如实记录，后世的很多官修史书。都大多其中包含着写书的人自己的一些意见，但是在形式上，编年体就是按照年份记载时间，地点，人物。《资治通鉴》的编写者司马光，根本无法在形式上加以太多的个人感情，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可以给帝王提供一个更客观，更现实的感觉，让帝王了解真实的历史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从而更好地治理国家。因此，在形式上，《资治通鉴》这种编年体可以被称之为帝王之书。
在内容上，《资治通鉴》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的一本著作。历史的发展总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而《资治通鉴》在书中想说明白的一个道理，便是打破一种偶然性，强调一种必然性。让历代帝王不要对任何的事情抱有幻想性。帝王久居九五至尊，自然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妇人之仁。在这种情况下，《资治通鉴》内容上，让皇帝明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让皇帝真正的做到心狠手辣，才能坐稳这个位置。因此它是有助于皇帝执政的。所以她也被称之为内容上的帝王之书。
综上所述，在形式上，《资治通鉴》的编年体体裁，被称之为帝王之书；在内容上，《资治通鉴》本身的历史必然性应该被称之为帝王之书。

首先从它的名字就可以窥见一斑——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那么谁来鉴往事以治道呢？毫无疑问是皇帝。宋神宗给他起这么个名号，也印证了它就是一本帝王之书。

其次从体裁看：我们在语文课本中常接触的文言文中，像《陈涉世家》、《曹刿论战》、《邹忌讽齐王纳谏》等，多出自纪传体类史书。而《资治通鉴》则不同，它采用的是编年体。编年体和纪传体有什么不同呢？纪传体的故事通常比较传奇，以人为坐标轴横向展开，重在描写个人事迹，它让读者知道某个时间段某个人物身上发生了些什么事儿。而编年体呢，则更多的是按照完整的时间轴来纵向叙述。用这样的结构来叙述，少了一些传奇色彩，不言而喻，是更加客观的，也是更加残酷的。《资治通鉴》采用这样一种结构方式，来让读者对整体的史实有一个更宏观的把握，对各种做法会产生的结果有一个更宏观的把握和参考。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编年体下是非成败因果相续一目了然，是非常现实的。而帝王治道，恰恰就需要这样一个长远的目光，一叶落而知秋，某项决定对将来有什么影响，每一步都必须慎而又慎。相比之下《资治通鉴》的叙写方式简直是为帝王量身打造的。在浩瀚如烟的历史长河中选取可供参考的案例编纂整理成册以资参考。

这么一来，就很好理解了：从最初书名的诞生，到最后完成，《资治通鉴》可以说是一个“帝王治道指南”。

由于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的目的是想要给帝王作为治国理政的参考指引，因此他在题材的选择上往往带有强烈的目的性。比如《资治通鉴》开篇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这一年周威烈王任命韩虔﹑赵籍﹑魏斯三位卿大夫为诸侯。古代礼法等级制度森严，天子统辖三公，三公督率诸侯，诸侯控制卿大夫，卿大夫治理士庶人。整个社会从上至下各守本分，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春秋时期虽诸侯林立，可是由于有礼法制度在，所以无人敢僭越。
司马光认为维护礼制是天子的本分，周威烈王却自己打破规则让韩﹑赵﹑魏三位卿大夫成为诸侯，此举正是造成后来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根本原因。所以在许多人看来没什么存在感的公元前403年，在司马光眼中却成了极为重要的年份。
类似这样的例子在《资治通鉴》中还有很多，比如汉明帝的马皇后在历史上不算特别出名，但司马光却用很大篇幅来描写马皇后是如何德冠后宫，成为中宫表率的。而历史上许多比马皇后更出名的女性在《资治通鉴》中却没有提及，因为那些女性虽然有很多为世人津津乐道的故事，但司马光认为这些事情毫无意义，所以不值一提。
许多人认为《资治通鉴》是部帝王之书，对普通人意义不大，其实这种观点并不正确。《资治通鉴》中的许多案例典故与我们普通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只有真正读过《资治通鉴》的人才会明白，这部编成于900多年前的历史书原来对我们现代人的生活、职场、经商竟然会有那么大的启发。

通读资治通鉴之后，我最大的体会是人不能对自己掌握之外的人或事抱有任何幻想。任何自我说服或者自我安慰的”应该会，应该不会”都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列代英明帝王无不如此，妇人之仁只会带来更大的损失和伤害。
特别体现在做决定上，一定要善谋善断，任何决定都是基于所掌握的信息和对形势的正确判断。通观中国历史，每个朝代建立者都值得研究，在他们身上都有很多相同的君主特质。每个君王都是靠战争起家，而在战争中，对形势的判断极为重要，用孙子的话说就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也就是要研究敌方情况，我方情况，还有地形友邻等外部情况，将整个态势了然于胸，并根据态势做出决断。但是对于老大来说，最主要的就是要建立起正确的战略方向，战略正确了，个别战役战斗失败才不会影响到整个局势的发展，当然，这里还要涉及到基本盘的问题，基本盘必须稳固。
先说战略的选择。先简单说说秦统一六国，秦朝的统一，是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的，对于秦朝来说，有一个优势就是打垮西边少数民族之后，主要找略方向就在东方，而当时制定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很好的分化了山东六国，使其每次合纵都以失败告终，而在东方，前期主要压力在于三晋和楚，当时要取得对三晋的战略优势，就得先解决楚国，把楚国的势力压缩到东边，使其不能轻易的和三晋联合在一起，要对楚国取得优势，就得拿下巴蜀，对楚国形成了西、南包围之势。解决楚国之后腾出手来解决韩国，长平一战，几乎倾全国之力拿下上党地区，从此对东方诸国特别是赵国取得了战略优势，后面的不过是时间问题。后期，楚汉争霸，刘邦的战略就是还定三秦，东向以争天下。不过项羽打仗实在太牛逼，在那个时代无一是其对手，刘邦是屡战屡败，最后僵持在荥阳一代。好在项羽政治不行，也就是战略还是差刘邦一截，树敌太多，被刘邦逐一拉拢，此时刘邦的战略主要是主力粘住项羽，韩信北上突围，英布、彭越游击于项羽后方，项羽手下无人，不得不亲自出马解决后方，可惜曹无咎不听节度，被刘邦突破了正面。光武帝时期亦然，先打下河北和河东，先向南最后向西。战略的选择不一而足，也不可完全照搬，每次都有其特点。
再说说基本盘，基本盘主要就是经济和人才。孙子曰日费千金。没钱很难打仗，钱来源于两个方面，自己的和敌人的，孙子还曰了，要取用于敌。当然，经济上主要还是来源于自己，要有稳固的大后方。上面说到的秦一方面是商鞅变法提高了秦国的生产力，另一方面打下巴蜀之后贡献了很大的税赋和人力，刘邦一直有稳固的关中，项羽后方一直不稳，光武帝有稳固的河北和河东，特别是河东粮草不断。那么在人上，更不用说了，秦国后期人才大多都是他国过来的，刘邦有三杰，光武帝有南阳一众豪族，朱元璋有一众濠泗兄弟，毛教员更是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毛教员说的好，政策定好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在人才问题上，作为领导者，对下属是什么样的尿性一定要心中有数，有的可用于心腹，有的可用于爪牙，有的只能是合作关系。心腹的选择更要慎之又慎，要能够控制得了，很多时候，心腹的反噬比敌人还要致命。当然，要能够控制下面人，没点手段是不行的，任何手段，不外乎赏和罚，但是在运用上却很微妙，用不好，适得其反。除此之外，能够让人团结在老大周围，捐妻子，冒锋刃，不过是为了有肉吃，没肉吃，空谈理想是不行的，也就是说要实事求是。更重要的还是要具备点英雄气概，何谓？刘四爷，刘裕，高欢，重八，教员等，都是出身寒贱，但天生有那一股子英雄气概，让人倾心相随。
以上可以看出，战略选择和基本盘的重要性。特别在战略上，可以好好看看《论持久战》。
在形式分析上，很多君王并不一定擅长，所以形势分析不一定是自己做的，但是决心必须是自己下的。在判断和下决心方面，不能由别人代劳，别人的选择不一定对自己最有利，形成依赖之后还有被取代的危险，也不能犹豫不选择，宁愿结果错了都不能给人优柔寡断的印象，那样便会拖延时机，最坏的影响是失去威信。当然，在决断上，个人性格起到很大的作用。刘邦在彭城被项羽打爆后，坐在车上一路往西逃，车上除了滕公，还有两个小孩，惠帝和鲁元公主，两个人可是他的亲生骨肉，逃命要车快，刘邦就毫不犹豫三番将两个亲骨肉踹下车，还好每次都被夏侯婴捡了回来，这样的决断力，才是最恐怖的。
能够正确做决断的基础，当然是掌握信息，所以建立直控的信息系统就很重要。孙子言”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这里不展开讲。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有什么用呢？其实用处还是很大的。

因为《资治通鉴》是历代帝王用来参考执行的资料百科，所以说《资治通鉴》是帝王之书；

资治通鉴这本书博大精深。里面讲述了治国治家这是有大作为的人，必须读的一本书。
古代人也知道读书的重要性。也知道读些什么书。这就是他们为什么选资治通鉴作为帝王之书的原因。

《资治通鉴》的历史地位极高，许多人将它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史家绝笔。自《资治通鉴》成书以来，它就成为历代帝王将相、军政要人的必读书。清初大儒顾炎武评价《资治通鉴》为“后世不可无之书”，曾国藩则称《资治通鉴》乃是“先哲惊世之书”。由于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的目的是想要给帝王作为治国理政的参考指引，因此他在题材的选择上往往带有强烈的目的性。比如《资治通鉴》开篇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这一年周威烈王任命韩虔﹑赵籍﹑魏斯三位卿大夫为诸侯。古代礼法等级制度森严，天子统辖三公，三公督率诸侯，诸侯控制卿大夫，卿大夫治理士庶人。整个社会从上至下各守本分，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春秋时期虽诸侯林立，可是由于有礼法制度在，所以无人敢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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