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资治通鉴》是帝王之书

《资治通鉴》为什么被说是帝王之书？~

《资治通鉴》之所以被称之为帝王之书，是因为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他都是供帝王阅读的。
在形式上，编年体和纪传体相比，编年体更客观一点。虽然我国古代的正史，都是以纪传体为主。而纪传体也有其自身的特点，那就是能更好的记录下一个帝王将相原本的样子。但是由于历朝历代的撰史者不同，对于纪传体本身的真实性也存在一定的误差。相比较司马迁的如实记录，后世的很多官修史书。都大多其中包含着写书的人自己的一些意见，但是在形式上，编年体就是按照年份记载时间，地点，人物。《资治通鉴》的编写者司马光，根本无法在形式上加以太多的个人感情，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可以给帝王提供一个更客观，更现实的感觉，让帝王了解真实的历史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从而更好地治理国家。因此，在形式上，《资治通鉴》这种编年体可以被称之为帝王之书。
在内容上，《资治通鉴》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的一本著作。历史的发展总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而《资治通鉴》在书中想说明白的一个道理，便是打破一种偶然性，强调一种必然性。让历代帝王不要对任何的事情抱有幻想性。帝王久居九五至尊，自然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妇人之仁。在这种情况下，《资治通鉴》内容上，让皇帝明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让皇帝真正的做到心狠手辣，才能坐稳这个位置。因此它是有助于皇帝执政的。所以她也被称之为内容上的帝王之书。
综上所述，在形式上，《资治通鉴》的编年体体裁，被称之为帝王之书；在内容上，《资治通鉴》本身的历史必然性应该被称之为帝王之书。

首先从它的名字就可以窥见一斑——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那么谁来鉴往事以治道呢？毫无疑问是皇帝。宋神宗给他起这么个名号，也印证了它就是一本帝王之书。

其次从体裁看：我们在语文课本中常接触的文言文中，像《陈涉世家》、《曹刿论战》、《邹忌讽齐王纳谏》等，多出自纪传体类史书。而《资治通鉴》则不同，它采用的是编年体。编年体和纪传体有什么不同呢？纪传体的故事通常比较传奇，以人为坐标轴横向展开，重在描写个人事迹，它让读者知道某个时间段某个人物身上发生了些什么事儿。而编年体呢，则更多的是按照完整的时间轴来纵向叙述。用这样的结构来叙述，少了一些传奇色彩，不言而喻，是更加客观的，也是更加残酷的。《资治通鉴》采用这样一种结构方式，来让读者对整体的史实有一个更宏观的把握，对各种做法会产生的结果有一个更宏观的把握和参考。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编年体下是非成败因果相续一目了然，是非常现实的。而帝王治道，恰恰就需要这样一个长远的目光，一叶落而知秋，某项决定对将来有什么影响，每一步都必须慎而又慎。相比之下《资治通鉴》的叙写方式简直是为帝王量身打造的。在浩瀚如烟的历史长河中选取可供参考的案例编纂整理成册以资参考。

这么一来，就很好理解了：从最初书名的诞生，到最后完成，《资治通鉴》可以说是一个“帝王治道指南”。

旧史学的服务对象只限于封建帝王官僚和知识分子,只写封建帝王一家一姓之兴旺圣衰,只写帝王将相个人的生平传记。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的念头起于做宋英宗侍臣之时。他说：“光承乏侍臣，尝从容奏旧史文繁，自布衣之士鲜能该通，况天子一日万机，诚无暇周览，乞自战国以还讫于显德，凡关国家之兴衰，系众庶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诠次为编年一书。”

英宗看完初稿后，认为很好，鼓励司马光继续编撰。于是司马光选拔助手继续编写，书名暂定为《论次历代君臣事迹》，这已经有点儿帝王教科书的味道了。英宗死，神宗立，神宗一眼看出此书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作用，可让君王从中借鉴经验教训，于是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自动笔写了一篇序言。

很明显，司马光写的《资治通鉴》，是专一给宋代帝王们编的一部提供治乱兴衰经验而又简明扼要的历史教科书。

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他把历史上的君主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创业之君，如汉高祖、汉光武、隋文帝、唐太宗等；守成之君，如汉文帝和汉景帝等；中兴之君，如汉宣帝等；陵夷之君是指那些“习于宴安，乐于怠惰，人之忠邪，混而不分，事之得失，置而不察，苟取目前之佚，不思永远之患”，使“祖考之业”日趋颓下的君主，像西汉的元帝、成帝，东汉的桓帝、灵帝，都属于这一类。在司马光看来，这类君主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那些乱亡之君，他们“心不入德义，性不受法则，舍道以趋恶，弃礼以纵欲，谗谄者用，正直者诛，荒淫无厌，刑杀无度，神怒不顾，民怨不知”，像陈后主、隋炀帝等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对于乱亡之君，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谴责，以为后世君主的鉴戒。

《通鉴》全书贯穿着封建的历史观，强调维护纲纪名分，主张维持现状，反对任何改革措施，认为德胜才者谓之“君子”，才胜德者谓之“小人”，规劝帝王只可任用有德之人等等。

为什么要编这样的书呢？道理其实很简单——给统治者（及其辅助统治的知识分子）准备的用于吸取历史上经验教训、以便有效进行统治工作的一部教科书。现在人不是喜欢编《什么什么实战案例》的书吗？这些书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帝王统治天下实战案例丛书”，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神秘莫测的所谓“帝王术”丛书。

中国的圣贤从来都不太喜欢自然科学的历史，而把政治（统治）历史看成天下唯一的科学，因为它对于现实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能够帮助帝王在政治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这样的认识从周代就开始了，统治者有他们这方面的精神财富——就是《尚书》,《资治通鉴》。后来，形成一个传统——颇具中国特色的传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统治者，无论是封建的（皇帝们）还是半封建的（蒋介石）还是半无产的（洪秀全等）、或者是纯粹的农民（朱元璋等），都将这样类型的书，作为自己统治天下的秘方。这样的历史书也曾经承担着包治中国天下的政治类“本草纲目”。 当然，它对于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文化心理和人格构成起到了非常巨大的影响作用；这种作用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日积月累，经年经甲子，如千年发酵的老酒，喝在中国统治者的肚里，扩散到他们的血液中，种植为一种本土统治特质。源于网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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