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器的人生经历

曹雪芹的人生经历~

曹雪芹(约1715 ~ 1764年)，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先世为汉人，很早就加入满洲旗籍，隶属满洲正白旗，为内务府的「包衣」(满语，奴仆)。祖居辽阳(辽宁省辽阳市)。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曾做过康熙的奶妈，祖父曹寅做过康熙的侍读。从康熙二年至雍正五年，曾祖曹玺、祖父曹寅，父亲曹顒、叔父曹頫，相继担任「江宁织造」达六七十年之久。「织造」是专为宫廷采办丝织品和各种日用品的官职，官阶虽不高，但是非皇亲不能充任。康熙六次南巡，有五次住江宁织造署内，其中有四次由曹家接待，可见曹家实为声势显赫的贵族世家。曹家又是书香门第。曹寅是著名的藏书家，能诗，曾主持刊印《全唐诗》。曹雪芹少年时代就在这样的家庭裏过著富贵豪华的生活。雍正五年(1727年)曹家因事被罢抄家，家道从此败落，全由南方迁回北京。后来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香山一带，长期过著「举家食粥酒常赊」的贫困生活，靠朋友接挤和卖画度日。就在这裏，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出《红楼梦》的前八十回，初题「石头记」。后来因为爱子夭折，他忧伤过度，加之贫病交迫，终於在壮年长辞人世。
现存《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高鹗所补。高鹗(约1738 ~ 1815年)，字兰墅，又字兰史，别号红楼外史，汉军镶黄旗人。 乾隆进士，在乾隆、嘉庆两朝，先后曾做过内阁侍读等职。他与程伟元合作写成后四十回，并由程伟元将前后合在一起用活字排印两次。虽然高鹗的续作，无论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比不上前八十回，但对《红楼梦》在南、北方的流传，起了一定的作用。
有些读者会抱著「自传说」去看《红楼梦》，即是把曹雪芹和贾宝玉看作一人，而把曹家跟贾家处处比附起来。不过有一点就是，作家多从个人的生活经验取材，加以虚构，创作出作品来，这跟自传说完全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从整体来看，并没有概说《红楼梦》全书都是自传。故此我们看《红楼梦》必须撇开这错误的「自传说」，才能得到比较正确的认识。江宁织造首先是曹玺做的。他的儿子名曹寅。曹寅有两个儿子，一个亲生的叫曹连生即曹顒；曹顒死了，又过继一个叫曹頫。曹雪芹是曹寅的孙，他是曹顒之子还是曹頫之子却不能确定。但本人则认为若说是曹顒之子，这个可能性要大些。据「雪芹为曹顒遗腹子」之说，初见於李玄伯文，又见於文学遗产第六十期王利器文。曹寅有曹顒、曹頫二子，若说曹雪芹为曹顒之子，年龄可以符合；若说是曹頫之子，曹頫在康熙五十四年 (1716年)奏摺上自称「黄口无知」，五十七年康熙朱批上说「你小孩无知」，可见那时曹頫的年纪的确很轻。雪芹即使说他整活了四十岁，生於雍正初元，距康熙五十七年不过三年，其为曹頫之子已不大可能；从积极方面来看，曹頫之子何人不见记载。近人多说曹雪芹是曹頫之子，不过用错误的「自传说」，从红楼梦裏贾政跟宝玉的关系推断出来，本不可信。
曹雪芹在十四岁以前还是过著无忧无虑、富贵豪华的生活。不过，好景不常，就在1728年曹頫丢官抄家以后，全家北返。曹雪芹的后半生都是过著清贫的生活，在这段日子裏，曹雪芹穷毕生精力著作《红楼梦》。后来曹雪芹却因抵不过丧子之痛而伤感成病，不到几个月他也死了(此时即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葬在北京西郊。
曹雪芹著《红楼梦》，又名《石头记》，现时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一般认为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此书被公认是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并在国内外形成一门称为「红学」的学问。《红楼梦》透过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及荣、宁二府等贵族之家的兴衰，反映出当时上层社会的腐化。主角都有鲜明的性格特徵，深入人心。结构宏伟严整，情节波澜起伏，充满生活气息，书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四百余个，成为后世家传户晓的故事。
创作了代表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最高成就的不朽名著《红楼梦》。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以精雕细刻的工夫，塑造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刘姥姥等一大批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刻画了一大批身份不同，命运各异的妙龄女子的形象。细腻、逼真地描写了大量的日常生活，借以发展故事，展开各种矛盾冲突。改变了中国古典小说向来不大重视人物内心描写的传统，深入、细腻地揭示人物的精神面貌和他们的内心秘密。

霸王别姬指西楚霸王项羽战败后与其宠妃虞姬诀别的历史故事。此一故事为中国著名戏曲曲目之一，后又为其他事物借用其典故。如：霸王别姬 (京剧)是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的首本名剧。霸王别姬 (小说)是香港女作家李碧华的小说作品。以及一部以《霸王别姬》小说改编的1993年获奖电影，由陈凯歌导演，张国荣、张丰毅、巩俐等主演。还有一部以此故事为背景的单机游戏。 另外霸王别姬还是一道以鳖和鸡作主要食材的菜色。电影《霸王别姬》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zhuī）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首《垓（gāi）下歌》是楚霸王项羽（前232年－前202年）被刘邦逼到垓下(今安徽省灵璧县东南)时，与宠妃虞姬所唱的曲。一曲既罢，虞姬自刎而死，项羽则率精锐突围，但仍被逼困在乌江，最后只留下“纵江东父兄怜而王(wàng，意动用法，以....为王)我，我何面目见之？”后也自刎身亡。项羽与虞姬最后的诀别，就这么成了传唱千古的凄美绝响。

1912年，王利器出生在四川江津一个富裕家庭中。父亲王章可是前清官员，参加过四川保路和反对洋教活动，在乡里颇有威望。老人家性喜读书，在家里购置了不少书籍，用有光纸印刷的洋版书，如赫胥黎《天演论》、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等；有用毛边纸印刷的土版书，如钟云舫《振振堂集》等。
王利器从小就在父亲的藏书楼上游玩嬉戏，耳濡目染之下，不仅激发了一生不懈的读书心，也培养出高过同辈的不凡手眼。
王利器的启蒙老师，是清代秀才刘昌文先生。在老师那里，他从《四书》、《五经》学起，到《古文观止》、《声律启蒙》、《幼学琼林》、《赋学正鹄》、《白香词谱》，后来又学习《纲鉴易知录》、《文选》、《古文辞类纂》等。先是死记硬背，等上了路，就开始试着提笔做文章，学习对对子、做诗、做四六、做律赋等。十三年的私塾教育为王利器日后的治学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4年，20多岁的王利器考入江津中学，正式接受现代教育。入学之初，三年级一位同学去世，学校举行追悼会，王利器代表一班新生送了一副挽联：
逢君却又别君，叹砥砺无缘，红树青山人已去；相见争如不见，恨文章憎命，素车白马我方来。
这副挽联文字典丽、对仗整齐，当时追悼会上送挽联者不下百余副，多有大人先生之妙作，但相形此联均略有不及，一时竞相传诵、声名鹊起。
王利器三年级时，适逢蜀学名家吴芳吉到江津中学当校长。吴芳吉是个非常勤学的人，每天早晨三点钟就起床读书，也要求全体学生同时起床自习。正是这样的严师督导，培养了王利器后来每天工作十个小时，积年不缀的审慎态度。当时，吴先生的校长办公室兼寝室正好在三年级学生寝室的对门，王利器经常和同学过去请益，发现吴先生案头总是放着两部书：一部《淮南鸿烈集解》，一部《杜诗镜铨》。受其影响，王利器也买了部《淮南鸿烈集解》来读，自己试着用水彩画红色来断句。 初中毕业后王利器进入重庆大学高中部，授课老师都是大学本科的教授，向宗鲁先生讲《清儒》，陈伟谟先生授英文，郭坚白先生讲代数，何鲁先生讲几何。当时，何鲁、文伯鲁、向宗鲁三人很是有名，人称“三鲁”，“三鲁”中就有二鲁在王利器所在的高中班上授课，王利器受益良多。
不久后，东北三省被日军侵占，北大、清华、交大受时局影响都没有在重庆设考区。王利器于是西上成都，考取了四川大学中文系。四川大学前身为著名的尊经书院，名师宿儒，汇聚一堂，蔚为蜀学中心。中文系以张颐为首，有龚向农讲《三礼》，林山腴讲《史记》，周癸叔讲词律，向先樵讲《楚辞》，祝屺怀讲《资治通鉴》，李培甫讲《说文》，赵少咸讲《广韵》，庞石帚讲《文心雕龙》，萧仲纶先生讲《诗经》，曾宇康先生讲《文选》……王利器游艺于众多名师之间，读书治学。
大学三年级时，向宗鲁先生从重庆赴四川大学任教。向宗鲁是一代名师，曾在成都存古学堂与蒙文通、彭云生、曾宇康诸先生共同学习，他对王利器的帮助很大。后来战事日深，四川大学为避敌机轰炸迁校峨眉，向宗鲁安排四年级学生写毕业论文。王利器写出了《风俗通义校注》一文。此一专著，不仅反映出他此时业已熟识校勘之法，具有了很丰富的典籍知识，而且也标志着他慢慢走上了校勘、考释古籍这条艰苦的学术道路。
上世纪四十年代，王利器考取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傅斯年先生，从此踏上了治学新阶段。问学古人、对策时贤，成了他在中央研究院的主要生活。而作为傅斯年唯一的一个研究生，入学三年之后（即1943年），他提交出一份优秀研究成果——《吕氏春秋比义》，共二十四册，约莫两百万言，荣获当时教育部颁发的最高奖。 1941年11月11日，王利器正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里闭门读书，忽然从四川峨眉传来了乃师向宗鲁先生逝世的惊人消息。噩耗传来，王利器悲痛不已。这时，远在巴县龙凤场小湾的向师母牟红仪女士也拍来了电报，希望王利器能去一趟峨眉，把向宗鲁的灵柩送到故里安葬。王利器立刻拿着电报向导师傅斯年先生请假，辞别赴川。
到了峨眉后，见过向先樵、程天放诸先生，办过交涉，学校补发了一个月薪水约三百余元，另发派一个校工老史陪王利器一道扶灵去小湾。但是，学校补发的微薄薪金仅够从峨眉到江津北岸中渡街的费用，包括租船费在内，而从中渡街到龙凤场小湾，还有好几十公里的旱路，因为要雇用不少挑夫，走这段旱路所需的费用将比水路行船更高。王利器把心一横，一行人在平羌江畔登上了船。船入大江，从道土罐过鱼叉寺，一路险象环生。历尽艰难到达目的地宜宾。这时，后面的路费又成了问题。
在此之前，王利器曾为重庆一个财阀写过墓志铭，获赠了一笔为数可观的润笔之资。他将这笔钱作为股金与几个朋友合伙在江津开设了创业银行。为解燃眉之急，王利器索性搭乘小火轮到江津，把全部股金抽出作后面的路费，又在横街子找到经营烟业生意的亲戚赵楚翘打点劳力。不久，他们组织起一班三十六人的苦力队伍，或抬灵柩或挑书箱，与老史和太公等会合后，浩浩荡荡地上路了。
见过师母和太老师，安置好灵柩，布置好了灵堂，此事才算完结。这段历时一个多星期，行程近五百多公里的艰难旅程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王利器忆起晋荀息的一句话：“死者反生，生者不愧。”时在成都的庞石帚先生听闻这件事，写了寄调《木兰花慢》以记之：
傍青峰望远，乱云外、故人稀。似海燕飘零，荒椽愁寄，残社须。征衣。对花溅泪，梦羌村、何地浣尘缁。眼暗黄垆旧影，鬓添明镜新丝。
峨眉。多事买筇枝，山鹤怪眠迟。剩灯床乱帙，礼堂谁写，穗帐空披。凄凄。一棺水驿，费侯芭、双袖万行啼。魂断平羌月冷，夜深来鉴虚帷。
词中以侯芭负土起坟，安葬杨子云事为典故，盛赞王利器“行芳而名高”。
浩劫过后惊人成就1945年毕业后，王先生被母校四川大学文科研究所聘为讲师，兼任光华大学教授。他把《淮南子》作为必读之书。每有所思，辄于书眉页脚之间兴酣落笔，积年来倒也颇有所得。有一次，他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刘殿爵所长之邀前去讲学。交谈之间刘殿爵问及“磬龟无腹”一语的出处，王利器很快根据《淮南子·览冥篇》找到了答案，令刘先生钦佩不已。
抗战胜利后，北大复校。王利器应北大之聘，回校任教，在中文系讲授校勘学及《史记》、《庄子》、《文心雕龙》等专书。此后他一面教学，一面研究，1956年后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下属的文学古籍刊行社工作。
1957年，王利器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还受到了多次的批判。一大家子从北大教授所住四合院中被赶出来后，积存多年的三万余册古书，其中有敦煌卷子、宋元善本、明清佳刻等，被抄没一空，几十年来抄录的数万张卡片也荡然无存。然而王利器却仍然一心著述。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利器先生平反了。当别人还在抚今追昔、感时伤世之际，王利器已经开始对自己旧稿的整理工作。他笑称自己是浩劫中的老运动员，也是人生路上的老运动员，要“将寿补蹉跎”，以勤勉不懈之功尽量挽救虚度的大好光阴。
于是，在学术殖荒之年，王利器竟陆续交出了十余部书稿：《文镜秘府论校注》、《九籥集》、《郑康成年谱》、《李士祯李煦父子年谱》、《越缦堂读书简端记》、《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等，其数量之大，质量之高，涉及面之广，在当时几乎无人能及，引起世人的惊叹。
许多学界同仁跟王先生开玩笑，说他这几年丰收了，成了“两千万富翁”，意思是说他发表的著述众多，起码有两千万字之多，堪称富翁。这个特殊的称谓迅速流传开来，一时传为美谈。但他之所以有此成就，是因为他甘愿在陋室书斋中闭门而读，与前贤往圣神意交接，也是因为他拥有如深渊大泽的心境，舍得抛下浮名抛下功利，投身平凡琐碎却扎扎实实的事业。正如王利器的字“藏用”和他为自己书斋起的名：“善藏其书，所以善待其用”。 “文革”之初，王利器受到不公正待遇和打击。他的一家从北京大学教授院被赶出来，家藏3万余册古籍也全部没收（其中不少是稀有的珍本书，如敦煌子、宁元刻本等），有的甚至被江青和康生巧取豪夺，归为已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先是说他走“白专道路”，是“反动学术权威”， 被关了三年多“牛棚”；后下放文化部“五七干校”，名为“接受再教育”，实为劳动改造，虚度了四年。他总以道家人生态度处世，“呼我为牛吾应之，呼我为马吾应之”，才幸免于更大灾难。
在向阳湖，王利器由于年纪偏大，下地干活少一些，多数时间留在食堂烧开水，他总算没拖垮身体。有时星期天自由活动，他便去甘棠买点付食，打打牙祭；有时从王六咀上船，花二毛钱过一次摆渡去咸宁县城，也挺有意思的。令王利器伤感的，是连里抓“五一六”期间，天天斗，“逼供信”，甚至打人打得惨叫，搞得人人自危，彼此防范很严。
相比之下，他最难忘的，是咸宁的老乡给了文化人许多照顾。例如，当地群众并没有把一下子蜂拥而至的陌生人当作什么负担，更没有视作对立面的“劳改”对象。初到干校，没有房子住，十几个人挤住一间大房子，睡统铺，老乡为给干校分忧，就一户户腾出自已的空房；干校人不会干农活，老乡便手把手教。就连有的老乡子女结婚，也会提前通知文化人，当“上宾”请吃喜酒。要知道，这种礼遇给“五七”战士们曾带来多大的精神慰藉！而文化人却没有回报什么，说心里话，对老乡是欠了账的，事后想起来仍然十分惭愧。
干校中期，王利器和一批“老弱病残”从向阳湖转到了丹江，他被安排和大翻译家金人住在一起，据说是出于特殊的考虑，因为二人以前不太熟悉，没有“共同语言”，便于军宣队管理。那时，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正在文艺界大受批判，译者金人感到十分压抑，心力交瘁，因病危住进均县人民医院。王利器被连里安排“陪住”，照看了好几天，但由于小地方条件差，医疗水平低，刚过花甲之年的金人很快便告别人世，连死因都没弄清楚。王利器在那里还记过一本日记，可惜后来没时间整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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