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故事化的定义

纪录片的故事化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1.纪录片故事化的含义
　　可以说，故事化是纪录片一个重要的叙事手法，只不过与虚构性剧情片编造故事不同，纪录片的故事来源于生活本身的现实素材，它依靠编导对于现实生活敏锐的观察力和分析力来推动叙事，以放大生活本身的戏剧元素，是一种运用电视表现手段对现实生活的创造性处理。
　　2.故事化与真实性的关系
　　现在，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故事化会不会影响真实性？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副会长刘习良指出：“纪录片是以镜头为主、解说为辅，真实记录自然、社会和人类活动的电视节目形态。”①可见，纪录片是对现实的记录，它的核心属性是真实的、非虚构的。纪录片对故事化叙事手法的引进，关键是看纪录片所反映的真实内容是不是适合故事化叙事手法。只要它的讲述是真实的，在纪录片中就同样可以使用悬念、细节、冲突、铺垫等讲故事的手法。
　　3.故事化是一种传播策略
　　伴随着电视节目商品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有不少人对纪录片故事化的叙事手法提出批评，他们认为：“故事”正在变成庸俗的词汇，“故事”意味着低俗的消遣，意味着随意编造。其实，这种对于纪录片故事化的批评有点多虑了。

电视纪录片是一种艺术地展现真实场景的纪实性节目形态，它通过调动各种电视手段，多角度地挖掘生活素材，通过纪实的“真”来表现生活。电视纪录片的魅力，就在于它讲述的是生活中的真人真事，透过凝练的生活，展示不同的人生，激起人们对自身及生存空间的审视。可以看出，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和灵魂，而故事性则是电视纪录片吸引和打动观众的重要因素。
　　一、纪录片的故事化
　　长久以来，人类对于故事的需求是永不停止的。从故事诞生开始，人类就以各种叙事形式在改编与更新它，不论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都已形成了本学科体系内一整套讲故事的技巧为人们耳熟能详，这就是已经论证和社会化的语言方式――讲故事。电视栏目纪录片同样推崇故事，
　　当然，故事性并不是经典纪录片创作的必要条件，经典纪录片里的很多类型也不依赖情节化而生存。经典纪录片从来是对故事模式极具反省与批判，它反对对现实作简单化和功利化的判断与阐释，它重视解读现实意义的暧昧、歧义与矛盾，它从不让现实去被情节模式裁减，这是经典纪录片的艺术力量所在，同样也是经典纪录片的小众化与精英意识使然。然而，与从不考虑收视的经典纪录片不太一样，将镜头下的公众生活视为一种文化消费品的电视栏目纪录片对故事的追求是放在第一位的。
　　二、情节化叙事
　　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纪录片故事化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情节化的叙事。纪录片里的“故事”不像故事片那样是虚构出来的，它是对现实生活的选择和概括。生活本身是发展着的，生活本身就具有许多的矛盾和冲突。当你把这些冲突和矛盾加以选择和概括时，就有可能形成既客观又完整的情节内容，这就是纪录片的情节化叙事过程。它依赖导演对于现实生活敏锐的观察力和分析力来推动叙事。
　　

一、“社会类”长纪录片佳作的主要创作特色

纵览本届长纪录片获奖优秀作品，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突出特色、共性与进步，一是节目内容更具“深刻内涵”；二是节目表述更注重浓厚的“人文关怀”精神；三是节目叙事方式更“多样化”。
1、 节目内容更具“深刻内涵”：
“用自己的思想去影响另一部分人的思想，用自己的话语权去影响社会舆论”。因此，中外的纪录片作者在拍摄题材的选择上及节目内容的主题思想表达上都颇费心血。
由湖北电视台张以庆编导的《幼儿园》和中央电视台王宇编导的《童年时我在流浪》在题材选择和节目内容对主题思想的表达上都做到了内涵深刻、发人反思、给人启迪。《幼儿园》和《童年时我在流浪》属同类社会题材，前者为儿童问题片，后者属问题儿童片。张以庆的《幼儿园》让观众在他营造的轻喜剧氛围中自然而然地反思时下我们国家、社会、学校、家庭所共同面临、应共同负责、需共同解决的幼儿成长教育中普通存在的弊病及问题；王宇的《童年时我在流浪》营造的悲情氛围令观众明确清醒地感悟到问题儿童的成长教育，不仅仅需要社会、政府、学校的关注、帮助，更需要良好的家庭环境。这两部片子的内容所反映和探讨的都是极其严肃的社会主流问题。
大连电视台李汝建的长纪录片《老宅2003》，纪录了在每个中国大城市都有的生活在最底层的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但是，透过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了中国社会一百年来的一个发展进程、一段历史、一种生存状态，老宅浓缩了我们现今时代正在发生的变化。虽然百年老宅在记者拍摄结束后已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而消失了，但本纪录片将老宅里的人和事、老宅所承载的生命印迹、老宅所反映的现实社会发展的一个侧面都定格在了历史的瞬间。长片组的评委们一致认为，本片并没有消极地去讲阴暗面，而是客观、真实地介绍了变化中的社会已影响和改变着老宅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我认为，这部片子区别于过去那种从表面去关注弱势群体的纪录片，它从独特的角度传达了其深刻的内涵。
中央电视台程勇编导的《你想要什么》用最简捷的社会调查式方法，随机采访了百余人，面对记者提出同样的问题，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职业、各种年龄的人们有着各种不同的表达，不仅为观众真实地展现了一幅现代社会的世俗画，更有意义的是透过人与人之间看似简单的提问和回答的背后，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较为丰富的内涵，从而使我们从一个侧面对当前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社会现实产生思考和感悟。
与反映社会问题类节目相比，让节目在思想内涵上更加深刻也表现在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重大时政事件进行报道的纪录片中。在众多表现去年“非典”事件的纪录片中，有两部优秀纪录片制作精良、内涵丰富、思想深刻。一部是凤凰卫视与北京电视台的4位编导联合制作的长纪录片《北京一日》，另一部是杭州电视台4位编导联合制作的长纪录片《呼吸》。两部片子以不同的表现形式纪录了在北京和杭州两座城市里发生的抗“非典”战役。在《北京一日》里，制作机构同时派出了五个摄制组奔赴抗“非典”中最受社会大众关注的不同层面，以一天从早到晚的时间为叙事方式，纪录了最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影响力的不同机构里的特殊人物的特殊故事，故事背后的内涵极富思想性和震撼力。《呼吸》一片采用备忘录日记笔体梳理回顾了那段特殊的历史。它选取大事件中发生的典型事例、典型人物为纪录对象，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地再现历史、叙述故事，它以三条叙事线索平行交叉而有序地介绍了主体：地方政府的危机处置机制；医疗卫生部门与时间赛跑挽救“非典病人”；被隔离群众的“非典”生活。该片叙事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节目内涵的丰富及深刻使其富有艺术的“生命力”。这两部节目的主题无疑对今天需要民族凝聚力有着积极的引导作用和影响。
2、节目表述更注重浓厚的“人文关怀”精神：
“最具人情味的作品最能打动人心”。在这个方面，本届获奖的优秀作品都有着共同的进步和突破。纪录片《幼儿园》里伴随着“好一朵茉莉花”那天使般稚嫩美妙的童声演唱，透过孩子们天真活泼的脸庞、两小无猜般纯洁的友情和充满童真、童趣的话语，创作者传达着人们对真、善、美世界的向往、怀念与追求；纪录片《童年时我在流浪》，我们从故事主人翁命运的变化之中，感受到了创作者不仅在纪录事件，而且还饱含着深切的“人文关怀”精神和真心、真情、真爱去救助流浪儿，以及呼吁社会改变不良社会现象的责任感、使命感。令长纪录片评委们特别欣赏的就是这种以平民的心态和平等交流的关系进行创作的工作方式。上海纪实频道江宁、姜伟编摄的长片《小小读书郎》里，我们同样感受到了创作者和节目故事所饱含的真心、真情与真爱。因为编导具有的爱心，才有可能抓住远离上海发生于福建偏远山区的这个拍摄题材，让人由衷地感悟到：虽然孤儿们被亲身父母所抛弃，但是有了许多富有爱心的善良人们的精心照料，孤儿不孤，她们身心健康。尤其是节目故事的结尾，画面上7个小女孩高高兴兴上学的背影，伴随着主人翁明修师傅起点题作用的画外音也极富社会教育意义：“培养她们上学，学好知识，好回报社会上这么多有爱心且帮助过她们的人”。属同样的题材，重庆电视台摄制的《陈小梅进城》是反映当今中国农村城镇化社会变革中，一个普通山区农家女孩求学成长史的命运变化故事，最打动人心的还是爱心传递和陈小梅懂得回报社会与父母“养育之恩”的传统亲情与美德。
3、 节目叙事方式更“多样化”：
一是人物传记片叙事方法有突破。由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艾辛编导的长纪录片《走近毛泽东》，找到了与以往不同的叙事手法和角度，一改过去人物传记片编年体的结构程式，将毛泽东一生经历的革命历史事件作为叙事背景，以平民化和生活化的视角，首次披露的一些珍贵的影像资料和一个个鲜为人知的“人性化”故事叙述，使观众感受到了伟大的人格魅力，让毛泽东从“神坛”上走下来了，从而拉近了领袖与人民的距离。这是“新影”已做的第5部有关毛泽东的人物传记片，它与同类型同题材的大型人物纪录片相比，运用了新颖的突破传统的叙事手法，这是本片最成功之处。
二是“社会调查报告体”的叙事方法使社会类节目更鲜活、更真实、更深入。纪录片《老宅2003》的作者在社会类题材的叙事手法上做了大胆、独特的镜头语言形态的创新和探索。该片运用“社会调查报告体”的叙事方式使内容更真实、更深入、更鲜活。作者采用的六个章节的“分段式”叙事结构，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老宅里几十户平民的生存境迁、生命步履以及他们努力追求美好生活的艰辛和愿望。他们主要采用了摄像和访谈由一人同步完成的创作方式，用跟移的拍摄方法，通过一个又一个的长镜头组合来纪录老宅里一家一户的生活。长纪录片的评委们一致认为这种用真心、真情、真感觉去创作的探索精神值得提倡，是纪录片创作手法“多样化”的有益尝试。上海纪实频道的梁子和干超靠自编自拍自己录音制作的《房东蒋先生》又是另一种风格的“社会调查报告体”的纪录片。拍摄者以租房者身份与被拍摄者房东蒋先生近距离接触，对蒋先生六十年的生活经历与心路历程做详细的调研，这种对特殊人物的纪录也从特殊的视角见证了上海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各种变迁。虽然这种与被拍摄者共同生活的体验式、调研式的创作方式早已在国外纪录片和电影故事的创作中运用过，但是在我国目前的专业纪录片人中还是少见的，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
三是“侦探故事片”的创作手法运用于法制纪录片，使节目更具可视性、娱乐性和说服力。由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祁少华编导的《狙击英雄》和该片姚宇编导的《血字》都属同类题材中创作手法新颖、独到的精品纪录片。《狙击英雄》在题材和创作手法上都面临极大的难度和挑战，主创人员找到了最成功的叙事方式和叙事结构，全片基本依靠“真实再现”来推进故事进程，其“真实再现”历史故事的水准很高，创作者对历史场景、人物历史形象及历史故事的叙述都按历史的原貌来设计、演绎，再现的真实程度几乎达到了“真假难分”的收视效果。近几年，以侦探破案为题材制作的纪录片很多，怎样才能做出新意、做出特点？纪录片《血字》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它突破了以往侦探片的叙述方式和拍摄模式，也是主要依靠“真实再现”来推进故事。我们认为该片故事构思严谨、结构巧妙，借用层层设置悬念再层层揭秘的侦探电影故事片的手法来展开和推进本片，讲述案情“一波三折”，使故事充满了悬念、猎奇、紧张、刺激等“娱乐化”元素而增强了“可视性”。
四是将“情绪线”作为一种主要的叙事手法增强作品的感召力。作为此次参评的优秀纪录片，每部片子都有其独到的讲述故事的表现手法，将人物的悲、欢、喜、怒等“情绪”作为一种明显的“内在”与“外在”叙事线索而形成独特的风格。该片99%的镜头都来自同一个屋檐下，故事要精彩也很不容易。张以庆找到了很好的“情绪元素”作为“外在”的叙事主线来影响观众的收视情绪。在纪录片《老宅2003》、《童年时我在流浪》、《小小读书郎》、《呼吸》、《北京一日》、《血字》、《新藏线上》 都有其令人感动的符合本题材的或明显或含蓄的“情绪”叙事手法的优秀表现。

二、“人文类”长纪录片呈现新的创作形态及发展趋势：

纵观本届参评的“人文类”题材的长纪录片，比往届同类作品也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与“社会类”题材的纪录片相比，特别优秀的作品数量还是较少。怎样将深奥的科学知识与多种电视艺术创作手法相结合，达到“寓教于乐”的观众收视效果？怎样找到“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完美的结合点？真正能够更多地进入国际评奖和国际市场销售的热门题材就是“人文类”和“自然类”纪录片，纪录、保存和挽救“正在消失的文明”的“人文类”纪录片也是我们应尽的职责。因此，我认为，更应好好地研究该类题材优秀作品的创作特点及规律，借鉴国际上成熟的、受观众欢迎的创作技巧，提高我国“人文类”纪录片的品质。尽管目前我国的“人文片”创作水平还有待提高，但我们对勇于参加难度极大的此类节目制作的机构和创作人员的探索精神还是非常敬佩。从此次参评的优秀“人文类”长纪录片来看，有以下两方面主要的、突出的创作特色。
1、注重并运用纪录片“故事化”的创作手法，融入大众“娱乐化”元素。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该类题材的创作风格还是比较多样的：有纪实性与科考性巧妙结合的创作风格；有将科学性与故事化、纪实性完美结合的；有运用“故事化”手法，基本靠“真实再现”讲述历史文化的。在此次的参评作品中，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宫一宁编导的《凤棺迷魂》不愧是现时中国“人文类”纪录片的精品。本片是历经9个月精心制作的考古纪录片，它大量使用了考古现场的第一手资料，从考古挖掘、考古发现、考古论证三个层面，追踪纪录了考古人员针对一座一千年前的契丹古墓的研究全程。本片讲述了一段曲析的考古经历，推测着一个契丹无名女尸神秘的身世和离奇的死因，从而再现了契丹古老久远的风俗与历史片断。为了避免一般考古题材拍摄的枯燥无味，将专业史学知识与平民视角找到最佳结合点，全篇以一个考古专家塔拉为主要人物不断地作问题的提出、猜测、解疑、定论等全部叙事过程，并且将“真实再现”的“故事化”情节与人物访谈中讲述的真实故事有机地融为一体，将“真实再现”的情景与考古科学研究中的发现以动画特技效果融为一体，从而形成视觉效果的互补、互动和冲击。
2、调动多种创作元素达到完美的整体艺术效果。
优秀的“人文类”纪录片不单是编导对故事的题材选择、独特叙事结构的精心设计，还表现在摄影、灯光、音效、音乐、电子编辑合成、播音等各工种的创作人员素质是否专业，大家在各个环节是否都共同追求高水准、高品质。《凤棺迷魂》除了有优秀的编导之外，还有优秀的摄影，考古过程的拍摄极其细腻，画面构图讲究，全篇的影调也可看出精心设计和处理协调，对人物及考古发现的文物灯光设计和处理也极考究，现场音效、音乐处理与内容很协调，音效设计增强了节目的“故事化”效果，电子特技的“三维”处理也使该片的“科学性”增强了真实、可信的说服力和可视性。与《凤棺迷魂》取材于同一考古事件的福建电视台社教中心编导赵勇、陈华伟制作的《一座古墓与一段消失的文明》，以纪实的手法为主要拍摄方式，以层层设疑、层层揭秘的编辑手法，让我们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历史文化知识。从福建到内蒙古的考古现场千里迢迢，创作人员对“考古”新发现的“人文类”题材的敏感性和以科考的视角认真的创作态度也令我们感动。陕西电视台编导田瑗、杨光、张燕菊共同编导的《复活》也属较优秀的关于考古的“人文类”纪录片，该片的创作人员花了几年的时间，长时间的、极有耐心和细腻地全程纪录了若干年来法门寺丝绸由中外专家联手进行的修复工程。叙事手法基本是全纪实的跟踪，但编导构思和摄像、灯光、音效也很讲究。新疆电视台纪录片部的编导宁照宇、何明摄制的《发现摩尼教洞窟》也以探索和发现的精神及眼光拍摄了这部考古性的“人文类”纪录片，编导主要用纪实手法来探秘和揭秘，摄影对画面的拍摄讲究。甘肃电视台高宏明编摄的“人文类”纪录片《沙石的话语》题材独特，画面精美，将纪实性和艺术性、知识性融为一体。片中一些奇特的事件和场面为观众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综上所述，我们为纪录片界越来越多的题材丰富、手法多样、内涵深刻、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感到欣喜，为一些制作人和制作机构在创作艺术上勇于创新的精神所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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