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间的差距是怎样形成的

~ 近代中国 日本，曾处于相似的困境中，都面临着内忧外患，贫困和弱小。然而，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到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已经大部分丧失，成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而日本却保持了独立，实现了工业化和近代化，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中日两国在受到西方列强侵略后，几乎同时开始了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社会变革。中国的洋务运动，日本的明治维新。然而，中日两国近代改革的效果却大相径庭。中国封建体制的束缚使得改革艰难前行，而日本展开了大刀阔斧的社会变革。
明治维新的指导思想是全面地向西方学习，从物质层面拓展到政治制度层面，实现了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日本政府派出使团考察欧美，深受启发。使团回国后，明治政府提出了学习西方文明、发展经济和富国强兵的三大政策，推动了日本的发展。
然而，在同一时期，清朝政府也向欧美派出使团，即蒲安臣使团。但这个使团的效果有限，对政府的决策，对国家的发展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中日两国当时的状态不一样，出现后来的结局也是必然的。为了实现学习西方文明、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目标，明治政府首先进行了三项改革：学制改革、官制改革和军制改革。这些改革的基础之上，日本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成为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
相比之下，同时期的中国在社会改革方面有着很大的差距。在教育方面，虽然办了一些新式学堂，但并没有动摇与改变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在军制方面，洋务运动期间，军制的改革十分有限。在官制方面，虽然李鸿章等曾提出改革，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多少实际的进展。
改革深度和广度的不同造成中日两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差别。当中国还在封建社会末期徘徊时，日本却逐步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
这些情况告诉我们，改革是多层次、全方位的，需要明确目标、把握全局、循序渐进、配套实施，才能取得最好效果。领导集团的态度和见识深刻影响着改革的进程和面貌。
在洋务运动中，主要是由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部分封疆大吏和奕欣、文祥等个别朝廷重臣发起和主持。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权力，使得洋务运动得以开展。然而，朝廷中存在着一个反对洋务运动、处处设置阻力的守旧官僚集团。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对顽固派的作用很大。慈禧太后虽然不是全盘否定洋务运动，也曾经支持过一些具体事情，但她的总体倾向是保守的。她最热衷的不是国家的振兴而是个人的权力，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相比之下，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集团是以明治天皇为旗帜，以改革派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为核心。他们通过西南战争排除了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保证了改革和近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明治天皇的突出优点是励精图治、身体力行。他在甲午战争前的1886年指出“立国之务在于海防，一日不可缓。”他还决定每年从皇室经费中省出30万元，补充海军军费，并同时决定从各级官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上交国库，用于制造军舰。这些做法不但增加了军费，也表达了最高统治集团的决心和气度，对全国的民心士气产生了很大的激励作用。
然而，在甲午战争前夕，慈禧太后却在挪用海军军费修建“三海”和颐和园。中国北洋海军的装备水平原本优于日本，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海军舰队，但由于关键几年停止发展，很快被日本反超。
除了最高统治者的腐朽，顽固派的牵制，洋务派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可以拿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一个比较。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和重要主持者，伊藤博文是明治中后期最重要的大臣。然而，他们对西方的了解程度、世界眼光都有差异。李鸿章没有跨出国门一步，而伊藤博文则有丰富的西洋阅历，对世界大势有广泛而深刻的了解。
最高统治者对待改革的态度，领导集团的能力素质，对于近代中日改革成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国家政权，开明创新的领导集团，有一批优秀成熟的政治家，有一个政令畅通、上下协同的干事环境，是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近代中日之间的差距就是这样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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