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秦此人的疑问

历史与文学的区别与联系~

历史与文学的区别与联系如下：
一、区别
1、定义不同
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称作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历史，或简称史，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诠释和研究。历史可提供今人理解过去，作为未来行事的参考依据，与伦理、哲学和艺术同属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成果。
2、表现形式不同
文学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最早出现的是口头文学，一般是与音乐联结为可以演唱的抒情诗歌。最早形成书面文学的有中国的《诗经》、印度的《罗摩衍那》和古希腊的《伊利昂纪》等。
欧洲传统文学理论分类法将文学分为诗、散文、戏剧三大类。中国先秦时期将以文字写成的作品都统称为文学，魏晋以后才逐渐将文学作品单独列出。现代通常将文学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类别。
文学, 是一种将语言文字用于表达社会生活和心理活动的学科。其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之艺术的范畴。 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记录和研究，又称为“历史学”，或简称“史学”。隶属于历史学或与其密切相关的学科有年代学、编纂学、家谱学、古文字学、计量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和新闻学等，参见历史学。
记录和研究历史的人称为历史学家，简称“史学家”，中国古代称为史官。记录历史的书籍称为史书，如《史记》《汉书》等，粗分为“官修”与“民载”两类。
广义上，“历史”可以指过去发生的一切事件，不一定同人类社会发生联系。在哲学上，这种含义下的历史称为历史本体，例如宇宙历史、地球历史、鸟类历史等等。
狭义的历史则必须以文字记录为基础，即文字出现之后的历史才算历史，在此之前的历史被称为史前史。与人类社会相关的历史，又可以称为人类史或社会史，而脱离人类社会的过去事件称为自然史。

二、联系
历史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文学不同于历史，文学源于历史，同时又虚构部分，同时加入作者的自己的感情因素和作者的价值观的影响，会对历史作出不同程度的改变，使得文学又更多的感情色彩。经过文学的加工，历史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同时历史又给了文学创作更多的源泉的灵感。
扩展资料
历史本身就有很好的文学性，因为历史中隐藏着许多文学性的奥秘。历史是一种天工，其中包含的因果和哲学奥秘，绝不会因为作家个人的情绪和价值观而发生变化。人们常说：“生活比小说更精彩。”生活就是正在发生的历史。
文学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做梦，就是作家通过虚构来营造一种梦境。另一个作用则恰好相反，不做梦，而是在细致地观察和了解事实之后，用文学更深刻、更形象地表现这些事实。
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说的就是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这恰好也是《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关系，《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之间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并不存在价值观的彼此对立和历史事实的全然不同
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是《三国演义》使用了很多有意思的文学手法，来表现《三国志》里面所记载的历史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国演义》其实就是一部历史书，它的历史学价值可以与《三国志》相得益彰。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历史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文学

20世纪80年代，“新历史主义”在美国的大学校园中崛起。“新历史主义”宣称一切关于历史的文本都相当于文学虚构（海登·怀特）。论者称“历史学家首先是一个讲故事者”，历史学家的敏感性在于从一连串的“事实”中制造出一个可信的故事的能力。而所谓的“制造故事的能力”，指的是，“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等——总而言之，通过所有我们一般在小说或戏剧中的情节编织的技巧——才变成了故事。”


西方在“新历史主义”出现之前，历史和文学要严格分家，历史讲理性和真实性，文学讲感性。在中国，对《史记》的研读，有人侧重于历史，有人侧重于文学。唐代韩愈把《史记》与《庄子》、屈原的楚辞、司马相如的赋并称为写作样板，此后人们常把《史记》当作文学来读。如此说，并不是为了炫耀中国人对于历史著作的认识超前于西方这么多年，而只是想在西方现代理论的比照之下，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史记》作为历史文本的文学价值。《史记》的文学价值，从技巧上说，无非是笔力雅健、气势沉雄，尤其在长篇传记中表现突出，如前文详细介绍过的《项羽本纪》；至于文章瑰伟壮丽或细腻生动，这在庄子等人的文章中也能见到。《史记》的文学价值，更重要的在于作者主体精神的高扬，就是他以受刑之身，满怀愤懑，灌注于自己的创作之中，以使读者感同身受：


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茅坤《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


司马迁对才高命蹇之人，如屈原、项羽，甚至游侠刺客都更具同情和理解。但司马迁又不是气量狭小的井底之蛙，他少年时的壮游、他的历史学家的家学与抱负，都使他常以天下苍生为念。《史记》关注的面极为宽广，《平准书》、《封禅书》、“货殖列传》涉及的是经济政治问题。《平准书》历来被认作是对汉武帝经济政策的批评，在他治下，原先殷实的国库开始亏空。汉武帝个人既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穷奢极欲，修宫室，巡郡国；又好大喜功，追求帝王的功勋，黩武开边，兴修水利与救荒赈灾也所费颇多。再加上社会上不良商人豪富囤积居奇，以个人营利为最高目的，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这些，都导致了汉武帝统治时期国家经济的衰退。但司马迁也看到汉武帝实行“平准”——调控物价——的政策的正面意义，打击了豪族与奸商对财物的垄断，使皇家财物增益的同时，也使汉家天下财富增益。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是从整个国家利益及百姓利益的角度来观照他的写作对象的。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说“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高”，“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我们看到司马迁所著历史在叙述个别的事的时候总是把它们放在一个巨大的历史时空中，比如写汉武帝的经济政策，联系的是整个汉朝成立以来的经济状况和走向；写帝王将相、写游侠刺客、写儒者文人，都放在他们各自的精神脉络中运行。所以《史记》是有着“诗”的品格的，20世纪中国伟大的作家鲁迅曾以这两句话向司马迁致敬：“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按照《史记》记载，苏秦和张仪是同时代人。但是当代出土的地下文物文献资料，却显示两人相隔百年。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信地下而否认地上文献？地下文献的可信度是否一定高于地上文献？我以为不能如此武断！
陈寅恪先生以为研究金石学必须通经研史。毕竟金石资料只是吉光片羽，没有把它们放在具体的经学、史学大框架内，是无法辨其真伪、断定其价值并将其有效利用。
还是要讲求王国维的二重考据法！判断地下地上文献可信度谁高，谁底？然后再做进一步论断！这事马虎不得！

葛兆光先生说：在“叙述”一词的涵盖和指称下，历史与文学的界限开始消失在“叙述”一词的涵盖和指称下，历史与文学的界限开始消失。当然，在著名的《史记》里我们能不费力地找到“文学虚构”的例子，像《项羽本纪》中关于“垓下之战”的故事，尽管它已经成了后来文学艺术中如“霸王别姬”、“乌江自刎”的原型，但人们也还是看出它的想象，而《苏秦张仪列传》中富于戏剧性的合纵连横，也在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发现的启示下，被人们指出这可能是历史叙述者的虚构，因为张、苏两人的时代差异决定了他们几乎不可能同台演出《史记》属于历史与文学尚未彻底分化时期的作品，它那种强烈的个人意识，使它并不完全追求所谓的“真实”，而更看重叙述的力量。。不过，这种出自叙述者个人的好奇而编造故事的风气，在后来的历史著作中仿佛渐渐被驱赶出历史学的门墙，历史学开始习惯于用严肃的话语书写着过去，它仿佛在宣称自己不是“叙述”而是“纪实”，就像历史学家愿意相信《唐书》对于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以及不得不信《宋史》中对于陈桥兵变的叙述一样，后世对于唐太宗作为英主的赞扬强化了兄弟残杀事件的合理性，而事件的合理性又强化了叙述的合理性关于这一段历史，可以参看宋代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七，４９-５３页，中华书局，1983后世苦于无法搜寻更多的史料对权威正史的记载提出置疑，因而只能承认黄袍加身不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戏剧而是顺天理得民心的举动，尽管它也让人想到欺负孤儿寡母的不正当。但是，正是在这种被认定为严肃和公正的叙述中，由于特定的视角、观念、立场以及语言而有意无意地选择、修正甚至扭曲历史的叙述，却用所谓的“真实”掩饰着它的“虚构”，用“洞见”掩饰着它的“不见”。
我查阅到一篇陈桐生先生的一篇论文。文章名为《20世纪史传散文》，刊登在2003年第2期的《陕西师范学报·哲社版》上。文章中有关于楼主所需要的信息。见同期杂志P106页。我转抄如下：
文物考古也给史传散文研究带来难题。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就是一例。该书共27章，其中11章内容与《战国策》及《史记》大体相同，另外16章为佚书，为司马迁、刘向所未见。《战国纵横家书》中有13章涉及苏秦，而帛书所载苏秦事迹与《战国策》《史记·苏秦列传》相距甚大。由此引起学者争议。一批学者根据出土的帛书否定《战国策》及《史记》的真实性。唐兰先生说：“（司马迁）没有见到关于苏秦的第一手史料，因而把公元前三世纪初的苏秦事迹，推到世纪末，把张仪、苏秦的时序改为苏秦、张仪；五国伐秦成了六国合纵，还推早了45年（前333-228），时序既差，事迹中既有弄错的，又有假造的，他的《苏秦传》成了小说了。”杨宽、马雍、郑杰文也赞成上述意见。但赵生群却认为，《战国纵横家书》与《战国策》《史记》相关的11章，有的与《战国策》《史记》分歧矛盾，有的与《战国策》《史记》互有异同。司马迁、刘向都见到过有关苏秦的活动的不同史料，只不过他们在著述和校书时做出了决者，确认苏秦合纵在前，张仪连横在后，苏秦为兄，苏代为弟等重要史实。司马迁写战国史所依据的史料，除了《战国策》之外，尚有《秦纪》，各国史记，《苏子》与《张子》等书。而刘向校书的所依据的史料有《苏子》《张子》及战国纵横家游说的资。这些资料中的任何一种，可靠性都不在《战国纵横家书》之下。他的结论是：《战国纵横家书》中的16 章无主名的作品多与苏秦无关而帛书中有关苏秦的记载则是托名重言。应该如何看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在没有其他争议的情况下，地下出土文物确实可以作为最高的第一评判标准。但是具体到战国秦汉之际，就要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战国纵横家书》出自纵横家之手。战国纵横家从来就不是一个严肃的著述群体，铺张扬厉、夸大其辞正是他们惯用的手法。至于是否对历史负责那就不在他们考虑之列了。因此无论是经过刘向整理过的《战国策》还是该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都会有真伪并存的问题。《战国纵横家书》所记载的史事真实度不会比《战国策》高出多少，如果以《战国纵横家书》作为评判真伪的唯一标准很可能会误事。
另：唐兰先生晚年的最后工作就是整理马王堆出土的文物文献资料。他的论文集中应该会有详细的信息。你可以参看。还有70年代的《文物》杂志中有不少考古发现的报道

　苏秦，字季子，东周(公元前317年前)洛阳轩里人据（今洛阳东郊太平庄一带），战国时期的韩国人，是与张仪齐名的纵横家。可谓“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熄”。他出身农家，素有大志，曾随鬼谷子学习纵横捭阖之术多年。
　　与赵秦阳君共谋，发动韩、赵、燕、魏、齐诸国合纵，迫使秦国废帝退地，至乐毅破齐前夕，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苏子》三十一篇，今佚。帛书《战国策》残卷中，存有其游说辞及书信十六篇，与《史记》所载有出入。
　苏秦很想有所作为，曾求见周天子，却没有引见之路，一气之下，变卖了家产到别的国家找出路去了。但是他东奔西跑了好几年，也没做成官。后来钱用光了，衣服也穿破了，只好回家。家里人看到他趿拉着草鞋，挑副破担子，一付狼狈样。他父母狠狠地骂了他一顿；他妻子坐在织机上织帛，连看也没看他一眼；他求嫂子给他做饭吃，嫂子不理他扭身走开了。苏秦受了很大刺激，决心争一口气。从此以后，他发愤读书，钻研"周书阴符"，天天到深夜。有时候读书读到半夜，又累又困 ，他就用锥子扎自己的大腿， 虽然很疼，但精神却来了，他就接着读下去。就这样用了一年多的功夫，他的知识比以前丰富多了。在有所收获后，重新出游。至秦，不被用。正好遇见燕昭王广招开下贤士，苏秦入燕，深受燕昭王信任。苏秦认为，燕国欲报强齐之仇，必须先向齐表示屈服顺从，将复仇的愿望掩饰，赢得振兴燕国所需的时间。其次，要鼓动齐国不断进攻其它国家，以防止齐国攻燕，并消耗其国力，为此，他劝说齐王伐宋，合纵攻秦。公元前285年，苏秦到齐国，挑拨齐赵关系，取得齐愍王的信任，被任为齐相，暗地却仍在为燕国谋划。齐愍王不明真相，依然任命苏秦率兵抗御燕军。齐燕之军交战时，苏秦有意使齐军失败，五万人死亡。他使齐国群臣不和，百姓离心，为乐毅五国联军攻破齐国奠定了基础。之后，苏秦又说服赵国联合韩、魏、齐、楚、燕攻打秦，赵国国君很高兴，赏给苏秦很多宝物。 苏秦得到赵国的帮助，又到韩，游说韩宣王；到魏，游说魏襄王；至齐，游说齐宣王；又往楚，游说楚威王。诸侯都赞周苏秦之计划，于是六国达成联合的盟约，苏秦为纵约长，并任六国相。回到赵国后，赵王封他为武安君。秦知道这个消息后大吃一惊。此后十五年，秦兵不敢图谋向函 谷关内进攻。
　　苏秦先仕于燕，其主要活动是，离间齐、赵关系，以减轻齐对燕的压力。又和赵李兑共同联合五国以攻秦，后来他又离燕至齐，受到愍王的重用，但苏秦仍忠于燕，暗中为燕效劳。他所采取的策略是劝齐攻宋，以转移齐对燕的注意力。于是燕昭王派乐毅突然出兵以攻齐，齐因措手不及而败于燕。苏秦阴与燕谋齐的活动至此而败露，齐处以车裂之刑，这在战国晚期是轰动一时的事件，在许多当时人著述中都有反映，如山东银雀山出土的竹简本《孙子兵法·用间》，里面有“燕之兴也，苏秦在齐”的话，又如《吕氏春秋·知度》，说“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这些记载表明，战国时人都知道苏秦为燕而仕齐，最后使齐亡而兴燕，但他自己也为燕而作出牺牲。苏秦在战国晚期名声颇大，《荀子·臣道》把“齐之苏秦”和“楚之州侯”、“秦之张仪”相提并论。西汉时，苏秦仍受人称道，如《史记·邹阳传》赞扬他能成为燕的忠臣。《淮南子》也多处提到他，并肯定他有知权谋的长处。司马迁以为苏秦在“连六国从亲”的过程中，显示出他的才智过人。

出土的更有说服力。。
刚出土的很好的诠释了当年的历史。。
而史记上所记载的东西已经过了上千年了。。
有点变动也难说

---

关于苏秦此人的疑问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