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列举一些我国在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突出的管理思想或实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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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列举我国历史上的杰出管理思想或实践。并就你感兴趣或最熟悉的一部分内容加以简速~

曹操。不拘一格广纳贤才,只要你有才,你是个人渣他都要你。

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治人” 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论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这种观点和儒家的哲学是分不开的,儒家有一句话很能反映这个哲学。“天地之性人为贵”。所以贵人的思想是儒家的一个根本观念。在儒家看来,天地之间只有人是最宝贵的,是万物之灵。这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把人看成社会的最重要的财富有关,那时是以人口的多少来反映国家的强弱。所以在儒家看来,一切的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 既然是管理人,那么就要对人进行分析。首先是对人性的假设。在中国的古代就有对人性的假设,性善论是孟子的主张。孟子认为,从人的天生的本性看,人是可以使之成为善良人的,至于人的不善不能归于他的本性,这是由于后天的各种原因使他的善良的天性被掩盖起来了。另外,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而且一个人对于善,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去追求善,则善就会丢掉,而表现出来的是恶。至于恶的产生有两种情况,一是来源于耳濡目染,另外是追求感官刺激的结果。如果人能把握住这两道产生恶的来源,人通过自我的追求就能够达到善的目的。 儒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荀子则主张“性恶论”,他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生来就是这样的叫做“性”,由于人的本性是相调和而产生的,是由于人和外界事物相接触而反映的,经过后天的努力或者社会教化就自然而然是这样的,这才叫做“性”。荀子的性恶论是直接为儒家的“礼”而服务的,也就是说荀子不是和孟子进行争论,而是在于为实现国家的管理活动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因为人的性是恶的,所以,作为圣人的管理者们,必须对一般的老百姓进行正确的引导、教化和管理,这样才能使之从善,才能把国家管理好。 儒家对于人性的假设好象和麦格雷格(1960年)的关于人性的“X”和“Y”理论相似。这里确实是有共同的地方,但是也有许多不同点,一是社会环境的不同,一个是封建社会,一个是资本主义社会;二是应用条件不同,一个是为社会管理或者说为政治统治而服务,一个是为企业管理服务。从理论的深度来说,X和Y理论偏重于人的行为的研究,基本上是属于人的行为科学研究的范围,而儒家的性善、性恶理论是偏重于道德。从管理的对象来说,X、Y理论是着重于被管理者行为的研究,而儒家的性善、性恶理论是着重于整个国家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道德的研究,而且是偏重于如何管好管理者的理论。至于恶的来源,麦氏理论认为是由于管理当局的组织方式和控制方式而引起的,只要改变这些,就可以改变人性。而儒家的理论认为人的本性是来源于天生的,而改变人的本性主要是靠人自己的努力。 儒家在对人性的假设方面和对人性的改造提出了相当多的见解,认为人性的改造主要是通过自身的修养来解决,儒家是提倡天人合一的。一个人最高的奋斗目标是做圣人,并提出向此目标奋斗的途径。尤其是孟子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和他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后人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关于人性方面还有马斯洛的“五个层次需求”理论。纵上所书,对人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道德修养和行为。儒家学派偏重于道德修养,西方理论偏重于行为研究。在企业管理过程中这两个方面都要兼顾并有所区分,我们的观点:对于高层管理人员可以稍偏重于道德修养,对于基层人员可以偏重于行为。根据现代心理学的研究,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人做事的目的无非有两个“逃离痛苦,追求快乐”,现代社会更趋向于人们的这种心性,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对人的判断注重以上两个方面,“价值逻辑”不失为一个比较公平的法则。因为企业存在的价值就是“利润最大化” 儒家对组织的独到认识 第二个方面是由谁来管。劳心者治人,劳心者通过什么来管理呢?荀子认为,就人类而言,论力气比不上牛,论行走比不上马,但牛和马都为人所役使,这是为什么呢?他的回答是:“人能群,彼不能群,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在中国2千年以前就明白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能群——分——义,群是建立组织结构,分是实行分工,而人之所以能建立组织结构和实行分工合作的根本原因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义”。 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礼和义,认为这是达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对于礼和义,儒学理论都有较多论述,当群建立起来后利用分来进行分工,再用礼来规范,用义来和谐,使之达到良好的组织运行。 荀子认为:人们生来就有无穷的要求和欲望,有欲望而不能满足,则不能不去追求,追求而没有一定的限度,则不能不引起争夺,一有争夺就会引起混乱,一有混乱就会导致贫穷。国家的管理者为了制止这种混乱的局面,就要制定礼和义,划分等级,以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从而使人们的欲望不至于因为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满足,物资也不至于因为人的欲望而用尽。这就是儒家对于由谁来管理和通过什么管理的要旨。 儒家的“为政以德”和“仁政思想” 第三个方面是怎样管理,儒家的回答是“仁”、“德”和“礼”。仁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对于仁的解释也是在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解释。但是其主要的内容有这样几点:首先就是能够身体力行的人才能称上仁,才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在回答他的弟子时,在不同的时候有着不同的回答,第一次回答是“仁者爱人”,第二次回答是“仁者先难而后获”,第三次则更为具体了:“居恭处,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也就是所谓的仁既是对自己与他人都能诚实相待的生活方式,也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则。还有“刚毅木呐,近仁”,所指的是人在刚直坚毅而又不欲求表现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这样便愈来愈接近仁。这就是说,人要有一种为集体的刚毅精神,但是又不去追求个人的表现。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仁的管理方法:一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其他人;二是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必须要有一种爱心,而且还要知道干什么事都会遇到困难,克服了困难然后才会有收获;更为重要的是人在一个集体中活动,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才是一种真正的仁。在孟子看来实行“王道”和推行“仁政”是一种理想的社会。他认为:凡事以民生安定为第一位,这是实行王道政治的第一步,只有人民生活安定了,社会才会稳定。王道上位者本身具备“德”,再将“德”推广,教导每个老百姓的方式,也就是说与国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管理模式。 儒家管理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德”。“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在孔子看来,管理者要讲求道德,以之作为自己的治国方针,这样自己就可以取得无为而治的效果。这就像将“德”放在北极星的位置上,其他的人都是围绕着它而运转的。因此在儒家看来,要治理一个国家,只要集中精力制定和带头实行好的道德规范,就足以把国家治理好了。在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是唐朝的魏征提出的作为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必须要考虑的 10个方面,即《十思疏》,全面地提出了领导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这对以后儒家“德“的管理思想起着重大的作用。这10个方面是:1)领导者一有欲望就要想到应有所克制;2)将有作为,就要想到如何安定百姓;3)位居高位,就要想到谦虚谨慎;4)担心自满,就要想到江海容纳百川;5)游玩安乐,就要想到世间事物不可能全部享受;6)担心松懈,就要想到凡事都应有始有终;7)担心闭塞,就要想到虚心听取下属的意见;8)打算赏赐,就要想到不要因为一时之喜而滥赏;9)担心谗言,就要想到修正自身以远避小人;10)打算惩罚,就要想到不要因为一时之怒而滥罚。 孟子还具体说明了德治是使王道得到较好管理效果的原因:恃仗实力来使人服从,人家不会心悦诚服,只是因为他的实力本身不够的缘故;依靠道德来使人服从的,人家才会心悦诚服,好象孔子的72位大弟子都诚服孔子一样。所以儒家的管理思想就是通过德治的力量使人心悦诚服,这样,天下无不心服地归顺于王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主要是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管理的。在儒家看来,道德教化是一个国家管理的重要前提之一。要想使一种政治措施能迅速地推行,管理者就要以身作则;要想使广大人民迅速地归附,这种归附是心悦诚服的,那么管理者就要道之以德才行。这是要求管理者通过自身的模范行为,把一定的价值观念,灌输到组织成员的头脑中去,使之转化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的行为,不是通过外在的而是通过内在的把人性中的最积极的东西调动出来,实行内在的管理自我控制,来达到管理的目标。 但是儒家并不是不讲外在的管理规则,他们用的是“礼”,即所谓的“齐之以礼”。所谓的“礼”就是:先王秉承上天的意志而指定,目的是为了治理人间的事情。所以,礼一定是来源于天,见效与地,贡献与鬼神,而表现在丧、祭、射、御、冠、婚姻、朝见、聘问等各种礼仪中,所以圣人按照礼来行事,天下国家就可以得到治理。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礼”实际上是社会各种活动的一项规则,是社会的一种控制手段,其本质是在于规范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使得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这样才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这是一种外在控制,但是儒家的礼的外在的控制和西方的控制是有所不同的。 孔子在《礼记。礼器》中说了一段话。大意是:礼所以以多为贵,在于它是人心之外的规范,人们的道德规范可以施之于万物,礼仪宏大,万物广博,如此怎么不以多为贵呢?所以君子乐于将礼发扬。礼所以以少为贵,在于它来自人们的心灵深处,人们的道德观念至精至微,天下万物都无法与之并驾齐驱,如此怎么不以少为贵呢?所以君子独处时十分谨慎。从孔子的话看,礼既以多为贵,又以少为贵,既来自外力,又发自内心,这其中的奥秘全在于礼必须以德为核心,以德为转移。君子乐于将礼发扬是把内心的道德自觉推广到外在的行为规范;“君子慎独”则是把外在的行为规范诉之内心道德规范,这样,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感化和规范化,内在控制与外在控制就巧妙地结合起来了。 总之,儒家的管理思想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其管理的终极目标,以管理者的自我修养为管理的前提条件,对人的内外控制,以德而使之转化为诚服的臣民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法来施行管理的。这整个的儒家的理论体系无处不体现了如何成为管理者(统治者),如何当管理者,管理者又应如何管理,这是一个十足的做官理论体系。它对封建统治者的统治确实提供了有利的管理武器,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主导文化理论,确实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性的后果。试想,所有的国民,都向仕途这条路上挤,当上统治者的毕竟是少数,而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却再也没有出路了,其结果是必然形成了一种中国特有的国民劣根性。另外,儒家的学说,从来没有提到效率和发展生产,这就给中国几千年的生产力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作为一个指导全国的文化体系却不能提高生产力,这不能不说是儒家学说的一个悲剧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有灿烂文化的民族,无论是在古代、近代还是现代,我过实践了许多优秀的管理思想。遗憾的是,这些管理思想因为缺乏系统化的整理和提炼,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引人注目的理论。你能列举一些我国在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突出的管理思想或实践吗?

你好,我来为你解答:
儒学对中国的影响
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这种影响在短期内不会消除。不过由于中国大陆官方意识形态等种种原因,许多人仍无法纠正对儒家的偏见,以至儒教无法在中国大陆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
不少人仍然认为“儒家思想”是“四旧思想”而需要破除,这和韩国对儒教致力保存过去文化的态度截然相反。形成儒教发源于中国却昌盛于韩国的尴尬局面。不过由于道德败坏等各种社会问题的日趋严重,少部分良知者已重拾起这份民族的宝贵遗产,中国大陆学者目前正努力编篡《儒藏》(藏,音zang4)以弥补历史遗憾(三教中,道教有《道藏》,佛教有《大藏经》,惟儒教无自己的经藏),传承和弘扬儒学。儒教对中国人的正面影响要多于其负面影响。
1、 汉朝兴起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551 BC – 479 BC) 已死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的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
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 2、历代变迁
汉朝以后,历朝历代四书五经被无数次修订,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学在魏晋时期演变成玄学。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现在所说的儒家思想,绝大部分来自宋朝(960 AD-1279 AD)的文献。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思想产生了很大的束缚。直到五四运动才取消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8)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9)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10)清初:
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
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
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3、 近代的研究和发展
现存的儒家思想(不同于孔子的思想)作为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将阶级视为人类社会的基础,鼓吹封建道德观,强调通过个人的自我约束,而忽略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西方学者认为儒家思想是亚洲国家难于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
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
(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
(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
(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儒学在东亚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韩国社会后,各种社会问题有所增加,但是韩国政府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朝鲜,早在公元1世纪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诵《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这说明儒学早已传入朝鲜。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高句丽于372年设立太学,传授儒家学说。百济于4世纪建立儒学教育制度。儒学在新罗传播,大约在6世纪。新罗统一后,进一步发展儒学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学,置博士、助教,招收贵族子弟传授儒家经典。为了推动学习儒学的热潮,国王甚至亲“幸国学听讲”。与此同时,还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状元,出现了一些著名儒学者,如强首、薛聪、金大向、金云卿、金可纪、崔致远等。
高丽王朝建立后,在首都开城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乡校,广泛推行儒学教育。958年,高丽开始举行科举,把儒家经典列为主要考试科目,从而推动了儒学迅速发展,并且出现了私学(私塾)。12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徐兢称赞朝鲜儒学之盛说:临川阁藏书至数万卷,国子监里“选择儒官甚备”。大街小巷上经馆和书社三三两两相望。少年们聚集在一起,跟随老师学习经书。年岁稍长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观之类的地方讲习切磋。社会各阶层的子弟,都“从乡先生学”。
李朝时期,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学,把它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极力加以推广。李朝的儒学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官学系统,中央设成均馆,是为国家最高学府。另外在首都汉城还设有中学、东学、西学和南学等四学。成均馆和四学是中央直接管辖的教育机关。地方各道和邑设有乡校。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劳动者,用以作为办学的经费。私学是各地的儒家学者创办的私塾或书堂。私学日益发展,成为李朝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李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科举分文、武两科。文科考试须经三榜,考试科目主要有儒家经典以及有关现行政策和各种形式的汉诗。武科也进行三次考试,考试科目除兵学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总之,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在李朝的500年间,起到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5世纪以前。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们还都曾作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讲授儒家学说。继体天皇时期(507—531)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传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发展。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
“冠位十二阶”是以德、仁、礼、信、义、智为基本位阶,再各分大小两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的宗旨是强调“君主至上”。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摄取中国文化,于是儒学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贵族官僚必修的教养。
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而发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领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中国留学生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改新蓝图。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对教育设专章(“学令”),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经》为必修科目。
757年,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一本《孝经》,奖励“孝子”、“贞妇”。701年,日本开始祀孔。768年,称德天皇敕称孔子为“文宣王”。藤原基经当摄政时(877—890年),“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这时儒学在日本已经超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
南北朝时代,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但由于佛教的影响,儒学未能取得优势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时代,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儒学(朱子学)才摆脱了佛教的压制,达到空前繁荣的极盛时代。德川幕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把全国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学的“名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于是,儒学(朱子说)被规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
藤原惺窝于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传宋儒“理性”的著作。后来受德川家康的召见,并为其讲授《大学》等儒经。1599年著《四书五经倭训》,使他成为日本第一个根据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训读《四书五经》的儒学家,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藤原惺窝有门徒150余人,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学家。
林罗山历任儒官,作过将军的侍讲、顾问,参与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以维护封建秩序。他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下者贱。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林罗山以“天人相关”、“天人合一”的说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而为一,从自然界法则引伸出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从而把社会的“上下贵贱之别”说成是合理的、永恒的。林罗山以儒学理论维护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发挥了巨大作用。
儒学在越南文化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东汉末年,越南人士燮游学洛阳,研究左传、尚书等典籍,后来任交趾太守40余年。据《越南四字经》说:“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说明早在三国时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学教育。10世纪,越南独立以后,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于中国,政府选拔人才也采取科举制度,以诗、赋、经义等为考试内容。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创制了越南民族文字,称为“字喃”。此后,中国儒家典籍大量传入越南。宋元时期,越南刊刻过不少儒家经典和汉译佛经。出现了不少明经的儒家学者。15世纪初,明成祖曾下诏,以礼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国来,其中包括明经博学的儒学者。可见儒学在越南的影响之深。
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
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某些地区更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
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结果,至少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给你个思路
例如 秦朝 乱世 需要一种可以用于一统天下的理论和方针 所以用法家
法家治国,在于严刑酷法,保证土地耕作,用于武力后勤 等等
而汉初 ,需要放松 则用道家之法,上层少征点税,少管点事, 多释放一些奴婢用于耕作,让社会先经济先发展起来。

像近代 美国的凯恩斯经济理论 就是政府控制 -----国家垄断等等

不知道你是想干嘛 我这给的仅仅是个思路
有想法可以再探讨

1春秋范蠡、计然的待乏原则和积著之理。“待乏原则”强调预测市场物资的需要和价格的变化,以有利可图。“积著之理”则注重于猎取利润的方式,主张经营高质量物品,促进货币流动运行,并以存货多寡预测价格贵贱2《孙子兵法》提出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至今在世界各国军事管理中奉为经典规则,并在企业和商务管理中得到广泛运用。 3从隋唐时期开始的科举制度,比较系统地体现和发展了我国古代人事考试和选拔的思想4在先秦诸子中,荀子是最重视人才能力素质分析的先哲。他从管理人员具备的知能力、言能力和行能力上作比较分析,将他们分为五类人:庸人、士、君子、贤人和大圣。从荀子对管理人员梯次能力的纵向和横向比较分析中,对中国古代先哲论述的管理能力素质种类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5刘劭在其论著《人物志》中按能力把管理者分为12个等级,提出“人材不同,能各有异”“量能授官,不可不审也”。

均田制,井田制,科举制度,府兵制······很多很多
至于要详细的资料,查查《史记》《资治通鉴》等
都会有收获!

郡县制、平籴法……都很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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