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问题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政治思想领域争论的主要问题~

中国封建社会中，政治思想方面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强调天命还是强调人事。商人尊神，强调天命；周人尊礼，强调人事，因而有“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的记载。在帝制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争论的问题主要是： 礼治是儒家的政治主张，法治是法家的治国方略。礼治强调防患于未然，用温和的手段解决问题。法治强调事后的惩罚，用暴力对犯法者进行威慑。方法不同，目标则一，都是以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巩固地主阶级统治为目的。儒家否认人类平等，认为“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并且认为“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通义”。他们试图建立一套以等级制度为特色的社会规范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们各安其位，互不相侵以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汉朝的贾谊，宋朝的司马光、王安石以及明儒、清儒都发表了大量的关于礼的言论。法家不否认等级制度，但他们认为治国在于赏罚。他们提出了“任法不任智”，“君臣上下贵贱，皆从大法”，“刑无等级”，“以刑止刑”等法治原则。他们鄙视伦理道德，迷信暴力，认为“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十者是亡国之物，宣传君主独裁和君主至上。他们把法治建立在暴力、独裁和君主至上等原则上。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礼治和法治的争论，是在德治和刑治的争论中体现出来的。 德治与刑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主张以德服人，以刑辅之，后者主张以力服人。前者是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后者是法家的政治主张。儒家主张用礼约束人，用教化的方法感化不守礼的人。孔丘说：“为政以德。”孟轲说：“以德行仁者王。”儒家主张性善论，认为人人都有恻隐、辞让、恭敬、是非之心，可以通过教化，潜移默化地使人人皆为尧舜。他们认为这种心理上的改造是最根本的改造，是最好的办法。孟轲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他们反对法家惩办的办法，认为“法能刑人，不能使人廉，能杀人，不能使人仁”。法家认为人性是恶的，“固骄于爱而听于威”，用说服的办法使人向善是不可能的，提倡暴力政治，主张以力服人，“以刑止刑”。韩非反复强调“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等暴力思想。历史上曾发生过几次关于德治与刑治的争论。两汉时期，桑弘羊认为治民需“绳之以法，断之以刑”，而贤良文学的代表则主张治国应该“蓄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盐铁论》）。唐初，有魏徵和封德的争论。魏徵主张以教化为治，封德则强调“秦任法律，汉杂霸道”。南宋朱熹和陈亮也有“王霸”的争论。朱熹强调王道，陈亮主张“王霸并用”。朱元璋虽用刑严厉，但他曾多次颁布诏书，驳斥刑治的建议。后世的政治家们把德刑看作是治国理民必不可少的两手，或刑德兼施，或外儒内法。 儒家主张人治，强调依靠君主和各级官吏个人的能力、聪明才智、威信和影响来统治。他们把国家民族的兴亡寄托于少数统治者。他们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又说：“有治人，无治法。”因此，他们不重视法制建设，而强调官吏的选拔，人才的使用；主张选贤任能，俊杰在位，并十分关注统治者以身作则的效用。孔丘告诫统治者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法家强调一切从法，认为“一民之轨莫如法”。他们认为只凭某些人的主观意旨，就是像尧那样的圣人也不能把国家治理好。相反，如果法律修明，一个中等资质的君王也能治理好国家，“使中主守法术……则万不失矣”（《韩非子·用人》）。法家的所谓法治强调的是暴力统治和严刑峻罚，他们所主张的君主独裁和君主至上，是同他们的法治原则相矛盾的。因此法家提出的法治原则实际上不可能得到认真执行。中国古代人治和法治的争论，实际上仍是德治和刑治的争论。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长期存在义和利的争论。儒家学派强调义理，认为封建社会的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封建伦理道德是立国之本孔丘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轲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他们主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儒家并不反对利，但主张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反对“见利忘义”。法家学派强调功利，否认道义，为了求功利，可以不择手段。他们宣传功利，提倡耕战，强调人人都“不能以非功罔上利”，“富贵之门，必出于兵”。韩非指斥孔丘、墨翟、曾参、史鱼等学问家是无用的人。围绕着义理和功利，儒法两家长期互相攻击，并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法家攻击儒家为“六虱”，为“五蠹”之一。儒家攻击法家急功近利，刻薄寡恩。汉代后虽已没有纯粹的法家和儒家学派，但义利之争并没有停止。宋朝司马光和王安石的义利之争，朱熹和陈亮的“义利之辩”，即系这种争论的继续。 民本论者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只有重视人民，爱护人民，国家才能太平，即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西周以后，这一思想在当时的典籍中，随处可见。如《尚书》记载：皋陶说，治理国家“在知人，在安民”，“安民则惠，黎民怀之”。《逸书》记载：“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记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左传》记载：“国将兴，听于民”。孟轲将这一思想发展到一个高峰。在《孟子》书中充满了“保民而王”，“仁者无敌”，“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之类论说。西汉的贾谊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唐朝柳宗元提出官吏是“民之役，非以役民”的重民思想。清末唐甄也强调：“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十分宝贵的部分。同民本思想相对立的是君本思想。君本论者认为君主至高无上，无论多么坏的君主，都不应该被废置,“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韩非语）。君本论者主张君主应用权术来驾驭臣民，把臣民玩弄于股掌之上，视臣民如奴隶。他们强调民主的绝对权威，说“明君无为于上，群臣悚惧乎下”“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韩非语）。他们不考虑人民的要求，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韩非说：“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又说：“适民心者，恣之行也。”他们认为，人民不认识自己的利益，只能依靠“英雄”的帮助，因为，“民智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等。汉文帝时的黄生，坚持韩非的观点，反对汤放桀，武王伐纣，认为“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并说皇帝如冠，“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汉书·辕固传》）。唐代李世民也告诫“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清代雍正则宣传“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为人臣，义当唯知有君”。绝对君权与相对君权及无君论　商鞅、韩非等法家思想家提倡绝对君权，认为君权至高无上。商鞅说：“权者，君之所独制也。”韩非说：“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他们认为君主的话就是绝对真理，任何人都不能提出批评意见，贬斥历史上疾争强谏的关龙逢、王子比干、随季梁、陈泄冶、楚申胥、吴子胥一类人物，说这些人“先古圣王皆不能忍也，当今之时，将安用之”。他们更不许人民议政，商鞅变法时，既不允许人民对他的法说坏话，也不允许人民对他的法说好话，认为凡是对法褒贬的人“皆乱化之民”，“尽迁之于边城”。孔孟儒家学派也讲君臣父子之义，提倡尊君事亲之道，但他们讲的君权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君享权利，也要尽义务，君如果不尽为君的义务，臣就有理由不尽为臣的义务。孔丘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孟轲指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与绝对君权相对立，晋朝鲍敬言提出无君论，他指出：“古者无君，胜于今世。”宋末邓牧著《君道》，幻想一个没有君主、没有官吏的无政府社会。明末黄宗羲在《原君》中，对君权进行猛烈的批判。 均平与差别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争论中的一个主题。社会财富分配过分不均，必然引起社会动乱。因此，在政治思想领域必然产生均平、平等思想。孔丘早就说：“不患寡而患不均。”《礼记·礼运篇》也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董仲舒亦反对大富大贫，主张小富小贫，王安石变法有均贫富的内容。至于历代的农民起义，无不以“均贫富”作为自己的口号。与均平思想相反，一些思想家主张差别，反对均贫富。韩非认为，富人之所以富，是勤劳与节俭的结果，穷人之所以穷，是懒惰与奢侈之所致，如果“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也”（《韩非子·显学》）。宋代苏辙用“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道理，攻击王安石“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的做法。司马光也攻击王安石均贫富的做法，他说贫富的悬殊是人们聪明才智不同而决定的，不是贫人养活富人，而是穷人依靠富豪生活，如果富人穷了，穷人也就失去了依靠，一旦国家有难，“凡粟帛军需之费，将从谁取之？”（《司马温公文集·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 中国古代除了皇家确定继承人是按照“以长不以贤”的原则外，选拔辅佐人员时都是主张用人唯贤，德才兼备。“尊尊亲亲”主要是皇亲贵族在物质利益上的特权，不是选拔人才的原则。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发生用人唯贤还是用人唯亲的理论争论，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却充满用人唯贤与用人唯亲的斗争。针对用人唯亲的政治现象，中国历史上进步的思想家、政治家发表了大量的用人唯贤的论述。《尚书》提出“明明扬侧陋”（提拔那些地位卑贱，但却贤能的人）的原则，孔丘则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墨翟说，用人应该“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孟轲主张“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荀况也有许多论述。以后历代都有提倡用人唯贤，批判用人唯亲的言论。如汉武帝求贤，强调“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诸葛亮说：“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又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人，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唐朝李世民更是提倡用人唯贤，反对用人唯亲，他常说：“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虽朕至亲，亦不虚授。”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以上十个方面的问题只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争论、讨论、议论最多的问题，并不是全部，此外，如爱国主义思想，无为而治思想，工商皆本思想等也时有讨论。

首先我们看一下，古代最主要的思想流派：儒、墨、道、法、名、农、兵、杂、纵横等。

墨家有非乐一说，这与执政者贪享乐不合；
道家有无为而治，所谓人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与统治者征伐不符；
至于兵、纵横、名家都是为帝王服务的，帝王学不能轻传。
那就是只有儒家了，而恰恰儒家的伦理纲常学术符合统治者需要，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符合一般人的需求，故——如题！

你平民百姓要想出人头地，要想跻身豪门贵族，他就给你开了一扇门：科考，而科考的表现形式就是八股文，八股文就是儒家思想的具体表现，老百姓就这样被教化了

谁说百姓接受了的。。接受的是读书人。。而历史是读书人写的，所以乍看上去感觉古人都是儒家思想，或者准确的来说是程朱理学。
普通的百姓更重视的是物质上的东西——能不能吃饱饭才是最重要的，吃不饱饭就造反。如果百姓都遵从儒家思想，李自成如何能一呼百应，攻入北京？
即使是精神上，百姓爱的是听戏，听说书，水浒的快意恩仇，西厢记的私定终身，那一项是儒家允许的？

思想一般只有皇帝才说，老百姓只有读书的才回去学习儒家思想，而且思想也渐渐成为了习惯。

这个问题问的好。

儒教对上层士人，也就是读书人的教化是通过道德文章、四书五经来教化的。

对待下层百姓，则是通过“礼”。孔子极其重视“礼”的作用，把"礼"和”仁“视作其学说的核心。

所谓的礼，就是各种礼仪、礼节等等，通过各种仪式对普通民众进行潜移默化的教化。

说白了就是让百姓参加各种类似宗教仪式的活动，在仪式过程中对人进行教化。

这也是各种宗教对信众进行教化的普遍形式和重要形式。

在儒教中：

比如皇帝祭天、祭地、祭祖，民间祭神、祭祖，这样教化民众对天地敬畏、对神灵敬畏、对祖宗敬畏；

比如国家在科举考试中的各种仪式，教化百姓对知识的敬畏、对教育的敬畏；

比如皇帝进行春耕仪式、皇后进行采桑仪式，教化百姓对耕织的重视；

比如古代婚礼、晨昏定省礼节、三纲五常等等，几乎每一道程序都寓意着儒教对家庭的重视、对子嗣的重视，以及对夫妻、父母、子女、兄弟的伦理要求标准。

这些礼节往往是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推行。一个王朝草创之后，马上就会召集大儒们根据儒家经典制定本朝的礼仪制度，然后政府就在皇室、贵族、官员中推行，然后民间仿效，这样，儒教的思想就在一次次礼仪中深入人心。

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无论是国家政府，还是民间个人，都非常重视礼节礼仪，儒家对这些礼节礼仪的影响直到现在都还存在。

比如结婚，得有介绍人（媒人）吧，得由男方父母兄长去提亲、送彩礼吧，这些都是古礼的残存。西方婚礼没有提亲、定亲、彩礼一说吧，这些和儒教对家庭的重视是有关的。

还有丧礼，”披麻“现在不讲了，”戴孝“得必须吧，谁需要为死者戴孝那都是有标准的，谁给死者磕头送行也是有标准的，守孝多长时间也是有标准的，这些标准在现代生活中已经比古代礼仪大大简化，但还是古礼的残存，在农村尤其重视。

还有祭祀祖宗和家族观念，对祖坟、牌位、宗谱这些东西，现代还有很多人非常重视吧，这也体现了儒教的思想。

现在祭祖简单多了，以前贵族祭祖的仪式非常繁琐，祭祀所有的器具、程序、祭祀参加人、支持人、祭词等等都是有严格标准的。

连黑社会、江湖帮会的拜师仪式、结义仪式都体现着儒家长幼、仁义的观点和标准。

四书五经中，《礼记》就是五经之一；“儒”本意就是远古时代各种祭祀、仪式的主持人。

所以，这些时时、事事、处处体现儒教教义和标准的礼仪、礼节就是儒教教化普通民众的极其重要的手段和方法。

通过这样的手段，儒教教义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最偏远山区不识字的老农名也知道“长幼有序”“父慈子孝”“天地君亲师”等等儒教的基本教义。

还是有读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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