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说出你见到重男轻女的故事，并附带一下时间和地方？

永春一名男子因为生了两个女儿，被周围人嘲笑生不出儿子，觉得十分丢脸，激动之下竟然“挥刀自宫”，所幸抢救及时，才得以保住“命根子”。像这种事情已经屡见不鲜，奶奶为了让儿媳生下孙子不惜踩死刚刚出生四天的孙女，父亲为了下胎是男孩根根钢针刺入女儿体内，留美博士被父亲亲手砍死……这一桩桩一件件无不是重男轻女引起的惊天血案，令人唏嘘。

过去封建社会的人们愚昧闭塞，男人们掌握着绝大多数的财富，女人们只能选择依附他们，她们被三从四德约束。再加上自古以来养儿防老的观念深入人心，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得水，使得重男轻女的思想代代流传。21世纪的我们自诩开放自由，可不得不承认的是，在中国重男轻女的观念依旧存在。可是这不能作为某些父母对自己的儿女区别对待的理由，更不是犯罪的理由。

在那些重男轻女的家庭成长起来的女孩，她们从小便学会察言观色，要面对父母的冷言冷语，早早地便要做着极其繁重的家务，她们变得敏感自卑，极度缺乏安全感，即使面对一些小事也会没有底气，唯唯诺诺。可在父母的眼里，女儿没有出嫁之前本就应该承担繁重的劳动，出嫁更是为了贴补儿子，榨干女儿本就是天经地义。需要女儿的时候温言软语，口口声声我们是一家人，有利益牵扯的时候疾言厉色让这个可怜的“外人”滚开。

可是深受其害的又何止是女孩，那些被婆婆被苦苦相逼只为孙子的媳媳又是怎样的绝望。拼上性命只为让女儿平安降生的伟大母亲还没有见到自己可爱的孩子，孩子就已经被婆婆送于他人，虽不是阴阳两隔，却也是今生难以相见。婆婆发现腹中胎儿是女儿后不顾巨大的风险逼着儿媳将六个月大的成型胎儿引产，儿媳却再没能从冰冷的手术台上下来。这些恶毒的婆婆们好像并不没有得到惩罚，在她们眼里女孩只是一件物品而已，随时可弃。

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天赐下的天使，是父母两人爱情的结晶，男孩女孩都一样，都值得拥有父母的祝福与关爱。愿每一个可爱的女孩都能被这世界温柔以待。同样，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重男轻女的观念终究会被连根拔起，每一个可爱的孩子都可以活在爱与自由的天空下。

越穷的地方越重男轻女吗？北方重男轻女严重还是南方严重？中国重男轻女的重灾区又和计划生育有什么关系？

中国人重男轻女，一直以来都是公认的事实。从逢年过节女孩不能上桌吃饭，到父母只愿意把家业留给儿子，再到过去残忍地溺死刚出生的女婴，相信不少人都能痛陈自己家乡的劣迹。

出生性别比还能从侧面反应父母生男生女的意愿。要是你看福建的第一孩出生性别比，只有112，不算很高。它意味着每出生100个女孩，就会出生112个对应的男孩。但是福建第二孩的性别比却达到了148.77。第三孩性别比更恐怖，达到了240.06。再比如安徽的第三孩数据，每出生100个女孩，就有246个男孩跟着出生。如果不是人为的性别干预，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数字。

为什么是这些地方出现性别失衡？为什么他们要重男轻女？人们通常的理解是越穷的地方越爱儿子，但这不能解释广东这样的富庶地区对儿子的偏好。

中国的邻国印度如今也面临着严重的性别失衡问题。2014年，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爱丽安娜·卡兰萨(Eliana Carranza)研究发现，印度那些适合深耕的低密度粗质土地，被男性劳动力主宰，因为深耕不可避免需要更多的体力。而在深耕土地上，女性的工作机会越少，她们对家庭的经济价值也越低，最后性别比就失衡了。

钱楠筠发现中国那些种茶叶的县，女性地位要更高，选择性堕胎、杀女婴更少。而种果树的县，重男轻女依旧盛行。因为采摘茶叶需要小巧而灵活的手指，成年女性有比较优势。而采摘果树需要身高和体力，使得成年男性有比较优势。如果保持男性收入不变，成年女性收入每提高7.7美元，就会使得女孩存活率提高1%。

不过，茶叶依然不能解释像福建安溪之类的茶叶生产大县，为什么重男轻女之风不绝。想弄清中国哪里重男轻女最严重，为什么严重，光看经济因素可远远不够。

再比如江苏苏北地区，至今一些家庭在过年时仍然不让女性上桌吃饭。而广东潮汕地区的女孩过去如果嫁作人妇，要把丈夫的父亲叫做“阿公”（祖父），把丈夫的母亲叫做“阿嬷”（祖母），把丈夫的哥哥叫做“阿伯”，俗称“潮汕女人小一辈”。

无一例外，重男轻女习俗难移的地区，女性都曾经处在可有可无的地位，生活重心围绕着男性展开——换句话说，父系家庭体系保留得最完整。父系家庭体系意味着只有男性需要负责养老送终，只有男性能继承财产，只有男性可以延续家族姓氏，只有男性有资格处理祭祖和丧葬仪式，女性只有嫁入男方家里生孩子的份（从夫居）。

到21世纪初，福建、江西有五成以上的村新修了族谱，六成以上的村新修了宗祠。重建后的宗族开展了各种活动，包括修祖坟、管理祠堂、操办红白事务、调解族内纠纷、对外保护族人甚至不惜发动族际械斗。与之相反，河北、山西等北方省份宗族活动基本上算是瓦解了。

修建祠堂、编纂族谱不再是走过场的事。祠堂里的牌位数是某一家庭地位的象征，对修建祠堂出（男）人出钱越多，越有机会脱颖而出。族谱则是联系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纽带，族谱不仅能用来宣布与某位名人有血缘关系，甚至还能界定祖上的土地接下来该分给谁，家庭自然要派出尽可能多的儿子去争抢话语权。

在巨压之下，女性不仅可有可无，就连女儿的嫁妆，反而变成了一种额外的经济成本。于是一些家庭祈祷别生女儿，另外一些有儿子的家庭则打起了歪主意。单单是1987年，中国就有44万女孩被收养，其中大部分是被江西和福建家庭领走。被这些家庭领走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因为这些家庭领养女儿主要出于两个目的：女孩可以帮忙做家务活，以及女孩以后可以当童养媳，以应对可能到来的娶不到新娘的危机。

2012年1月16日，福建莆田市，养女寻亲活动。她们年龄集中在30-40岁/ 视觉中国

从江西和福建收养家庭的成员构成也能看出，收养行为不是出于纯粹的爱心——这些家庭往往都有一个以上的儿子。另外，虽然收养家庭收入在当地平均水准之上，但被收养的女孩上学的机会反而更渺茫，证明女孩更不受家庭待见。直到21世纪初，新华社还报道过福建莆田存在“童养媳村”。

2009年，浙江师范大学的朱维兴（音译）与另外几位学者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发文，指出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强度，带来不同的性别比失衡。朱维兴团队将中国所有省份分为三类：第一类省份执行计划生育最坚决，大约只有40%的夫妻在第一胎是女儿的情况下能生第二胎；第二类省份执行政策要宽松一些，所有人只要第一胎是女儿或者第一孩让生活陷入某种“困难”，就可以生第二胎；第三类省份允许所有人生二胎，甚至是三胎、四胎。

朱维兴团队发现，第二类省份——海南、广东、湖南、江西、安徽、河南等，整体性别比失衡最严重，尤其是第二孩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严重。第二类省份与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大省、重男轻女大省不谋而合。

事实上，第二类省份是在暗示“儿子比女儿重要”：生了一个女儿，可以补生一个儿子；第一类省份政策虽然严厉，不过它们本来就是重男轻女相对较轻的地区；第三类省份，即使重男轻女也能通过多生来达到目的，不必做出残忍的性别选择。

计划生育政策让重男轻女的地区不得不人为选择有限的男孩，放弃女孩。那人们通过什么来人为选择呢？答案就在于上世纪80年代普及开来的B超技术。2014年，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陈玉宇与几位学者测算，整个80年代，中国各省出生性别比失衡里头有40%-50%都是B超的贡献。

此外实行计划生育之后，男婴出生比重越大的地区，女婴死亡比例也会越大（正常情况下，这两个数据不应该产生联系）。2013年，复旦大学曹萌等人研究了女婴死亡性别比的地域差异，结果显示广东、广西、福建、江西、安徽、河南等历史上最喜欢溺女婴、弃女婴的地区，1980-2000年女婴死亡率出现了陡然升高。

中国的重男轻女观念由经济、文化因素共同塑造，并且在计划生育下得到强化，展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如今中国的重男轻女现象整体当然在减少，但如果有人非要说什么重男轻女无论哪个地方都有，非要一碗水端平，非要以“我认识的人已经都不重男轻女了”的个别经验去挑战统计数据，那就是假装看不到特定地区女性不可言说的血泪史，假装看不到特定地区的重男轻女观念到底有多么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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