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撰《史记》有怎样的典故？

司马迁是如何编撰《史记》的？~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司马迁撰。初名《太史公书》，亦称《太史公记》《太史记》。
司马迁字子长，其父司马谈于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为太史令，掌管文史星历，管理皇家图书，曾有志编写古今通史，但未能如愿，去世前嘱咐司马迁继承其遗志。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任父职，在太初元年(前104)参加制定《太初历》后，开始撰写《史记》。经十余年努力，终于成书。

西汉时期，我国史学得到新的发展，出现了纪传体的历史巨著。其代表作是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
司马迁《史记》是司马迁所作，它最初没有固定的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称“太史记”。“史记”本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代，封建经济有很大发展，文化学术也随之出现繁荣局面，地主阶级为巩固政权，借鉴前代统治经验，迫切要求编写一部通史，以“通古今之变”。于是在中央设史官，编修历史，《史记》就是在这种客观形势下出现的。
司马迁（前145—前86），字子长，左冯翊夏阳县龙门人（今陕西韩城县芝川镇）。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他六岁时随父亲司马谈到京都长安。司马谈的远祖世代为史官，在他前几代曾一度中断，这时又被召人京师，直到元封元年（前110），在中央政府共任三十年太史令。太史令是负责管理皇家图书、收集史料、编写国史、研究天文历法的官员。司马谈学识渊博，著有《论六家要旨》，对先秦的主要学术流派做了颇有见地的论述。他有感于国史多年无人编撰，决心编写一部通史，从构思到史料都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并写出部分篇章。但愿望未及实现即故去。临终前嘱咐儿子完成他的未竟事业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起端于司马谈，为继承父亲遗志而作。
司马迁生活在这个家庭，得到父亲培养，十岁已读大量的今文书籍，并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篆文）著作，诸如《尚书》、《左传》、《国语》、《世本》，都一览无遗。后又从董仲舒、孔安国学习《公羊春秋》、《古文尚书》，二十岁时，他怀着远大抱负和对祖国的深沉热爱，游历东南名山大川。以后，他又结合奉使十征，随汉武帝外出巡行封禅，到过更多的地方。他一生除今闽、广外，各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通过实地调查，为后来写作《史记》打下坚实基础。
司马谈死后三年，38岁（前108）的司马迁承袭父亲官职任太史令，从而有机会阅读大量的国家藏书，“绅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太初元年（前104），42岁的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同时正式开始撰修《史记》。天汉二年（前99），李陵败降匈奴，朝中一些大臣趁机落井下石，说李陵坏话。司马迁对此不平，认为李陵虽举事不当，但他艰苦奋战，功绩显著，投降实属无奈，从他平素为人及敌我实力对比分析，司马迁认为李陵是有功的，投降是出于不得已，他一定会寻找时机报答皇恩。司马迁在朝廷为李陵辩护，触怒了古代风景画鉴赏汉武帝，认为司马迁赞扬李陵就是有意诋毁与他同时出征的李广利（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便将司马迁下狱，又于第二年下蚕室，处以腐刑（即宫刑）。他认为受此刑是奇耻大辱，他在给友人任安信中说：“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后弥甚耳！”“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他虽万分痛苦，但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使他效法古代“倜党非常之人”在逆境中发愤的先例，决心活下来，在狱中怀着悲愤继续写作。这一遭遇更加深了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认识，对他的封建异端和非正统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出狱后，他继续担任中书令，更加奋发地写作。太始四年（前93），他53岁时，终于完成这部空前的历史巨著。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作《史记》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探究社会发展，总结历史经验）。不久这位史坛上的启明星便溘然长逝。这部遗著到汉宣帝时才由他的外孙杨恽公诸于世。
《史记》记事始于传说中的皇帝，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问，把几千年间零散的历史资料，加以整理、审核、排比，“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分别归类于一百多个历史人物传记中。《史记》叙述上下三千年历史，尤详于战国、秦、汉。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
“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历代帝王的言行和政事，从五帝开始，至汉武帝为止，这是本书的总纲。“世家”记载诸侯国的兴衰，及其子孙世袭（如《越王勾践世家》、《留侯世家》）。“列传”主要记载官僚、士大夫、名人等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写一个人物的，后人称之为“专传”（如《淮阴侯列传》）；写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物的，后人称之为“合传”（如《廉颇与蔺相如列传》）；把类似的人物记在一起，不管他们是否同时代的人的，后人称之为“类传”（如游侠列传》）；此外还有“附传”；也有少数民族和邻国的历史（如《匈奴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表”是利用表格的形式记叙错综复杂的人物、史事，作为本纪和列传的补充。
“表”又分为年表、世表、月表三种。年表是按年代编排的（如《六国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世表是因为年代久远，不好按年记载（如《三代世表》）；月表如《秦楚之际月表》，是因楚汉相争仅几年，事件变化多端，按年记叙不足以反映丰富的历史现实。“书”则是分专题记载各种典章制度的专篇。如《平准书》系统地叙述了汉代社会经济情况；《河渠书》叙述了历代水利情况；《历书》、《天官书》叙述了当时的历法和天文学的概况。
就全书的体例而言，世家、本纪和列传都是人物方面的传记，是全书的主体，也是思想性、艺术性最强的部分，因而价值最高。又通过书、表互相配合补充，使全书体系完整，疏而不漏，是一部具有一定规模的百科全书。人们把《史记》的编写方法，叫做“纪传体”。用此法编写历史，是司马迁的创造。在它之前的史书，或以年代为顺序的“编年体”（如《春秋》），或以地域为限的“国别史”（如《国语》、《战国策》），而《史记》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继《史记》之后的正史（从《汉书》至《清史稿》）都沿袭了《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例，在写作方法上司马迁把自己的观点褒贬贯穿在叙事当中，即“寓论于史”。在篇末，还往往用“太史公曰”的形式，以简洁的语言写成史论。
司马迁对调查得到的大量文字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核实、去伪存真，因而使《史记》记述的真实性较可靠，如《史记·殷本纪》中所记的殷代先公先王，与河南安阳发现的甲骨文对勘，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殷本纪》差错甚少。司马迁这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使《史记》获得了崇高的声誉，被称为“实录”，成为千古不朽的信史。
就《史记》一书的思想价值而言，表现了比较进步的历史观。首先，《史记》一书，比较重视社会经济的记载。司马迁意识到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引起政治的变动，他试图通过经济现象来考察社会历史的演变，所以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作《平准书》，以观事变。”在它的影雪后景像响下，后世正史都沿袭它的体例，设《食货志》。其次，《史记》在评价、论断史事方面，并没有完全为儒家思想所束缚，而是能够较多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目，在某些方面作出较为科学的论断。如他敢于揭露封建帝王的腐朽与贪婪，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某一个侧面。对于汉代开国皇帝刘邦，除赞扬他建立西汉的功绩外，对他如地痞流氓、好酒贪色，好吹牛说大话，为人残酷的性格，也形象地加以刻画；对汉武帝迷信方术，重用酷吏的过失，也丝毫不加掩饰。同时，司马迁对当时的社会底层人物充满同情和歌颂，为他们立了许多类传，如《游侠》、《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记录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尤其可贵的是，他把陈胜起事与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因此，司马迁把陈涉列为世家，与历代侯王勋臣同列。同时，把项羽列入本纪，不以成败论英雄，都反映他具有远见卓识。班固作《汉书》，虽然照抄《史记》，却把陈涉编入列传，并删去“由涉首事”这句颂扬的话。一扬一贬，相比之下，司马迁的史学思想是比班固进步的。班固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正是司马迁史学思想上的贡献所在，也更可证明班固是站在封建正统，也就是正宗儒学立场上来立论的，是不公允不全面的，丝毫无损于《史记》的光辉。
《史记》在文学上的成就也是极为突出的。在注意忠于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其文章之美，古今称道，一方面是议论卓越，一方面是记事生动。它在纪传中，塑造了众多而鲜明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如写叱咤风云的项羽，豁达大度不拘小节的刘邦，机智勇敢的蔺相如，礼贤下士的信陵君，委身太子丹、西刺秦王的荆轲。《史记》共塑造了几百个人。古代风景画每个人物都以特有的性格来感动人，不使人感到雷同，表现了司马迁有高超的艺术刻画才能。他的刻画方法是把人物放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去塑造，用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细节来描写，通过人物的语言来描述。“火牛阵”、“鸿门宴”，“垓下之战”等等有许多生动的场面，既是历史的真实记录，也是文学的再创造。在语言上也是十分注意以平易代艰深，广泛地运用口语，使人感到绘声绘色，生动优美，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同一篇篇有趣的小说。而语言之精确、逻辑之严密，又使人感到像一篇篇科学论文。《史记》不愧为一部具有高度艺术性的文学巨著，如果说屈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诗人，司马迁则是我国第一个伟大的史学家、散文家，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很中肯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其中许多动人的故事，如《霸王别姬》、《将相和》都成为后世小说和戏剧的题材。
我们在充分肯定《史记》的同时，也应指出，司马迁著书，终极目的仍然是维护封建统治，他的历史观还有不少唯心主义成分。如认为秦古代人物图鉴赏的统一是“天所助焉”，刘邦是“受命而帝”，这主要是由于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造成的，不能苛求古人。司马迁对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所以，他一直被尊奉为我国古代的史学大师。《史记》被认为是我国古代史书中最卓越的著作，至今仍有不朽的价值。
《史记》问世后，对史学、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历代的史学家、文学家多从《史记》中吸收丰富的营养，每个时代都出现了专门研究《史记》的学者。仅是历代为《史记》作注的就很多，现存最早的旧注是刘宋裴马固的《史记集解》。它主要利用封建经典和各种史书来注释文义，吸收了前人的一些成果。唐朝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既注音，又释义，比《集解》前进了一步。唐朝张守节花费了毕生的精力，写了《史记正义》，比《集解》、《索隐》又有所提高。
这三家的注释，人们公认是《史记》旧注的代表作，称为《史记》三家注。最早的三家注都是各自单行，到宋朝，才把三家注排列在《史记》正文之下。在世界各国也不断出现研究《史记》的专家，如日本人泷川龟太郎编著《史记会注考证》，汇集诸书，颇有参考价值。

西汉时期，我国史学得到新的发展，出现了纪传体的历史巨著。其代表作是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

司马迁《史记》是司马迁所作，它最初没有固定的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称“太史记”。“史记”本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代，封建经济有很大发展，文化学术也随之出现繁荣局面，地主阶级为巩固政权，借鉴前代统治经验，迫切要求编写一部通史，以“通古今之变”。于是在中央设史官，编修历史，《史记》就是在这种客观形势下出现的。

司马迁（前145—前86），字子长，左冯翊夏阳县龙门人（今陕西韩城县芝川镇）。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他六岁时随父亲司马谈到京都长安。司马谈的远祖世代为史官，在他前几代曾一度中断，这时又被召人京师，直到元封元年（前110），在中央政府共任三十年太史令。太史令是负责管理皇家图书、收集史料、编写国史、研究天文历法的官员。司马谈学识渊博，著有《论六家要旨》，对先秦的主要学术流派做了颇有见地的论述。他有感于国史多年无人编撰，决心编写一部通史，从构思到史料都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并写出部分篇章。但愿望未及实现即故去。临终前嘱咐儿子完成他的未竟事业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起端于司马谈，为继承父亲遗志而作。

司马迁生活在这个家庭，得到父亲培养，十岁已读大量的今文书籍，并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篆文）著作，诸如《尚书》、《左传》、《国语》、《世本》，都一览无遗。后又从董仲舒、孔安国学习《公羊春秋》、《古文尚书》，二十岁时，他怀着远大抱负和对祖国的深沉热爱，游历东南名山大川。以后，他又结合奉使十征，随汉武帝外出巡行封禅，到过更多的地方。他一生除今闽、广外，各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通过实地调查，为后来写作《史记》打下坚实基础。

司马谈死后三年，38岁（前108）的司马迁承袭父亲官职任太史令，从而有机会阅读大量的国家藏书，“绅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太初元年（前104），42岁的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同时正式开始撰修《史记》。天汉二年（前99），李陵败降匈奴，朝中一些大臣趁机落井下石，说李陵坏话。司马迁对此不平，认为李陵虽举事不当，但他艰苦奋战，功绩显著，投降实属无奈，从他平素为人及敌我实力对比分析，司马迁认为李陵是有功的，投降是出于不得已，他一定会寻找时机报答皇恩。司马迁在朝廷为李陵辩护，触怒了古代风景画鉴赏汉武帝，认为司马迁赞扬李陵就是有意诋毁与他同时出征的李广利（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便将司马迁下狱，又于第二年下蚕室，处以腐刑（即宫刑）。他认为受此刑是奇耻大辱，他在给友人任安信中说：“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后弥甚耳！”“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他虽万分痛苦，但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使他效法古代“倜党非常之人”在逆境中发愤的先例，决心活下来，在狱中怀着悲愤继续写作。这一遭遇更加深了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认识，对他的封建异端和非正统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出狱后，他继续担任中书令，更加奋发地写作。太始四年（前93），他53岁时，终于完成这部空前的历史巨著。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作《史记》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探究社会发展，总结历史经验）。不久这位史坛上的启明星便溘然长逝。这部遗著到汉宣帝时才由他的外孙杨恽公诸于世。

《史记》记事始于传说中的皇帝，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问，把几千年间零散的历史资料，加以整理、审核、排比，“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分别归类于一百多个历史人物传记中。《史记》叙述上下三千年历史，尤详于战国、秦、汉。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

“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历代帝王的言行和政事，从五帝开始，至汉武帝为止，这是本书的总纲。“世家”记载诸侯国的兴衰，及其子孙世袭（如《越王勾践世家》、《留侯世家》）。“列传”主要记载官僚、士大夫、名人等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写一个人物的，后人称之为“专传”（如《淮阴侯列传》）；写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物的，后人称之为“合传”（如《廉颇与蔺相如列传》）；把类似的人物记在一起，不管他们是否同时代的人的，后人称之为“类传”（如游侠列传》）；此外还有“附传”；也有少数民族和邻国的历史（如《匈奴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表”是利用表格的形式记叙错综复杂的人物、史事，作为本纪和列传的补充。

“表”又分为年表、世表、月表三种。年表是按年代编排的（如《六国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世表是因为年代久远，不好按年记载（如《三代世表》）；月表如《秦楚之际月表》，是因楚汉相争仅几年，事件变化多端，按年记叙不足以反映丰富的历史现实。“书”则是分专题记载各种典章制度的专篇。如《平准书》系统地叙述了汉代社会经济情况；《河渠书》叙述了历代水利情况；《历书》、《天官书》叙述了当时的历法和天文学的概况。

就全书的体例而言，世家、本纪和列传都是人物方面的传记，是全书的主体，也是思想性、艺术性最强的部分，因而价值最高。又通过书、表互相配合补充，使全书体系完整，疏而不漏，是一部具有一定规模的百科全书。人们把《史记》的编写方法，叫做“纪传体”。用此法编写历史，是司马迁的创造。在它之前的史书，或以年代为顺序的“编年体”（如《春秋》），或以地域为限的“国别史”（如《国语》、《战国策》），而《史记》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继《史记》之后的正史（从《汉书》至《清史稿》）都沿袭了《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例，在写作方法上司马迁把自己的观点褒贬贯穿在叙事当中，即“寓论于史”。在篇末，还往往用“太史公曰”的形式，以简洁的语言写成史论。

司马迁对调查得到的大量文字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核实、去伪存真，因而使《史记》记述的真实性较可靠，如《史记·殷本纪》中所记的殷代先公先王，与河南安阳发现的甲骨文对勘，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殷本纪》差错甚少。司马迁这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使《史记》获得了崇高的声誉，被称为“实录”，成为千古不朽的信史。

就《史记》一书的思想价值而言，表现了比较进步的历史观。首先，《史记》一书，比较重视社会经济的记载。司马迁意识到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引起政治的变动，他试图通过经济现象来考察社会历史的演变，所以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作《平准书》，以观事变。”在它的影雪后景像响下，后世正史都沿袭它的体例，设《食货志》。其次，《史记》在评价、论断史事方面，并没有完全为儒家思想所束缚，而是能够较多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目，在某些方面作出较为科学的论断。如他敢于揭露封建帝王的腐朽与贪婪，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某一个侧面。对于汉代开国皇帝刘邦，除赞扬他建立西汉的功绩外，对他如地痞流氓、好酒贪色，好吹牛说大话，为人残酷的性格，也形象地加以刻画；对汉武帝迷信方术，重用酷吏的过失，也丝毫不加掩饰。同时，司马迁对当时的社会底层人物充满同情和歌颂，为他们立了许多类传，如《游侠》、《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记录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尤其可贵的是，他把陈胜起事与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因此，司马迁把陈涉列为世家，与历代侯王勋臣同列。同时，把项羽列入本纪，不以成败论英雄，都反映他具有远见卓识。班固作《汉书》，虽然照抄《史记》，却把陈涉编入列传，并删去“由涉首事”这句颂扬的话。一扬一贬，相比之下，司马迁的史学思想是比班固进步的。班固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正是司马迁史学思想上的贡献所在，也更可证明班固是站在封建正统，也就是正宗儒学立场上来立论的，是不公允不全面的，丝毫无损于《史记》的光辉。

《史记》在文学上的成就也是极为突出的。在注意忠于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其文章之美，古今称道，一方面是议论卓越，一方面是记事生动。它在纪传中，塑造了众多而鲜明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如写叱咤风云的项羽，豁达大度不拘小节的刘邦，机智勇敢的蔺相如，礼贤下士的信陵君，委身太子丹、西刺秦王的荆轲。《史记》共塑造了几百个人。古代风景画每个人物都以特有的性格来感动人，不使人感到雷同，表现了司马迁有高超的艺术刻画才能。他的刻画方法是把人物放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去塑造，用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细节来描写，通过人物的语言来描述。“火牛阵”、“鸿门宴”，“垓下之战”等等有许多生动的场面，既是历史的真实记录，也是文学的再创造。在语言上也是十分注意以平易代艰深，广泛地运用口语，使人感到绘声绘色，生动优美，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同一篇篇有趣的小说。而语言之精确、逻辑之严密，又使人感到像一篇篇科学论文。《史记》不愧为一部具有高度艺术性的文学巨著，如果说屈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诗人，司马迁则是我国第一个伟大的史学家、散文家，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很中肯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其中许多动人的故事，如《霸王别姬》、《将相和》都成为后世小说和戏剧的题材。

我们在充分肯定《史记》的同时，也应指出，司马迁著书，终极目的仍然是维护封建统治，他的历史观还有不少唯心主义成分。如认为秦古代人物图鉴赏的统一是“天所助焉”，刘邦是“受命而帝”，这主要是由于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造成的，不能苛求古人。司马迁对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所以，他一直被尊奉为我国古代的史学大师。《史记》被认为是我国古代史书中最卓越的著作，至今仍有不朽的价值。

《史记》问世后，对史学、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历代的史学家、文学家多从《史记》中吸收丰富的营养，每个时代都出现了专门研究《史记》的学者。仅是历代为《史记》作注的就很多，现存最早的旧注是刘宋裴马固的《史记集解》。它主要利用封建经典和各种史书来注释文义，吸收了前人的一些成果。唐朝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既注音，又释义，比《集解》前进了一步。唐朝张守节花费了毕生的精力，写了《史记正义》，比《集解》、《索隐》又有所提高。

这三家的注释，人们公认是《史记》旧注的代表作，称为《史记》三家注。最早的三家注都是各自单行，到宋朝，才把三家注排列在《史记》正文之下。在世界各国也不断出现研究《史记》的专家，如日本人泷川龟太郎编著《史记会注考证》，汇集诸书，颇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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