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贾平凹为例说明乡土文学在新时期以来的变化?

贾平凹简介~

物简介
贾平凹（jiǎpíngwā），原名贾平娃，1952年2月21日出生 ，中国当代作家。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人。现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主席、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其作品《月迹》已经收入鄂教版八年级下册语文课本中，苏教版七年级下，北师大版四年级下。

贾平凹出生于并不富裕的农村，并非书香门第，家中世代是农民。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长安》文学月刊编辑。1982年后从事专业创作。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安市人大代表，西安市作家协会主席。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说集《贾平凹获奖中篇小说集》《贾平凹自选集》，长篇小说《商州》《白夜》，自传体长篇《我是农民》等。《腊月·正月》获中国作协第3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满月》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废都》获1997年法国费米娜文学奖；《浮躁》获1987年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最近获得由法国文化交流部颁发的“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荣誉奖”；《秦腔》获2008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贾平凹的小说描写新时期的西北农村。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变革， 视野开阔，具有丰富的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内涵，富有地域风土特色，格调清新、隽永、自然。另外，《我不是个好儿子》收入山东人民出版社高中语文必修三课本，他的《延川城》以诙谐幽默的语言被选入北京景山学校《语文》第9册课本内。
贾平凹作品所描写的场景是他所熟悉的农村，例如《秦腔》
他写的是农村的现实生活。长期以来，农村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现在中国的“三农”概念，农业、农村、农民，已经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原来说的是我们是农业国家，土地供养了我们一切，农民离不开土地。现在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却剥离开了。农民离开了土地，有些是主动离开的，有些是被迫离开了，留在农村的多是老弱病残。我的老家棣花村，没有矿藏，没有工业，有限的土地在极度地发挥了它的潜力后，粮食产量不再提高，而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税费迅速上涨，农村又成了一切社会压力的泻洪池。旧的东西稀哩哗啦地没了，像泼出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地从土地上出走，虽然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在哪里都是难活。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秦腔》授奖辞
贾平凹的写作，既传统又现代，既写实又高远，语言朴拙、憨厚，内心却波澜万丈。他的《秦腔》，以精微的叙事，绵密的细节，成功地仿写了一种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并对变化中的乡土中国所面临的矛盾、迷茫，做了充满赤子情怀的记述和解读。他笔下的喧嚣，藏着哀伤，热闹的背后，是一片寂寥，或许，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之后，我们所面对的只能是巨大的沉默。《秦腔》这声喂叹，是当代小说写作的一记重音，也是这个大时代的生动写照。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贾平凹先生发表获奖感言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能授予我，我感到无比的荣幸！
当获奖的消息传来，我说了四个字：天空晴朗！那天的天气真的很好，心情也好，给屋子里的佛像烧了香，给父母遗像前烧了香，我就去街上吃了一顿羊肉泡馍。
在我的写作中，《秦腔》是我最想写的一部书，也是我最费心血的一部书。当年动笔写这本书时，我不知道要写的这本书将会是什么命运，但我在家乡的山上和在我父亲的坟头发誓，我要以此书为故乡的过去而立一块纪念的碑子。现在，《秦腔》受到肯定，我为我欣慰，也为故乡欣慰。感谢文学之神的光顾！感谢评委会的厚爱！
获奖在创作之路上是过河遇到了桥，是口渴遇到了泉，路是远的，还要往前走。有幸生在中国，有幸中国巨大的变革，现实给我提供了文字的想像，作为一个作家，我会更加努力，将根植于大地上敏感而忧患的心生出翅膀飞翔，能够再写出满意的作品。
谢谢！
代表作：《商州》《白夜》《废都》《浮躁》《秦腔》《情劫》《高兴》等

贾平凹，1952年2月21日生于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当代作家，全国人大代表。
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 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78年凭借《满月儿》，获得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作品《鬼城》《二月杏》。1992年创刊《美文》。1993年创作《废都》。2003年，先后担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文学院院长。 2008年凭借《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2011年凭借《古炉》 ，获得施耐庵文学奖 。
贾平凹是我国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奇才，被誉为“鬼才”。他是当代中国一位最具叛逆性、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作家，也是当代中国可以进入世界文学史册的为数不多的著名文学家之一。

扩展资料
首先，贾平凹长篇小说在叙述态度和审美理想上主要体现为对自然的追求。这一特点，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对小说叙述者或叙事人的隐藏，故事情节的淡化以至生活对故事的置换，和具体叙述时力图做到自然呈现、不用人力等。
贾平凹长篇小说叙事的这一特点，缘于贾平凹深受中国道家哲学和美学思想，古代说话艺术和明清时期的世情小说，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的“新写实”小说创作潮流等的影响。贾平凹在小说叙述上对自然的追求，自有它的文学价值和意义，但同时也带来一定的缺点和问题。
其次，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可称作意象小说或意象主义小说，但对意象的营造也只是其叙事特色的一个重要侧面。贾平凹在其长篇小说中创造了大量的自然意象，人、事意象和社会、文化和民俗意象。
其意象创造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一部作品中的意象往往有主次之分，主要意象多含隐喻、象征之义；二是从前到后来看，贾平凹长篇小说的意象营造从局部走向了整体；三是意象营造往往走向了象征，成为象征性意象。贾平凹在其长篇小说中进行意象营造，有他的创新之处和一定的原因，也给艺术上带来了一些问题。
再次，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描写了各种各样的神秘现象，具有一种神秘主义倾向。这一特点的形成，与贾平凹自身的生长环境和生活经历有关，也与贾平凹对中外文学优秀传统如我国志怪小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等的学习和借鉴有关。
当然，这也是贾平凹小说创作比较自觉的艺术追求的结果。贾平凹长篇小说中的神秘色彩或神秘主义倾向，确实给作品带来了比较深邃的思想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但相应地也带来了一定的缺陷和问题。
最后，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大部分都属于“进入型”小说，由此而体现了它在情节结构上的显著特色。从空间上说，“进入型”小说情节结构上的进入—离去，总是联系着两块在传统上是对立的空间地域:城和乡。贾平凹在作品中对城乡二元世界和两种文化进行了强烈的比照，并给予了持久的深刻的思考。
从时间上说，“进入型”小说中所谓的进入者的一进一离，不仅联系了城乡两个空间区域，而且沟通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种时间状态。作品中实际所描写的时间的封闭性、短暂性与所暗示的时间的开放性、永恒性直接构成了一种寓言，一种关于人生的寓言，这寓言也许是说人生在于过程，漂泊是一种宿命。由此从以上时空两个维度出发，可以把贾平凹长篇小说结构的整体特点概括为：人在城乡之间漂泊。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贾平凹

三、贾平凹乡土小说的叙事转向

贾平凹是我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他小说的叙事转向,代表了我国当代小说乡土叙事的审美流变。下面试以他的小说为例，分析知识分子对当下乡村和中华文化价值选择的思维轨迹。

1、乡村社会的文化寻根

贾平凹对商州世界的文化寻根,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文化思潮的引进,是文学本土化的追求的结果。从个人体验来看,贾平凹对商州世界的文化寻根,也是他人生经历的一种自然发展。他在反思自己的心性时说道:“人越穷越是心思多,敏感而固执,仇恨有钱人,仇恨城市,这就是我们父辈留给我们的基因,而又使我们从孩子时起就有了农民的德性。当我已经不是农民,在西安这座城市里成为中产阶级已二十多年,我的农民性并未彻底退去,心里明明白白地感到厌恶,但行为处事中沉渣不自觉地泛起。”
[4]贾平凹又多次以作家的身份往返商州故地,他的乡村经历必然会触发他对童年的种种回忆。

贾平凹对商州文化的历史寻根,正是建立在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反思基础上的。他这一时期的小说,如《远山野情》、《天狗》、《晚雨》、《黑氏》等,塑造了三大、天狗、天鉴、黑氏等在乡村古朴文化氛围中,具有美好道德品质的人物,都意在抵抗城市文明的进程中,人的道德伦理的恶性蜕变。显示了贾平凹试图把传统文化的良性价值观念移植到城市文明建设中的一种努力，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也就成为了他下一步乡土叙事的中心。
2、现代文明的反思

20世纪90年代，贾平凹的乡土小说贯穿的主题则始终都是城乡文明的冲突,以及在这一冲突中人的生存状态。贾平凹写下了《太白山记》、《烟》等侧重于对人物神秘事象探索的中短篇小说。而长篇小说《废都》与《白夜》则以对都市人生存状态的意象建构,揭示了世纪末的某种时代氛围。《废都》表现了转型社会中传统的文化人精神无寄的迷茫。自《废都》以后,贾平凹树起了对都市文明批判的大旗。长篇小说《白夜》展示了都市浮泛生活对人的心理产生的深刻质变。贾平凹揭示了都市文明中人性的悖谬,表现了作者对物欲横流,人的精神迷失的城市浮泛生活的厌恶和诅咒。他说道:“社会发展到今日,巨大的变化,巨大的希望和空前的物质主义的罪孽并存,物质主义的致愚和腐蚀,严重地影响着人的灵魂,这是与艺术精神格格不入的,我们得要作出文学的反抗,得要发现人的弱点和罪行。”[5]

在《土门》中,他开始了其文化家园的精神寻觅。《土门》写的是西京城郊一个叫“仁厚村”的地方,在城市化运动中被城市逐渐吞并的过程。贾平凹是站在乡村文明的文化价值立场上对城市文明的弊端予以否定的。然而,他也意识到城市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从本质上看，反思现代文明还是他的乡土怀旧情感的流露。

3、中国文化再生的探索和困惑

从《高老庄》开始,贾平凹自觉地建立了民族寓言的文本形式,并以此开创了对中国文化再生之路的探索。《高老庄》是一部文化乡土小说，以小村庄寓意大民族、大社会的寓言形式,演绎了中国文化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
贾平凹20世纪的最后一部长篇寓言小说是《怀念狼》，贾平凹自言:“怀念狼是怀念着勃发的生命,怀念英雄,怀念着世界的平衡。”[6]
也就是说,作者不过是以“狼”为契机,表现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物化时代,人们心灵中精神分裂的情绪。即一方面在理智上肯定现代都市文明对传统乡村文明的改造和扬弃;另一方面,又在心智上对传统乡村文明产生依依眷念的情愫。《怀念狼》通过寓言化的手法,表达了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心理内伤和精神诉求的。从小说的人物关系上看,贾平凹通过傅山和烂头这两个人物形象的类比对照,展示的是人的神性(理性)的崇高和在现实生活环境中的困顿,以及人的情欲的失控与泛滥。高子明的形象则具有整合的作用,从而构筑了小说人物形象三位一体的对世纪末复杂时代情绪的类的整体勾勒,映射出转型社会人类理性与情感的严重失衡和分裂。
新世纪以来，贾平凹最具影响的力作是长篇小说《秦腔》，他在《秦腔》中写道:“我以清风街的故事为碑了,行将过去的棣花街,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7]
因此，《秦腔》被有些人称为“乡土叙事的终结”。贾平凹运用了“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写了“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
[8]从而从深层次中呈现出传统乡村生活终结处的景象。传统文化在城市文明扩张中的衰退表现有三：一是传统的生活方式的败退。淳厚质朴的民风,尊老敬贤的风气消失,而道德堕落重利忘义等恶俗的盛行。二是传统权利组织解体。三是传统文化的衰败。秦腔是秦人文化的灵魂,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秦腔却逐渐衰落,最后只能沦落为奔丧之乐。面对终极处的破败景象,贾平凹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种必然，但是是否以一种决绝的态度投身于另一种文明呢?他的乡土情结是坚决的，所以他迷惘、徘徊，作品中的双重叙事视角正是这种矛盾性的集中体现。贾平凹坦率承认:“夏风由乡村入城市的经历与我有相似之处,而引生的个性与审美追求则与我十分相似。”
[9]

贾平凹的乡土小说,透露了时代的怀旧情结。贾平凹农民和文化人的双重身份,使他总是善于把乡村的凋敝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联系起来，他的乡土小说具有浓郁的怀乡情绪与对中国文化再生的探索的双重特点。

秦腔，废都不知道你说的哪个

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发生、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这其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20世纪的政治革命高潮迭起，冲击着现代中国的乡土；“五四”新文化革命的成功及其不断巩固、扩大，使一个世纪的乡土小说呈现出空前繁荣、活跃和多产的新气象；作家心中农业文明的长期积淀和农民审美期待二者互为因果，也促进了乡土小说的产生。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鲁迅成为了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祖师。鲁迅把这时期的乡土小说，看作是自己推行“改造国民性”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集中揭露了“封建主义余孽”的罪恶，反映了处于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双重压迫下，农民物质和精神双重贫困的生活面貌。20年代中后期，一批青年才俊如鲁彦、许杰、王任叔、彭家煌及台静农、冯文炳等其他作家，也竞相发表了一批反映农民生活的作品，形成了风行一时的“乡土文学”热潮。
30年代以后，乡土小说作家之众，作品之多，可谓盛况空前。以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如叶圣陶反映丰收成灾农村悲剧的《多收了三五斗》，以一种朴实、冷峻、自然的风格，致力于描摹、再现生活本身的探索。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和《残冬》与叶圣陶遥相呼应。再如萧军、萧红等一改乡土小说深沉哀婉的格调。如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鲜明揭示了“不前进即死亡，不斗争即毁灭”的时代新主题。萧红《生死场》也真实地反映了东北沦陷区人民的生活。而艾芜、沈从文则精心涂抹西南边境、边城的野性风土和人情。艾芜的名篇《山峡中》，流浪汉和盗马贼在丑陋的行为中又不乏美的闪光，在看似变态的情欲中又不无纯真、善良的人性。人们从中领略的不仅是边陲风光的鲜美。人们的审美视野，相应得到了扩大和延展。沈从文在僻远边城的自然景致中，勾勒出二十世纪上半叶湘西地区独异的民情风俗，人物纯朴原始的天性和充满灵气的壮阔山水田园相得益彰，把他的一幅幅乡土风情画装点得尤其气韵生动，活脱撩人，处处闪烁着人性的光辉。《旅店》、《夜》、《还乡》、《边城》、《丈夫》，一连串有美感、有诱惑力的名篇佳作，成为了继鲁迅之后的又一位乡土小说巨匠。后一阶段，如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最早塑造了一个农民游击队员的生动形象。师陀的《寒食节》、《无望村的馆主》等，则意在暴露河南故乡“绅士和老爷”的专横和“老实的庄稼汉子”的苦难。沙汀的《淘金记》，以四川农村的土豪劣绅为主要描写对象，传神勾画了性格各异的地主阶级的百丑图。
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辟了解放区乡土小说的新天地。赵树理的崛起，及随后丁玲、周立波、孙犁的出现，实现了对鲁迅乡土小说的历史性的突破，出现了新的气象、新的人物、新的主题和新的格局。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张裕民、程仁，周立波《暴风骤雨》中的赵玉林、郭全海，孙犁《荷花淀》、《嘱咐》中的水生嫂都从不同侧面表现出新一代革命农民的精神风貌。
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乡土小说，确实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作品的题材内容看，这30年的乡土小说明显分为两个流向，尽管这个两个流向都不无遗憾地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一个流向是反映日益深入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由此带来的农村社会、农民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巨变。一种是赵树理和周立波再现的农民的复杂思想斗争和内在精神痛苦。赵树理《三里湾》中范登高、“糊涂涂”、“能不够”，周立波《山乡巨变》中的李月辉、陈先晋、亭面糊，这些跟不上革命形势发展的农村基层干部，处于落后与中间状态的农民形象，更为真实、生动和感人。第二种是柳青和浩然。都属于50年代中后期新起的乡土小说作家。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浩然的《艳阳天》(第一部)、《金光大道》，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这场革命的积极拥护和热烈赞美之中。
第二个流向是缅怀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题材的乡土小说。梁斌的《红旗谱》，峻青的《黎明的河边》，茹志鹃的《百合花》，冯德英的《苦菜花》，王愿坚的《党费》等。作为一种创作现象，这类作家，在革命的人生道路上，都有着一段难以忘却的生活经历。总体上选材精到，但是缺乏人文精神深层的开掘。
1978年后，乡土小说跨入新时期。新时期的乡土小说在两个层面上齐头并进。一个层面是以审视、批判的目光向后看的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周克芹，因处女作《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脱颖而出，伤痕小说彻底扫除了“瞒和骗”的阴疆，廓清了现实主义小说健康的发展道路。另一个着眼于正在进行中的农村经济改革，及在这改革中农民生活、思想和精神面貌变化的所谓变革小说。诸如路遥的《人生》、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等系列小说，经过这阵乡土小说排浪的冲击，原有的陈腐观念、清规戒律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种种堤防，都已不复存在了。中国20世纪末叶的乡土小说，呈现出全方位弃旧图新，告别过去，走向未来的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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