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笔下具有争议性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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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们,是生活在古老中国屋檐下最普通的女性,她们与左翼作家笔下新女性不同,大多只是具有“新女性”表象的旧女性。她们大都是生长于旧家庭,生活于行将破灭或已经破落的书香门第,没有新的思想,甚至丝毫没有受到当时革命运动和革命思潮的影响,都是深深陷在中国传统意识型态之中卑微可怜而世俗的小角色,她们“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这些女性在传统封建思想中生存和挣扎,但最终依然逃脱不了既定的命运。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将那个时代女性的生存困境深刻的描写出来。
一、有违伦理的女性形象
(一)为母无有慈爱之心
母爱是世界上最动人的情感,母亲常常被描写为好意而无能的角色,她们善良、慈祥、温柔,为了儿女可以付出自己的全部。而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却颠覆了我们对母亲的一贯理解,她把世界上最伟大的母爱作了反常的描写,她笔下的母亲深受环境的制约,她们或无情、或自私、抑或是冷酷,在她们身上,读者很难找到醇厚温馨的母爱,狠心恶毒成了这类女性的代名词。
《金锁记》的主人公曹七巧是一个正常的女人,然而残疾的丈夫让她失去了身为女人该享受的权利,也无法享受爱情的甜蜜。于是她把爱慕的心思放到了姜季泽身上,然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传统封建礼教使得曹七巧的爱慕注定是一场空。现实的无情,让曹七巧知道金钱的重要性。在分家之后,她变得更加像疯子,开始当起了恶母亲和恶婆婆。曹七巧本身是不幸福的,她性格的扭曲也体现在这里,她自己是不幸的,那么别人也不能幸福,这就是她变态的心理。这样一个阴鸷狠毒的人,首先是对身边的人下手了。她强制性地让女儿长安裹起了小脚,让女儿沦为亲戚朋友的笑柄;还找各种理由让长安放弃上学,甚至在长安有了爱情时,故意让长安吸上大烟,并且败坏长安的名声,把女儿推向深渊。而她的儿子长白也在曹七巧的教唆之下开始吸食大烟,甚至这位母亲还带着儿子谈论儿媳的闺房秘密,这样难以忍受的场景让儿媳被逼到绝望,最后凄惨离世,后来被扶正的姑娘也在一年后就吞鸦片自杀了。
这些丑事都来源于曹七巧的心理变态扭曲,因为她一个人的不幸福,导致了身边更多人的悲剧。在一开始她也是一个对人生有着美好愿望的女人,然而现实的残酷和人性的黑暗,硬生生把一个受害者变成了施暴者。曹七巧身为一个女性和弱者,在追求金钱、权利、爱情方面都做出过自己的努力和无望的挣扎,但在当时的环境之下,最终成为了男权社会的牺牲品。
(二)为女行无尊孝之道
“女儿是父亲上辈子的情人,但是这辈子,他们是父女,必须只能是父女”,女儿是父亲上辈子的情人,这句话是用来形容父亲对女儿的宠爱,但这种爱必须是有界限且纯洁的。一旦逾越界限,爱就变成了枷锁,锁住家里的每一个人。在张爱玲的小说《心经》中记述了一段违背世俗伦理道德的父女畸形爱恋。
女主人公小寒和父亲许峰仪和普通的父女关系不同,他们更像是一对恋人。小寒经常谈论自己的父亲,让同学都以为她没有母亲,甚至有人误以为小寒和父亲是一对情侣。在小寒的眼中,父亲是一个值得敬佩的人。这个四十岁的中年男人,有钱有权,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小寒的心。小寒明明才20岁,有时候很孩子气,有时候又老气横秋。在许峰仪面前,她完全像个情人,有关心,有亲昵,有抱怨。两人的亲密,已经完全超越了父女该有的界限。小寒想做永远的小孩,在父亲面前,就可以永远得到疼爱。小寒对父亲的爱,爱到疯狂,爱到毫无理智。她曾和许峰仪说:“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小寒以为爸爸就是一条藤,一心想越过篱笆去,但外边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离了她,他无处可去。这看似直白的告白,暴露她自私单纯背后隐隐的自卑与恐惧。
小寒的爱情是自大而盲目的,她敢于挑战常理,却对于一个缺乏反叛精神的父亲来说,退缩是唯一的一条出路。小寒的爱是一种原始的,抛却伦理道德的,不经雕琢的爱,这种爱到头来只会伤害他人,更伤害自己。正因小寒对父亲心理上过度依赖,才会使他们的家庭生活过得如此痛苦。许小寒对待这位异性的立场和情感直接关系到了她以后与异性相处的模式。很显然跟,小寒对待两性之间的亲密关系是有些剑走偏锋的,她的感情是热烈却极端的。
二、在婚恋中挣扎的女性形象
(一)为生存结姻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出现了许多以结婚来求生存的女性。对于这些女性来说,爱情不能成就婚姻,它只是女人谋生的一种方式罢了,即便爱情与婚姻相背离,她们也会孤注一掷,因为物质、金钱才是她们择爱的首要标准,结婚也只是为了生存下去。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娘家是中产之家,她原本可以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过着普通幸福的生活,但对钱财的过度艳羡改变了她的婚恋观。只要能嫁给有钱人,即便是做妾她也毫无怨言,最终她不惜与娘家闹翻,做了香港富豪梁季腾的第四房姨太太。在丈夫死后,她如愿以偿的得到了一笔财产,这笔数目可观的收入是她用自己的青春、用自己的爱情、用自己的一辈子换来的。但她似乎从来没有对自己当初的选择后悔过,因为在她心里,是婚姻让她能够衣食无忧的生活下去,纵然生活是凄凉孤寂的,她也依旧知足。可以说,是金钱桎梏了她,让她甘愿在婚姻的牢笼里打转。
“物欲”得到满足的女人,“情欲”就会成为第一需求,如果“物欲”得到满足后,“情欲”得不到满足,那必然就会感到无尽的空虚。年老色衰的梁太太为了得到年轻男人的青睐,利用自己积累起来的财富去“引诱”年轻人,以此来缓解自己的孤独。少女时代她用青春来换“物欲”的满足,年老时总是喜欢年轻男性,这是对自己少女时代“爱欲”的缺失的畸形补偿。
(二)为谋生情乱
张爱玲的作品中有一类女性,她们渴望爱,渴望归宿,但总是经历被抛弃的命运。她们哭过、闹过、爱过、恨过,到头来依然挣不过命运的安排,为了谋生只得不停换男人。她们刻薄又滥情,命运多舛,将命运交付给各色男人,换来的不过是些残羹剩饭,命运的暮钟敲响,依旧梦碎。
《连环套》中的女主人公霓喜,她一生前后与三个男人姘居,不是她不想嫁人,而是无人娶,只能姘。她从小被塞进这个关系里,从十二岁到六十岁,从反抗到认命到沉湎,一生都在这个姘居的套路里进去、出来,再进去、出来。没有别的路给过她,她也没有尝试过别的路。霓喜为了赢得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不断地游弋于不同的男人之间,张爱玲用“姘居”一词说明,霓喜一直保持着未婚的身份,跟不同的男人同居。霓喜先后想用三种连环套来获得经济和社会地位。然而不管是第一种的“少夫少妻”环套还是第二种的“老夫少妻”环套或是第三种的“异国婚姻”,其目的和结果都是相同的,霓喜始终只是男人们拿不出手的满足性需要的动物。她的最终被抛弃,宣告了霓喜用自己的青春和身体所作的一番挣扎没能得到任何东西。她的出路在哪里?也许霓喜还要不停地对不同的男人主设她的环套吧!为了获取生活保障,拿自己的身体作资本,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不管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她们的生命都是畸形的,不幸的。
“有沉默的夫妻关系,有轻松一点的高等调情,有性欲的嫖妓,还有就是姘居。”霓喜这个形象,是张爱玲对婚姻生活和关系的思考。霓喜一辈子都没有得到她想要的,她生命中的三个男人,都没有给她一个名分,她精心编织的一个又一个套子,其实牢牢的将她自己套在了里面。
女人这一辈子,不管处于什么境地,若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男人身上,将自己当成商品,去换自己想要的生活,那么当年华老去之后,女人一定会变得可悲又可怜,所有建立在物质上的感情,最是靠不住。
(三)妻性的缺失
张爱玲笔下男人没有爱情,女人也没有爱情,男女之间的爱情只是一场博弈,是各取所需的捆绑。男人到处沾花惹草,女人寻找长期饭票,没有互相温暖和慰藉,男人不顾家,女人也缺失妻性。
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塑造了一位妻性缺失的女性——白流苏。白流苏离了婚后一直生活在娘家,被认为是个累赘而为家庭所不容,她的出路就是去找一段婚姻来依附。她深知婚姻之苦却再次投向婚姻的罗网,用尽心机想要成为花花公子范柳原的合法妻子,无非是因为他有钱,可以获得终生物质生活的保障,而不寄身于兄嫂家过着屈辱的生活,因为在那个时代,女性谈恋爱离不开靠山,寻爱离不开经济,恋爱摆脱不掉对男人的依附。“没有婚姻的保障而要长期抓住男人,是件艰难、痛苦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这一点,她可以放心。”与其说是一场爱情不如说是一次调情,只是“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防战”。只是屈服于外界的压抑而进行的一场斗智斗勇的战争,因而在我、残缺中得到满足,从委屈中发现安慰,从不为感情而走向极端,尽管如愿后的寂寞和惆怅充斥了她的卑微的灵魂,但她还是笑了,因为她终于可以衣锦还乡云报复她的兄嫂了。
她和范柳原的爱情,不是童话,是动荡时局中,两个孤独的人搭伙过日子。人人都以为白流苏嫁给范柳原是捡了大便宜,如果白流苏有得选,她或许不会嫁给这个的花花公子。因为那个时代,女性往往被命运扼住喉咙,婚姻不过是她们唯一的救命稻草。不论白流苏的结局看起来有多圆满,实际上她的人生底色依然是悲凉的。
从白流苏的时代到我们的时代其实从来都没变,“嫁出去了”,始终被看作是一个女人成功的标志,若是这男人长的不差又多金,女人就有足够的理由趾高气昂。可这样的结局,真的算是幸福吗?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点破了所有女孩内心的虚荣与虚弱:你为什么会走进婚姻?你选择的那个人,那段情,是出自真心的爱与欣赏,还是不过因为要依靠他把你拉出生活的泥潭,在人前充充场面。
四、形构自我的女性形象
(一)矛盾统一的心理构建
张爱玲性格对作品的影响极深,由于张爱玲所处的环境较为封闭,因此其文学作品往往与张爱玲过往的经历相关,张爱玲根据自己所看所闻,经过艺术加工,从而形成了一部部文学作品。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一个女性是在父母的关爱中成长,作品中对于亲情的描写较少。同时,作品中对于“孤独”的表述较多,自身经历与精神状态致使张爱玲文学作品显现出苍凉、迷茫、不安的特点。张爱玲自身的性格特点造成其作品存在明显特征,作品中主人公形象心理往往表现出扭曲和矛盾的特点。
《红玫瑰与白玫瑰》这篇小说写于张爱玲的爱人胡兰成有了外遇,她离开胡兰成之后。小说中的红玫瑰王娇蕊是男主振保朋友的妻子,振保回了国,在一家外商公司谋了高职,租住老同学王士洪的屋子,邂逅了王士洪的妻子王娇蕊。
王娇蕊明媚任性、放浪却又不失童真。她会为了保持苗条而刻意只吃一点点主食,却放不下更容易让人肥胖的糖;她会在被人调侃脸上有肉的时候娇俏地说道:"那是我去年吃的羊肉";她会穿极绿的裙子搭配粉红色的内衬,却一点不显得违和。
从初见开始,佟振保就抑制不住自己对她的喜爱。于是在王士洪出去工作没多久,在王娇蕊有意无意的撩拨之下,他们就在一起了。很快,王娇蕊就深深陷入了对佟振保的爱之中无法自拔,她渴望和他永远在一起,还因此要求与王士洪离婚。
可是佟振保根本就没想过这些,虽然他心里也有她,但是他无法承受“与朋友之妻有染”这种消息对他名声带来的打击,无法接受这样一个浪荡的女人做他的妻子。尽管王娇蕊再三表明自己的真心和改过自新的决心。最终佟振保从她的世界抽身,而她却依然选择了离婚。在爱情与名声事业中,佟振保与大多数男人一样选择了后者,而王娇蕊却如大多数女性一样选择奔赴前者。
张爱玲笔下的这朵“红玫瑰”与她有着相似之处,因为她和她一样对爱情有着如火的热情,即使胡兰成是有妇之夫的时候,张爱玲仍然一心一意地爱着他。
可是当佟振保与王娇蕊再次重逢时,王娇蕊不仅变成了一个合格的妻子,更是个合格的母亲了。王娇蕊已经再次结婚并有了一个孩子,她的形象与初识时已全然两样,比以前胖了,看起来也不再是以前活泼放浪的样子了,她变得规规矩矩,是一个可以娶回家的女人了,却失去了以往的神采。
张爱玲在妙趣横生的情节里勾勒出在男权统治的社会下,女人们的生存状态和情感体验,“红玫瑰”和“白玫瑰”代表的是两个极端,却都生活在困境里面。“红玫瑰”是热烈而奔放的,她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甚至可以不顾一切。可是最终还是没能摆脱世俗的枷锁,佟振保心中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仍然是当时社会的主流,男人们将道德的限制和行为的限制强加给女性,使她们总是生存在困境中,也因此她的求而不得似是必然的结果。
(二)循环往复的悲剧人生
张爱玲作品中,女性形象一般较为丰满,在张爱玲笔下,当时女性往往会受到传统封建礼教的压抑和束缚,从而性格和心理上较为扭曲,失去了传统女性温良恭俭让的特点。这种心理和性格上的特点,使张爱玲文学作品中的女性通常易于沉沦苦海,进而酿成一段又一段的悲剧。
《半生缘》中的顾曼璐,她曾和喜欢的人缔结了婚约,奈何父亲突然去世,作为家里的老大,为了肩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她决定牺牲自己,退掉婚约,当起了舞女。为了负担起顾家老小的开支,顾曼璐与风月场中结识的做小生意的祝鸿才结了婚。这男人虽然不十分有钱,起码负担得起顾家老小的开销。但是婚后,祝鸿才靠投机倒把赚了大钱,在外面花天酒地,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甚至对她大打出手。
顾曼璐像一只被遗弃的金丝雀,囚禁在精致却冰凉的婚姻鸟笼中。后来得祝鸿才对自己的妹妹顾曼桢有野心,为了守住自己顾太太的身份,不惜将亲妹妹送到丈夫的淫爪之下,设毒计迫使妹妹顾曼桢被丈夫强暴,并要求顾曼桢为丈夫生子,从而保住自己有名无实的婚姻。只是如意算盘没有打成,反而酿成一出悲剧,最终造成妹妹曼桢的生活受到影响,被爱人沈世均抛弃,也断送了姐妹亲情。 在曼璐这一角色之中,能够看到人性的扭曲,一方面,曼璐为了家庭和妹妹牺牲自己,做舞女来供养家人,另一方面,曼璐为了自己所谓的幸福,通过道德绑架妹妹,使其成为自己破裂婚姻的牺牲品。
女性在当时的时代已备受打压,而女性与女性之间还互相倾轧,不幸的女性意识到自身的不幸却没有丝毫的反抗,而是通过迫害另一名女性来寻找幸福,造成悲剧的循环往复,把悲剧拉进更可悲的深渊。
(三)自我意识的艺术再现
张爱玲是极具自我意识的作家,她以她独特细腻的笔触和精准到位的心理描写对人性中的恶进行揭露,对爱情、亲情进行的消解。她还属于一位读者意识非常强的作家,具备自身特定的隐含读者,符合她要求的读者需是有较强生活感的人,阶层性、时代性且有浓郁市民气息的,在生存与情欲里挣扎的众生,也就使得她的小说以叙事的形式来创作,对作者深层感悟进行灌注,并且又站在故事可读性、题材日常性、时代趣味性等多方面对大众读者进行引诱及投合,使大众需求得到满足。
张爱玲现实的文字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觉醒后对女性无奈命运的感叹,不管是《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为了完成学业而投靠姑母梁太太,还是《金锁记》中早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带着黄金枷锁的性变态疯子的曹七,亦或《倾城之恋》中最后不得不完全将婚姻当成豪赌的白流苏,我们看到张爱玲笔下女人的最终结局大多都是像《连环套》中的霓喜那样:霓喜先后和多个男人同居,“她要男人的爱,同时也要安全”,她千方百计想成为对方合法的妻子,为此她一次次算计和挣扎,最终却每每人财两空。
张爱玲清醒地意识到,男性和女性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为了获得物质生存,女人要依赖男人,女人追逐婚姻,是想通过婚姻取得一种经济上的保障。但她的笔下,几乎没有一个完美的女性,尽管每个女性都有其可取的地方;几乎没有一段美好的姻缘,尽管有个别女性经过重重磨难,最终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婚姻;几乎没有一个心理健康的女性能作为人自主的存在,尽管她也许掌管了经济大权,占据了家长的位置。
人们从前述中,或许认为张爱玲小说女性形象没有自我,她们要通过依附男人,借助婚姻来摆脱生存的困境。但其实张爱玲小说女性的生存意识十分坚韧。然而,在与现实的较量中,她们往往会不自觉地丢失了女性自我意识,不能在获得物质生存的同时主宰自我。
《金锁记》里歹毒刻薄的曹七巧、《十八春》里的“红粉骷髅”曼璐等原来都是青春活泼、心理健康的女性,在经历了男权社会加诸的一切后,她们也蜕变成了“欺压同性”的刽子手,变本加厉地将痛苦付诸在同性身上;《连环套》中为了生计与人姘居的霓喜等,把婚姻当作了自己的求生的唯一职业,甘愿受男人的摆布;《红玫瑰与白玫瑰》中自艾自怜的孟烟鹂、《太太万岁》中的克已待人的陈思珍,为了极力维护自己的原配地位,完全丧失了一个人活着应有的骨气和尊严;而《十八春》里美丽懂事的曼桢、《多少恨》中自强自立的虞家茵,由于社会的黑影、金钱的诱惑、亲人的迫害,她们不但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最后连亲情、爱情和尊严都保不住,心甘情愿地依旧过着和旧式女性一样的生活。
作为真正了解女性现代社会生存环境的张爱玲,她笔下的女性,从白流苏、曹七巧,再到顾曼桢、霓喜,无论出于何种家庭,无不在物质生存与寻找女性自我中苦苦挣扎着。女人所处的环境、所受的压力,有旧家族内的冷漠眼光、有命运的拨弄、更有来自女性自身的精神重负。不管是婚姻还是金钱等,其实都只是她们获取必要的物质基础来维持生存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各种形式的爱及其它种种的精神生活,对她们的主人公而言都是一件遥远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
结语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们享受着现代都市生活,她们各具不同时代所赋予的色彩,间或也有受过西洋教育的知识女性。她们坦然地,无所困惑地接受现代文明的馈赠,或做职业女性,交际花;或跳舞,谈西式恋爱,她们形象性格鲜明、遭遇不同,但是都具有悲剧色彩,揭示了当时社会中部分女性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痛苦挣扎,展现了女性的生存现状,对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析,更加引人思考,也而是对现代社会的警示,尤其是在现代思想更加开放的社会,虽然女性获得独立,但仍需要加强对女性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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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谋生情乱
张爱玲的作品中有一类女性,她们渴望爱,渴望归宿,但总是经历被抛弃的命运。她们哭过、闹过、爱过、恨过,到头来依然挣不过命运的安排,为了谋生只得不停换男人。她们刻薄又滥情,命运多舛,将命运交付给各色男人,换来的不过是些残羹剩饭,命运的暮钟敲响,依旧梦碎。
《连环套》中的女主人公霓喜,她一生前后与三个男人姘居,不是她不想嫁人,而是无人娶,只能姘。她从小被塞进这个关系里,从十二岁到六十岁,从反抗到认命到沉湎,一生都在这个姘居的套路里进去、出来,再进去、出来。没有别的路给过她,她也没有尝试过别的路。霓喜为了赢得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不断地游弋于不同的男人之间,张爱玲用“姘居”一词说明,霓喜一直保持着未婚的身份,跟不同的男人同居。霓喜先后想用三种连环套来获得经济和社会地位。然而不管是第一种的“少夫少妻”环套还是第二种的“老夫少妻”环套或是第三种的“异国婚姻”,其目的和结果都是相同的,霓喜始终只是男人们拿不出手的满足性需要的动物。她的最终被抛弃,宣告了霓喜用自己的青春和身体所作的一番挣扎没能得到任何东西。她的出路在哪里?也许霓喜还要不停地对不同的男人主设她的环套吧!为了获取生活保障,拿自己的身体作资本,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不管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她们的生命都是畸形的,不幸的。
“有沉默的夫妻关系,有轻松一点的高等调情,有性欲的嫖妓,还有就是姘居。”霓喜这个形象,是张爱玲对婚姻生活和关系的思考。霓喜一辈子都没有得到她想要的,她生命中的三个男人,都没有给她一个名分,她精心编织的一个又一个套子,其实牢牢的将她自己套在了里面。
女人这一辈子,不管处于什么境地,若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男人身上,将自己当成商品,去换自己想要的生活,那么当年华老去之后,女人一定会变得可悲又可怜,所有建立在物质上的感情,最是靠不住。
(三)妻性的缺失
张爱玲笔下男人没有爱情,女人也没有爱情,男女之间的爱情只是一场博弈,是各取所需的捆绑。男人到处沾花惹草,女人寻找长期饭票,没有互相温暖和慰藉,男人不顾家,女人也缺失妻性。
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塑造了一位妻性缺失的女性——白流苏。白流苏离了婚后一直生活在娘家,被认为是个累赘而为家庭所不容,她的出路就是去找一段婚姻来依附。她深知婚姻之苦却再次投向婚姻的罗网,用尽心机想要成为花花公子范柳原的合法妻子,无非是因为他有钱,可以获得终生物质生活的保障,而不寄身于兄嫂家过着屈辱的生活,因为在那个时代,女性谈恋爱离不开靠山,寻爱离不开经济,恋爱摆脱不掉对男人的依附。“没有婚姻的保障而要长期抓住男人,是件艰难、痛苦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这一点,她可以放心。”与其说是一场爱情不如说是一次调情,只是“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防战”。只是屈服于外界的压抑而进行的一场斗智斗勇的战争,因而在我、残缺中得到满足,从委屈中发现安慰,从不为感情而走向极端,尽管如愿后的寂寞和惆怅充斥了她的卑微的灵魂,但她还是笑了,因为她终于可以衣锦还乡云报复她的兄嫂了。
她和范柳原的爱情,不是童话,是动荡时局中,两个孤独的人搭伙过日子。人人都以为白流苏嫁给范柳原是捡了大便宜,如果白流苏有得选,她或许不会嫁给这个的花花公子。因为那个时代,女性往往被命运扼住喉咙,婚姻不过是她们唯一的救命稻草。不论白流苏的结局看起来有多圆满,实际上她的人生底色依然是悲凉的。
从白流苏的时代到我们的时代其实从来都没变,“嫁出去了”,始终被看作是一个女人成功的标志,若是这男人长的不差又多金,女人就有足够的理由趾高气昂。可这样的结局,真的算是幸福吗?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点破了所有女孩内心的虚荣与虚弱:你为什么会走进婚姻?你选择的那个人,那段情,是出自真心的爱与欣赏,还是不过因为要依靠他把你拉出生活的泥潭,在人前充充场面。
四、形构自我的女性形象
(一)矛盾统一的心理构建
张爱玲性格对作品的影响极深,由于张爱玲所处的环境较为封闭,因此其文学作品往往与张爱玲过往的经历相关,张爱玲根据自己所看所闻,经过艺术加工,从而形成了一部部文学作品。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一个女性是在父母的关爱中成长,作品中对于亲情的描写较少。同时,作品中对于“孤独”的表述较多,自身经历与精神状态致使张爱玲文学作品显现出苍凉、迷茫、不安的特点。张爱玲自身的性格特点造成其作品存在明显特征,作品中主人公形象心理往往表现出扭曲和矛盾的特点。
《红玫瑰与白玫瑰》这篇小说写于张爱玲的爱人胡兰成有了外遇,她离开胡兰成之后。小说中的红玫瑰王娇蕊是男主振保朋友的妻子,振保回了国,在一家外商公司谋了高职,租住老同学王士洪的屋子,邂逅了王士洪的妻子王娇蕊。
王娇蕊明媚任性、放浪却又不失童真。她会为了保持苗条而刻意只吃一点点主食,却放不下更容易让人肥胖的糖;她会在被人调侃脸上有肉的时候娇俏地说道:"那是我去年吃的羊肉";她会穿极绿的裙子搭配粉红色的内衬,却一点不显得违和。
从初见开始,佟振保就抑制不住自己对她的喜爱。于是在王士洪出去工作没多久,在王娇蕊有意无意的撩拨之下,他们就在一起了。很快,王娇蕊就深深陷入了对佟振保的爱之中无法自拔,她渴望和他永远在一起,还因此要求与王士洪离婚。
可是佟振保根本就没想过这些,虽然他心里也有她,但是他无法承受“与朋友之妻有染”这种消息对他名声带来的打击,无法接受这样一个浪荡的女人做他的妻子。尽管王娇蕊再三表明自己的真心和改过自新的决心。最终佟振保从她的世界抽身,而她却依然选择了离婚。在爱情与名声事业中,佟振保与大多数男人一样选择了后者,而王娇蕊却如大多数女性一样选择奔赴前者。
张爱玲笔下的这朵“红玫瑰”与她有着相似之处,因为她和她一样对爱情有着如火的热情,即使胡兰成是有妇之夫的时候,张爱玲仍然一心一意地爱着他。
可是当佟振保与王娇蕊再次重逢时,王娇蕊不仅变成了一个合格的妻子,更是个合格的母亲了。王娇蕊已经再次结婚并有了一个孩子,她的形象与初识时已全然两样,比以前胖了,看起来也不再是以前活泼放浪的样子了,她变得规规矩矩,是一个可以娶回家的女人了,却失去了以往的神采。
张爱玲在妙趣横生的情节里勾勒出在男权统治的社会下,女人们的生存状态和情感体验,“红玫瑰”和“白玫瑰”代表的是两个极端,却都生活在困境里面。“红玫瑰”是热烈而奔放的,她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甚至可以不顾一切。可是最终还是没能摆脱世俗的枷锁,佟振保心中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仍然是当时社会的主流,男人们将道德的限制和行为的限制强加给女性,使她们总是生存在困境中,也因此她的求而不得似是必然的结果。
(二)循环往复的悲剧人生
张爱玲作品中,女性形象一般较为丰满,在张爱玲笔下,当时女性往往会受到传统封建礼教的压抑和束缚,从而性格和心理上较为扭曲,失去了传统女性温良恭俭让的特点。这种心理和性格上的特点,使张爱玲文学作品中的女性通常易于沉沦苦海,进而酿成一段又一段的悲剧。
《半生缘》中的顾曼璐,她曾和喜欢的人缔结了婚约,奈何父亲突然去世,作为家里的老大,为了肩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她决定牺牲自己,退掉婚约,当起了舞女。为了负担起顾家老小的开支,顾曼璐与风月场中结识的做小生意的祝鸿才结了婚。这男人虽然不十分有钱,起码负担得起顾家老小的开销。但是婚后,祝鸿才靠投机倒把赚了大钱,在外面花天酒地,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甚至对她大打出手。
顾曼璐像一只被遗弃的金丝雀,囚禁在精致却冰凉的婚姻鸟笼中。后来得祝鸿才对自己的妹妹顾曼桢有野心,为了守住自己顾太太的身份,不惜将亲妹妹送到丈夫的淫爪之下,设毒计迫使妹妹顾曼桢被丈夫强暴,并要求顾曼桢为丈夫生子,从而保住自己有名无实的婚姻。只是如意算盘没有打成,反而酿成一出悲剧,最终造成妹妹曼桢的生活受到影响,被爱人沈世均抛弃,也断送了姐妹亲情。 在曼璐这一角色之中,能够看到人性的扭曲,一方面,曼璐为了家庭和妹妹牺牲自己,做舞女来供养家人,另一方面,曼璐为了自己所谓的幸福,通过道德绑架妹妹,使其成为自己破裂婚姻的牺牲品。
女性在当时的时代已备受打压,而女性与女性之间还互相倾轧,不幸的女性意识到自身的不幸却没有丝毫的反抗,而是通过迫害另一名女性来寻找幸福,造成悲剧的循环往复,把悲剧拉进更可悲的深渊。
(三)自我意识的艺术再现
张爱玲是极具自我意识的作家,她以她独特细腻的笔触和精准到位的心理描写对人性中的恶进行揭露,对爱情、亲情进行的消解。她还属于一位读者意识非常强的作家,具备自身特定的隐含读者,符合她要求的读者需是有较强生活感的人,阶层性、时代性且有浓郁市民气息的,在生存与情欲里挣扎的众生,也就使得她的小说以叙事的形式来创作,对作者深层感悟进行灌注,并且又站在故事可读性、题材日常性、时代趣味性等多方面对大众读者进行引诱及投合,使大众需求得到满足。
张爱玲现实的文字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觉醒后对女性无奈命运的感叹,不管是《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为了完成学业而投靠姑母梁太太,还是《金锁记》中早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带着黄金枷锁的性变态疯子的曹七,亦或《倾城之恋》中最后不得不完全将婚姻当成豪赌的白流苏,我们看到张爱玲笔下女人的最终结局大多都是像《连环套》中的霓喜那样:霓喜先后和多个男人同居,“她要男人的爱,同时也要安全”,她千方百计想成为对方合法的妻子,为此她一次次算计和挣扎,最终却每每人财两空。
张爱玲清醒地意识到,男性和女性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为了获得物质生存,女人要依赖男人,女人追逐婚姻,是想通过婚姻取得一种经济上的保障。但她的笔下,几乎没有一个完美的女性,尽管每个女性都有其可取的地方;几乎没有一段美好的姻缘,尽管有个别女性经过重重磨难,最终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婚姻;几乎没有一个心理健康的女性能作为人自主的存在,尽管她也许掌管了经济大权,占据了家长的位置。
人们从前述中,或许认为张爱玲小说女性形象没有自我,她们要通过依附男人,借助婚姻来摆脱生存的困境。但其实张爱玲小说女性的生存意识十分坚韧。然而,在与现实的较量中,她们往往会不自觉地丢失了女性自我意识,不能在获得物质生存的同时主宰自我。
《金锁记》里歹毒刻薄的曹七巧、《十八春》里的“红粉骷髅”曼璐等原来都是青春活泼、心理健康的女性,在经历了男权社会加诸的一切后,她们也蜕变成了“欺压同性”的刽子手,变本加厉地将痛苦付诸在同性身上;《连环套》中为了生计与人姘居的霓喜等,把婚姻当作了自己的求生的唯一职业,甘愿受男人的摆布;《红玫瑰与白玫瑰》中自艾自怜的孟烟鹂、《太太万岁》中的克已待人的陈思珍,为了极力维护自己的原配地位,完全丧失了一个人活着应有的骨气和尊严;而《十八春》里美丽懂事的曼桢、《多少恨》中自强自立的虞家茵,由于社会的黑影、金钱的诱惑、亲人的迫害,她们不但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最后连亲情、爱情和尊严都保不住,心甘情愿地依旧过着和旧式女性一样的生活。
作为真正了解女性现代社会生存环境的张爱玲,她笔下的女性,从白流苏、曹七巧,再到顾曼桢、霓喜,无论出于何种家庭,无不在物质生存与寻找女性自我中苦苦挣扎着。女人所处的环境、所受的压力,有旧家族内的冷漠眼光、有命运的拨弄、更有来自女性自身的精神重负。不管是婚姻还是金钱等,其实都只是她们获取必要的物质基础来维持生存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各种形式的爱及其它种种的精神生活,对她们的主人公而言都是一件遥远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
结语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们享受着现代都市生活,她们各具不同时代所赋予的色彩,间或也有受过西洋教育的知识女性。她们坦然地,无所困惑地接受现代文明的馈赠,或做职业女性,交际花;或跳舞,谈西式恋爱,她们形象性格鲜明、遭遇不同,但是都具有悲剧色彩,揭示了当时社会中部分女性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痛苦挣扎,展现了女性的生存现状,对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析,更加引人思考,也而是对现代社会的警示,尤其是在现代思想更加开放的社会,虽然女性获得独立,但仍需要加强对女性的关注。
张爱玲笔下具有争议性的女性形象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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