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介绍一下吴佩孚的生平
那就先说说三大军阀吴佩孚吧!
吴佩孚后代略表
吴道时,字智中,1909年农历8月12日生,1950年农历7月15日逝世,年41岁。吴道时是吴佩孚之弟吴文孚的独子,自幼为吴佩孚嗣子。吴佩孚兄弟三人,其兄夭折,其弟又早逝,除吴道时外未有其他子女。因吴佩孚尊崇儒学反对洋学,吴道时少年未入“洋学堂”读书,只是延请家教攻读经书。19岁时曾被授予少将军衔。1928年与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的张绍曾之女张义先结婚。1932年吴佩孚到北京后,吴道时侍奉膝下,不曾再任军政职务。1939年吴佩孚被日寇杀害,吴道时谨遵“不当汉奸”的遗训,自此赋闲在家。1946年冬,扶吴佩孚灵柩安葬于北京玉泉山。1948年,吴道时患心脏病并发肝硬化,卧床两年有余,于1950年农历7月15日病故于北京。
吴道时有二子:长子吴运乾,次子吴运坤。
吴运乾,1929年生,1949年毕业于北京育英中学,1956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1951年与张亚男女士结婚。多年从事语文教学工作,先后在天津师范学校、第六干部中学、河西业余大学、天津市广播电视大学任教。1988年任副教授,1990年退休。2006年因突发脑血栓去世。
吴运坤,1931年生,1950年毕业于北京育英中学。同年与余益慧女士结婚。先后在冶金部驻津办事处、天津近代化工厂工作,1991年退休。
吴运乾有三子:长子吴晞,次子吴晔,三子吴星。
吴晞,1955年生,1972年天津九十中学毕业后到河北省广宗县下乡,198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毕业。先后在北京大学、国家文化部、深圳图书馆任职,现任深圳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1982年与靳萍女士结婚,1983年生一女吴紫嫣。
吴晔,1959年生,1976年天津耀华中学毕业,1978年天津公用局技校毕业,同年到天津客车修配厂工作,现于天津高速公路管理处就职。1985年与张德敏女士结婚,1987年生一女吴紫微。
吴星,1961年生,1980年天津体育馆中学毕业,1984年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城建系毕业,同年到北京热力公司工作,现任北京热力集团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87年与刘燕女士结婚,1991年生一女吴紫菲。
吴运坤生有二子:长子吴昀,次子吴暐(日韦)。
吴昀,1958年生,1975年天津耀华中学毕业后参军,1978年复员后到工商银行工作。1989年天津河西职工大学金融专业毕业,2003年获澳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现任工商银行天津分行南开支行行长、高级经济师。1983年与邢瑛华女士结婚,1984年生一子吴岩泽。
吴暐,1965年生,1983年天津和平中学毕业,1985年天津公用局技校毕业,同年到天津第一煤气厂工作,现于新华保险公司天津分公司任职。1990年与王毅红女士结婚,1993年生一女吴紫舒。
吴佩孚(1874年—1939年)字子玉,山东蓬莱人,6岁即入私塾,1896年 22岁时中秀才,后因避祸投军从戎。从淮军聂士成部戈什哈(勤务兵)做起,“凭借其秀才的功底,受到曹锟的赏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成为直系军阀的一员大将。通过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掌握了直系最多的兵力和权力,成为一方袅雄。他镇压京汉工人大罢工,双手沾满工人的鲜血;排斥异己,到处调兵遣将,挑起军阀混战;敌视南方革命政权,叫嚣“先扑灭北方之赤化,然后扑灭广东之赤化”,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
曹锟贿选总统以及直系军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也不甘心蜇居东北,图谋控制北京政府。直奉矛盾激化,遂于 1924年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战争以直系大败,曹锟被俘,吴佩孚逃往南方而结束。此后吴佩孚虽几次试图东山再起,忽而联合冯玉祥、孙传芳与奉军作战,忽而联奉反冯,但在北伐军的攻势下,主力被歼于武汉,最后辗转流落北京。七七事变后,日本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试图拉吴佩孚担任全国性傀儡政府的首脑。1938年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后,日本更是策划“汪吴合作”,甚至提出“汪主政,吴主军,平分秋色”的方案,但被吴佩孚所拒绝。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去世。
吴佩孚作为北洋军阀中继袁世凯、段祺瑞之后的中心人物,虽与其他军阀一样,穷兵缴武,镇压革命,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董必武:《日本企图搬新傀儡》)吴佩孚不做汉奸的民族气节,还是应予以肯定的。本文试对吴佩孚拒作汉奸的思想根源做一初步探讨。
吴佩孚在民族危急关头拒当汉奸,是与他个人的经历分不开的。首先,吴佩孚自幼接受私塾教育,熟读经书,对孔孟之道极为熟捻。在从幼年到青年的二十余年中,吴佩孚虽曾因父亲病亡中断在私塾的学习,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学业,仍以各种方式坚持自学,为通过科举人仕而努力。1896年他以院试第 37名考中秀才,虽不能因此说他旧学极柢深厚,但也反映出他对此确实下过一番功夫。在这点上他与响匪出身的张作霖,布贩出身的曹锟又有着显著的区别。儒家思想对国家、民族的强调以及对国人爱国情操的培养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作为北洋军阀中的“儒将”,吴佩孚喜用儒家的“忠、孝、礼、义”训练部属;在民族大义上,较之其他军阀,吴佩孚也有更清醒的认识。
吴佩孚在军队的训练上,除重视军事教育、操练及军队装备外,还经常以儒家思想训导官兵,要求他们“慕上古之英雄豪杰,诵先哲之训语箴书,善读春秋,力行忠义,方足以致忠邦爱国之志,成谋勇兼施之将”,“为将土道……必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方足以得人心。”他非常崇拜民间的忠义化身关羽和精忠报国的岳飞,动辄以反帝爱国的面目通电声讨皖系、奉系的卖国行为,一时令人以为他是北洋中的“革命将军”。
对自己,吴又提出了“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虽然有人指责他哗众取宠,但在某种程度上。吴佩孚确实实践了他的信条。在用人上,吴佩孚拒用亲属,曾亲自下令,吴姓的“天、手、道、远、隆五世永不叙用。”这种用人现在北洋军阀中还是较为罕见的。
二次直奉大战时,吴佩孚败走天津,在阎锡山、冯玉祥及奉军的三面包围下,以“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为由拒绝手下躲入租界以保安全的建议。既使在牙疾恶化,面临生命威胁时,吴佩孚仍拒绝到租界就诊,最终死于家中。
1927年,吴佩孚在北伐军的打击下躲入四川后,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荒城二郎少将派其特务机关长与吴接触,表示日方可资助“步枪十万支、机枪二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此外并助款百万”帮助吴佩孚东山再起,被吴严辞拒绝。在吴兵败、亟需财力支持的情况下,能做到不为日方利诱所劝,对一个旧军阀来讲,确属难能可贵,这与吴早年所受的儒家教育应有很大的关系。吴佩孚的成长环境也为他对日本一直采取疏远、甚至敌对的态度有一定的影响。吴佩孚的家乡蓬莱是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故里,戚继光的抗倭事迹在当地深入人心,备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吴的父亲就因景仰戚继光而以戚继光的字“佩玉”而为吴取名子玉。吴本人对此也从未忘怀,一直与以戚继光同乡而自豪。而蓬莱又与甲午战场威海卫相距不远,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军舰炮轰登州(烟台)沿海各府,蓬莱也未能幸免,蓬莱阁几为炮火所毁。对于日军的侵略暴行和甲午战败后的耻辱,吴佩孚亲身感受,对他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吴佩孚在为其军队所写的《登蓬莱阁歌》中就反映出他对日本侵略的愤怒之情:‘北海满州,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前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剥,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吴佩孚才会以“试能与日本交涉不失中国主权,得以结束日中战争,回所企愿,愿意听从。若与‘临时’、‘维新’两政权相似,寄人篱下,未敢从命出山,而决心抗战到底”来口答侵华日军的利诱。
从客观情况来讲,身属直系的吴佩孚,素与英美来往密切,与日本则关系冷淡,在日本掠夺中国权益时,数次通电反对;加之为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几次与日本支持的皖系、奉系军阀发生混战,彼此积有宿怨。
在与皖系、奉系的斗争中,吴佩孚多次以反对其媚日卖国作为与其开战的借口。1919年,在反对巴黎和约的斗争中,吴佩孚一再发出通电,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反对北京政府(皖系)在和约上签字,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取消中日密约。吴佩孚甚至提出:“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需以相当兵力,作最后之解决”,为推翻皖系政府制造舆论。
1922年,梁士诒政府(奉系)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大搞亲日外交,以日本借款赎回被日霸占的胶济铁路。吴借机联合直系将领,通电指责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克用。张邦昌而弗恤。”并指出‘嘶人不去,国不得安”“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间。”
日本侵占东三省,扶植伪满洲国成立后,吴佩孚虽已手无兵权,仍通电声讨,痛斥日本“伪称满洲独立国,实即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
吴佩孚以反对亲日的皖系、奉系起家,在与皖系、奉系的争战中也多次吃过日本人的亏,自会与日本保持相当的距离。直皖战争爆发后,皖系以日式优良武器与吴作战,一时占尽优势,给吴军造成很大的困难。天津日军护卫队也配合皖军,将直军赶离铁路线。只是后来吴佩孚利用天气突变,皖军武器优势无法发挥之机,才在奉军的夹击下击败皖军,迫使段祺瑞下台,徐树锋躲入日本使馆。
一次直奉大战时,奉军败走天津,欲从天津撤回关内。直军追人天津后,日本遂以外交使回代表的名义,借口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可驻扎天津,对吴佩孚提出抗议,试图掩护奉军撤退。吴佩孚对此极为不满,曾向美国记者表示,如日本有意干涉,就要一直打到东京去。
二次直奉大战,冯玉祥倒戈前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吉风显作致电吴佩孚,不许直军在撤退时使用当时唯一可用的秦皇岛码头。而奉军南下滦河的前锋就是由日本人率领的黑龙江骑兵大队。对于二次直奉大战的失败,想必吴佩孚也会在日本人身上记上一笔。
虽然日本对吴佩孚也多次试探,一次直奉战争后,派吴佩孚的好友岗野增次郎充当吴的顾问,又以提供军事装备等手段对吴伺机拉拢,但吴对此并不接受。日本占领华北后,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企图拉吴出山,充当傀儡政府的首脑,并为此而制定了“吴佩孚工作”计划,前后耗资三千万。为了与吴佩孚拉关系,岗野增次郎被调入北平,担任‘敬请专使”;日本特务头子川本大作还专门拜吴佩孚为师,“学习大师的立身处世,道德文章”,企图以旧友、师徒关系拉拢吴佩孚。
汪精卫公开投日后,日本又调整其“和平运动”方针,策划“汪吴合作”。在日本的策动下,汪精卫先是给吴佩孚写信,拉吴作汉奸。吴回信拒绝后,汪精卫又亲自跑到北平,约请吴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邸会面,商谈合作事宜,又被吴以“咱们是中国人;谈的是中国事,要谈就在中国人的家里谈”为由一口口绝。
总的说来,在英美扶植下发展起来的直系军阀,对日本的态度都较为冷淡。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除个别直系将领,如齐燮元等投靠日本,作了汉奸外,大部分直系将领,如冯玉祥、鹿忠麟、于学忠等人都是抗日爱国的。即使是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也拒绝了日本人让其出山的要求,不作汉奸。因此,吴佩孚能够作出不当汉奸的选择与他自身所处派系也不无关联。
除了吴佩孚个人因素外,为防止吴投敌,国共两党也做了大量争取吴佩孚的工作。1939年元旦,孔祥熙密函吴佩孚,表示对吴的处境“悬系不已”;董必武同志也著文,希望吴佩孚能“自全晚节”,“不做日寇的傀儡”;社会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希望吴佩孚能保持气节,不为日人所用。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吴佩孚终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吴佩孚28岁从军,66岁去世,一生东征西伐,可谓‘大有作为”,可是他所努力奋斗、孜孜以求的目标却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和历史发展的潮流,给他带来的只是滚滚骂名;而他的‘不为”——‘不借外债、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以及最后的‘不作汉奸”却使他赢得了人们的一丝敬意。对于吴佩孚来说,他的不为比有为更加难得,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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