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贼恐吓、被当江湖骗子、日寇紧逼，殷墟发掘和研究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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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作为中国第一个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的李济，拿着丁文江给的200元赞助费前往河南新郑进行考古挖掘。然而，这次考古挖掘却以失败告终。当地村民的不情愿、盗墓贼的猖獗、土匪的横行，阉割了这场短暂的田野挖掘。中国考古学史的第一步走的如此歪歪扭扭，但总算走出了那一步。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局动荡、思想界也跟着动荡，一大批知识分子俯首向往西方，甚至号召全盘西化。在这种情况下，中西方学界的“中华文明西来说”甚嚣尘上，以李济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考古界学人迫切的“想要翻这个案”。

彼时，时人热议“甲骨文”。自1899年清末金石学家王懿荣最早发现甲骨文后，质疑持续不断。最知名的莫过于国学大师、苏报案的主人公章太炎先生了。章太炎先生到死都执拗的认为，甲骨文是一批“江湖骗子伪造的假古董”，他的理由是龟壳在地底埋了三千年，焉能不朽？同时“龟甲刻文不见于经史”。

当证据不断指向河南安阳小屯村之时，中国考古界第一代学人，这批不足40岁的青年人耗尽全身能量，开始殷墟挖掘的脚步。

1928年8月12日，时任中山大学副教授的董作宾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简称史语所）傅斯年的指派，前往殷墟进行调查。

1928年10月7日至31日，殷墟第一次考古挖掘为期24天，共出土3000余件各类器物和784片甲骨文。这“一铲子”下去，挖出了商朝的实证，也轰动了全世界。余秋雨在《中国文脉·发现殷墟》中一文中指出：“这么一个朝代突然如此清晰地出现在兵荒马乱、国将不国的二十世纪前期，精神意义不言而喻。”

然而，挖掘的过程并非想象的那么顺利，当董作宾来到殷墟之时，他发现的是一个个触目惊心个的盗洞和已经被破坏多次的遗址。他着急的对傅斯年说：“迟则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

但董作宾作为一个典型的“门外汉”，对科学考古工作也不熟悉。直到留洋归来的博士李济主持殷墟挖掘工作后，科学发掘才进入了正轨。1929年春季和秋季，李济主持了第二、第三次考古挖掘，出土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物，尤以一片仰韶文化性质的彩陶为最。

然而到了1930年，中原大战、河南旱灾极大的困扰着考古队，在战乱中考古队被迫前往山东发掘一处新的遗址，直到1931年考古队才回到安阳继续发掘。此时考古队加入了一名生力军，即时年27岁的梁启超次子梁思永。在父亲的支持下，梁思永前往哈佛大学学习考古人类学，并在1930年获得了硕士学位。他素有“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家”的称号，后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院士。

梁思永和李济的回国，其实代表了那一代人的留学风气。李济曾说：“那时的留学生，没有一个人想在美国长久地呆下去，也根本没有人做这样的梦。那时的留学生，都是在毕业之后就回国的。他们在回国之后，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到赚多少钱和养家糊口的问题。我就是在当年这种留学风气之下，选择了我所喜爱的学科人类学。”

对比如今的留学移民潮，我们是否该反思究竟为何呢？

1931年第四次、第五次殷墟发掘，梁思永采用了“地层学”的专业划分方法，确定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文化”的后岗三叠层。

1932年第六次殷墟发掘，发现了殷墟宫殿遗址。彼时梁思永突患烈性肋膜炎，胸腔抽出四大瓶黄色积水，年底康复后又投入紧张的田野挖掘工作。

1934-1935年的第10、11、12次殷墟发掘，刚刚年过30的梁思永主持大局，共发掘王陵10座及1200座小墓和数万件珍贵的器物。

1936年，郭宝钧、梁思永分别主持第13次、第14次发掘，后者竟出土甲骨17096片。

此时，中国的内忧外患局势没有丝毫的减轻。日寇不断的侵占我疆土，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至1935年华北已经皆落入敌手。

同时，盗墓贼的嚣张无疑给考古工作带来巨大的压力，同情考古队的冯玉祥曾经派遣大头兵驻守考古现场。1935年，安阳殷墟的发掘仍然摆脱不了土匪恶霸的骚扰。李济学生夏鼐曾经回忆：“当时盗墓贼猖狂，曾寄来匿名信，要我们不要染指他们视为宝藏的西北岗墓葬，否则当心性命，所以住处的门前有威风凌凌的武装士兵站岗。”

1937年，石樟如主持第15次发掘，至6月18日结束。再过不到半月后，七七事变爆发，殷墟数万件文物此时刚刚送到南京，日军雷霆般南进，史语所不得不将包括殷墟文物在内的一千三百三十三箱珍贵文物送到长沙避难，而后前往昆明，随着史语所的搬迁集中在了昆明郊外的龙头村、后又搬迁至四川的李庄。

在龙头村和李庄，殷墟的考古工作才进入了最后一个研究阶段，但此间亦是坎坷波澜。病痛、贫穷、敌袭不断骚扰着这批考古学人们。山河破碎的时局之下，研究之困顿自是必然。

经历4年辗转，1941年李济等人才开始整理殷墟的人骨和甲骨文。此时傅斯年有着“多年的血压高症”，梁思永先患胃病、又患肺病，离鬼门关仅一步之遥。傅斯年为给梁思永治病，到处筹款，最终无奈变卖了史语所全部的医药物资，引起众怒，不过也救下了梁思永一命。李济大女儿二女儿先后患重病，但他甚至买不到合适的医药，只能忍痛目睹他们离世，自己也病倒。

身为中国的学术泰斗，这一批知识分子尚不能在时局中善存，全中国4万万灾黎之重厄可想而知。但就是在这样困顿的时局之下，中国第一代考古学人中国第一批考古学人呕心沥血、披肝沥胆，

他们艰难的迈出了中国考古学的第一步，也振奋了中国人的内心。

失掉的尊严，失掉的文化自信，一代学人穷尽一生，意图找回，我们能丢了吗？

这是中国考古业最艰难的一步，深受内忧外患，还被老百姓误解，想要顺利开展工作非常艰难。尤其当时战事纷乱，日本人烧杀抢掠，要保护出土的文物需要更多的精力和能力。

很难，殷墟发掘工作者要克服很多困难，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非常多。

如果想要发掘和研究殷墟的话，确实是非常难的，因为受到的阻挠会特别的多，而且现在技术也不是特别的成熟

盗墓贼猖狂，曾寄来匿名信，要我们不要染指他们视为宝藏的西北岗墓葬，否则当心性命，所以住处的门前有威风凌凌的武装士兵站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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