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刘墉最后下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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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刘墉身高1.90,是个高富帅!回答必采纳!~

当下清宫戏盛行,刘墉也因此为人所知。不过,清宫戏向来有胡编乱造的成分,刘墉其人,早已被刻画得面目全非了。比如,关于“刘罗锅”的说法,便取自民间传说,似乎没有什么历史依据。我们知道,古人选贤为官,向来以“身言书判”为四要素,五官端正,且仪表堂堂,是选择的重要标准之一。后人在发掘刘墉墓时,发现其身高大约在1.90米以上,并不是一个矮小且驼背的糟老头子。当年,姜纬堂先生曾在《北京晚报》撰文《刘墉绰号“罗锅”考》,也说明过类似的观点。

刘墉(1719-1804年),字崇如,号石庵。公认的清朝政治家和书法家。山东诸城逄戈庄(今属高密市)人。据史书记载,刘墉机敏绝伦、忠君爱民、正直不阿,算是一个清官了。不过,刘墉之官居高位,似乎是与此无关的。应该说,刘墉平步青云,关键之处,仍是他的家庭背景决定的。因为,按现在的说法,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太子党”,其在官场之发达,显然是其家族、特别是其父亲影响力的结果。
其实,刘家在满清入关之后,已有数代为官的记录。刘墉的高祖父刘通,是明末秀才,清军入关时已归顺大清。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在1652年参加清顺治年间的进士考试,一举考中,刘必显后任户部广西员外郎(清朝备选官员)。刘墉的祖父刘棨,则官至四川布政使,也是康熙年间著名的清官,曾入选《国朝循吏传》一书。刘棨的二哥刘果官至江南学政,相当于主管江南地区学生学习和参加科举考试的官员,类似于今天的教育厅厅长。
可以说,刘墉是在刘统勋的光环之下长大的。刘墉于清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中进士。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二记载:“刘石庵相国,文正公子,幼即工书。殿试卷前十本进呈,已列第一,高宗皇帝欲得寒畯,遂拔吴云岩鸿居榜首,相国终以书法名天下。”据说,他当时考了第一名,不知何故,被皇上改为了第二。也有一说,是因为他个子太高了,常年读书,背看上去有点儿驼,这大概就是民间传说“刘罗锅”的由来。不知真假。

刘墉一年后即授编修,再迁侍讲,仕途看好。然而,其父刘统勋却出了问题。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十月,时任陕甘总督的刘统勋因办理军务失宜下狱,刘墉也受株连。不过,乾隆皇帝最终网开一面,没有过多为难刘统勋,刘墉也因此“宽释”,被放到外地为官。比如,广西乡试正考官、安徽学政、江苏学政、太原知府、冀宁道台、江宁知府、江西盐驿道、陕西按察使等,都是地方官员而已。
公元1773年,刘统勋病故,刘墉回家服丧,“丁忧”三年。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三月,刘墉丧期满还京,他的仕途才予以改变。乾隆皇帝念刘统勋多年功绩,且察刘墉确实可用,诏授刘墉为内阁学士,入直南书房。十月,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其间,刘墉既做京官,也在外地做过官,比如,江苏学政、吏部右侍郎、湖南巡抚等。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刘墉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次年三月,仍入直南书房;不久,又充任三通馆总裁。刘墉亦查办了许多著名案件,比如“国泰案”等,他公正廉洁,既受皇上赏识,也受百姓爱戴。刘墉后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务、工部尚书,仍兼署吏部,并充任上书房总师傅、直隶总督、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等职,刘墉成了京官,进入中央任职了。
刘墉人生最大的辉煌,乃是在嘉庆朝查办和珅案。他同他的父亲刘统勋一样,成了皇帝的“枪杆子”,他们要处置的对象也是一样的,先朝重臣。

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三月,刘墉加太子少保,后奉旨办理文华殿大学士和珅植党营私、擅权纳贿一案。刘墉奉旨查明和珅及其党羽横征暴敛、搜刮民脂、贪污自肥等罪行20条,嘉庆皇帝据此处死了和珅,并没收了他的家产。
众所周知,和珅之死,则在于嘉庆皇帝的不容,刘墉只不过是受命而行罢了。清宫戏中,刘墉与和珅较量的情节,似乎是没有什么依据的。因为,刘墉的官职和品位始终比和珅低一等,而且刘墉也一直没有机会与和珅较量。道理很简单,和珅一直在北京上班,而刘墉则一直在外地工作。他们同为军机大臣相处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只有两年时间,他们俩见面机会就很少的,何来“争斗”一说呢?
相反,在和珅一案处理之中,刘墉甚至表现出宽容之心。其实,刘墉入京任职之后,他早已调整自己的为官处事策略,刚直方正不见了,滑稽模棱之风倒显现无遗。野史有说刘墉圆滑,比如,乾隆皇帝曾问刘墉:“朕属马的,你呢?”也属马的刘墉垂手说:“臣属驴。”乾隆惊奇:“朕属马,爱卿怎么属驴?”刘墉说:“万岁属马,臣怎能同属?只好属驴了。”其圆滑由此可见一斑。
嘉庆帝命刘墉处理和珅案时,各省督抚纷纷弹劾和珅,要求将其凌迟。不过,刘墉建议,和珅虽然罪大恶极,毕竟是先朝大臣,请从次律,赐令自尽,保其全尸。同时,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打击报复,避免案件扩大化,刘墉又及时向嘉庆帝建言,妥善做好善后事宜。结果,在处死和珅的第二天,嘉庆帝即发布上谕,申明和珅一案已经办结,借以安抚人心。刘墉是饱读史书之人,他自然明白,历史上的任何酷吏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十二月二十五,刘墉在北京驴市胡同家中逝世,享年85岁。去世的当天,他还到南书房当值,晚上曾设宴招待客人,“至晚端坐而逝”。《啸亭杂录》记载,刘墉死时,其“鼻注下垂一寸有余”,暗合佛语中的解脱之意。如此看来,刘墉也算是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功德圆满了。

刘墉去世后葬于原籍,即今山东高密市注沟镇逄戈庄村。不过,早年墓碑被毁。文革之中刘墓曾被挖开,却没发现金银珠宝,仅有玉片一块。可见,刘墉为官清廉,也是确实的。前些年,山东高密市政府在原墓地重修刘墉墓,并为其立黑色花岗岩墓碑。有人据此感叹,写下诗一首,很贴切,抄录如下:少听刘公廉,半百吊石庵,千秋埋铮骨,长抱残玉眠。

  是的
  刘墉就是家喻户晓的“刘罗锅儿”,因为他为官“忠君、爱民、清廉”,深得百姓喜爱。有关他的事迹广为流传。当代的影视剧作家也很了解民众这种渴盼清官的心理,于是,刘墉成了清代大臣中“上镜率”最高的大臣之一(其他两位是和珅和纪晓岚)。在剧作家的安排下,他和大贪官和珅成了死对头和欢喜冤家,和珅在他面前总是显得笨手笨脚,经常弄巧成拙,想算计人反遭算计。乾隆皇帝对他又爱又恨、又有点无可奈何。这个人物寄托了中国老百姓太多的理想和愿望,他是智慧的化身,也是正义的化身,甚至连他的罗锅儿也让人不惟不觉其丑陋,反成为他的标志性特征。其实,荧屏上的刘墉和历史上的刘墉并不完全重合,从形象到事迹有许多地方源自剧作家的想像。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一下清代的取士、选官标准。
  在封建社会,选官向来是以“身、言、书、判”作为首要条件的。所谓身,即形体,需要五官端正,仪表堂堂,否则难立官威。所谓言,即口齿清楚,语言明晰,否则有碍治事。所谓书,即字要写得工整漂亮,利于上级看他的书面报告。所谓判,即思维敏捷,审判明断,不然便会误事害人。
  在这四条标准之中,“身”居首位,是最重要的。因为观瞻所系,不能不特别强调。
  刘墉系科甲出身,必在“身言书判”四方面合格,方可顺利过关。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刘墉不会是“罗锅儿”。姜纬堂先生早在1996年时,就曾在《北京晚报》上专门撰文《刘墉绰号“罗锅”考》,指出过这一点。
  还有一个旁证,可以从侧面说明一定的问题。按照当时制度,举人应会试三科不中者,还可以应“大挑”一科。这一科不考文章,只论相貌,标准是“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个字,以字形喻体形、相貌。“同”指长方脸,“田”指四方脸,“贯”指人的头大而身体直长,“日”指身体端直而高矮肥瘦适中。以上这四个字是好字,符合者有中选的可能;“身”指身体不正,“甲”指头大身子小,“气”指一肩高耸,“由”指头小身子大。这四个字是不好的字,沾上一个就会落选。可见,清代选官很重视被选者的相貌,所以,刘墉即使算不上仪表堂堂,总也不至于体有残疾。
  当然,“刘罗锅”的称号,也事出有因。史书上记载,嘉庆帝曾称刘墉为“刘驼子”,可见他确实有些驼背。不过,刘墉当时已经年届80岁,难免会驼背弯腰,这就很可以理解了。如果以此认定刘墉年轻时即为“罗锅”,那就不准确了。
  可见,从形象言之,历史上的刘墉与民间传说和文艺作品中的刘墉并不一致。那么,从为官行事的角度看,历史上的刘墉是不是像剧作家描写的那样清廉干练,不畏权势,是不是真的能将大贪官和珅戏弄于股掌之中,在乾隆皇帝面前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刘墉出身于山东诸城刘氏家族,这个家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很多。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为顺治年间进士,祖父刘棨(qǐ)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父亲刘统勋更是一代名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为官清廉果敢,乾隆帝说他“遇事既神敏,秉性复刚劲,得古大臣风,终身不失正”。
  刘墉生长在这样世代书香、以科举仕进为荣的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自不必言,后来他成为四库全书馆副总裁也证明了其学识的渊深。但不知什么原因,满腹经纶的刘墉却迟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至少目前尚未发现他在30岁之前参加科举考试的记录。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年),33岁的刘墉才因为父亲的关系,以恩荫举人身份参加了当年的会试和殿试,并获进士出身,旋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庶吉士是翰林的预备资格,一般从科考成绩优异的进士中选拔,然后在庶常馆学习深造,期满考试合格者,授翰林院编修。清代翰林虽然薪俸较薄,但作为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近臣,号称“清贵”,“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而且,大臣死后如果想得到皇帝赐谥的“文”字,则必须是翰林出身。所以,清代以科举仕进者尤重翰林出身。应当说,刘墉在仕途上开局良好。
  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开始,刘墉被外放做地方官,此后20余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主要做地方官,由学政、知府,直至一方面的督抚大员。在做地方官期间,他基本上还是秉承了乃父刘统勋的正直干练、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对科场积弊、官场恶习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整顿,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诸城县志》称赞他:“砥砺风节,正身率属,自为学政知府时,即谢绝馈贿,一介不取,遇事敢为,无所顾忌,所至官吏望风畏之。”同时,他也不遗余力地贯彻乾隆皇帝的意旨,查禁书,兴文字狱,捉拿会党,积极推行文化高压政策。
  刘墉做过提督安徽学政和提督江苏学政。提督学政是一省的教育长官,类似于现在的教育厅长,但不同之处在于,学政不受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节制,独立开展各项事务,督抚大员也不能侵其职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学政离任,督抚才可暂时代管其事。学政还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反映地方情况,吏治民风。
  刘墉在前往安徽赴任前,乾隆帝特意召见并赐诗,其中有“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之句,意思是希望刘墉能够不辱门楣、有所建树。在出任江苏学政前,乾隆皇帝仍有诗相赠,可见对刘墉抱有厚望。刘墉也不辱使命,很是严肃认真。据清人笔记记载:“昔日刘石庵相国视学江苏,严肃峻厉,人多畏惮。”刘墉曾先后两次提督江苏学政,相隔近20年,为官处事风格也由峻厉刚急转为平和舒缓,但严肃认真则是一贯的。以刘墉第二次出任江苏学政时按试扬州为例,因为把关严格,使得许多想以作弊蒙混过关者最后不敢入场。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51岁的刘墉获授江宁知府。从乾隆十六年(1751年)中进士时算起,到此时刘墉浮沉宦海已经整整18年。说来,刘墉的仕途并不平坦,早在做翰林院编修时,其父刘统勋因事获罪,刘墉遭株连被革职,与诸兄弟一起下狱;后外放刘墉作安徽和江苏学政,因表现卓异得到乾隆皇帝赏识,擢山西太原府知府。刘墉之父刘统勋,曾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到山西查办布政使蒋洲侵帑案,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到山西查办过将军保德侵帑案,声誉颇佳。刘墉同样是不负重托,到任后不几天便将前任遗留下的疑难案件审理一清,受到官民的一致称赞。正当刘墉以政绩迁冀宁道时,前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段成功亏空案发,刘墉以失察罪差一点丢了性命,后来朝廷加恩命他赴军台效力赎罪长达一年,回北京后又在一个叫作“修书处”的闲散机构里蹉跎两年。由此可见,这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运并不怎么“亨通”。
  刘墉能够在重罪之后出任江宁知府,说来还是沾了父亲的光。此时刘统勋圣眷正隆,先后以大学士之职兼管兵部和刑部,被乾隆皇帝倚为股肱之臣。因此,在乾隆三十三年刘统勋七十寿辰之时,乾隆皇帝不仅亲书匾额志贺,还加恩刘墉以知府候补。第二年,刘墉获授江宁府知府。
  刘墉也十分珍视这次机会,“颇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内,妇人女子无不服其品谊,至以包孝肃比之”。创作于嘉庆初年的弹词《刘公案》,就是主要以刘墉在江宁知府任上决断疑案、为民做主的故事为蓝本改编而成的,虽然其中必然夹杂着弹词艺人的想像夸张和道听途说的内容,未必都是实录,但说明刘墉在短短一年的江宁知府任上确实有政绩、有政声,是难得的贤能官吏。著名诗人袁枚也在一首诗中称赞刘墉说:“初闻领丹阳,官吏齐短脰(dòu)。光风吹一年,欢风极老幼。先声将人夺,苦志将人救。抗上耸强肩,覆下纡缓袖。”意思是说,刘墉到江宁后,对下属要求严格使其不敢耀武扬威,对百姓关爱拯其脱离水火,不怕得罪上司而怕百姓受苦。
  此后,刘墉历迁江西、陕西、江苏,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刘墉被授湖南巡抚,其官职全称是巡抚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节制各镇,兼理粮饷,驻长沙,兼理军民事务,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
  在湖南任期内,刘墉继续以前的作风,盘查仓贮,勘修城垣,整顿吏治,镇压反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刘墉的政绩可谓斐然。《清史列传》上面说他:“在任年余,盘查仓库,勘修城垣,革除坐省家人陋习,抚恤武冈等州县灾民,至筹办仓谷,开采峒硝,俱察例奏请,奉旨允行。”将其所办大事都列举出来了。《湖南通志》也赞扬刘墉抚湘期间,所行诸事“民以为便”。
  乾隆四十七年,刘墉奉调入京出任左都御史,命在南书房行走。当时和珅炙手可热,刘墉遂“委蛇其间,惟以滑稽悦容其间”。这又表现了刘墉为人和为官的另一面。刘墉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同时也是官场中人,他也要按照官场的规则做事,包括应付上级和同僚的圆滑趋避之术。大体说来,他任地方官、能够独当一面的时期,主要表现了清勤刚正的一面,“一时有阎罗包老之称”;入京以后,正好碰上和珅专宠于乾隆,擅弄威权,排斥异己,刘墉只好以静默自守,以滑稽模棱取容。
  刘墉刚入京的几年仕途还算顺利,做到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其间还处理了一件棘手的案子。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国泰是山东巡抚,其父四川总督文绶是刘墉的老上级,更关键的是,国泰的后台就是乾隆皇帝的红人和珅。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御史钱沣参劾山东巡抚国泰专横,以向皇上纳贡的名义大肆搜刮钱财,下属历城、益都等几十个州县仓库亏空严重。乾隆皇帝对此事十分重视,责成和珅、刘墉等同钱沣一起前往核查。
  国泰,满洲镶白旗人,姓富察氏。国泰与和珅过从甚密,因此,和珅得到要查办国泰等的消息后立即派家人通风报信,使得国泰有了挪用其他款项填补亏空的时间。赴山东途中,和珅还以言辞威胁钱沣。据钱泳《履园丛话》记载,刘墉深知和珅与国泰的关系,因此常与钱沣密商对策。到山东历城县后,和珅说不用彻底核对,只要抽查几十个库就可以了,并且先起身回到住所。钱沣要求先封库,第二天彻底拆封。结果发现库里的银两“多系圆丝杂色银”,通过盘诘库吏得知,这些银两是从各商铺借来充数的。于是,出告示叫各商铺前来认领,“大呼曰:迟来即封贮入官矣”。于是商贾纷纷前来认领,库藏为之一空。
  在这件事上,刘墉自始至终支持钱沣,他的态度对于案情最终水落石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很显然,刘墉支持钱沣,同时也就得罪了和珅。从这件事我们看到,刘墉仍不失其“刚正”。
  此后的几年里,刘墉似乎总是在犯错误,受指责,乾隆对他显然并不满意。乾隆五十二年初,刘墉因为漏泄他和乾隆帝关于嵇璜、曹文埴(zhí)的谈话内容,不仅受到申饬,而且失去了本应获授的大学士一职。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乾隆委托刘墉主持祭拜文庙。因他没有行规定的一揖之礼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参劾。
  乾隆五十三年夏天,刘墉兼理国子监,发生乡试预选考试中诸生馈送堂官的事,被御史祝德麟弹劾,结果刘墉受到处分。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底至三月初,负责皇子教育的上书房诸师傅因为连天阴雨没有入值,乾隆皇帝得知这个情况十分恼怒,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被责处得尤其严厉,降为侍郎衔,不再兼职南书房。乾隆皇帝还专门为此下了一道上谕,大意是说因为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之子,念及统勋为朝廷效力多年,才对刘墉加恩擢用。而刘墉在府道任上还算勤勉,及至出任学政就不再认真办事,在湖南巡抚任上官声也平常。入京为尚书,办事情更是一味模棱两可。我曲意优容,未加谴责,原以为他会感激圣恩,勤勉办事,不想竟然发生上书房诸师傅旷工七日之久而刘墉置若罔闻之事。并说刘墉这样事事不能尽职,于国则为不忠,于父则为不孝,其过失甚大,实在不能宽恕。应当说,措辞相当严厉。
  乾隆五十八年,刘墉为当年会试主考官。因为安排失当,阅卷草率,违制和不合格的卷子很多。按规定,刘墉等至少要罚俸10余年。乾隆皇帝虽然作了宽大处理,刘墉还是被“严行申饬(chì)”。
  嘉庆元年,因为大学士一职空缺多时,破格增补户部尚书董诰为大学士,而资历更深的刘墉被排斥在外。而且在上谕中又一次批评刘墉“向来不肯实心任事”,并举例说,皇帝曾向刘墉询问新选知府戴世仪可否胜任,结果刘墉对以“尚可”。而戴本来十分庸劣,断难胜任。可见刘墉平日里对于铨选用人全未留心,只是以模棱两可之词敷衍塞责。要他“扪心内省,益加愧励”。
  嘉庆二年,授刘墉体仁阁大学士,但仍旧指责他“向来不肯实心任事,行走颇懒”,并说“兹以无人,擢升此任”,可见其评价。当然,以上两条嘉庆初年的上谕,代表的仍然是乾隆帝的意见。
  刘墉像是变了一个人,做人的棱角看不到了,做事的勤谨也看不到了,此期间的刘墉更多表现出的是滑稽和圆滑世故。清人笔记记载,一次在军机处吃饭,有同僚提起唐宋时宰相吃堂餐的故事,刘墉马上接口说:“但使下民无殿粪,何妨宰相有堂餐?”一座为之喷饭。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刘墉入朝为官期间的种种“劣迹”,是想探讨同样一个人,为什么前后差别如此之大?
  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讲,是当时朝廷上的政治气候决定的。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李保田版)中有一个颇具意味的细节:乾隆(张国立饰)问和珅(王刚饰),你是做忠臣呢,还是作奸臣?和珅答,我不做忠臣,也不作奸臣,我要做的是让您高兴、逗您开心的弄臣。结果乾隆对和珅的回答很满意。这个情节很可能只是出于编剧的一种想像,但应当说,剧作家对乾隆心态的把握是比较准确的。
  乾隆皇帝有一个“本朝无名臣”的理论,他说,因为朝廷纲纪整肃,本朝没有名臣,也没有奸臣。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把所有荣誉归于圣主,大臣们所做的一切有利于百姓的事情,都是出于圣主的旨意。所以,他下令禁绝为地方官建德政碑、送万民伞之类为官员扬名的活动。老年乾隆更是志得意满,炫耀自己的“十全武功”,权力欲和虚荣心越发膨胀,此时他的身边更不需要名臣,而只需要忠心办事、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的奴才。
  再加上当时朝堂上宵小环绕,和珅弄权,勾结党羽,把持朝政,排斥异己,正直之士很难有所作为。御史曹锡宝曾经想通过参劾和珅家奴刘全以达到惩办和珅的目的,结果反遭陷害,被革职。所以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当刘墉为地方官时还做了一些兴利除弊的事情,而到了皇帝的身边却反而无所建树,唯唯诺诺。也许从适应官场规则、保全自己的角度看,刘墉这样小错不断、屡遭申饬、弄得自己名誉扫地,未必不是聪明之举。
  在当时以滑稽方式为官的还大有人在。比如嘉庆帝的老师朱珪,也是如此。据说他晚年每逢门生、旧吏来看望,他所言皆不关政治,全为诙谐之语。
  这些以清正刚直著称的官员尚且如此,当时官场风气可见一斑。乾隆皇帝聪明太过,使得大臣们只好装糊涂;乾隆皇帝好名太甚,使得大臣们只得“平庸”。这使人不禁联想到汉高祖刘邦与承相萧何之间的关系。萧何作为大汉第一功臣协助刘邦夺取天下后,继续兢兢业业地办事,清正廉洁地为官,因而在百姓中口碑极好。这使得刘邦很不放心,于是找借口将萧何抓了起来,虽然念及旧情最终又释放了萧何,但萧何出狱后汲取了教训,不再顾及名声,圈地、贪渎之事也颇做了几件。老百姓意见很大,也有人向刘邦告状,这下刘邦却一笑了之,不再追究。
  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刘墉于北京驴市胡同家中逝世,享年86岁。去世的当天,他还曾到南书房当值,晚上还开宴会招待客人,“至晚端坐而逝”。《啸亭杂录》记载,刘墉死时,说他“鼻注下垂一寸有余”,暗合佛语中的善于解脱之意。不管怎样,刘墉可算得上是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功德圆满。
  刘墉书法】
  在乾隆之际,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刘墉并享书法声誉。当时人们称翁、梁、王、刘“四大家”。其书法艺术成就,当推刘墉最高。亦有以来其与翁方纲、成亲王永瑆、铁保并称“翁刘成铁”。包世臣《艺舟双楫》称:“文清少习香光,壮迁坡志,七十以后潜心北朝碑版,虽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兴学识,超然尘外。”近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称“石庵亦出董(其昌),然大厚思沉,筋摇脉聚,近世行草作浑厚一路,未有能出石庵之范围者,吾故谓石庵集帖学之成也。流传书迹较多。著有《石庵诗集》,刻有《清爱堂帖》。《小楷册》,书于嘉庆元年(1796)。纸本墨迹。凡24行,共360字。各页均纵11.8厘米,横 6.9厘米。故宫博物院藏。刘墉的书法,初看圆润软滑,若团团棉花,细审则骨络分明,内含刚劲。刘墉精于小楷,其特色由此件作品可窥一斑。他书的蝇头小楷具有擘窠大字的恢宏气象,结体丝毫不令人觉得拘紧,点画洁净讲究。尤其粗重与纤细交织在一起,加之偶尔揉入行草笔意,使得整个作品在规模的大效果中不乏生动活泼的情趣,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后世人们称许他的小楷不仅有钟繇、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的法度,还深得魏、晋小楷风致,实不为过。

刘墉是在嘉庆九年,也就是1804年12月25日,享年85岁的刘墉在北京驴市胡同的家中逝世。

有着“浓墨宰相”之称的刘墉不但是清朝人,还是当时的一个名人,跟纪昀、和珅一同被称为乾隆时期三大中堂。

据说民间故事当中的“刘罗锅”就是他,但是至于他还是真是个罗锅,并没有相关文献记载。

刘墉的父亲

在说有关刘墉的这则野史时,我们不得不提一提刘墉的父亲刘统勋。他于十七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出生,是山东人。

在雍正二年的时候考取了进士的功名,在他有了为官的资格后,官运是一路亨通,曾担任过刑部尚书,也担任过工部尚书、甚至还做过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以及军机大臣。

因为为官清廉,又非常的忠诚于皇上,所以在后来的时候还成为了清朝的宰相。在他为官的这四十多年里,非常的正直有胆识,而且他不论是出任什么样的官职,都能够在那个位置上做出成绩,做出水准,所以很受皇帝的喜爱和欢迎。



其实刘墉是在嘉庆九年。也就是1804年12月25日。享年85岁的刘墉在北京驴市胡同的家中逝世。就在刘墉去世的当天,他都还到南书房正常上班。而且晚上回家以后还正常设宴招待客人。可是刘墉于当晚十点端坐而逝。 可以说,刘墉是无疾而终.寿终正寝,也算是功德圆满了。刘墉事后并没有安葬在北京,而是安葬在他的原籍山东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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