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为什么会成为武侠小说

为什么金庸要修改武侠小说啊?~

修改旧作的金庸

暮年金庸真是壮心不已，最近以来，因为宣布要到英国攻读博士学位，因为修改三十年前创作的武侠小说，他又一次次地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他为什么要修改那些曾风行多年、大众早已熟悉的旧作？我们无须猜测他的动机，他也完全有这个自由，或许他可以说这是精益求精，是活到老改到老，而绝对不是为了促销，不是基于出版商的压力。他不能明白的是，无论如何，流行武侠小说的时代过去了，现在的年轻一辈，要么是“青春小说”、“魔幻小说”的俘虏，要么是“超级女声”或形形色色歌星、×星的粉丝，或者沉溺于网络游戏之中，什么小说也激不起他们的兴趣。说到底，金庸的悲哀在于，以他的世故之深竟没有看到———他的时代已经无可挽回地落幕，“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一个人不可能永久地站在舞台中央，站在聚光灯下，最受观众欢迎的演员也总有谢幕的时候。

名列豪富榜的金庸

对金庸来说，他的武侠小说创作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结束了，他的报业生涯实际上在80年代也走向了终点，之后，往来于香港与大陆之间、以及世界各地的那个金庸，不过是追星族眼中的明星金庸、名人金庸、神话金庸。很多年以前，他本人就曾多次表示，自己的心愿是退出江湖，颐养天年，“快快乐乐的去享受两大嗜好：读书、旅行。只有在兴之所至的时候，才写一些文章，在全无时间催逼下写文章。”他还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他的第三个理想是：“衰老时不必再工作，能有适当的物质条件、健康、平静愉快的心情和余暇来安度晚年，逍遥自在。”金庸曾多次说过，“从小就对范蠡、张良一类高人十分钦仰”，最羡慕的就是他们功成身退，他笔下最喜爱的主角从陈家洛、袁承志、杨过到张无忌、令狐冲几乎都是在大吵大闹之后悄然归隐，连韦小宝也不例外。然而，这一切对他来说真的太奢侈了，透过媒体的娱乐版面，我们看到了晚年金庸频繁忙碌的身影，他风尘仆仆，飞来飞去，不断地出入于各种商业、非商业性的活动中，从北大、南大到浙大的讲坛，从“西湖论剑”、“华山论剑”到龙泉赠剑等等，他一次次地出现在江湖的喧嚣中，接受鲜花、掌声和欢呼。

两年前，当记者问及金庸，为什么不好好安度晚年的人生，而是如此劳累奔波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其实，他如果真的想安享晚年，过一种平静的生活，又有谁能将世俗的纷扰强加于他？他毕竟有自主的选择的权利，他可以拒绝各种各样的诱惑。毫无疑问，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他是入世的，他以《明报》和武侠小说登上了香港亿万富豪榜，1987年创刊的《资本》杂志将他排名第27位，是百人名单中唯一的作家（报人中，还有胡仙以及《成报》、《东方日报》的老板都在他的前面）。1991年，他再次名列《资本》杂志180多人富豪排行榜的第64位。

攻读博士的金庸

身处一个商业社会，人类对利益的欲望往往是无止境的，很少有人例外。何况，在功成名就之后退出江湖，飘然而去，这种道家式的出世向来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桃源梦。更何况现代社会早已没有可以种豆的南山下，没有可以垂钓的富春江。金庸的少年时代颠沛流离，饱经动荡与忧患，使他“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这一切自在情理之中，本来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他始终不甘于“恬淡安泰的生活”，总是要置身于媒体的光环之中，包括修改自己旧日的武侠小说也是如此，也难怪有炒作的嫌疑。当然，他完全可以发挥余热，利用自己的巨大名声、在整个华人圈的影响力，为本民族乃至人类的进步添砖加瓦，做一些有公益性的事业，做一个有担当的知识分子，燃烧自己，照亮社会，这比攻读博士学位重要得多了。可惜他的兴趣不在这里，他无意于此，旁人也不能强求。还在《明报》卖掉之前，以“佛教徒”自居的他就曾坦白直言：

“在我这个年纪，《明报》是一个负担。从佛教的讲法，有负担总是不好的。佛教希望人的欲望能尽量减低，最高境界是什么也抛弃掉，连生命也觉得没什么所谓。我离开这境界实在太远了。要我财产完全不要，我做不到；要妻子儿女都不要，做不到；名利不要，也做不到，那我只有减少自己的负担。”

凡人的金庸

有了这番真诚的自白，我们就容易理解暮年金庸的那些选择，他为什么对滚滚红尘中的虚名实利那么在乎。不了解他的人，被他的武侠小说所感染，爱屋及乌，误把作者当成“大侠”，甚至有人称他为“文坛侠圣”，这一点他有自知之明，他在华山顶上曾对记者说过：“我不是大侠，大侠是要舍得用生命去捍卫一些东西的，我做不到！”他当然不是郭靖那样的“侠之大者”，他更不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乔峰，他只是一个曾经有丰富想像力、有编织故事的高超能力、出色的武侠小说家。当然他一生的事业还是他一手创办的《明报》，他当年之所以受到世人尊重主要也是因为《明报》，而不是因为那些娱乐了千万人的武侠作品。今天很多人可能不清楚这一点了。

金庸今天之遭到种种非议、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反感，就是他的动静太多了、新闻太多了。本来人老了，这是无情的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淡出公众的视线，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继续站在舞台中央，一直表演下去。说白了，金庸的悲哀很大程度上就是不愿谢幕的悲哀。

作品贵精不贵多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使他声名远播，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掀起了一股“金庸热”，然而他却不满足与此。从高调入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到招收博士研究生,从纷纷扰扰的辞职事件到去英国读博士，从平静攻读到如今回应作家步非烟，金庸一次次受到高度关注，一次次成为新闻人物，一次次遭受非议。“横看成岭侧成峰”，金庸作为武侠小说家“峰”的一面，已被无数人认识了解，笔者曾在浙大人文学院学习近三年，对金庸及金庸现象有所思考，试图换个角度来看一看金庸。

当实质博导是个错误选择

1999年初，笔者报考了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5月初复试时金庸已经上任，成为了人文学院的院长。请名人当院长，提高学校和学科的知名度，大家都能理解，也是现在许多学校已经或正在做的，而存在争议的是金庸是否应该当博导，而且是实质意义上的博导。

时间还要上溯到2000年，我们从校园网上发现，金庸作为博士生导师出现在招生目录当中，而且方向还是隋唐史和中西交通史方向。周围的老师和同学纷纷议论，不是开玩笑吧，喜欢历史与研究历史毕竟不是一回事，再看参考书目中明确的有《马可波罗游记》和《袁崇焕评传》，他到底要考什么没有人知道。与此同时，金庸在不同场合都表示，招博士要求很高，需要懂两门外语，最好要懂拉丁文。当初，我们同学议论时的一致意见就是金庸也许只有博导的名头，而并不会真正招弟子，可能也不会有人把这当成真事。

事实上，没有像大多数人想的那样，也没有像许多报道中说的那样，“从2001年开始，金庸连续两年未招博士生”，而是招了没有录取。尽管金庸先生开出的条件有些吓人，还是有不少人到浙大咨询相关事宜，笔者在徐州师大的一位老师就勇敢地报考了，因为她恰好懂英语和意大利两门外语，在北大读研究生时还选修过拉丁文，出版过专著，也有若干的论文发表。在浙大，经过笔试后，在面试时也见了金庸一面，听说考得还可以，最后也不了了之。这些更加坚定了我们的猜测。

真没想到，我毕业后，金庸并不是仅仅把博士生导师当作一种荣誉，他还真招了博士！“金庸当实质博导是个错误！”浙大的许多老师同学这样认为。说金庸不应该当实质的博导，是因为金庸对内地大学培养博士的体制很不了解，对内地学生的情况也缺乏了解，如浙江大学规定文科博士要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两篇论文方能毕业，什么是核心期刊，对于文科来说（按浙大规定）就是《中国社会科学》、《文史》、《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一类的刊物，许多博导一年能在这些刊物上发表1、2篇就算很不错的了，何况是普通学生。再看金庸的个人经历，他自己都没有这样的论文发表，就更谈不上什么指导，仅这一点，他也应该明智地选择不当实质性的博导。

正如有关媒体所说的“金庸虽然是导师，但极少过问学生们的学业，除了带他们参加过‘华山论剑’、‘南湖论剑’这样的活动外，师生双方一个学期只见一次面，正规的授课则从来没有过。”笔者在这里多提一句，报考金庸的博士，在浙大没有出现其他学科那样“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现象，报考的基本上都是浙大以外的人，这也说明，大家都心知肚明，金庸对于浙大，广告效应要远远大于实际效果。

解不开的历史情结

就像当初乔丹离开自己擅长的篮球而改打棒球一样不被理解，金庸为什么对历史情有独钟、孜孜以求，引来国内学者众多学者的非议。

其实，这是一个大众期待与自身修养相冲突的问题，大家希望金庸是一个武侠小说家，金庸作为武侠小说家是他自己不愿意的事实，他多次谈到，写小说基本都是为了报纸的发行量计，他说自己崇拜苏轼，欣赏沈从文，可以说他的行为有商业行为，但内心深处还是属于中华几千年积淀下的文人观念，文人情结始终放不下、解不开，他自身希望成为一名学者。

这种情结始终在他脑海里盘旋，于是在写武侠小说之余，就有了副产品的出现，《袁崇焕评传》就是其代表作。在这部不到10万字可以说是金庸用较为翔实的历史资料，以小说家的生动笔调，把三百五十年前对敌英勇作战、遇事敢作敢为、一身系国家安危、功高而被冤杀的民族英雄袁崇焕重现于读者面前。袁崇焕的事迹，除正史之外，还广稽野史志乘，材料丰富，信实有征。该文有不少创见，如论袁崇焕死于与崇祯性格冲突，较令人信服。读这部书时，我想到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两部作品有诸多共同点：写作都是关于明代的人和事，都是基于原始资料的阐发，其间都夹杂着个人合理的推断，都很好看等等，尽管从写作年代不同，黄的作品要晚于金。

唐朝著名的历史学家刘知己在《史通》中认为作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和“史识”三长，而尤以史识为最重要。凭着金庸的《袁崇焕评传》，可以看出在史识方面的确有独到和过人之处，他所欠缺是的增长史才和认真研究史学的时间，从他多次讲座和《袁崇焕评传》中出现的若干史实性的错误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平心而论，金庸如果没有武侠小说家的名头，没有声名所累，当一个知名学者是绰绰有余，甚至有望成为知名的历史学家。

今年1月22日，《文汇报》乘着金庸回家过年的机会，采访了他在剑桥读书的情况，名为《金庸剑桥“论剑”》（文章附后），看来金庸铁了心要圆梦了。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金庸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没有能力对金庸作出什么全面的评价，但我曾经是浙大人文学院的学子，也一直关注着中国文化走向的“杞人”，我还想多说几句。

近来，我又回顾了当初媒体上报道金庸辞职的事，其中有关金庸与浙大历史系之间恩怨的描述有点过，但也并非空穴来风。笔者认为，两者见解的不同，不是某几个人之间的是非，而是学术道路、学术思想之间的迥异。现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主体是由原杭州大学文、史、哲等学科组成，其中历史系以宋史研究而著名，著名宋史专家徐规先生是陈乐素的得意弟子，而陈乐素是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长于考据的陈垣先生的儿子，重考据就不用说了，同时徐规先生又是著名才子人称“梁启超第二”的张荫麟先生的学生，张荫麟先生的文采和学术成果受到过梁启超的赞誉，所以，徐规先生一生追求学术的最高境界就是“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当初，《外滩画报》采访浙大历史系教授何忠礼就是徐先生的弟子，现在杭州乃至全国许多地方从事宋史研究的学者教授都是徐先生的弟子，他们大多数人都秉承了徐先生的治学风格。

再看金庸，他花在学术上的时间确实不多，金庸自己也多次在不同场合承认这一点。金庸的学术著作少，而且确实不符合目前国内的学术规范，作为一种新思维，的确给国内学术界吹来了新风，但作用也只能到此为止。我也注意到对金庸作出高度评价的人文学院副院长徐岱，他无论上课办公都是在浙大玉泉校区，而不是在文科集中的西溪校区，据著名文艺理论家王元骧先生的弟子透露，他是王先生的高足，在杭大期间和王先生发生了矛盾，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做学问的思路不同引起的。笔者读徐岱的文章，文情并貌，用一个不太恰当的词来形容就是有侠风，的确与王先生的缜密严谨是两种不同道路。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笔者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综观古今，学术界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国古代就有百家争鸣、今古文学派的争论，近代又有中西学之争，现在还有雅俗文化之争。我坚信，真理越辩越明，也希望金庸能如愿以尝，完成学业，继续向中国学术界吹来更多的新风。

金庸家学渊源，书香门第，他当初学法律还被家里人视为不务正业呢，文字功底应该是有天赋的。
博览群书也是一大原因，集众家之长写出自己的风格。
创办明报，也是为了增加报纸的受众吧，开始连载小说。连载很激发创作的潜力吧，毕竟每期都会刊载，要赶稿子，比起有充裕时间写作往往更加出彩。
以上。若是有兴趣可以去找找对金庸先生的访谈节目

1948年金庸先生进入《大公报》，做编辑和收听英语国际电讯广播当翻译。不久《大公报》香港版复刊，金庸南下到香港。在香港他遇见了梁羽生（原名陈文统，中国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当时梁羽生写了《龙虎斗京华》是为“新派”武侠小说之源头伊始。
当时梁羽生鼓励金庸，也希望他来撰写武侠，1955年金庸开写《书剑恩仇录》，1972年金庸先生在写完《鹿鼎记》后宣布封笔，前后一共十五部作品。金庸的作品是把历史敷衍成小说，他为了研究佛经，甚至学习了印度的梵文。
以上只是简要介绍，具体可以看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26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32.htm

两个字: 随缘.

因为他是写武侠小说的 肯定是武侠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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