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彦直的近现代中国建筑风格的转变

吕彦直简介。。。~

吕彦直　　吕彦直〔1894---1929〕，字仲宜，别号古愚。安徽滁州人。我国近代杰出的建筑师。1894年生于天津。 吕彦直先生照片吕彦直的父亲名叫吕增祥，安徽滁州人，光绪五年举人，在晚清李鸿章幕府任文案知县。曾任驻日使馆参赞。历任临城、南宫、天津知县。1900年，吕增祥任开州知府，1901年因脑瘤卒于任上。吕彦直年仅7岁。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随其姐吕静宜居巴黎数年。常参观罗浮宫博物馆，酷爱绘画和雕塑艺术。回国后，先后入南京金陵中学、北京五城学堂学习。1911-1913年清华学堂留美预备部求学。1913-1918年由北京政府派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建筑工程（先入电子系，后转入建筑）。1918-1921年担任美国建筑师墨菲助手。吕彦直曾担负北京燕京大学和南京金陵大学的建筑工程设计，用中国传统风格设计现代建筑，初显其才华。
　　1921—1925年9月回国后，先与过养默、黄锡林组织在上海东南建筑公司任职，设计上海银行公会等大型建筑工程的设计，后独立创办彦记建筑事务所。期间，他的建筑设计多为小巧、舒适和花园式洋房，但已在研究中国古典式建筑，并努力融合中西建筑艺术的精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是年5月，总理丧事筹备委员会向海内外悬奖征集中山陵墓设计图案，轰动了国内外的建筑师和美术家，许多人纷纷报名应征。当时吕彦直还是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青年建筑师，但他对自己的才学满怀信心，毅然报名，与众多的国内外知名建筑师展开竞争，终于一举夺魁，荣获首奖。吕彦直设计中山陵图案，融汇中国古代建筑与西方建筑的精神，庄严简朴别创新格。其全部平面图呈一警钟形，寓含孙中山先生"唤起民众"之意，因而受到评选者的一致推崇。
　　1925年9月—1929年3月接受“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聘请，任陵墓建筑师。接受南京国民政府聘请任总理陵园计划专门委员。他潜心研究，周密构思，设计出的中山陵墓图案， 具有鲜明的中国建筑风格与特色。截止到9月15日，筹委会收到中外建筑师40余人应征设计图案，经评选委员会及中外专家顾问的评选，吕彦直设计的图案名列榜首，获得奖金2500元。孙中山家属代表和筹委会全体委员一致同意吕彦直的设计图案，并决定聘他为中山陵墓的建筑工程师，限于两个月内完成工程详图。吕彦直受聘后，即赴南京实地考察，赶绘全部工程详图。当年12月，上海姚新记营造厂中标，中山陵墓建筑工程遂即开始动工。
　　在南京中山陵墓的建筑工程进入高潮之际，吕彦直又承担了广州越秀山中山纪念堂和中山纪念碑的建筑设计。他设计的两份建筑图案，因其构思别致，水平高，又以首奖入选。图案入选后，受“广州中山纪念堂筹建委员会”的委托，主持中山纪念堂和中山纪念碑的设计工作。于是，他为南京中山陵、广州中山纪念堂和中山纪念碑的建成，奔波南北。
　　中山纪念堂举行奠基仪式期间，吕彦直已病魔缠身。他忍着病痛，不分昼夜推理演算，以顽强的毅力设计出中山纪念堂的建筑详图，并主持了工程建筑事务。就在工程临近尾声时， 因患癌症于1929年3月18日在上海逝世。鉴于他对建造孙中山陵墓的杰出贡献，在他逝世后，南京国民政府曾明令全国，予以褒奖，中山陵祭堂的西南角立一纪念碑，上部为吕彦直半身遗像，下部刻有于佑任题词：“吕彦直建筑师建筑陵宫积劳病故，特此纪念”。
　　作为第一代中国杰出的建筑师,吕彦直继承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优秀经验,同时又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他把二者结合,做出了很多杰出的历史性建筑.中国这一代建筑师均是如此,他们从国外学成归来以后,并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的建筑,也没有完全局限在中国的这种传统,而是有机结合,加以新的创造,他们其中还包括杨廷宝,童俊,梁思成,奚福泉,徐敬直,李惠伯等.
　　在短促的一生中，他为弘扬民族文化，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足以被称作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奠基人”。他设计、监造的中山陵和由他主持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都是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大型建筑组群，是我国近代建筑中融汇东西方建筑技术与艺术的代表作，在建筑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鉴于他对建造孙中山陵墓的杰出贡献，在他逝世后，南京国民政府曾明令全国，予以褒奖，陵园立碑纪念。

　　一般人所说的“洋楼”，泛指解放前外国人居住的“小洋楼”、使用的“大洋楼”，多见于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但如果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看，“洋楼”的内涵要丰富得多，中国近代建筑也不是上海外滩的那种“洋楼”就能代表得了的。


　　中国近代建筑基本上是指在中国国土上于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1840--1949年）所建造的建筑。

　　从样式研究的角度来看 中国近代建筑主要有三大类型

　　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封建社会里，虽然政治上有二十余朝皇帝的更替，文化上有多次的对外交流，但是，中国文化基本上是连续的一元文化。中国的建筑，在中国整个环境总影响之下，虽各个时代有时代的特征，其基本的方法及原则却始终一贯。

　　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后，封建主义的清王朝经历“康乾盛世”而日趋衰落；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却因工业革命而迅猛发展。中西文化交流从明末清初开始，就不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鸦片战争以后，则完全以侵略和被侵略的方式进行了。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社会，以此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进程，也由此被动地在西方建筑文化的冲击、激发与推动之下展开了。其间，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继续，一方面是西方外来建筑文化的传播，这两种建筑活动的互相作用（碰撞、交叉和融合），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主线。

　　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外国文化的大规模侵入，在中国国土上除了传统的古代建筑仍在延续、演变之外，外来的欧洲建筑样式逐渐多起来，在中国近代的建筑历史上形成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一股潮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则又出现了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另一股潮流。这两股潮流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中时隐时现，此起彼伏。加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的冲击，使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呈现出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多种体系并存、碰撞与交融的错综复杂状态。中国近代建筑正是这种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1、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洋式建筑：

　　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

　　由于中国国土幅员广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中国沿海地区、长江沿岸地区的一些城市，由于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外国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较早作为商埠开放，因此较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些城市出现的某些洋式建筑。而大部分内陆地区的城市由于交通不便，仍处于与外部世界较为隔绝的状态，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表现为强；只有个别城市或临近边界、或因铁路建设的发展等原因，也有洋式建筑兴建。

　　沿海城市的洋式建筑以上海外滩（Bund of Shanghai,又称“黄浦滩”）和南京路、天津九国租界、广州“十三行”和沙面、厦门鼓浪屿、青岛胶澳租界“青岛区”的建筑为代表。

　　长江沿岸城市的洋式建筑以南京下关、武汉汉口租界的建筑为代表。

　　内陆地区沿边城市哈尔滨早期的建筑主要通过中东铁路的修建和开通，受俄罗斯传统建筑和十九世纪末欧洲流行的“新艺术运动”样式影响，在中东铁路系统的建筑和东正教堂中表现为多。滇越铁路（1903--1910年）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它的建成加速了云南的近代化。越南人在参与了滇越铁路的修建和昆明商埠的开发过程中，间接地把其所受法国建筑文化的影响带到滇越铁路沿线的城市和昆明。

　　北京的洋式建筑则以东交民巷使馆区建筑为滥觞，以资政院、大理院为代表。

　　洋式建筑的设计者基本为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

　　2、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传统式建筑：

　　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

　　本世纪的第二个二十年，中国建筑的历史中反映出了世界上现代建筑思潮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建筑师面对列强的入侵而激发的民族意识，这两种因素有剧烈的碰撞、交叉和融和。

　　传统式建筑的典型代表可以说是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中具有传奇色彩的第一代建筑师吕彦直（1893?929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1925?929年）。中山陵陵园总体平面呈钟形，引人发“木铎警世”之想，寓意深远；墓在祭堂后合乎中国观念，式样采古制，建筑朴实坚固，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

　　吕彦直生年仅36岁，但他以设计并主持建造南京中山陵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地位。1926年他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是中国近代跨度最大的会堂建筑。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定都南京后于1929年所作“首都计划”，则是中国进行的较早、规模较大的城市规划设计。“首都计划”的详细方案中，全部政府办公建筑均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造型，极力提倡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意为发扬光大本国传统的文化。这在二十年代是一种开创性的设想。

　　在北京，传统式建筑以二十年代所建北京协和医学院 (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简称 PUMC )新校舍建筑群体、燕京大学校园建筑、辅仁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为典型。

　　令人深思的是，较早出现的传统式建筑的设计者主要是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反映出外国建筑师处在中国近代社会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追求。

　　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式建筑：

　　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冲击下的中国近代建筑

　　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进入重要的发展时期。其标志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兴办，并日益完备；中国建筑事务所陆续开业，中国人建筑师成长起来；中国建筑团体先后成立，学术活动得以开展。

　　杨廷宝（1901-1983）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的设计作品运用中西建筑处理手法，不墨守陈规，刻意创新，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已弛誉南北。他所在的基泰工程司（Kwan，Chu and Yang）是中国近代建立较早、规模较大的建筑事务所，中国有相当影响，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许多重要工程均出自基泰之手。

　　此外，“华盖建筑事务所”（The Allied Architects Shangai）、“庄俊建筑事务所”、“范文照建筑事务所”、“董大酉建筑事务所”、“兴业建筑事务所”等都是中国近代极为重要的建筑设计力量，在上海、天津、北平、南京、重庆、成都、无锡、桂林、贵阳、昆明等地主持设计了许多建筑项目。

　　梁思成（1901--1972年）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事业的开拓者，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研究工作的创始人。建筑设计创作不是他一生建筑活动中的主要部分，但他对建筑设计创作问题多有著述，为数不多的作品表现了世界现代建筑潮流的影响，这以他1932年所作北京仁立公司铺面改造设计为代表。

　　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中国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是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成为当地城市的重要景观，给中华大地增添风采。

　　中国近代建筑是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但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

　　早在本世纪之初，两位中国人建筑师就分别在北京和南京作过不同的尝试：供职于陆军部军需司营造科的沈琪，于1906年为陆军部衙署设计了一栋以西洋样式为主、但颇多中国装饰的主楼；受命于两江总督的通州师范学校工科毕业生孙支厦（1882-1975），在1909年主持设计了一栋基本为西洋样式的江苏省谘议局建筑。此后近九十年间，中国近代和现代建筑师有无数设计作品问世，样式繁杂。但是，虽然经过了几代人的艰难摸索，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结合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每一个中国建筑师的难题。

　　虽然今天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不再是伴随着侵略而来，但中国建筑师仍始终跳不出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几千年历史文明所造成的耀眼光环。虽然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成为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珍惜和保护，但他们的作品似乎也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我想，这当是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一个方面。

　　对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应予以积极的保护

　　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另一个方面是：

　　中国近代建筑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保护巍然屹立的历史建筑，作为先辈辛苦耕耘的历史见证，是我辈的光荣，也是对后代所应尽的责任。只要我们努力，前景也不一定完全灰暗；问题是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个课题，仔细想想我们是否能付出失去所有宝贵历史文物的代价。”《活的历史枣保护香港的历史建筑》（1982年）一书中的这一段话，写得是何等地好啊！

　　关于近代建筑的保护，有两方面的工作：

　　1、对具体建筑物调查、实测，进行建筑历史研究。

　　这项工作主要由民间学术团体开展。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第一时期，有部分初步成果问世。但在六、七十年代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和干扰，除偶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外，大陆上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实际上是处于停顿状态。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历史学界，随着对涌进国门的五彩纷呈的众多国外建筑流派的介绍、评论，进而变为对其发生、发展之渊源的关心，并引发了如何认识建筑传统与现代风格关系的讨论。这样一来，中国建筑历史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中介环节和中西交叉的汇合状态的近代一段再次引起了注意。1985年8月，由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汪坦发起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揭开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进入第二时期的序幕。

　　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建设部城乡建设科学技术基金会的联合资助，从1985年到1995年的十年间，举行了五次全国性会议，提出论文 179篇，出版四本论文集（收入论文92篇）。同时，通过中日合作，至1995年底共进行了哈尔滨、青岛、烟台、南京、武汉、广州、北京、厦门、重庆、昆明以及庐山16个城市（地区）的近代建筑调查，填制调查表2612份，出版《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十六个分册。上述工作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正处在深入发展的阶段。定于1996年9月在江西庐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将是一次承上启下的盛会。

　　2、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这项工作主要由政府机构推进。

　　1988年11月10日，建设部、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重点调查、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体现了在新的形势下，国家主管部门对近代建筑价值的认识和评价，并开始重视其保存与再利用问题。《通知》发出后，在各地主管部门的主持下，同中日合作进行的中国近代建筑调查互相配合，经过多年努力，提出了一批推荐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近代优秀建筑名单和资料。

　　1995年9月，北京市政府批准公布了“北京市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共56项。其中27项为近代建筑。

　　同时，各地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的具体工作也逐步进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近年来亦做了部分工作：

　　1993年7月，在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规划局支持下，受北京铁路分局文化宫委托对1906年建成的原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建筑进行复原改建设计，以保护北京的历史风貌；1993年10月，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对三峡工程淹没区四川境内的近代建筑进行考察，对有重要价值的进行论证，提出保护与再利用方案，以保护长江沿岸景观；1994年6月，受西城区文化局文物管理所委托对西城区北京水准原点、陆徵祥家族墓庐等近代建筑进行实测，以建档定级保护；1995年6月，受宣武区建设委员会委托对宣武区大栅栏、天桥、白纸坊地区14栋近代建筑进行实测，以提出保护与再利用方案。

　　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近代建筑的保护日益受到重视，逐步付诸实践。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对其进行保护的现实意义正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其历史文化价值也正在逐渐体现出来。

自近代以来，西方多元的建筑文化汹涌而来，中华民族的传统建筑风格受到强烈的冲击，可以说近代是中国建筑风格的转型时期，通过对西方建筑风格的克隆，变异，与融合的过程，把传统的木构架体系与西方的混凝土结构相融合，将儒家思想影响的院落布局与西方的独立别墅融合，经过一个世纪的融合中国现代建筑逐渐有了自己的风格。
在居民建筑上，居住区的建设不仅仅停留在生存、生理需求的生物层次，而是迈向心理和精神上的愉悦的高尚层次，是对美和情的追求。
在文化建筑方面，以甘肃大剧院为例，其结合了水的流动，体现了西部彩陶文化、敦煌文化内涵，特别具有地域色彩、民族色彩，更为推动西部地区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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