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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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998年的电子版。

竞争激烈导致经济危机

在西方经济学词典中，没有一个词比竞争更好的了。完全竞争的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市场，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经济需要。在这一视野中，供给自动产生需求，或者说供给和需求自动平衡，经济像一架精密的机器运行良好，不会产生经济危机。
然而，事实上，竞争恰恰是危机的来源。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危机的酝酿、爆发和解决过程，都是主导产业投资过度，竞争激化，以致主导产业原材料成本上升，产品价格下跌，利润萎缩，大量企业破产倒闭，酿成危机。而随着企业大量破产，加以新的主导产业的出现，或新的市场的开发，市场重新供不应求，同业竞争缓和，经济危机才能得以解决。
竞争的核心是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或企业争夺同一资源。在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学中，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将自动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然而，在争夺同一资源如目标市场、待分配利润、原材料等的竞争中，一方利益的最大化便是另一方利益的最小化，换成戏剧性的语言便是“你死我活”。因此，竞争也可以看作是战争的日常化。我们知道，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是双方人员伤亡和武器损失最大的时候，相似地，竞争最激烈的时候是各方利润大量萎缩，企业大量破产倒闭的时候。然后优胜劣汰，在大量资源被浪费掉以后，剩余资源才被配置到竞争力最强而且最善于运用竞争谋略的企业或个人手中，该产业将形成相对垄断格局。由于相对垄断，企业的利润率上升，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招工人数增加，并吸引新的竞争者来抢夺垄断利润，该产业将再一次出现生产过剩，竞争再度激化，产业再度陷入危机。就这样，每一次危机结束，垄断程度都将上升，垄断范围都将扩大。事实上，二百多年经济竞争的结果，是《财富》杂志500强在世界范围内垄断了煤、石油、钢铁、汽车、飞机、船舶、化工、机床、发电设备、半导体、计算机、软件、电信、传媒等各主要行业。最近十多年来，在发达国家出现了所谓强强联合的大规模兼并潮，以案值3500亿美元的美国在线购并时代华纳案为最高峰。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产业陷入危机并不意味着全局的经济危机，反过来，全局经济危机也不意味着任何一个产业都陷入危机。但是，一旦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如十九世纪初期的纺织业，十九世纪中后期的铁路，二十世纪初期的汽车、化工，二十世纪后期的半导体和计算机、电信等，陷入危机，则常常意味着全局性的经济危机。那些非主导的产业在某个局部地区陷入危机，例如纽约的旅馆业，或东京某区的餐饮业，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也可能因为投资过剩、竞争激化而陷入危机。在经济危机时期，某些新的产业可能在悄悄生长，例如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美国铁路危机导致全局经济危机时期，石油工业却由于洛克菲勒完成托拉斯化而利润丰厚。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竞争缓和导致经济繁荣，而竞争激化导致经济危机。由于金融业的存在和发展，繁荣会被延长，而危机也会被加剧。在竞争缓和时期，金融业发放大量贷款，扶植新竞争者进入利润丰厚的行业，由此带来相关设备和原材料行业的发展，使就业增长，消费旺盛，从而给利润丰厚的下游产业扩大市场，形成良性循环。随后，由于需求增长跟不上投资扩张，到某一点良性循环就终止，而恶性循环却开始了。企业纷纷打价格战，降低成本，削减工资，从而缩小了市场，为争夺缩小了的市场，只好进一步打价格战，进一步降低成本，削减工资，直至大量企业破产倒闭，陷入全局性经济危机。

二、竞争缓和是二战后黄金时期的原因

二战结束以后直至七十年代初期，西方世界有一个所谓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发达国家作为整体，年均经济增长高达4.4%，是其后二十年(从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的年均经济增长率2.2%。这使经济学界产生过很多乐观想法，例如劳资矛盾解决了，经济危机被熨平了甚至是消失了，经济将实现自动和无限的增长。这段黄金时期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中引起广泛注意，在中国，人们认为这是生产力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节的产物。然而，从竞争与危机的角度看，这一黄金时期无非是西方各大国经济竞争缓和的表现。众所周知，二战后美国拥有世界50%的生产能力和70%以上的黄金储备，其竞争实力远在欧洲各国和日本之上。1950年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为英国的3倍，德国的4倍，是日本的更多倍。美国制成品的生产为西德的6倍，为日本的30倍。美国煤矿的生产率比英国、西德高3-4倍，是法国的7倍。因此，战争刚结束时，美国的政策是利用美国统治的全部优势，为美国资本取得最有利的地位，迫使各国开放市场，接受价廉物美的美国货，摧毁德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的经济，夺取这些国家对殖民地的统治和影响，从而实现美国独霸西方世界的美梦。为达此目的，美国对盟国援助只用于救急，不是帮助盟国重建生产体系；援助都附有“排除国际商业中的一切歧视待遇的协议”，并且在货币和贸易体系计划中，美国不让各国为平衡支付而限制贸易。最重要的是，美国以防止德、日再次侵略他国为名，制定了拆毁德国、日本军事工业的计划，从根本消灭这两个新兴工业强国的竞争能力。如果这一切都成为现实，则美国将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而欧洲和日本将成为美国的原材料及初级产品加工地，那里的经济需求将无法增长，一个长达二十多年的繁荣期也就不可能出现。
事实上，美国的这一商业野心并没能实现。随着美国商品大量输入各国，随着拆毁德、日两国军事工业的进程的开始，欧洲和日本国内失业工人大量增加，各国共产党势力迅速壮大，美国不得不更弦改张。美国统治精英终于发现，他们的头号敌人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而不是欧洲和日本，因此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变消灭竞争对手为扶植竞争对手。主要措施有三，一是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二是停止拆毁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工业；三是允许日元、英镑、马克等货币贬值，例如日元贬值到1美元兑360日元，从而减少美国货对各国市场的冲击，并使各国有能力对美出口。此后，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日本又成为美国军火的前线供应商，发了一笔战争财。这些措施从效果来看，可以一言以蔽之，即美国采取了单方面自由贸易，而允许各国贸易保护的友好态度。此后，欧洲和日本生产能力得以重建，内需扩大，给美国商品提供了更大的市场；欧洲和日本产品输出美国的数量不断增长，但却仍不足以平衡来自美国的进口，美国进出口仍然保持大额顺差，世界经济进入良性循环。
美国之所以能够采取扶植竞争对手的作法，客观上是由于美国工业的竞争力远高于日本和欧洲各国。然而，由于高工资成本和低积累率，美国的优势逐渐在丧失。1955年到1970年间，美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总额增加了57%，西欧主要国家增加了116%，日本增加约500%。1960年，美国制造业每小时劳动成本约相当于西欧的3倍，日本的10倍。如此巨大的成本差距造成美国外贸顺差不断缩小，黄金储备不断下降。到1971年时，首次出现贸易逆差。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1955年为36.3%，1960年为33.7%，1965年为31.3%，1970年为30.2%，1975年为24.5%。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为标志，美国竞争力已经衰落到与欧洲、日本平起平坐的地步，而且其衰落趋势还在进一步发展。
也就是说，为了应对冷战需要，美国做出了重大的战略牺牲，培养了自己的经济竞争对手。然而，恰恰在这一段培养竞争对手的竞争缓和时期，世界经济经历了大繁荣。

三、竞争激化造成世界经济螺旋下降

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同时便是美元贬值。从那时起，美元和日元的比值从1：360曲线跌至1：120左右，与英镑、德国马克等主要货币的比值也一路下跌。美元贬值一方面使世界各国手中的美元储备购买力降低，能购买的美国货物减少，另一方面则是增强美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削弱各国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并增加向美国出口的难度。同时，美国企业以更大规模、更快速度向海外转移生产基地，降低成本中的工资比例，从而使美国对欧洲和日本的成本劣势得以减轻。第三，美国迫使各国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但与此同时，却用特别301条款加强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实行超级贸易保护主义。这三条措施实际上是七十年代的各国经济停滞膨胀的根本原因。由于采用浮动汇率制，美元贬值引发了一场汇率大战，日元、马克、英镑争相贬值，造成难以抑制的通货膨胀；同时，由于美国实行超级贸易保护主义，各国对美出口减少，而进口增加，经济增长自然放慢；美国的处境则是略有改善，贸易逆差增长放慢而己。第三，不仅美国，而且日本、欧洲各国都竞相将生产基地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造成国内外需求萎缩，这是最具破坏性的。当美国将汽车生产线转移到墨西哥时，本国失去一个30000美元的工作岗位，而墨西哥增加一个3000美元的工作岗位。27000美元成为汽车公司的收益，该收益将用来降低车价，增加高级雇员薪水，增加企业利润。由于工资是消费需求的来源，而利润则是投资的来源，就世界范围而言，需求减少了，投资却增加了，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了。就墨西哥而言，得到一个3000美元的工作机会似乎是好事，然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技术和品牌加墨西哥的工资，可以使墨西哥本国汽车业破产，使墨西哥的需求不是增长而是萎缩。
从理论上说，如果没有新的产业革命，随着美、日、欧三大经济区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滞胀将持续下去，直至各国企业大量破产，演变成世界经济大萧条为止。但是，有一个办法可以使大萧条推迟到来，那就是寅吃卯粮，赤字消费。
从里根上台起，美国一方面减税以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一方面又扩大军备以增强内需。这一增一减所造成的财政赤字由发行高利率的国债来补偿，使里根任内美国国债大规模增加，形成八十年代的“赤字繁荣”。布什总统萧规曹随，继续赤字财政。到1994时，美国政府债务即高达4.6万亿美元，每年仅支付国债利息就需要3000亿美元。这还仅仅是狭义债务。如果算上由联邦政府担保的广义债务，则债务数量更加惊人。政府债台高筑的同时，公司债务和个人信贷消费的数额也不断膨胀。1980年，全美工商企业负债总额还只有1.4万亿美元，到1991年3月，已达3.5万亿美元。同期，全国居民负债总额从1.4万亿美元上升到4.1万亿美元。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各项负债继续上升，截止到2001年第一季度为止，美国政府、企业和居民负债总额已高达31.6万亿美元，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倍，其中政府债务7.08万亿，企业债务15.18万亿，居民债务7.23万亿。不仅美国如此，日本以及欧洲各国都债台高筑。日本国债已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30%，企业和居民负债也数额惊人，特别是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负债，已经达到使日本金融体系全面崩溃的地步。欧洲各国的政府债务比美、日都少，因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各国总负债不得超过60%，其代价是欧洲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缓慢。但欧洲企业和居民的负债却不低。例如，在九十年代后期的电信投资热潮中，银行向电信企业发放了数千亿美元的贷款，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这些贷款只有1%能够收回。
在发达国家债务惊人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也在继续上升。从1982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已经多次爆发大规模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危机。墨西哥、巴西、东亚、俄罗斯、土耳其、阿根廷这些被西方国家视为经济自由化模范生的国家一个个在金融危机中倒下，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出售国家的土地、矿产、电信、铁路等有垄断利润的主权性资产，紧缩财政开支，削减福利措施，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早已被视为第四世界，除了饥荒、战乱的消息，已经没有什么能引起外界的兴趣了。1987年时，第三世界债务总额升至10000亿美元，约占第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5%，各国经济增长几乎全部被债务本息吸干。然而到1996年时，这一债务总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增长至将近20000亿美元。
如果说，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企业、居民的债务都已高得惊人的话，那么谁是债权人呢？债权人是一小部分控制垄断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大财团。

我渴望找到老师在课上提到的“中国基层组织六边形结构”一说 在书<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的第一节，终于找到了这个概念。 —————————————————————————— 施坚雅将中国的每个市场服务区域描述为“正六边形”，建立在两大前提之上：一是同纬度的平原，二是资源在这个平原上的均匀分布。之所以对作为空间体系和经济体系的市场结构作这一假设，是出于为将来能够从事市场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研究建立一个较为明晰的理论基础。应该看到，施氏的说法在自己研究的中国6个区域中都得到了证实--即大量的集镇都恰好在6个相邻的集镇。 将“正六边形”用来形容中国的市场服务区结构是施坚雅的首创。但“正六边形”一说，并非是施氏自己的发明，而是引自罗希的著作，在罗希看来，正六边形是市场区域最有利的形状。这里，市场的分布应该使得：1 在任何一个市场区域内，条件最不利的村民，与任何其他区域内条件最不利的村民相比，其不利之处不多也不少。这是说模型中所有的市场区域必须具有相同的形状和面积。各部分相连，又还要相同，就只有等边三角形、正方形和正六边形。 2 每个市场区域内条件最不利的村民距市场的距离达到最低的限度。也就是说一个多边形的边越多，这方面就越有效。 于是，综上所得，正六边形成为首选。 除了应用正六边形这一理论之外，施氏还勾画出了带有全部18个村庄的两环模型，这里的18在实际应用中符合中国在任何相当大的区域内的模型。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六边形的市场区域内，集镇位于中央，周围有一个内环，由6个村庄组成，一个外环，由12个村庄组成。 村庄与村庄之间的经济联系往往由各式各样的市场搭桥。在正六边形的空间体系确定之后，施氏便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在前两节，作者介绍了他对中国市场、中心地、周期性和集期的分类。需要先把这几点弄清楚： 一、市场与中心 施氏对于这些概念的讨论，有两个假设前提，一是：他认为对中国农村1949年以来的发展的充分阐释必须依靠对前现代农民交易活动的优先分析。二是： 中国王朝的后期，相对稳定，一个居民点的经济职能始终如一地与它在市场体系中的地位相符合，而市场体系则是按照固定的等级自行排列。 在施氏的描述中，中国的农村市场=基层（standard），它有如下特点：家庭自产不自用的物品通常在那里出售，家庭需用不自产的物品通常在那里购买。基层市场为这个市场下属区域内生产的商品提供了交易场所，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向上流动进入市场体系中较高范围的起点，也是供农民消费的输入品向下流动的终点。 中国村庄的分布：有聚居型，也有非聚居型.前者涵盖了中国的大部分农村，后者例如四川盆地等。 施氏将村庄定义为没有设立市场的居民点。并划分为三个等级：1 基层市场 2 中间市场 3 中心市场。依次由低到高。并在此，还讨论了自然的经济中心和人为的行政中心之间的关系，提出二者并非简单的重合也并非完全的背离，两个等级系列重合或一致的程度，只有通过分析一个具体地区的市场结构才能确定。作者在观察晚清的县志规划后提出：只有一小部分中间集镇成为县城或较高层次行政单位的首府，但三种最高层次的中心地中相当大部分具有这类行政单位。并且，传统时代的中心集镇和城市通常完全围有城墙，并有一座正式的城隍庙。 二、周期性与集期 周期性和集期感觉并没有完全理解，这里只能就部分大致读懂的多谈几点。 作者先回答了为什么市场需要流动并产生周期这个问题。一是：在中国，任何单独的农村市场的市场区域所包容的需求总量都不足以提供使业主得以维生的利润。（中国农户的需求水平很低，这些需求中相当大的部分无需市场的供给。）二是：交易活动的周期性把需求集中在某些日子，从而使这类企业得以用一种最为有效的方式把生产和销售结合起来。三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市场的周期性等于一种使他不必为得到所需的商品和劳务而长途跋涉的方法。（交通不通达。这是一个决定性变量） 在中国，集期体系中两个最重要的谱系是以阴历旬（10）和十二进位周期为基础的。十二进位形成的3 6 9 日的交易周，主要分布在西江和红水河水系的上游流域。从西向东周期频率平稳增加，12日的只有在云南有，在云南和贵州，多数是6日周期。其他地区则普遍采用阴历旬周期 1 2 4 日，每旬一次很少见，2次最频繁，常见在华北的大部分地区，3次的也有，分布在四川盆地的中心、中国东南部较大的平原和盆地、华中较大城市中心周围的区域、以及其他一些小块地区。此外还存在一些特例，比如说在日本占领之前的台湾凤山县，存在半月交易。还有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理和湖北咸宁县的汀四桥镇，存在阴历的半月。相反，在一些人口比较密集 、都市化或商业化较高的小面积地区则流行隔日集。 这里要注意： 一次赶集的时间不会太长，大多数是上午市，一般只会持续几小时而已 而后，作者根据观察，还假定了中国近代集市周期的发生与演变：黄河流域在古代最初采用的一般是每旬一期，西南方最早是每12天一集，随着市场结构的发展，可以假定，首先是较高层次的市场，后来才是基层市场，通过增加一个新的集日而“加倍”了它们的集期。最终，这种每旬2次和每12天2次的集期成为中国农村最常见的体系。 由此，再回到“村庄与村庄之间的经济联系” 的讨论。 基层市场往往在满足农民农产品交换的基本需求的前提之外，还有一些审慎的金融活动。在运输方面，挑起大梁的是无地的农民。经济活动不仅仅表现在集日，在集日与集日之间也有。一个基层市场往往是同时依赖两个或三个较高层次的集镇而不是只依赖一个。中间集镇往往扮演双重角色，“小市”和“大市”并存，也不冲突。并且，不同的人群也有对市场不同的需求，农民的日常需求可以通过基层市场得到满足，而地方上层人物的需求只能由中间市场来满足，每个基层市场子系统都固守着一个独特的经济亚文化群。和行政结构不同，市场组织只有在最低层次上彼此分离，每提高一个层次，每个较低层次的体系通常都面对两个或三个体系。因而市场结构采取了连锁网络形式，这对于传统中国社会一体化，有重要意义，它既与行政体系平行，又超出于后者之上，既加强了后者又使后者得到满足。 ---------------------------------------------------------------------------------------------- “作为社会体系的市场结构”--基层市场社区（不同于村庄），这是作者第一节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在作者看来，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的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的，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在华北，宗祠通常是设在集镇上而不是村庄中。 我们应该把基层市场社会视为“复合宗族”的通常所在地。基层市场社区的控制结构往往与对市场的控制是合在一起的。较大权势的宗族除了控制经济活动之外，还有寺庙。举行庙会和游街是出于重申该社区领导范围的目的。 基层市场社区与农民的娱乐活动息息相关。 PS：作者认为文献中所描绘的村庄文化特性实际上要比我们现在视角内的村庄要大，它往往不属于同一个基层市场社区。 中间集镇的社会范围实质上是农村社会中间阶级自身所需的一个世界。 乡绅在上下沟通中的地位至关重要。这些人在集镇中施行“社会控制”，茶馆成为主要的活动地点，是乡绅的主要地盘。 地主、商人、手艺人和官吏是大致平等的交往的，行会的首领往往是由镇上的绅士担任。 作者的核心观念：传统中国社会中处于中间地位的社会结构，既是行政体系和市场体系这两个各具特色的等级体系的派生物，又是纠缠在这两个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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