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侠的俗与雅

鲁迅、金庸两位各代表着中国文学雅与俗的文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这要上溯到中国文学史上的高度；
古人认为“诗言志”、“文以载道”、词表达性情（抒情的作用）
又有“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说法

就是说，文章（包含大量的政论文）地位是很高的，足以载道；
诗呢，用来表达志向的；
词，就是用来抒发感情的；
----它们同为文学，却又不同的地位！

再说小说，在古代的“七分法”到“四分法”（从甲乙丙丁到经史子集），小说从没有收入到地位末流，一直不受重视的。
“四部”当中，只有“经史”的地位高上，而“集部”在最早就是古代（春秋）的诸子百家，魔幻小说（从山海经到西游记）、演义小说（隋唐、封神到三国）、绿林文学小说（魏晋志怪志异、唐传奇到明清绿林、再金庸等的武侠小说）到后来的俚俗小说（元曲、明代剧本等），再写实小说（金瓶梅至红楼梦）；在这样的发展中，小说一直处于“民间”的地位，“偏安一隅”。

再说，鲁迅的成就：
我认为，鲁迅的成就最重要的是对于学术史、思想史的贡献！（自我认为，鲁迅在纯文学的路子上不及周树人--隐士般的冲淡平和）
杂文，同古代正统的“文章”，具有政论的性质；
学术上《中国小说史略》《古小说钩沉》；对于版画、汉画、藏书票的研究等；
思想上的救国救民；

他们地位的差别其实就是文章和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差别。(参见以上论述）

“雅文学”和“俗文学”这一对概念无疑是当今文坛使用得颇为频繁的术语之一，虽然可能人们对其内涵的含混性以及使用的随意性感到不满，但是，很少人试图对其概念区分作出较为令人信服的精确表述。这并不奇怪，因为作这种努力，必须要回答两个无法回避的质问。
下面先论第一点，雅俗文学在再现现实世界时其经验方式的差异。我们认为，雅文学一般更多地趋向于整体经验，俗文学则更多的趋向于单维经验。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黄蓉、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之类人物，其关系无论如何复杂，随着故事的发展，最终会水落石出的：其情节无论如何变幻莫测，离奇古怪，但无非是好人打败坏人、正义战胜邪恶——这与其说是显现一种真理，倒不如说在表达一种愿望。这种愿望慷慨无偿地赠送，满足了由形形色色不满的人群组成的读者大众的白日梦。它没有为读者的创造性阅读留了多少空自点。它的谜底就在谜面上。作为文化快餐，它不需要品味咀嚼，鲁迅先生的
《铸剑》看上去也是侠义小说，但其实与《射雕英雄传》之类有天壤之别。宴之敖者是何许人？他何以要为眉间尺复仇？眉间尺何以毫不犹豫就相信他？国王、宴之敖者和眉问尺的头从金鼎中打捞出来后彼此无法辨认是何寓意？最后，这个故事究竟想说些什么？显然不是“正义战性邪恶”那般简单。这些谜促使我们思考，促使我们以更积极的姿态去追寻文本背后的涵义。
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指出，雅文学毕竟是崇高的，俗文
学毕竟是世俗的，其高下之分，尊卑之别不容混淆。近年来出现一种
不负责任美化俗文学倾向，例如某博士将金庸列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家
座次表上的第四名，某学者著书立说，将金庸说成是二十世纪中国最
伟大的长篇小说家，某著名学府没有将巴金或冰心聘为名誉教授，却
将金庸聘为名誉教授，井将金庸的小说称赞为一场“悄悄进行的文学
革命”. 如此等等。这是十分令人深思的。俗文学是大众文化重要的
一个组成部分，而大众文化是直接受商业利益控制的。俗文学的登堂
入室，表明了商品意识对文学——这一人类最崇高的精神领域之一一
渗透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因此重建文学秩序，村立雅文学的权威，并
为此提供理论依据是一桩刻不容缓的事。

20世纪后半叶最受读者欢迎、作品最畅销的小说家无疑是金庸，前50年只能是张恨水。据钱钟书的堂妹夫劳陇回忆当年二人同在西南联大：“钱先生当时特别喜欢看张恨水的小说，有一次他问我有没有《春明外史》，我说没有，于是两人就一起去旧书摊找这本书”。钱钟书既然看得起张恨水‘言情’，难道一定瞧不上金庸“武侠”？况且张恨水也曾写过武侠小说，也算半个‘武侠小说家’。几乎同时，陈寅恪先生也在读张恨水的书。1945年的陈寅恪视力已经不行了，要看书只能请人读来自己听，这种情况下，这位被郭沫若称为“那样渊博的、在我们看来是雅人深致”的陈寅恪先生，选取精读的作品，居然也是‘通俗作家’张恨水的小说！

国内有份《译林》月刊，既介绍西方古典名著与现代派作品，也刊出了大批通俗畅销小说。钱钟书给该刊编辑部写了封信，表示支持，他说：“畅销并不保证作品的文学价值，但是也并不表明作品的毫无文学价值。‘经典’或‘高级’的作品里有些是一度的畅销书”。

陈寅恪、钱钟书这样的大雅君子，真正的通人，反而不会因为一部作品的‘通俗’或‘畅销’而另眼相看，他们更看重作品本身的实际成就，不会光看它们出生的高雅或通俗而论断作品的价值高低。不仅在中国，《水浒传》这样的文学名著当初都是‘闲书’，因为‘通俗’所以‘畅销’。就算是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莫里哀，当他们分别完成自己最伟大的作品时，小说与戏剧在欧洲也完全不具备今日的正统地位，他们生前名气或许很大，但在当时的文坛及整个社会上不被看重。香港学者刘绍铭先生说得斩截有力：“中国没有一本伟大的小说不是通俗的，小说一词原意也是通俗的。西方小说的起源，也是走通俗的路子……水浒红楼变了经典，是我们‘追封’的结果。”

施耐庵当年跟金庸一样，写出的根本不是什么‘古典名著’，而是‘低俗小说’，但他写作《水浒传》完全无利可图，赚不到稿费或是版税，《水浒》几乎没有商业目的，而金庸的武侠小说，却使作者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这是两人最大的区别。《水浒传》比金庸的小说，更纯粹更纯净，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

有俗有雅，雅俗共赏。俗人看热闹，雅人看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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