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了20年日本鬼子的三浦研，他眼中的抗日神剧是什么样

抗日神剧的整治措施~

网名为“蓝猴子”的网友2013年5月15日发微博称，广电总局将就规范卫视黄金档电视剧播出下发通知，其中特别规定：1、所有抗日剧都需重新审查，抗日传奇剧、戏说剧等将禁止播出，抗日剧黄金档播出将被限制，播出总量将被调控；2、增加现实题材电视剧的比例；3、之前通知规定过的都要严格执行。 接着，有网友补充了通知内容：“已有的非抗战雷剧的抗日剧只能在非黄金档播出；现实题材的剧目将占卫视播出总量的50%；古装剧、涉案剧的限制仍如2012年规定。”有卫视在5月中旬左右临时撤换了抗日剧。原定于昨晚登陆四川卫视的抗日题材剧《尖刀战士》已经被古装剧《大明嫔妃》取代。该片的编剧前天下午还在微博上为新剧开播摇旗呐喊，几个小时之后却承认了该剧的延播，原因是“通知来了”。有网友说，通知有可能是临时下达，让电视台措手不及。横店影视城官方微博昨天也转发了据传广电总局要调控抗日剧的消息，并透露“5月份，唯有《裂变》一部抗日剧过审”。据悉，《裂变》将于2014年5月22日登陆山东等四家卫视的黄金时段，但有消息称，《裂变》涉险过关后，悄悄地把自己的类型划为了“年代情感励志剧”，以方便宣传。 2013年5月16日有记者得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已对各卫视提出明确要求，对卫视电视剧黄金档已报排播的抗战题材剧进行重审和甄别，对存在过度娱乐化的抗战剧进行修改，停播不能修改的过度娱乐化抗战剧，同时对以严肃态度进行创作的抗战剧给予鼓励和支持。一些卫视已经主动撤播了正在播出的“抗战雷剧”，如黑龙江卫视的《战旗》和四川卫视的《尖刀战士》等。 电视剧不必是教科书，但一定不能是罔顾公共理性的反面教材。毋庸置疑，在大众文化中，情爱、武打、警匪等内容其实是人的性、攻击、破坏等本能欲求的“替代性满足”，要引导受众心安理得地疏泄这种欲求，需要在讲述这些内容的同时进行价值观介入，所以“正义战胜邪恶”、“好人好报”等主题几乎成了所有通俗故事的标准配置。好的故事把欲望与道德这两个“死对头”如此和谐地编织在一起，既疏泄人们内心的欲求，也再次强化了道德、价值观和公共理性，使人处于心智平衡的状态。但毕竟，情爱、武打、警匪与色情、暴力、凶杀之间有着内在的共通性，如果故事过于离谱，缺乏基本的公共理性和价值观介入，文艺作品就越接近于赤裸裸的欲求本身。比如，当人们对暴力的依赖被文艺作品过分强化，那么暴力的对象是当年无恶不作的日本鬼子，或是今天在中国饭店用餐的日本民众，还是日本牌子的中国制造汽车，对他们而言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令人痴迷的，是暴力本身。“抗日神剧”庶几近之。 2014年，鉴于徐纪周导演拍摄的《永不磨灭的番号》里，有主演李健向空中投掷一枚手榴弹炸毁日军一架飞机的情节。它与“手撕鬼子”等，后来并称抗战雷剧最著名的“三大雷点”。就因为这一个镜头，‘飞天奖’和‘五个一’工程奖最后都没给徐纪周，不然《番号》就要把中国电视剧的奖都拿齐了。至今回忆这个“低级错误”，徐纪周还是一副痛心疾首、悔不当初的表情。 徐纪周认为，大家虽然主观上都崩紧了“扫雷”的那根弦，但多局限在技术层面，如消灭鬼子的战术上，却很容易忽略了人物塑造的“根”。从这样的角度理解，徐纪周倒认为抗战剧也不必都是一幅严肃面孔。比如他自认《秀才遇到兵》就比《永不磨灭的番号》还要商业。 史晨风执导的28集抗战剧《兵出潼关》在央视八套播出。作为一个拍了几十年戏的老导演和编剧，他坦言，如今之所以雷剧、神剧特别多，是因为大多数人都只想挣快钱，不肯在剧作上下功夫。2010年来，电视剧从制作水准上来说都没有太大问题，更多的还是在剧作上的问题。文本不扎实，拍得再好也没有意义。 身为导演，史晨风坦言做到商业性和审美追求的平衡是很难的，但这不是“堕落”的借口。比如，很多剧用不符合历史事实和客观规律的强刺激镜头来博收视率，但史晨风坚持追求真实的“传奇”。对于《兵出潼关》，史晨风的标准很简单：在不雷人的基础上，画面有可视性，故事有趣味性，又能符合世俗的审美标准。 新一轮抗战剧的主创人员都在积极“去雷化”：《大道天行》的主创表示，区别于抗战“雷剧”的套路，《大道天行》是一部有情怀的年代剧。 《杀手锏》导演徐宗政则表示，将视角放在了抗日战争时期青年人身上，从他们眼中的战争折射出整个时代对于人们命运、思想、成长变迁的影响。 《红高粱》导演郑晓龙认为，抗战题材作品应该表现的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而不是对日本人的仇恨。《飞虎队》导演钱雁秋对此表示如果仍然仅限于打打杀杀的低级描述，这一题材总有一天会被再次伤害。 新华社上海5月20日电题：抗日“神剧”频现荧屏，是艺术创作还是消费历史？披着民族感情的外衣，用性和暴力挑逗观众，在历史的疮疤上纵情欢乐。频现于荧屏的抗日“神剧”呈现出一番“奇观”：裤裆藏雷、手撕鬼子、单手掏心、石头打飞机……这究竟是艺术创作，还是消费历史和民族感情？ 日本媒体对中国“抗日神剧”的新闻报道页面有超过千名网民跟帖，其中获得支持最多的跟帖分别是“这个情节有点意思”、“日本电视剧也该这样荒诞”与“不必较真，不过是披着抗日剧外衣的搞笑剧”。一名在东京工作的日本媒体从业者告诉中国媒体人，最近三四年，日本媒体和网络已数次报道中国抗日剧中对日军的丑化和各种不合理剧情，日本民众对这一现象已司空见惯。

中国抗日电视剧，真的没办法看，也许日本人是残忍了，就像古代的屠城，将军命令小兵杀人，小兵也不是变态对吧，中国抗日剧，把日本人都演成变态了

原文：http://www.guancha.cn/global-news/2017_02_16_394605_s.shtml
“鬼子专业户”三浦研一：相信中国抗日神剧会改变
“鬼子专业户”矢野浩二常被网友戏称为“日奸”，另一位多次出演日本军官的三浦研一也有同样的感受。
下文转载自界面新闻2017年2月16日报道：
1997年，三浦首次来到中国，在社科院攻读国际政治博士学位。此前，他曾做过老师、白领、推销员。第一次认识中国时，三浦正读高中，一本关于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书，令他对周恩来产生了敬佩之心，同时也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在日本考研时，他选择了中国研究方向。当时他的导师告诉他，如果想要研究中国的话，该去美国。但他坚持去中国，说“我要看人，看他们的环境。”

大学毕业后，三浦原本计划呆两三年就回国，却因为偶然的机会走上了演艺道路。慢慢地，他发现演员才是最适合自己的职业，他喜欢将自己的思考与经验转化投入到每一个人物的创作中。
从2000年起，三浦开始参演中国的影视剧，前后拍了近100部作品，广为人知的有《建党伟业》、《大魔术师》、《东风雨》、《爱情公寓4》、《夜幕下的哈尔滨》等等。“大多数演的都是日本的反派人物，你们中国人叫作日本鬼子。”

一开始，三浦对中国抗日剧剧情的设定以及日本兵的人物形象刻画非常不理解。比如中国导演希望一个日本鬼子表现出凶狠的样子，“就是从每个动作到每个表情到每句台词都是坏的，让人害怕的样子。”三浦认为，从影视作品的角度看，这样绝对化的角色塑造是不成功的。
几年前一位留美读书的中国学生导演通过微博私信找到他，请他出演自己的毕业作品。他参演了这部电影短片中一个日本官兵的角色，结果成为他多年演艺生涯中印象最为深刻的角色。短片中有个桥段是这位官兵打开一个米袋，发现里面藏着一个中国小女孩，看着女孩的眼神，经过一番内心挣扎后，官兵决定不向上级汇报。然而，这样有人性光辉面的角色，在三浦的演艺生涯中并不多见。
“我无法去改变剧情，但我可以通过我的表演塑造不一样感觉的人物。”在接受了总是演“坏人”这个事实后，三浦发现演坏人其实比好人更有意思。他说自己塑造坏人的方式像警察破案的感觉，必须要看透坏人的心理。
2009年，三浦参演德国导演执导的《拉贝日记》。他在戏中的角色很简单，饰演一个拿喇叭的日本兵，负责用喇叭喊战俘们吃饭，实际上是把他们骗去屠杀地点。拍摄前，三浦问导演，“这个士兵知不知道战俘们要被处死？”导演听后很惊讶，两人就此认真讨论了很久。最终，导演决定让三浦在喊“吃饭了”这句话时“要带颤音”，以表现紧张、害怕的心情。三浦认为从中感受到了国外导演对待角色的态度与中国导演的差别。
“我觉得中国人对‘日本鬼子’，对日本军人的了解，跟我这个日本人了解得还是不一样。”三浦告诉我，“我自己的父母也说过，他们小的时候，就连他们自己，都对日本那种军国主义的东西特别恨。军人与老百姓的生活有距离。连日本人都这么觉得的话，我也能理解中国人的那种感受。”

在与三浦的交谈中，他一直没正面回答对国产抗日剧的看法，不过他说，“作为一个演员，我也想演不同的老百姓，但在中国几乎没有这种机会。但我相信这一点将来能慢慢改变，包括新时代的导演，从国外回归的导演。他们有新时代下自己的看法。”
有时，为了节约成本，许多制片方会选择用中国演员来演日本鬼子。三浦说起曾经有个剧组找他扮演一个日本军官，快要签合同的时候，制片方说还是想换成中国人来演。没过多久，三浦的一个朋友找上他，说想请教如何演日本鬼子的问题。当朋友把台词发给他后，三浦才意识到这个正是之前推掉自己合约的那个剧组的台词。三浦对他说：“一个日本人来演日本军官，跟一个中国人演日本军官，肯定不一样，否则要我干什么呢？”
在影棚里，三浦惟妙惟肖地给我们模仿了中国人是如何扮演日本军官的。他笑称，那些演员甚至连拔武士刀的姿势都不标准。“还有，我总看到中国影视剧里的日本鬼子说八格牙路，我们是不会在那些场合说这句话的，坏人可不一定要是看上去凶的那个。”

三浦研一模仿中国人扮演日本军官
近些年，国产抗战片越来越多，一些中国导演和制片方也渐渐意识到，让日本演员出演‘日本鬼子’会有不同的效果。曾有导演对三浦说，没想到他演出了如此有人性的“日本鬼子”。不过，让三浦更惊喜地还是自己得到了很多中国观众的认可。当他去中国一些三四线城市的时候，总能被认出来，即便人们不知道他名叫三浦研一，只会喊出他在影视剧作品里角色的名字。
“这对演员来说是一个成功的标志。假如我现在长得帅，比较有名气，他可能就能说出我的名字。但是我还没达到这种程度，他们只能说，啊！那个日本鬼子！”

演了二十年鬼子后，三浦接下来的目标有所改变。除了希望有机会演好人外，他还希望能够更多地参与到影视剧的制片与导演工作中。
“不少中国人对日本电影的认识还停留在六七十年代，代表是导演黑泽明，演员三船敏郎、高仓健等。反过来，日本也一样，一些中国通可能认识张艺谋的《红高粱》，也认识陈凯歌、王家卫，但其他都不认识，冯小刚不认识，范冰冰也不认识。我觉得是双方在制作方面没有共通点。”
纪录片拍完两个月后，我们去日本旅游，正好三浦也身在日本，于是我们约在东京见面，他热情地招待了我们。酒至微醺时，三浦突然冒出一句：“唉，你知道孙红雷拍一天赚的钱是我的多少倍吗？”他说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会有那么多小鲜肉，没有人关心演技，没有人关心剧情，导演把观众当做傻子。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三浦这样的状态。他深吸了一口烟，吃着自己家乡的海鲜，称赞日本的食物有多么好吃，空气有多么干净，吐槽自己在中国演艺路上的不悦经历。但说着说着，似乎他也意识到，自己没过几天又要回横店演戏了。
痛快牢骚一番后，他突然转向了餐厅的日本服务生，用标准的中国普通话喊了一句，”嘿，服务员儿，再来瓶酒！“我们愣了两秒后，和他一同笑了。
“没办法，我已经待在中国20年了，我骨子里已经快变成中国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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