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雨狂风势不禁,放舟弃掉迁亭阴。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心。

求徐悲鸿和孙多慈的故事？~

　　徐悲鸿和孙多慈的爱情故事：
　　仿佛命中注定，孙多慈会遇见一代绘画大师徐悲鸿，并成为她终生的恋情。出生安庆的孙多慈，清丽、温婉、乖巧，她18岁时来到南京中央大学，作为艺术系旁听生，成了徐悲鸿的学生。

　　那年，徐悲鸿在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美术，也专心绘画，他看到孙多慈第一次交上来的画作，非常吃惊，这个女学生用笔坚实厚重，造型准确传神。
　　他感觉这个女孩有着与众不同的才华和悟性，而她年轻的脸庞，明亮的眼睛，略带伤感的目光，又让徐悲鸿心生怜悯，就有心培养她。初遇徐悲鸿的孙多慈，心底对他无限崇拜，她的话不多，并没有更多地接近老师。
　　有一天下课，徐悲鸿对孙多慈说：想参观我的画室吗？孙多慈对这突如其来的邀请，又惊喜又意外，她羞涩地点点头。孙多慈在老师的画室里，看了很多他的画作，她深深眷恋在那苍凉的画作中。
　　这一天，她还给徐悲鸿当了模特，坐在窗边，穿着丹青布旗袍，阳光洒在她的肩头，看起来很美。
　　具有艺术天赋的人很敏感，也容易寂寞孤独。徐悲鸿结婚多年，妻子蒋碧微则在他的疏忽中沉醉于交际，两人情感正处于疲倦期。而孙多慈远离家人，独自在学校，于是在传授和习艺，倾诉与聆听中很自然地熟识与接近了。
　　孙多慈喜欢这样的日子，去老师的画室学画，或者和老师同学一起去写生，她在他的身边，脸上的忧伤逐渐消失，她变得活泼爱笑，甚至有些调皮。那段日子，徐悲鸿的心情也阳光灿烂起来，他一心传授指导孙多慈绘画。
　　如果说这只是师生或者朋友的感情，那么在1933年徐悲鸿离开学校远赴欧洲举办巡回展览，他们之间关系似乎有些不同了，在长达一年多的分别时间，孙多慈发现徐悲鸿在她心里有多重要，刻骨的思念激发内心深处的爱慕，她独自在画作里倾诉着自己初恋的欣悦与疼痛。这一时间，两人在两地书信中倾尽相思。
　　徐悲鸿从欧洲回来后，两个人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见面，他们在彼此的目光里读到了爱。一次，徐悲鸿带着学生去天目山写生，孙多慈也在其中，在僻静的山石背后，他吻了她。
　　这师生恋情传得非常快，徐悲鸿的妻子蒋碧微闻得此事，心内像燃起大火，蒋碧薇冲到徐悲鸿的画室，迎面就是一张孙多慈的画像，她年轻貌美，目光纯净，这让她很受伤，蒋碧微过去就把孙多慈的画扯撕了，声称要去找孙多慈。
　　徐悲鸿无法制止她，他迟疑无措，孙多慈见老师进退维谷处境为难，压抑所受的伤害和内心的痛楚，她理智冷静而主动地中断了学业，匆促地离开南京中央大学，回到家乡安庆女子中学任教。
　　孙多慈的师生恋没有像鲁迅和许广平、沈从文和张兆和那样修成正果，“慈悲之恋”在刚刚燃放时就戛然而止了。
　　蒋碧微虽然拆离了徐悲鸿与孙多慈，却无法收回徐悲鸿的心，他平日沉默无语，思念在远方有才情的女弟子，他拿出不菲的钱款，请朋友陆续收购孙多慈的画。
　　孙多慈对此并不知晓，见有人不断来买画，自信心愈增，更沉迷于绘画的世界中。抗日战争爆发，徐悲鸿逃到长沙，在这里他遇见随父母来避难的孙多慈。后来，他帮助孙多慈一家迁到桂林，又帮她谋得职位。
　　但是，孙家父母对徐悲鸿产生不了好感，就带着女儿迁往浙江丽水，并力主了她的婚事，把已经26岁的孙多慈，嫁给了倾慕她才华的官员许绍棣。
　　孙多慈在结婚之前，写信给徐悲鸿说：我后悔当日因为父母的反对，没有勇气和你结婚，但我相信今生今世总会再看到我的悲鸿。只是，老天不遂人愿，她的余生是再也见不到徐悲鸿了。
　　孙多慈结婚后，一直难以忘怀徐悲鸿。徐悲鸿后来与蒋碧微离婚，迎娶了廖静文。消息传来，孙多慈握笔画了幅红梅图，题诗道：“倚翠竹，总是无言；傲流水，空山自甘寂寞。”诗中难掩惆怅的情怀。
　　这幅画传到徐悲鸿手中，徐悲鸿在画上补了只没有开口的喜鹊，那是一种欲说还休的无奈，还有对她的赞赏和默默祝福。她又曾寄给徐悲鸿红豆，徐悲鸿就到银楼打了一对戒指，把红豆镶入其中，一个刻着“慈”字，一个刻着“悲”字。
　　他还以《红豆》为题赋诗：“急雨狂风避不禁，放舟弃棹迁亭阴；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吟味苦心。”
　　后来，孙多慈随丈夫到了台湾，任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主任，并日益精研绘画，她的画浑厚而深沉，专家称她继承了徐悲鸿的衣钵真传。五十年代，孙多慈在中山堂看画展遇见蒋碧微，昔日情敌带给她的竟是徐悲鸿在北京病逝的消息。
　　听到这个消息，她脸色大变，眼泪夺眶而出，瞬刻就在她面前晕倒过去。蒋碧微没有想到分开那么多年，这个当年的女学生对徐悲鸿的感情还是那么深。清醒过来之后，孙多慈决定为徐悲鸿戴孝三年，比她年长的丈夫也宽容迁就了她。
　　孙多慈整整三年素服素食，难有欢颜，真的为徐悲鸿守了三年孝。徐悲鸿的离世，带走了孙多慈全部的感情，无法驱散她刻骨的忧郁，长期的压抑让她的身体一直不好，她草草淡淡地活着，在1975年追随她的所爱逝去了，享年63岁。
　　徐悲鸿夫人廖静文曾感慨道：“接触过孙多慈的人，都说她人品好，后来为她的老师悲鸿戴了三年孝。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就是有情人未成眷属。”
　　

　　徐悲鸿（1895年7月19日－1953年9月26日），原名徐寿康，江苏宜兴屺亭镇人，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者，与张书旗、柳子谷三人被称为画坛的“金陵三杰”。曾留学法国学西画，归国后长期从事美术教育。1949年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擅长人物、走兽、花鸟，主张现实主义，于传统尤推崇任伯年，强调国画改革融入西画技法，作画主张光线、造型，讲求对象的解剖结构、骨骼的准确把握，并强调作品的思想内涵，对当时中国画坛影响甚大。所作国画彩墨浑成，尤以奔马享名于世。1953年9月26日逝世。

　　孙多慈简介：女，安徽寿县人 。 自幼即喜绘画，1931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为徐悲鸿学生 。 抗日战争期间，避地浙江南从事油画创作的同时研究国画 。 1947年后出国，后转赴台湾省，任教于师范大学 。 擅油画、素描 。 作品有《天问》、《沉思者》、《石小工》、《农作》等 。 出版有《孙多慈素描集》 。

孙姑姑1912年出生，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孙传瑗先生，字养癯，饱读诗书,又曾赴日本留学。归国后一度风光，做了安徽省政府的委员，还做过孙传芳的幕僚。自孙大帅倒台后，受到牵连，获罪入狱。此后，失意闲住，以诗赋消磨时光。母亲汤毅英，出身名门，能文善画，曾任安徽第三师范学校校长。三位结义姐妹都是她的学生，她后来参透世事，吃素念佛，远离红尘，不问俗事。
　　孙姑姑，自幼十分聪慧、文静，受父母宠爱，但家庭对她的教育十分严格，父母亲授诗书经籍。孙姑姑最爱诗词，《红楼梦》中的诗词皆能背诵。养癯先生期盼爱女日后成为一位博学的才女。但孙姑姑自幼也爱上绘画，起初喜欢描摹线装书的绣像，渐渐不满起来，更喜对景写生。养癯先生也曾不无得意地说：“这丫头在这方面还有点儿天分！”
　　孙姑姑很快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1929年，奉父命去南京投考中央大学中文系，不幸落第。她便有意攻读自己酷爱的美术专业，要求先在中央大学美术系旁听进修，待来年再正式投考。在这样的情况下，养癯先生无奈，只好答允女儿的选择。
　　
　　初遇悲鸿互生慕
　　
　　
　　1930年，孙多慈进入中大美术系旁听。当时，徐悲鸿先生是中大美术系的教授、主任。徐悲鸿一向爱护青年，重视人才。孙多慈天生丽质、端庄淑雅，她的聪慧和绘画天赋，很快引起徐先生的注意。加上这段时间，她父亲因受孙传芳的牵连，正在南京坐牢，家境窘迫，孙多慈不免常顾影自怜，更使徐先生对其产生爱怜之情。孙多慈进入中大后得蒙徐悲鸿的亲授，还将自己的素描让孙多慈带回临摹，另外还特地给她开“小灶”，殷勤指导、启发、诱导，使她的学业飞快进步。后来徐悲鸿还为这位女弟子画了一幅肖像，题曰：“慈生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愿毕生勇猛精进，发扬真艺……”爱惜与期待之情溢于言表。而孙多慈自遇徐师以后，也深怀感激、仰慕、庆幸之情。由此可见，徐、孙相遇之初，互相产生好感是自然之事，至于婚恋之意恐怕当初是没有的。一个单纯而又受礼教影响的少女，是不敢妄想的；一个有妇之夫的尊严师长，也是不敢妄想的。
　　1930年夏秋之交，孙多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中大美术系，本想在艺术的殿堂中进一步施展其才华，不料中大校园和美术界忽然掀起轩然大波，闹得沸沸扬扬，攻击所谓“徐、孙师生之恋”，骂徐悲鸿好色，有失师道尊严；说孙多慈轻浮虚荣，破坏老师家庭。
　　对这件事的小题大做，笔者认为原因是复杂的：
　　第一，其时国难日益深重，徐悲鸿对持不抵抗主义的蒋介石深感不满，公开批评，并参加田汉等人的南国社的进步活动。多次拒绝张道藩请他为蒋介石作像的要求。在广东、广西两省将领发动反蒋的“六一”运动后，又义无反顾地跑到桂林去。这些必遭国民党上层的忌恨。有人借机拿他的私事炒作就不足为奇了。第二，在艺术上徐悲鸿是坚定的写实派，尖锐地抨击过抽象派、野兽派等现代流派，与不同流派的同行颇多争吵，难免有人乘机攻讦。第三，最重要的是徐妻蒋碧薇醋意大发，直接干预。孙多慈以第一名考入中大美术系，国画为满分一百分。蒋获知此事，逼迫徐悲鸿出国。徐迫于内外压力，向中大递了辞呈离去（后因故未能成行）。1930年2月，徐在寂寞无奈中作《台城夜月》图，画中俩人同在一山冈上，徐席地而坐，孙侍立一旁，颈间纱巾随风飘动，天空一轮明月。徐的这副得意之作，可惜被蒋碧薇攫回毁灭。
　　
　　徐、蒋当初私奔巴黎，原是艺坛一段佳话，不过后来环境变迁，志趣各异，逐渐在感情上出现裂痕。加上蒋背后有个倾心于她、身居高位的张道藩，这对徐悲鸿感情的打击是致命的，伤及肺腑。徐悲鸿心中的痛苦与无奈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日后母亲经常长叹一声，评价徐、孙之恋：“唉，你孙姑姑和徐先生的事，三分是师生情，七分是他们逼出来的！”此言不谬！社会和蒋碧薇意在逼迫徐、孙拉开距离，而事与愿违，世事却把孙多慈一步一步地推向徐悲鸿。
　　
　　红豆戒指“慈悲缘”
　　
　　确实，徐悲鸿已渐渐爱上孙多慈了！
　　当徐的好友舒新城来访，见到《台城夜月》后，联系外界所闻，询问徐的真情。徐坦言自己已爱上这位女学生。不久，徐在致舒的一封函中详述了恋孙之苦，并附诗：燕子矶头叹水逝，秦淮艳迹已消沉。荒寒胜有台城路，水月双清万古情。
　　在接下来的四年中，虽然徐悲鸿很少来校，但多慈姑姑仍不断遭到一些别有用心的同学的无端攻击和骚扰，在教室的黑板上时有侮辱徐、孙的字句。为了避嫌，孙多慈也很久没有到徐悲鸿的画室中去了，但是孙多慈对恩师的爱意却也从灵魂的深处爆发出来了！
　　
　　一天，孙多慈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勇气与力量，竟然不顾一切，昂首走进了阔别已久的徐悲鸿的画室。她看到站在画桌前的徐先生，脸色苍白，双眉紧锁，在宣纸上专心作画：几根老枝，几片枯叶在风中挣扎，几只麻雀逆风飞行……徐先生猛然发现了面前的孙多慈，不由得一阵心痛，微动着嘴唇说：“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此时，孙多慈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猛地扑在徐先生的怀里，号啕大哭，眼泪肆无忌惮地汹涌而出，把徐先生灰布长衫的前襟湿了一大片。徐先生也百感交集，却凝然无语，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长发。
　　这一天，可能是他们从师生情发展到师生恋的明白宣告！
　　1934年，孙多慈在中大美术系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原先徐悲鸿已与有关方面疏通好，利用比利时政府将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作为资金，让她去法国深造，不料此事也被蒋碧薇搅黄了。出于无奈，孙多慈只好回到安徽，在省立安庆中学任教，内心非常痛苦。立志一生从事美术教育，课余致力作画。这年冬天，徐悲鸿作《燕燕于飞》赠孙。画面为一古装女子，愁容满面，仰望高飞的燕子，上题：“乙亥冬，写燕燕于飞，以遣胸怀。”传递了对孙的思慕之情。
　　1934年4月，孙多慈致信徐悲鸿，流露了对恩师的感激和爱慕之情，也倾诉了胸中的苦闷，表示要十年不通信，专心求艺，以期实现恩师的厚望。徐深为感动，回信勉励她继续努力作画，并将私蓄五千元钱托舒新城以间接的名义向孙购画，盖因他知道孙家经济拮据。
　　一个月后，徐突然来安庆，由孙多慈和李家应陪同，盘桓二日。这是徐临去桂林前来向孙告别。徐悲鸿远走之后，孙多慈给他寄去一粒她在天目山野外写生时采来的红豆。虽然孙未着一字，但王维《红豆》诗的寓意是尽人皆知的。
　　徐悲鸿接到红豆，恋情难抑，作红豆诗三首寄孙。

　　其一为：灿烂朝霞血染红，付与灵犀一点通。千言万语从何说，关山间隔此心同。
　　其二为：耿耿星河月在天，光芒北斗自高悬。几回凝望相思地，风送凄凉到客边。
　　其三为：急风狂雨避不恭，放舟弃棹匿亭阴。剥莲认识心中苦，独自沉沉味苦心。
　　徐悲鸿还打了一枚戒指戴在手上。把红豆嵌在上面。背后镌刻“慈悲”二字。
　　徐、孙之恋，红豆作证，昭昭于天下矣！这时的徐、孙是很痛苦的，也是很幸福的！
　　
　　乱世悲情多磨难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母亲叶庭筠和孙多慈两家结伴而行，开始向内地流浪。流浪到长沙，形势稍稳定。我家和孙家住在桂花井街的一个大宅院内。
　　一天，母亲和孙多慈姑姑要一道出门去，孙姑姑穿了一件未见穿过的灰色法兰绒大衣；母亲也穿上从上海买来的从未穿过的狐皮领大衣。她们这种特别隆重的样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后来知道她们去会见徐悲鸿先生。
　　徐先生是去桂林的途中在长沙作短暂的转车停留。她们赶到火车站附近的一间小客栈去会见徐先生。徐、孙两位恋人在战乱中偶然相见，自然十分快乐。徐先生见到初次见面却久已心怀感激的母亲；母亲见到她小妹心仪已久的知心人，也感到十分亲切。徐先生邀请她们到附近的一家饭店吃饭。吃饭的时候，徐先生忽然问道：二位女士，你们可知道长沙人的筷子为啥做得这般长？她们端详着长筷子答不出来，正在这一瞬间，徐先生用那筷子夹了一块炒腰花，隔着桌子，径直塞到坐在对面的孙姑姑嘴里，笑着说：“长筷子的妙用在此也！”把两位女士都逗笑了。
　　
　　饭后回到小客栈，孙姑姑代母亲向徐先生求画，徐沉吟片刻后从皮箱里取出一幅《立马》相赠。原题有字样：“秋风万里频回首，认识当年旧战场。悲鸿写于桂林，廿六年八月与倭寇鏖战之际。”当即挥毫补题：“庭筠女士文豪惠存。廿七年四月七日台儿庄大捷歼敌两万人，志之于此，永为纪念。”
　　母亲珍藏此画数十年，是她辞世后留给我的最珍贵的遗物。
　　这次长沙相晤，孙姑姑邀大姐即母亲同去，是为了商量她和徐的婚姻大计。徐、孙从师生情发展到师生恋，经历了风风雨雨，重重折磨，他们内心都十分矛盾、痛苦，都想在这次见面时，把问题摊开、说透，并让母亲当“参谋”。
　　他们谈到什么程度，母亲当然不会同孩子细讲，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孙姑姑对徐先生的感情又跨出了重要的一步。特别是母亲与徐悲鸿接触后，对徐本人和他与孙姑姑之间的深爱，有了进一步理解，成了他们婚事的积极支持者。他们下决心了。只是因为徐先生急着要赶回桂林，他们的婚事要等孙到桂林才能作安排。
　　以后在长沙的几个月中，孙姑姑似乎已经摆脱那种忧伤压抑的心境，开朗愉悦起来。那时，我们两家常一起到附近的长沙名胜天心阁去玩。孙姑姑穿一条黑色长裤，白衬衣，领口是一个黑蝴蝶结，微风徐徐拂动她的柔发和胸前的飘带，衬托着她端庄、娴静的神态，真是美丽。
　　到了暑假，局势又紧张起来，我们一家逃到湘江对岸的农村去躲避轰炸。孙姑姑忽然来信，要母亲陪她们孙家一同去桂林。母亲狠心地把我们几个孩子托给并不很熟的房东，匆匆过江而去。
　　在桂林，徐悲鸿与孙多慈多次见面，他们在一起度过许多快乐的日子，他们一同观览了桂林和阳朔的山水，一起作画。母亲是见证人。我家现在还存有徐悲鸿的一幅《鹩哥》图。徐在上面题词：“丁丑大暑，为慈作画”，落款是“阳朔天民”。画上的两只鹩哥，神态极为生动，像是它们互相在倾诉绵绵不尽的情话。这正是他俩在桂林这一短暂而快乐相处的写照。
　　孙多慈有什么情况，总是和母亲商量的。但最终她和徐悲鸿的感情却没有结果。母亲没有和我说过详因，但我推想，也许是因为：
　　第一是蒋碧薇不甘心。徐悲鸿和蒋碧薇当年私奔，共同生活二十多年，生儿育女，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婚姻。现在要脱离这种同居关系，徐悲鸿曾请教过章伯钧等法律专家，以为从法律上看似乎简单，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虽然他俩早已破裂，而蒋出于报复心理，大造舆论，造成对徐悲鸿不利的社会和家庭压力。蒋声称，决不让他如愿以偿，在经济等方面也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更索要徐的一百幅佳作和珍藏品。徐悲鸿忍痛满足了这些要求，但并未取得蒋碧薇的谅解和允诺。
　　第二是孙姑姑的父亲孙养癯的坚决反对。孙父是一位道学家，也是一位看重仕宦的人。他有一子一女，儿子不成器，就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全寄托在女儿身上。他心中的乘龙快婿应该是一位高官，他看不起画家，更反对与有妇之夫的老师发生婚姻关系。虽然徐悲鸿的画名很高，为人敬重。但他对徐仍是不屑。蒋碧薇的回忆录中提到，在这期间，“徐先生曾托人到孙家门上求婚，被孙老先生大骂一顿，悻悻地出国去了”。
　　
　　师生苦恋终飘零
　　
　　杭州沦陷后，浙南的丽水成为浙江的政治、文化中心。
　　母亲和李家应姑姑经过约一个月的颠沛之苦，来到丽水碧湖镇。李家应时任浙江第一保育院院长，母亲应聘在保育院工作。稍后到达的孙多慈在碧湖的浙江省联合中学任教。
　　孙姑姑除任教外，也有画不完的题材，有时还邀请潘天寿、郑仁山等画家一起到李家应院长的会客室里作画，她泼墨挥毫，高谈阔论，显得格外高兴。
　　然而孙姑姑尽管脸上有了一抹明媚的阳光，但心底的乌云却是挥之不去的。
　　
　　徐、孙的婚事虽遭挫折，但是两人的感情依然浓烈。徐在海外，虽云天万里，战火纷飞，鱼雁阻滞，但是他们还是通了不少信，其中许多中途失落，收到的是少数。
　　1939年9月，徐往印度讲学，10月携作品到香港展览，收到孙多慈一信。
　　徐回信劝她不要消沉。随后孙又发一电报，要徐到浙江去。可是徐的行程安排得满满的，岂能更动。
　　徐于12月抵印度，邮路阻隔。两人音信从此中断。他们的婚事更是渺茫。
　　但是此时的孙多慈已快三十岁了，这位美丽且多才多艺的女教师，在浙南山区当然是令人十分注目的，也不乏崇拜和追求者，其中包括一些达官显要。
　　一天夜晚，三姐妹正在房中谈心，忽然闯进来四个提着红灯笼的卫兵，递上名片，说“××将军敬请小姐面谈”。
　　来者不善！
　　母亲说：“今夜已晚，可否明天上午让孙小姐去拜访将军？”不许。母亲要求陪同前往，又不许。无奈，孙姑姑进里屋换衣服。母亲嘱咐她：“看来今天不去是不行的，去就去，不要怕！他是中央要员，估计还不至于胡来。他如果有什么无理要求，你厉害些，他也不敢把你怎么样！”
　　深夜，孙姑姑才由四个卫兵护送回来。她面色苍白，等卫兵一走，就忍不住抽泣起来。
　　原来这位将军到碧湖来，并无军情要事，是专程来向孙求婚的。她当然严词拒绝了。
　　奇怪的是，这位将军对她的事了如指掌，什么“徐先生在海外音信渺无，生死未卜”；什么“你家现下经济拮据，老太爷的脾气不好也是可以理解的”；什么“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怎能发挥你的艺术才能”，等等。这些话虽然没有说服她去当这位将军的抗战夫人，但使她的精神防线发生动摇。
　　除了徐悲鸿的杳无音信，家庭经济也确实是一个大问题。父亲孙老先生长期赋闲，老太爷的架子又放不下。母亲除料理一些家务外，主要是念经拜佛。一个哥哥长得相貌堂堂却终日无所事事。吃的用的，全部负担都压在她纤弱的肩上。战时物价飞涨，教师工资微薄，真使她心劳力绌，烦恼异常。是啊！是应该找个合适的人嫁了！
　　许绍棣就这样凸现在她面前了。
　　许绍棣，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权重势大。他外貌儒雅，热心抗战事业，为办战时流亡学校作出过一定成绩，生活也尚简朴，政界的名声尚佳。他于抗战前夕，中年丧偶，有两个女儿，名绛烟和黛烟。他体弱多病，早想续弦，已追求孙多慈多时。但文化界也都记住鲁迅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有人”“提出呈浙江省党部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禁止鲁迅著作在浙江出售，此人便是早年的许绍棣。故其在进步文坛中声名狼藉。加上他与郁达夫妻子王映霞的绯闻流传颇广。因此，开始时叶、李两位义姐是持反对意见的。

1\王少陵因为赶时间未来得及等徐悲鸿为其作画，他便硬叫徐悲鸿在一幅本来写给孙多慈的诗作上落下了他的款，带到了美国。这幅徐悲鸿手书的诗幅也一直挂在王少陵先生位于纽约的家中，其内容是：

　　急雨狂风势不禁，放舟弃棹迁亭阴。

　　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心。

孙多慈每次到王少陵家中见到徐悲鸿的这首诗都会黯然神伤，泪流涟涟，感叹不已。1953年9月，孙多慈又到纽约参加一个艺术研讨会，画友们见了面格外高兴，正在这时，却传来了徐悲鸿突然逝世的消息。孙多慈听了当时就昏厥过去。她一生只爱徐悲鸿，当时就表示要为徐先生戴孝三年，据说后来果然当着许绍棣的面为徐悲鸿戴了三年孝。由于长期抑郁，孙多慈于1975年3月因患癌症病逝于美国洛杉矶，享年六十四岁。

2\孙多慈这个年龄，自然无法面对别的女生嘲弄的目光，尽管她也盼着见徐悲鸿，还是决定搬离女生宿舍，在石婆巷租了一间房子。
如果说徐悲鸿与孙多慈起初在一起，只是师生或者朋友的感情，那么在1933年1月徐悲鸿离开学校远赴欧洲举办巡回展后，他们之间似乎有些不同了。长达一年半的分别，让两个人在书信中顷尽相思。
这一时，孙多慈才发现徐悲鸿在她心里有多重要。不见的刻骨想念转化成内心深处煎熬的爱慕，她在画作里倾诉着自己初恋的欢喜与疼痛。
徐悲鸿从欧洲回来后，两个人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见面。这次见面和以往不再一样，他在她的目光里看见了爱。
那样的爱，是要燃烧的。
之后，徐悲鸿带着几十个学生去天目山写生，孙多慈也在其中。徐悲鸿与孙多慈这时已难避彼此的感情，一路上非常亲密，并不避其他学生。同游的快乐，心底的相思，不知该如何表达。在回去的路上，徐悲鸿拉着孙多慈，在僻静的山石背后，他吻了她。
这些事传得非常快。徐悲鸿的妻子蒋碧微闻得此事，心内像燃起大火。联想到徐悲鸿这些日子在家失常的表现，就越发确信他是有了外心。因为这时的徐悲鸿与蒋碧微确实很少交流，他不愿在家呆，情绪失控。
蒋碧微冲到徐悲鸿的画室，一进去就愣住了，画室里，迎面就是一张孙多慈的画像，画像里的女孩子年轻貌美，看着她的目光纯净却能让人受伤。蒋碧微过去就把孙多慈的画三两把撕了，怒不可遏地要找孙多慈算账。
徐悲鸿无法制止，也不知该怎么办。就在他的迟疑中，受到莫大伤害的孙多慈匆促地逃离了学校，回到安庆女中任教。
徐悲鸿与孙多慈刚燃放的情感就这样被暂时制止了。
3\遗憾是最终的难忘
蒋碧微虽然分开了徐悲鸿与孙多慈，却无法让徐悲鸿的心收回来。徐悲鸿虽然见不到蒋碧微，但显然还是念着她的。他回家依然无语，每天心不在焉，家里的事也很少过问，蒋碧微更像是个室友。这让蒋碧微非常伤心，她想，以前他们也是有爱的，为了爱情，他们曾经私奔到日本，那么难苦的日子都熬过去了，可是如今，这些爱在哪呢？她已尽了力，她可以用暴力去挽救他们的婚姻，却无法让一颗出轨的心移归原位正常跳动。
徐悲鸿与蒋碧微天天在一起，还是夫妻，可是谁都不快乐。
徐悲鸿与孙多慈不见面了，却依然不放心她的生活。背着蒋碧微，徐悲鸿拿出2500元给朋友，请朋友不要告诉孙多慈，陆续代购孙多慈的画，好让她的经济能有保障，安心作画。对于这些，孙多慈并不知道，看有人按时来买画，信心大增，更沉迷于绘画的世界中。
那时徐悲鸿一个月的薪水也就三百大洋，这2500元可是他大半年的薪水，可见徐悲鸿对孙多慈用情之苦。他还在一幅画上，给孙多慈写过一首诗：急雨狂风势不禁，放舟弃棹迁亭阴。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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