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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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是个什么样的人~

曹操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历史人物之一,同时也是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一些人认为曹操擅玩权谋,阴险狡诈,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个不折不扣的奸臣;另一些人则认为,曹操能在乱世中统一中国北方,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是位盖世英雄。那么曹操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网络配图 曹操出生于官宦之家,他的祖父曹腾是个太监,因拥立汉桓帝有功,被封为大长秋,赐费亭侯的爵位。曹操的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在汉灵帝时官至太尉(三公之一,最高武职官员)。 作为一个官三代,曹操自幼身上就少不了那些纨绔子弟的习气,调皮捣蛋的事那是没少干。曹操身边的朋友也都是一些出身世家的纨绔子弟,如袁绍、张邈等。不过在这些人中,就属曹操鬼点子最多,经常干出一些出格的事来,事后还老让袁绍背黑锅。 曹操年轻时任性好侠、放荡不羁,不修品行,不研究学业,所以身边的人都觉得曹操就是个游手好闲的浪荡子,成不了大事。不过当时著名的人物评论家许劭却对曹操作出的评价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英雄”。后来这个评价到了小说《三国演义》中,由于作者个人的喜好问题,将其改成了“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曹操奸雄的骂名,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出自这里。  网络配图 曹操虽不研究学业,但他不研究的是那些“之乎者也”的刻板古籍。他对学习知识还是有着很高的热情,年纪轻轻便已博览群书。曹操尤其喜欢兵法,曾抄录古代诸家兵法韬略。这些为他后来的军事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曹操生平第一份官职是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公安局某某分局局长。当时洛阳到处都是皇亲国戚,这些人平时骄横成性,很难管理。曹操一到职,就申明禁令、严肃法纪,造五色大棒十余根,悬于衙门左右,“有犯禁者,皆棒杀之”。皇帝宠幸的宦官蹇硕的叔父蹇图违禁夜行,曹操毫不留情,将蹇图用五色棒处死。于是,“京师敛迹,无敢犯者”。曹操也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但由于其父曹嵩是当朝太尉,没人敢动曹操,于是就明升暗降,把曹操调至顿丘,任顿丘令。  网络配图 黄巾起义爆发后,曹操被拜为骑都尉,受命与皇甫嵩等人合军进攻颍川的黄巾军,结果大破黄巾军,斩首数万级。随后因功受封为济南相。曹操到职后,大力整顿当地官场的不良风气,同时也因此得罪了当地权贵。后来曹操因不满官场黑暗腐败,遂托病回归乡里,春夏读书,秋冬弋猎,过起了隐居生活。 汉灵帝统治末期,为了加强皇权统治,特设了掌管禁军的西园八校尉。曹操被任命为八校尉中的典军校尉。189年,汉灵帝驾崩。大将军何进和宦官集团“十常侍”的矛盾彻底爆发,最后何进和十常侍两败俱伤,董卓趁机入京,把持了朝政。曹操见董卓倒行逆施,逃往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号召天下英雄讨伐董卓。从此,曹操带领手下南征北战,逐步奠定了北方霸主的地位,成为乱世中的一代英雄
曹操(155年-220年3月15日),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中曹魏政权的奠基人。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以汉天子的名义征讨四方,对内消灭二袁、吕布、刘表、马超、韩遂等割据势力,对外降服南匈奴、乌桓、鲜卑等,统一了中国北方,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曹操在世时,担任东汉丞相,后为魏王,去世后谥号为武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庙号太祖。 曹操精兵法,善诗歌,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散文亦清峻整洁,开启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史称建安风骨,鲁迅评价其为“改造文章的祖师”。同时曹操也擅长书法,尤工章草,唐朝张怀瓘在《书断》中评其为“妙品”。
曹操的性格优缺点 史上的曹操作评语,那么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具体点说,曹操是个英雄,他引领和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对时局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曹操是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家,取得了巨大的军事成就,其军事指挥能力在当时无人能出其右。此外,他又是个大气磅礴的诗人和作家。对于曹操的分析研究,至少够出本书了。我在这里,只是对曹操的人格特征做一些归纳,写一写我认为的曹操的性格优劣。 曹操能成为一名英雄人物,身上有一些常人无法企及的闪光点,也是我特别欣赏曹操为人的一些方面,如下: 1、做人大气,宽宏大量。官渡之战后,曹操收缴到了许多来自许都投给袁绍的信件,他没有追究,一把烧掉,不留案底;对于写文章骂了他祖宗三代的陈琳,也不追究,继续给官做。起初,曹操推举了一个叫魏种的人做孝廉(国家认可人才),又任用他做太守(地级市长),陈宫发动兖州事变的时候,曹操认为只有魏种一定不会背弃他。结果没想到魏种也跑了。曹操十分生气,表示只要魏种还在中国混,就一定不会放过他。后来生擒了魏种,想想说:“这个人还是有才啊!”还是松绑放了他,让他继续做官。兖州事变的时候,还有个叫毕谌的人,因为张邈劫持了他的母亲等家人,曹操就让他回去,而毕谌表忠心说绝不离开,把曹操感动的流眼泪。结果一出门他就跑了。后来也把他给生擒回来了,大家都觉得毕谌活不了了。曹操说:“能孝敬父母的人才会忠于君主,这种人正是我所求的。”还是任用他做官。张绣、贾诩反叛曹操,杀了曹操的爱子曹昂、爱将典韦,给了曹操最惨痛的教训,但他们再来投奔曹操的时候,曹操能够不计前嫌的接纳,给予他们最丰厚的封赏和最高的官职。对于关羽这样的义士,出走之后不去追杀。 2、虚怀若谷,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能够虚心接受他人的正确意见。张绣反叛之战,输了,曹操作自我检讨,说“张绣投降了我,错在我没有马上收取他的家属做人质,他才敢反叛,导致了今天的局面。我已经吸取教训了,大家观察我,从今往后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乌桓之战,赢了,回来之后,曹操调查当初谁反对打这场仗,大家都很害怕,以为要秋后算账。结果曹操厚赏了那些提反对意见的人,说:“我这次出征,非常危险,侥幸赢了,还是靠的运气,这不是常有的事。你们的劝谏,是真正的万全之计,所以要赏赐你们,以后不要为提这种意见感到为难。” 3、有极大的人格魅力,善于用人。荀彧、郭嘉都是在曹操势力还很弱小的时候,就从强大的袁绍那边投奔过来的。程昱两次被当地的刺史(省长)征辟,都不为所动,等到曹操一过来,立马就出山了。张辽、张郃、徐晃作为降将,于禁、乐进作为非亲非故的小吏,得到提拔重用,这在曹操之前是从未有过的。一大批文臣武将用的都很好,不因为一些人格上的缺陷就弃之不用,总能将合适的人才放在合适的位置。 4、做人实在,没有架子。一篇《述志令》,作为剖析自我心路历程的政令,写的非常实在,没有一点套话。对比袁术、刘备这些人来说,曹操的道德自律明显大过野心,孙权劝曹操称帝,曹操说:“这小子想把我放在火上烤吧!”讨伐马超时,敌人都拥挤着向前,想看看大名鼎鼎的曹操长什么样,曹操笑着对他们说:“大家想看我曹某人吗?我也就是个普通人,又没有四个眼睛、两个嘴巴,要说比平常人怎么不一样,多了点智慧而已。”幽默可亲的形象跃然纸上。恃才高傲的祢衡裸衣羞辱了曹操,曹操没有杀他,反倒是笑的出来:“我本来想羞辱祢衡,反倒被他羞辱了。”《曹瞒传》说曹操为人轻佻,与宾客宴会,说到高兴的时候,哈哈大笑,头低到餐桌上,头巾都沾湿了。果真这样,那不是一点架子都没有? 曹操不是完人,更不是一个能用“仁”来衡量的道德家,作为一代枭雄,他身上有很重的杀戮气。我认为曹操身上很明显的几个缺点: 1、残暴。为父报仇讨伐陶谦的时候,屠城,泗水为之不流。曹操的部下夏侯渊、曹仁也多有屠城的记录,而他们的屠城行为也是接到曹操指示的。说到屠城这方面,以“仁德”著称的刘备还真没什么污点。而到孙权那边,屠城屠得也不少,除了要对中原攻城略地,孙权还要征服山里的少数民族,为此杀了不少人。衣带诏事件东窗事发后,曹操杀董承之女,皇帝之妾董贵人,董贵人身怀六甲,汉献帝为她求情,也不能免。伏完书信事件曝光后,又杀伏皇后和皇子,灭族。《曹瞒传》说,有次白天曹操带爱姬睡觉,睡前说好睡一会就叫醒他,结果爱姬看曹操睡得太香,不忍叫醒他,等到曹操自己醒了,一看睡过了,很生气,下令棒杀了这名爱姬,等等。 2、嗜杀,除了杀人民,还杀名人。早年杀名士边让,杀和自己有过节的袁忠和桓邵,桓邵跪地求饶,曹操说:“下跪就能免死吗?”还是杀。杀异己分子孔融。老友许攸因为官渡之功老是炫耀,伤了曹操面子,被杀。同是旧友和功臣的娄圭,也是因为言语触犯了曹操,被杀。晚年逼死荀彧,冤杀崔琰。这些记载体现了曹操小人狠毒的一面,和他宽宏大量的一面截然相反,显得非常矛盾。曹操一生饶恕了很多人,连著名的白眼狼吕布也想宽恕,结果因为刘备的一句话还是把他杀了。想宽恕陈宫,结果陈宫不领情。对于袁绍的忠臣沮授也想重用,沮授一心只想回袁营,只好杀了。对于另一位著名的白眼狼刘备也过于仁慈,结果纵虎归山,养虎为患。却不能宽恕这些人。 3、好色,有人妻癖。因为纳张绣的婶婶导致张绣反叛;和刘备当年打吕布的时候,关羽请求曹操破城之后把吕布手下秦宜禄的前妻杜氏给他,曹操当时也答应了,城破之前关羽又屡次提起。曹操就起了好奇心,想看看到底是怎样的美女,结果一看果然是好货色,就自己收了,搞得关羽内心不安。秦宜禄之死也与夺妻有关;纳何晏之母;还将袁熙之妻甄氏许配给曹丕。 还有几个明显被人夸大了的缺点: 4、奸诈。主要出自《曹瞒传》,正史无,当然正史也说“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也不算什么好话,说的曹操就像狡猾、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一样。《曹瞒传》说他小时候就会装病骗自己的叔叔。因为曹操小时候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他叔叔没少给他爸爸打小报告。曹操就想了个办法来治他。有一次看他叔叔走过来,就装作面瘫,嘴也歪向一边,叔叔感到奇怪,问他怎么了。曹操说:“中风了。”叔叔就去告诉他爸。他爸吃了一惊,赶紧把曹操叫过来,一看,没事,挺正常的,就问他:“你叔叔不是说你中风了吗?”曹操说:“没中风啊,叔叔不喜欢我,才陷害我的。”于是他叔叔之后打的小报告曹操他爸再也不信了,曹操也更加放肆了。许攸来投奔的时候,也不交底,先谎称军粮可支持一年,再说是半年,一再逼问下才道出实情,只可支撑一个月。打仗的时候,军粮不够了,问管粮仓的小吏怎么办?小吏说:“那就换小斗发下去吧。”曹操也说行。结果大家不干了,说曹操欺负人,粮食都不给足。曹操对那名小吏说:“事到如今,只能借你的头一用了。”把他斩了,传令出去:“是管粮仓的小吏换的小斗,盗取的官粮,现在把他杀了。”才平息了众怒。《献帝春秋》上还有则记载,说曹操和吕布交战失利,吕布的士兵抓到了曹操但并不知道这就是曹操本人,还问:“曹操在哪里?”曹操就骗他说:“骑那匹黄马跑的那个就是。”于是这名士兵就放下曹操去追骑黄马的人,曹操得以逃脱。曹操在军事上比较多诡计,比如篡改书信离间韩遂马超等等,但俗话说“兵不厌诈”,军事上的巧施诡计不足以作为曹操奸诈的反面案例。普通老百姓认为曹操奸诈,是因为他是篡汉的奸贼,奸贼当然不奸不行。其实言过于实。曹操性格中的奸诈色彩必然会有,裴注里的《曹瞒传》、《献帝春秋》之类也可以拿来参考,但总体来说,《三国志》上的曹操英雄之气十足,奸诈气息难寻。 5、多疑。最有名的故事是杀吕伯奢一家。这个故事一共有三个版本,一个是王沈的《魏书》,这也是魏国的官方版本,说是曹操在逃亡的路上去找老朋友吕伯奢,吕伯奢不在家,他的儿子和宾客抢劫曹操的马和财物,曹操奋起自卫,用剑杀了几个人后离开。第二个是《魏晋世语》,也是说曹操去找吕伯奢,吕伯奢不在家,他的五个儿子在,对曹操还彬彬有礼,但曹操想到自己是朝廷钦犯,疑心他们要加害自己,当晚用剑连杀八人后离开。孙盛的《杂记》就在此基础上描述地更加有声有色,说曹操听到了锅碗瓢盆的声音,误以为是要拿武器来对付自己了,就趁夜色把他们杀了,结果发现自己杀错了,非常凄怆地说了句:“宁愿我辜负别人,不要别人辜负我!”如果后面两个版本记载真实的话,确实说明曹操当时多疑了。崔琰的死也能说明曹操多疑,崔琰的那几句“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看不出有什么深意。曹操心中有鬼,才会疑神疑鬼。自古以来,特务政治和文字冤狱都是专权统治者的拿手好戏,朱元璋、康熙都喜欢搞文字狱。《崔琰传》中明确提到了曹操性格好猜忌,孔融、许攸、娄圭都是和崔琰一样,因为对曹操不尊而遭杀害。而《曹瞒传》更是说,曹操忌才到部将们要是有计谋胜过自己的,就找个理由将他们杀害。这和《三国志》记载的曹操的爱才、惜才又是成截然相反的对比。还有疑杀少年周不疑,周不疑和曹冲一样也是个天生神童,才智有的一拼。曹操想将女儿许配给他,他没有接受。等到曹冲夭折的时候,曹操想把周不疑一块杀了,曹丕劝谏,曹操说:“这个人不是你能驾驭。”还是派刺客把他杀了。 还有一点,是我认为导致曹操最终不能完全成功的最重要缺点,就是曹操的骄傲自满。因为谦虚,曹操打赢了官渡之战。因为骄傲自满,曹操不把孙权和刘备放在眼里,导致输了赤壁,输掉了统一中国的大好机会。曹操写给孙权的那封信,“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於吴”,写得十分傲慢,也许是出于震慑对手的目的,但也暴露出了曹操的骄傲。黄盖的诈降不是一点破绽都没有,如果多留个心眼,黄盖就不会得手。因为骄傲,曹操才会在张绣投降之后做出强纳张绣婶婶这么出格的事来,才会不设防,结果差点性命不保,痛失爱子爱将。刘璋原本与曹操交好,还派张松去晋见曹操。张松本是个内奸,但曹操对张松态度傲慢,导致张松心生怨恨,劝刘璋与曹操断绝关系,转投刘备怀抱,使得曹操与益州失之交臂。这是导致曹操最终不能成功的最大缺点。 总的来说,曹操非常英雄,诸多优点是帮助他成功的关键因素。但在他身上,也体现出了人性和斗争的残酷,尤其是晚年之后,权力欲望膨胀,心中住进了一个恶魔,变得更加残酷无情,连当年的良师益友荀彧和世间第一正人君子崔琰都不能免于一死。这也是自古以来权力欲的可怕之处。
曹操是个被我们认为是奸臣的人,但是他极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
做人曹操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历史人物之一,同时也是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一些人认为曹操擅玩权谋,阴险狡诈,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个不折不扣的奸臣;另一些人则认为,曹操能在乱世中统一中国北方,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是位盖世英雄。那么曹操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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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出生于官宦之家,他的祖父曹腾是个太监,因拥立汉桓帝有功,被封为大长秋,赐费亭侯的爵位。曹操的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在汉灵帝时官至太尉(三公之一,最高武职官员)。
作为一个官三代,曹操自幼身上就少不了那些纨绔子弟的习气,调皮捣蛋的事那是没少干。曹操身边的朋友也都是一些出身世家的纨绔子弟,如袁绍、张邈等。不过在这些人中,就属曹操鬼点子最多,经常干出一些出格的事来,事后还老让袁绍背黑锅。
曹操年轻时任性好侠、放荡不羁,不修品行,不研究学业,所以身边的人都觉得曹操就是个游手好闲的浪荡子,成不了大事。不过当时著名的人物评论家许劭却对曹操作出的评价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英雄”。后来这个评价到了小说《三国演义》中,由于作者个人的喜好问题,将其改成了“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曹操奸雄的骂名,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出自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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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虽不研究学业,但他不研究的是那些“之乎者也”的刻板古籍。他对学习知识还是有着很高的热情,年纪轻轻便已博览群书。曹操尤其喜欢兵法,曾抄录古代诸家兵法韬略。这些为他后来的军事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曹操生平第一份官职是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公安局某某分局局长。当时洛阳到处都是皇亲国戚,这些人平时骄横成性,很难管理。曹操一到职,就申明禁令、严肃法纪,造五色大棒十余根,悬于衙门左右,“有犯禁者,皆棒杀之”。皇帝宠幸的宦官蹇硕的叔父蹇图违禁夜行,曹操毫不留情,将蹇图用五色棒处死。于是,“京师敛迹,无敢犯者”。曹操也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但由于其父曹嵩是当朝太尉,没人敢动曹操,于是就明升暗降,把曹操调至顿丘,任顿丘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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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巾起义爆发后,曹操被拜为骑都尉,受命与皇甫嵩等人合军进攻颍川的黄巾军,结果大破黄巾军,斩首数万级。随后因功受封为济南相。曹操到职后,大力整顿当地官场的不良风气,同时也因此得罪了当地权贵。后来曹操因不满官场黑暗腐败,遂托病回归乡里,春夏读书,秋冬弋猎,过起了隐居生活。
汉灵帝统治末期,为了加强皇权统治,特设了掌管禁军的西园八校尉。曹操被任命为八校尉中的典军校尉。189年,汉灵帝驾崩。大将军何进和宦官集团“十常侍”的矛盾彻底爆发,最后何进和十常侍两败俱伤,董卓趁机入京,把持了朝政。曹操见董卓倒行逆施,逃往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号召天下英雄讨伐董卓。从此,曹操带领手下南征北战,逐步奠定了北方霸主的地位,成为乱世中的一代英雄气,不为小事计较

曹操这个人是个很复杂的人。他既狡诈又老实,既温情又狠毒,既宽容又报复。如果你只看曹操的一个故事,只看曹操的一面,你得出的结论就是盲人摸象,是不全面的。

  三国演义中将曹操描写为一个汉朝的篡逆者,其实并不公平。东汉时期,外戚宦官轮流掌权,朝野上下乌烟瘴气。步入建安年代,东汉朝廷早已无可救药。对此,司马光曾在《资治通鉴》中评论道:“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董卓擅行废立,刘焉自造龙袍,淮南袁术称帝刻玺、袁绍欲私立新帝的乱世中,曹操一直保持了对朝廷的尊敬。

  早在中平五年,就有人阴谋推翻汉灵帝另立新主,拉拢当时任议郎的曹操时被其拒绝;联军讨伐董卓时,与其他人观望顾虑相比,曹操身先士卒奋力进取;初平二年韩馥、袁绍等人又想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再次为曹操所拒绝,并明确提出:“诸君北面,我自西向。”你们可以去听那个北方幽州牧的,我依然忠诚于西面的汉献帝;李傕等人祸乱长安,献帝一行狼狈从他们手下逃命时,漠然无视者有,趁火打劫者有,落井下石者也有,曹操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主动迎接献帝的人;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吴魏合作击杀关羽后孙权上表劝进称臣,曹操也不听:“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火上烤啊!”这一系列的言行中虽然有曹操的慎重权谋,但客观上不能否认是对朝廷的尊重。

  至于曹操诛杀董承(原为董卓女婿牛辅部下,按照三国演义看出身的标准应为“漏网之鱼”)、伏完等皇亲国戚,毕竟是他们动手于前曹操反击于后,难道能指望曹操高高兴兴地等死吗?况且,东汉的败落就是败落在外戚宦官的手里,目睹着天下如何大乱的曹操对此一清二楚。诛董承杀伏完的同时,曹操也规定了自己“后宫”的人一律不得干涉朝政,即使对亲儿子曹彰等人也是“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才高八斗的曹植为人放荡,曾私自“开司马门而出”,他的车夫立刻就被处死(曹植失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违法乱纪。曹丕或许是有贼心没贼胆,曹植则根本不把当不当贼当回事);曹植的妻子衣服太华丽,违反了自己提倡节俭的命令后尽管是儿媳妇照样砍头。
  综合这些回头看曹操并不是一个汉朝的篡逆者。

  曹操虽然大权在握,但一直尊重汉献帝权威,甚至自己的生死也交在献帝手里。曹操晋见献帝,都按照当时三公见皇帝的惯例,左右有虎赉手持利刃相随。建安十九年,曹操诛杀伏完的同一年,献帝曾对曹操说:“您如果认为我值得辅佐就请辅佐,不能的话也随你。”那时献帝只要一声令下就可以将曹操杀死,曹操听到这样的言语后大吃一惊,汗如雨下(此后曹操真的不敢上朝了)。当然,曹操回去后一句话也可以反过来杀掉献帝,但是献帝没有下令杀曹操,曹操也没有因此对献帝有什么不恭。由此可见,献帝对曹操还是比较信任的,至少认为1,他,或者说这个天下还需要曹操;2曹操不会加害他。不明白为什么类似的话,刘备对诸葛说出来,就是赤胆忠心,而献帝对曹操说出来,就是欺君罔上。曹操说过的“设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其实是大家都明白的事情。客观地说,应该称曹操是东汉王朝的终结者和继承者,他让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安祥地渡过了最后的岁月并顺利地继承了其“遗产”。

  曹操的军事、文学才能很少有人否认,稍微有争议的是他的政绩。他的政绩与军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回顾三国前的历史,东汉桓帝年间,中国的人口曾经达到五千多万,但到了三国时锐减到七百多万,甚至还不如四五百年前动不动就“斩首十万”的战国时代(那时还有一千多万)。杀光这么多人不可能,但饿死却不难。究其根源,无非是天灾人祸。自东汉桓帝灵帝以来,旱灾、水灾、瘟疫、暴动、少数民族叛乱不断,民不聊生之余人口、户数大量减少。根据后汉书记载,汉桓帝时期,比较大的灾祸有“延熙九年春三月,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按照这个估计,仅此一年这两地就饿死了大约三四百万;汉灵帝时期,“建宁三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光和五年二月,大疫。”,“光和六年夏,大旱”。其余小规模的天灾、少数民族叛乱或入侵,不计其数。加上爆发于公元184年的黄巾大起义和随后的军阀混战后,生产遭到了完全的破坏。这样的乱世中,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使民众丰衣足食,是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

  然而,汉末三国中的各个诸侯中,军事上有才能的不少,内政上有作为的不多。政治经济上的成功与失败都会自然的反映在军事上(反过来,绝不容易),大多数人因此吃尽苦头,最终受困于“米”而连证明自己是否是“巧妇”的机会都没有。恢复生产的方法,无非是开源节流,这两方面曹操做得都非常出色。
  屯田制的实行,实际上是以国家投资的方式保证再生产,工作效率当然高于普通的自耕农。因此这个政策收到立竿见影之效,短时间内就将地方变成“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的欣欣向荣,称其为一大创举并不过分。曹操在攻破邺城后,鉴于东汉后期沉重的人头税,改为户调制,对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农和地主)收田租每亩为四升,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他不得擅兴发。”大力制止对农民的乱摊派行径,这可是连两千年后的毛邓江都头疼的顽疾。这一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得到了一致的拥护。

  曹操在世时大力兴修水利设施并卓有成效,如在周瑜的家乡舒城建立的七门三堰一直到北宋宋仁宗时还能每天浇灌两万顷良田。这些三国演义中不曾提及的“鸡毛蒜皮”之厉害,可以从下面的事例中反映出来:第一,曹操在汉中打过两仗,先战胜张鲁后败于刘备,但由于北方的元气恢复他前后顺利地从汉中武都等地迁出了十三四万户人口(虽有利诱不曾威逼)。以一户人家四口人计算,这就是五十多万。想想蜀汉投降时不过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口,就能明白这对刘备是什么样的釜底抽薪!毕竟,兵民是抗战之本。第二,建安十九年五月,吕蒙提醒孙权,曹操在皖城(即庐江)一带屯田,如果坐等他们收获,无异于如虎添翼。因此东吴趁雨季来临水军来去自如之机,孙权大动干戈亲征皖城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吕蒙、甘宁全上阵后俘获太守朱光,迁(说得难听点,劫)数万百姓回吴。有统计称,孙策、孙权兄弟曾先后四次打到周瑜的故乡淮南舒城一带,但毫无例外的是劫掠而还。因此周瑜的老家出现了这样的滑稽:曹魏拼命建设大兴土木,孙吴拼命破坏杀人越货。

  曹操之后的曹丕、曹睿虽然在个人生活上不够检点,但却基本上萧规曹随贯彻了这些政策。后来曹真、张郃、司马懿之所以能够屡次在祁山等地把战术上没有什么错误的诸葛亮拖垮,就是因为他们“内力深厚”有充足的物质保证。与之相对应的是,吴蜀这方面的建设乏善可陈。蜀中是因为先天条件优越,境内已经有了都江堰这样的杰作而无需画蛇添足劳民伤财,尚情有可原。东吴则完全是败笔:东吴曾两次在丹杨填建湖田,兴建浦里塘。永安三年(魏景元元年)初建,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可胜数,却因为未能在枯水时施工,导致风急浪高而淹没墩基,结果是“士卒死亡,或自贼杀,百姓大怨之。”第二次重建,仍然失败。难怪后世不得不在江南广开运河及兴建水库。江南虽然号称鱼米之乡,三国时的农业水准却相当低下,连牛耕等北方早已是常识的东西都未能普及,又没有水库潭池等可供水灌溉的水利建设,其生产效率可想而知。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百万雄兵也得饿肚子,又怎么能争霸天下?

  如果说曹魏给后人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那么蜀汉是保本,东吴则是一屁股债。开源同时,曹操也非常注意节流,并以身作则。史书中称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简单地说,衣服没有花里胡哨,鞋子不曾雕花绣彩,帷帐屏风落满补丁,床榻被褥“败絮其中”。在曹操的大力纠正下,东汉以来的奢华之风为之一扭,天下的人都以廉洁勤俭自律。即使是高官显贵也不敢过度铺张,甚至出现了有人故意穿破旧衣服取悦曹操的咄咄怪事。建安十四年,曹操反过来不得不下令来纠正这一奇怪的不正之风。曹操的遗嘱,也体现了自己的一贯俭朴的风格:“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相比之下,刘备、孙权的晚年则是昏聩糊涂。《三国志·先主传》注引《典略》记载:“刘备称汉中王,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后来成了陈群劝谏曹睿弃奢华罢宫室的反面教材:“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兴费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后来的夷陵之战中刘备的表现,就更惨不忍睹了。孙权的“老糊涂”就更多了,甚至不老的时候都有些糊涂,以至于张昭以纣王的“酒池肉林”加以讥讽。后来孙权在太子废立上的胡来更是把群臣弄得四分五裂无所适从,已经成了笑柄了。

  诚然,曹操并不是个完人。他在徐州的屠城等都是应该受谴责的。但综合看他的成功决不是偶然,无愧于陈寿“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评论。

  注:关于以上观点,本人大致赞同,但有一段话,值得推敲一下。

  原文如下:
  “回顾三国前的历史,东汉桓帝年间,中国的人口曾经达到五千多万,但到了三国时锐减到七百多万,甚至还不如四五百年前动不动就“斩首十万”的战国时代(那时还有一千多万)。杀光这么多人不可能,但饿死却不难。究其根源,无非是天灾人祸。”

  按本文观点,人口从五千多万降低至七百万,其中少部分人是战死的,杀死的;大多数人是饿死的,病死的。

  对此,袁腾飞老师(《历史是个什么玩意》一书的作者)曾做出解释:
  东汉人口是五千万,到了三国的时候变成了七百万。我滴妈呀!原子弹也没这么大威力吧。人都死了吗?其实不全是,大部分是藏起来了,也就是不在政府编册之内,没上户口。等战乱结束,这些人就又都冒出来了。

  关于这两种观点:到底是饿死了这么多人,还是藏起来这么多人。
  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我个人表示倾向于后者。

  另外在说一下,有些广为人们错误认识的问题。
  刘备爱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带着新野的百姓一起逃跑。
  其实这个爱民未必是100%真心的。
  之前他带着百姓跑,后来听探子来报,说曹军马上就追到了,立刻吓得不管百姓自己跑了,连老婆孩子都不管了(很像他祖宗刘邦啊)。
  可见他的爱民,有一定作秀的成分。
  当然,即使如此,也比很多诸侯要强了。很多诸侯连作秀都做不到。

  而曹操呢?官渡之时,他预料到袁绍可能会屠城,于是也带着百姓撤离。
  三国演义没写这段,但史书上却是记载了的。

  为什么刘备带着百姓逃跑就是爱民,曹操带着百姓撤离就没人提呢?

  还有证据证明刘备是“伪爱民”。
  曹操到处兴修水利,发展屯田,为民生做出贡献。
  而刘备呢?早期爱民是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只有做出爱民的样子来笼络人心。
  等他拿下西蜀后就不一样了。看看他拿下西蜀后做了些什么:
  首先是下令搜刮蜀中百姓,大赏百官!
  多亏赵云及时劝阻,才没有真的这么干。
  这时候的刘备已经有了自己的地盘,不想再“作秀”了,想要“享受”了。
  他修造从成都到白水关的百里长亭,仅为自己享乐。
  而百姓刚刚打完仗,正是 需要修养的时候啊…………
  尤其是,荆州的关羽正在苦战,眼看就要完了,而刘备居然在修造享乐长亭!

  看曹操,提倡节俭,以身作则,一辈子发展民生,从未间断。
  唯一一次屠徐州城,算是个污点。但那是因为自己的父亲被杀了,大怒之下做出的不理智行为,也可以理解的。之后曹操对徐州做出了免税等一系列措施补偿百姓。

  到底谁是真爱民,谁是伪爱民呢?
  答案不言而喻。

  还有个问题,就是曹操的那句话“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
  这句话实在太坏了,简直没救了。
  可实际上这话也是演义编的。
  真实记载,应该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
  演义中硬是加上了“天下”二字,意境全变了。
  这是演义造成的曹操的冤案。
  我们研究这些历史人物,一定要抛开演义,正视历史。

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瞒,汉族,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中国东汉末年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诗人,三国时代魏国的奠基人和主要缔造者,后为魏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他为魏武帝。曹操一生征战,为全国尽快统一,在北方广泛屯田,兴修水利,对当时的农业生产恢复有一定作用;其次,他用人唯才,打破世族门第观念,抑制豪强,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此外,他还精于兵法,著《孙子略解》、《兵书接要》《孟德新书》等书。作为一代枭雄,他精通音律,善作诗歌,抒发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苦难生活,慷慨悲凉。

中文名: 曹操 

别名: 曹孟德,阿瞒 

国籍: 东汉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 

 出生日期: 155年7月18日 

逝世日期: 220年3月15日 

职业: 军事家,政治家,诗人 

主要成就: 实行屯田制,统一北方 

代表作品: 《观沧海》、《龟虽寿》等 

 

三国演义中将曹操描写为一个汉朝的篡逆者,其实并不公平。东汉时期,外戚宦官轮流掌权,朝野上下乌烟瘴气。步入建安年代,东汉朝廷早已无可救药。对此,司马光曾在《资治通鉴》中评论道:“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董卓擅行废立,刘焉自造龙袍,淮南袁术称帝刻玺、袁绍欲私立新帝的乱世中,曹操一直保持了对朝廷的尊敬。   早在中平五年,就有人阴谋推翻汉灵帝另立新主,拉拢当时任议郎的曹操时被其拒绝;联军讨伐董卓时,与其他人观望顾虑相比,曹操身先士卒奋力进取;初平二年韩馥、袁绍等人又想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再次为曹操所拒绝,并明确提出:“诸君北面,我自西向。”你们可以去听那个北方幽州牧的,我依然忠诚于西面的汉献帝;李傕等人祸乱长安,献帝一行狼狈从他们手下逃命时,漠然无视者有,趁火打劫者有,落井下石者也有,曹操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主动迎接献帝的人;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吴魏合作击杀关羽后孙权上表劝进称臣,曹操也不听:“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火上烤啊!”这一系列的言行中虽然有曹操的慎重权谋,但客观上不能否认是对朝廷的尊重。   至于曹操诛杀董承(原为董卓女婿牛辅部下,按照三国演义看出身的标准应为“漏网之鱼”)、伏完等皇亲国戚,毕竟是他们动手于前曹操反击于后,难道能指望曹操高高兴兴地等死吗?况且,东汉的败落就是败落在外戚宦官的手里,目睹着天下如何大乱的曹操对此一清二楚。诛董承杀伏完的同时,曹操也规定了自己“后宫”的人一律不得干涉朝政,即使对亲儿子曹彰等人也是“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才高八斗的曹植为人放荡,曾私自“开司马门而出”,他的车夫立刻就被处死(曹植失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违法乱纪。曹丕或许是有贼心没贼胆,曹植则根本不把当不当贼当回事);曹植的妻子衣服太华丽,违反了自己提倡节俭的命令后尽管是儿媳妇照样砍头。综合这些回头看曹操并不是一个汉朝的篡逆者。   曹操的军事、文学才能很少有人否认,稍微有争议的是他的政绩。他的政绩与军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回顾三国前的历史,东汉桓帝年间,中国的人口曾经达到五千多万,但到了三国时锐减到七百多万,甚至还不如四五百年前动不动就“斩首十万”的战国时代(那时还有一千多万)。杀光这么多人不可能,但饿死却不难。究其根源,无非是天灾人祸。自东汉桓帝灵帝以来,旱灾、水灾、瘟疫、暴动、少数民族叛乱不断,民不聊生之余人口、户数大量减少。根据后汉书记载,汉桓帝时期,比较大的灾祸有“延熙九年春三月,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按照这个估计,仅此一年这两地就饿死了大约三四百万;汉灵帝时期,“建宁三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光和五年二月,大疫。”,“光和六年夏,大旱”。其余小规模的天灾、少数民族叛乱或入侵,不计其数。加上爆发于公元184年的黄巾大起义和随后的军阀混战后,生产遭到了完全的破坏。这样的乱世中,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使民众丰衣足食,是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   然而,汉末三国中的各个诸侯中,军事上有才能的不少,内政上有作为的不多。政治经济上的成功与失败都会自然的反映在军事上(反过来,绝不容易),大多数人因此吃尽苦头,最终受困于“米”而连证明自己是否是“巧妇”的机会都没有。恢复生产的方法,无非是开源节流,这两方面曹操做得都非常出色。   屯田制的实行,实际上是以国家投资的方式保证再生产,工作效率当然高于普通的自耕农。因此这个政策收到立竿见影之效,短时间内就将地方变成“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的欣欣向荣,称其为一大创举并不过分。曹操在攻破邺城后,鉴于东汉后期沉重的人头税,改为户调制,对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农和地主)收田租每亩为四升,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他不得擅兴发。”大力制止对农民的乱摊派行径,这可是连两千年后的毛邓江都头疼的顽疾。这一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得到了一致的拥护。   曹操在世时大力兴修水利设施并卓有成效,如在周瑜的家乡舒城建立的七门三堰一直到北宋宋仁宗时还能每天浇灌两万顷良田。这些三国演义中不曾提及的“鸡毛蒜皮”之厉害,可以从下面的事例中反映出来:第一,曹操在汉中打过两仗,先战胜张鲁后败于刘备,但由于北方的元气恢复他前后顺利地从汉中武都等地迁出了十三四万户人口(虽有利诱不曾威逼)。以一户人家四口人计算,这就是五十多万。想想蜀汉投降时不过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口,就能明白这对刘备是什么样的釜底抽薪!毕竟,兵民是抗战之本。第二,建安十九年五月,吕蒙提醒孙权,曹操在皖城(即庐江)一带屯田,如果坐等他们收获,无异于如虎添翼。因此东吴趁雨季来临水军来去自如之机,孙权大动干戈亲征皖城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吕蒙、甘宁全上阵后俘获太守朱光,迁(说得难听点,劫)数万百姓回吴。有统计称,孙策、孙权兄弟曾先后四次打到周瑜的故乡淮南舒城一带,但毫无例外的是劫掠而还。因此周瑜的老家出现了这样的滑稽:曹魏拼命建设大兴土木,孙吴拼命破坏杀人越货。   曹操之后的曹丕、曹睿虽然在个人生活上不够检点,但却基本上萧规曹随贯彻了这些政策。后来曹真、张郃、司马懿之所以能够屡次在祁山等地把战术上没有什么错误的诸葛亮拖垮,就是因为他们“内力深厚”有充足的物质保证。与之相对应的是,吴蜀这方面的建设乏善可陈。蜀中是因为先天条件优越,境内已经有了都江堰这样的杰作而无需画蛇添足劳民伤财,尚情有可原。东吴则完全是败笔:东吴曾两次在丹杨填建湖田,兴建浦里塘。永安三年(魏景元元年)初建,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可胜数,却因为未能在枯水时施工,导致风急浪高而淹没墩基,结果是“士卒死亡,或自贼杀,百姓大怨之。”第二次重建,仍然失败。难怪后世不得不在江南广开运河及兴建水库。江南虽然号称鱼米之乡,三国时的农业水准却相当低下,连牛耕等北方早已是常识的东西都未能普及,又没有水库潭池等可供水灌溉的水利建设,其生产效率可想而知。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百万雄兵也得饿肚子,又怎么能争霸天下?   如果说曹魏给后人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那么蜀汉是保本,东吴则是一屁股债。开源同时,曹操也非常注意节流,并以身作则。史书中称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简单地说,衣服没有花里胡哨,鞋子不曾雕花绣彩,帷帐屏风落满补丁,床榻被褥“败絮其中”。在曹操的大力纠正下,东汉以来的奢华之风为之一扭,天下的人都以廉洁勤俭自律。即使是高官显贵也不敢过度铺张,甚至出现了有人故意穿破旧衣服取悦曹操的咄咄怪事。建安十四年,曹操反过来不得不下令来纠正这一奇怪的不正之风。曹操的遗嘱,也体现了自己的一贯俭朴的风格:“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相比之下,刘备、孙权的晚年则是昏聩糊涂。《三国志·先主传》注引《典略》记载:“刘备称汉中王,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后来成了陈群劝谏曹睿弃奢华罢宫室的反面教材:“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兴费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后来的夷陵之战中刘备的表现,就更惨不忍睹了。孙权的“老糊涂”就更多了,甚至不老的时候都有些糊涂,以至于张昭以纣王的“酒池肉林”加以讥讽。后来孙权在太子废立上的胡来更是把群臣弄得四分五裂无所适从,已经成了笑柄了。   诚然,曹操并不是个完人。他在徐州的屠城等都是应该受谴责的。但综合看他的成功决不是偶然,无愧于陈寿“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评论



以下评论摘自我们团长长弓大人在《三国时期那些事吧》的文章
膜拜团长- -

三国演义中将曹操描写为一个汉朝的篡逆者,其实并不公平。

东汉时期,外戚宦官轮流掌权,朝野上下乌烟瘴气。步入建安年代,东汉朝廷早已无可救药。对此,司马光曾在资治通鉴中评论道:“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

董卓擅行废立,刘焉自造龙袍,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的乱世中,曹操一直保持了对朝廷的尊敬。

早在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就有人阴谋推翻汉灵帝另立新主,拉拢当时任议郎的曹操时被其拒绝;联军讨伐董卓时,与其他人观望顾虑相比,曹操身先士卒奋力进取;初平二年(公元191年)韩馥袁绍等人又想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再次为曹操所拒绝,并明确提出:“诸君北面,我自西向。”你们可以去听那个北方幽州牧的,我依然忠诚于西面的汉献帝;李催等人祸乱长安,献帝一行狼狈从他们手下逃命时,漠然无视者有,趁火打劫者有,落井下石者也有,曹操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主动迎接献帝的人;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十二月,吴魏合作击杀关羽后孙权上表劝进称臣,曹操也不听:"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火上烤啊!"。这一系列的言行中虽然有曹操的慎重权谋,但客观上不能否认是对朝廷的尊重。

至于曹操诛杀董承(原为董卓女婿牛辅部下,按照三国演义看出身的标准应为“漏网之鱼”)伏完等皇亲国戚,毕竟是他们动手于前曹操反击于后,难道能指望曹操高高兴兴地等死吗?况且,东汉的败落就是败落在外戚宦官的手里,目睹着天下如何大乱的曹操对此一清二楚。诛董承杀伏完的同时,曹操也规定了自己“后宫”的人一律不得干涉朝政,即使对亲儿子曹彰等人也是“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才高八斗的曹植为人放荡,曾私自“开司马门而出”(注1),他的车夫(司机)立刻就被处死(曹植失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违法乱纪。曹丕或许是有贼心没贼胆,曹植则根本不把当不当贼当回事);曹植的妻子衣服太华丽,违反了自己提倡节俭的命令后尽管是儿媳妇照样砍头(狠是太狠了)。综合这些回头看曹操诛杀董伏等人,客观上有避免重蹈覆辙之意,并非单纯的以牙还牙。
曹操虽然大权在握,但一直尊重汉献帝权威,甚至自己的生死也交在献帝手里。曹操晋见献帝,都按照当时三公见皇帝的惯例,左右有虎赉手持利刃相随。建安十九年,曹操诛杀伏完的同一年,献帝曾对曹操说:“您如果认为我值得辅佐就请辅佐,不能的话也随你。”那时献帝只要一声令下就可以将曹操杀死,曹操听到这样的言语后大吃一惊,汗如雨下(此后曹操真的不敢上朝了)。当然,曹操回去后一句话也可以反过来杀掉献帝,但是献帝没有下令杀曹操,曹操也没有因此对献帝有什么不恭。由此可见,献帝对曹操还是比较信任的,至少认为1,他,或者说这个天下还需要曹操;2曹操不会加害他。不明白为什么类似的话,刘备对诸葛说出来,就是赤胆忠心,而献帝对曹操说出来,就是欺君罔上。曹操说过的“设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其实是大家都明白的事情。客观地说,应该称曹操是东汉王朝的终结者和继承者,他让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安祥地渡过了最后的岁月并顺利地继承了其“遗产”。
曹操的军事文学才能很少有人否认,稍微有争议的是他的政绩。

个人认为,他的政绩与军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回顾三国前的历史,东汉桓帝年间,中国的人口曾经达到五千多万,但到了三国时锐减到七百多万,甚至还不如四五百年前动不动就“斩首十万”的战国时代(那时还有一千多万)。杀光这么多人不可能,但饿死却不难。究其根源,无非是天灾人祸。

自东汉桓帝灵帝以来,旱灾、水灾、瘟疫、暴动、少数民族叛乱不断,民不聊生之余人口、户数大量减少。根据后汉书记载,汉桓帝时期,比较大的灾祸有“延熙九年(公元166年)春三月,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按照这个估计,仅此一年这两地就饿死了大约三四百万;汉灵帝时期,“建宁三年(公元170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光和五年(公元182年)二月,大疫。”,“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夏,大旱”。其余小规模的天灾、少数民族叛乱或入侵,不计其数。加上爆发于公元184年的黄巾大起义和随后的军阀混战后,生产遭到了完全的破坏。这样的乱世中,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使民众丰衣足食,是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

然而,汉末三国中的各个诸侯中,军事上有才能的不少,内政上有作为的不多。政治经济上的成功与失败都会自然的反映在军事上(反过来,绝不容易),大多数的人因此吃尽苦头,最终受困于“米”而连证明自己是否是“巧妇”的机会都没有。恢复生产的方法,无非是开源节流,这两方面曹操做得都非常出色。屯田制的实行,实际上是以国家投资的方式保证再生产(社会主义?),工作效率当然高于普通的自耕农。因此这个政策收到立竿见影之效,短时间内就将地方变成“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的欣欣向荣,称其为一大创举并不过分。曹操在攻破邺城后,鉴于东汉后期沉重的人头税,改为户调制,对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农和地主)收田租每亩为四升,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他不得擅兴发。”大力制止对农民的乱摊派行径(这可是连两千年后的毛邓江都头疼的顽疾,温相又打算如何应对?嘻嘻)。这一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得到了一致的拥护。
曹操在世时大力兴修水利设施并卓有成效,如在周瑜的家乡舒城建立的七门三堰一直到北宋宋仁宗时还能每天浇灌两万顷良田。

这些三国演义中不曾提及的“鸡毛蒜皮”之厉害 【确实,演义中不曾提及这些,但细细品来,这些东西才是最厉害的——长弓注】,可以从下面的事例中反映出来:
第一,曹操在汉中打过两仗,先战胜张鲁后败于刘备,但由于北方的元气恢复他前后顺利地从汉中武都等地迁出了十三四万户人口(虽有利诱不曾威逼)。以一户人家四口人计算,这就是五十多万。想想蜀汉投降时不过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口,就能明白这对刘备是什么样的釜底抽薪!毕竟,兵民是抗战之本。
第二,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五月,吕蒙提醒孙权,曹操在皖城(即庐江)一带屯田,如果坐等他们收获,无异于如虎添翼。因此东吴趁雨季来临水军来去自如之机,孙权大动干戈亲征皖城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吕蒙甘宁全上阵后俘获太守朱光,迁(说得难听点,劫)数万百姓回吴。有统计称,孙策孙权兄弟曾先后四次打到周瑜的故乡淮南舒城一带,但毫无例外的是劫掠而还。因此周瑜的老家出现了这样的滑稽:曹魏拼命建设大兴土木,孙吴拼命破坏杀人越货(呜呼,我为公瑾一大哭!)。

曹操之后的曹丕曹睿虽然在个人生活上不够检点,但却基本上萧规曹随贯彻了这些政策。后来曹真张合司马懿之所以能够屡次在祁山等地把战术上没有什么错误的诸葛亮拖垮,就是因为他们“内力深厚”有充足的物质保证。

与之相对应的是,吴蜀这方面的建设乏善可陈。蜀中是因为先天条件优越,境内已经有了都江堰这样的杰作而无需画蛇添足劳民伤财,尚情有可原。
东吴则完全是败笔。
东吴曾两次在丹杨填建湖田,兴建浦里塘。永安三年(魏景元元年,公元260年)初建,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可胜数,却因为未能在枯水时施工,导致风急浪高而淹没墩基,结果是“士卒死亡,或自贼杀,百姓大怨之。”第二次重建,仍然失败。难怪后世不得不在江南广开运河及兴建水库。江南虽然号称鱼米之乡,三国时的农业水准却相当低下,连牛耕等北方早已是常识的东西都未能普及,又没有水库潭池等可供水灌溉的水利建设,其生产效率可想而知。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百万雄兵也得饿肚子,又怎么能争霸天下?如果说曹魏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那么蜀汉是保本,东吴则是一屁股债。

开源的同时,曹操也非常注意节流,并以身作则。史书中称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简单地说,衣服没有花里胡哨,鞋子不曾雕花绣彩,帷帐屏风落满补丁,床榻被褥“败絮其中”。在曹操的大力纠正下,东汉以来的奢华之风为之一扭,天下的人都以廉洁勤俭自律。即使是高官显贵也不敢过度铺张,甚至出现了有人故意穿破旧衣服取悦曹操(宰相刘罗锅中旧官服一集的创意,是否来源于此?)的咄咄怪事。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曹操反过来不得不下令来纠正这一奇怪的不正之风。

曹操的遗嘱,也体现了自己的一贯俭朴的风格:“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相比之下,刘备孙权的晚年则是昏聩糊涂。《三国志?刘备传》注引《典略》记载:“刘备称汉中王,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而对孤军奋战的关羽却...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后来成了陈群劝谏曹睿弃奢华罢宫室的反面教材:“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兴费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后来的夷陵之战中刘备的表现,就更惨不忍睹了。孙权的“老糊涂”就更多了,甚至不老的时候都有些糊涂,以至于张昭以纣王的“酒池肉林”加以讥讽。后来孙权在太子废立上的胡来更是把群臣弄得四分五裂无所适从,已经成了笑柄了。关于曹操的人才政策,因为前面已经有所介绍,这里就不重复了。诚然,曹操并不是个完人。他在徐州的屠城等都是应该受谴责的。但综合地看,他的成功决不是偶然,无愧于陈寿“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评论。
关于以上观点,长弓本人大致赞同,但在4楼有一段话,值得推敲一下。

原文如下:
“回顾三国前的历史,东汉桓帝年间,中国的人口曾经达到五千多万,但到了三国时锐减到七百多万,甚至还不如四五百年前动不动就“斩首十万”的战国时代(那时还有一千多万)。杀光这么多人不可能,但饿死却不难。究其根源,无非是天灾人祸。”

按本文观点,人口从五千多万降低至七百万,其中少部分人是战死的,杀死的;大多数人是饿死的,病死的。

对此,袁腾飞老师(《历史是个什么玩意》一书的作者)曾做出解释:
东汉人口是五千万,到了三国的时候变成了七百万。我滴妈呀!原子弹也没这么大威力吧。人都死了吗?其实不全是,大部分是藏起来了,也就是不在政府编册之内,没上户口。等战乱结束,这些人就又都冒出来了。

关于这两种观点:到底是饿死了这么多人,还是藏起来这么多人。
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长弓个人表示倾向于后者。

曹操这个人是个很复杂的人。他既狡诈又老实,既温情又狠毒,既宽容又报复。如果你只看曹操的一个故事,只看曹操的一面,你得出的结论就是盲人摸象,是不全面的。那么在我们看来,曹操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性格最复杂、形象最多样的一个人。



曹操这个人是个很复杂的人。他既狡诈又老实,既温情又狠毒,既宽容又报复。如果你只看曹操的一个故事,只看曹操的一面,你得出的结论就是盲人摸象,是不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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