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如何应对旱灾？

中国从古到今是怎样解决旱灾的？~

地震7。8级 雪灾 在前不久发生的 水灾在大概是1999年，死了很多官兵，还是一车车的

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先秦时期萌芽生成、两汉时期基本定型的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灾异遣告论”或“灾异论”，邓拓称之为“天命主义的禳弥论”。尽管自先秦以迄明清，从荀子、王充，到王安石或其他学者，历代并不缺

乏从自然变动的角度来解释灾害成因的思想家，但他们的观点没有对前者形成根本上的撼动。晚清以来，在与西方近代文明的碰撞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运用现代科学知识来解释灾害的成因，至民国时期逐步形成以竺可桢气候变迁理论为代表的新“灾害观”。毫无疑问，此种“灾害观”赖以凭借的与“天命主义禳弥论”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是现代科学。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样一种史诗般的凯歌行进式的科学发展历程，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将人类从自然中解放出来的“脱魅”的过程，只是为我们减少灾害的发生、切断由灾而荒的链条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可能的条件，如何将这种条件转化成直接的抗灾救灾能力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还必须正视的是，此种辉煌的科学发展道路以及由此推动的经济发展过程，其自身也孕育着另一种逆向变动的潜能与效应，以致在自然灾害之上叠加以环境破坏的危机，并使自然灾害更多地掺杂进人为的因素；我们还必须警惕一种“唯科学论”或“唯科学主义”，这种取向把自然科学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因而忽视了人在环境变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中国旱灾频繁，旱灾记载见于历代史书、地方志、宫廷档案、碑文、刻记以及其它文物史料中。公元前206年～1949年，中国曾发生旱灾1056次。16世纪至19世纪，受旱范围在200个县以上的大旱，发生于1640年、1671年、1679年、1721年、1785 年、1835年，1856年及1877年。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在不同地区先后持续受旱4～6年，旱区“树皮食尽，人相食”；1785年(清乾隆五十年）有13个省受旱，据记载，“草根树皮，搜食殆尽，流民载道，饿殍盈野，死者枕藉”；1835年(清道光十五年）15个省受旱，有“啮草嘬土，饿殍载道，民食观音粉，死徒甚多”的记述。20世纪以来，1920年陕、豫、冀、鲁、晋5省大旱，灾民2000万人，死亡50万人；1928年华北、西北、西南等13个省535个县遭旱灾；　1942～1943年大旱，仅河南一省饿死、病死者即达数百万人。
自然界的干旱是否造成灾害，受多种因素影响，对农业生产的危害程度则取决于人为措施。世界范围各国防止干旱的主要措施是：①兴修水利，发展农田灌溉事业；②改进耕作制度，改便作物构成，选育耐旱品种，充分利用有限的降雨；③植树造林，改善区域气候，减少蒸发，降低干旱风的危害；④研究应用现代技术和节水措施，例如人工降雨，喷滴灌、地膜覆盖、保墒，以及暂时利用质量较差的水源，包括劣质地下水以至海水等。

修建水渠，比如大运河等等

历代应对旱灾的措施
《管子·度地》云：“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可见早在上古时代，人们就已经把水、旱等自然灾害与治国联系在一起了。由旱灾引起的种种自然灾害与社会危害可以看出，如果统治者应对不当，不仅会造成严重的经济衰退和人口减少，还会招致社会动乱甚至亡国灭家的恶果。正因如此，历代政府大都能在旱灾来临时积极应对，其举措可大略分为以下几方面。
灾前预防。在与干旱的长期斗争中，中国古代也积累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抗旱方法。西汉政治家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曾提出通过“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蓄积”等方式“以实仓廪，备水旱”（《汉书·食货志》），强调的是使人民能够有一定的粮食储备，体现的是重农以防灾的思想，与管仲、李悝等人的主张一脉相承。其实这种储藏粮食的设施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仰韶、大汶口、马家窑、大溪等文化遗址中都发现过规模不等的窖穴。甲骨文中有多处商王派人建设、巡视各地仓廪的记载。周代以后，仓储制度日臻完备，成为抗旱救灾的重要保障。除了粮食储备外，兴修水利、完善农业灌溉体系也是防旱的重要手段。周代有司空（工）一职，《荀子·王制》提到其职责包括“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秦人所修郑国渠以及汉代所建关中水利网，都是为了解决关中部分地区的干旱问题。隋唐以至明清，都曾花大力气开凿、疏浚运河，虽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到京师的漕运畅通，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沟通各大水系、预防水旱灾害的功能。
赈济救灾。《周礼·地官·大司徒》总结了“荒政十二条”，包括发放救济物资、轻徭薄赋、缓刑、开放山泽、停收商税、减少礼仪性活动、敬鬼神、除盗贼等。后世救灾基本不出此范围。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大旱，“郡国伤旱甚者，民毋出租赋。”（《汉书·宣帝纪》）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大旱，“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汉书·平帝纪》）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可见汉代旱灾之频仍以及政府救灾之力。唐宋以后对因旱受灾者的赈济也颇为重视。如洪武十二年（1379年）诏曰：“广平所属郡邑天久不雨，致民艰于树艺，衣食不给。……今年夏秋税粮悉行蠲免，以苏民力。”（《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四）清代除正常赈济外，还有“加赈”，即根据灾情追加的赈济措施。另外，家族内部互助、乡里周济、寺院施舍、民间社会团体救助等也作为政府赈济的补充形式逐步完善起来。
移民就食。与自发形成的流民潮不同，移民是历代政府组织受灾民众到条件相对较好地区就食的一种救灾方式，这在汉魏以后比较常见。如北魏太和十一年（488年），“大旱，京都民饥，加以牛疫，公私阙乏，时有以马驴及橐驼供驾挽耕载。诏听民就丰。行者十五六，道路给粮禀，至所在，三长赡养之。遣使者时省察焉。”（《魏书·食货志》）旱灾发生后，北魏政府见京都灾民自发流亡，遂加以引导，使他们顺利迁移。再如隋文帝曾下诏由官府购买牲畜分发给关中旱灾地区的农民，让他们到关东就食（《隋书·食货志》）。再如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诸路旱蝗，告饥者令就食他所。”（《元史·世祖本纪》）在古代交通运输能力有限、救灾物资无法快速运抵灾区的情况下，政府采取的移民就食措施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保护植被，改良作物，改进农耕技术。《周礼》中已经记载有专门掌管山林的官职，如山虞、林衡等。《管子·权修》有“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的说法，可见周代先民已经认识到保护林木与水旱灾害之间的某种联系。后世也有一些植树造林方面的记载。如《宋史·太祖本纪》载：“开宝中，诏缘黄河、沛河、清河、御河州县，准旧制艺桑枣外，别课民树榆柳，为河防。”在河边种树既可防水患，又可保持水土而防旱灾，可谓一举两得。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总结了关中地区抗旱生产的经验，发明并推广了“代田法”。把耕地分成相间的甽和垄，种子播在甽底以保墒，幼苗长在甽中，也能保持一定量的水分。每次中耕锄草时，将垄上的土同草一起锄入甽中，到暑天时，垄上的土削平，甽垄相齐，起到耐旱抗风的作用。唐代又解决了早春跑墒的问题，并派专人管理与协调农耕地区的水源分配，这在敦煌文书中发现的农田水利管理法规《水部式》中有明确的规定。明清时期对旱作农业技术的认识更加科学深入，清人杨屾在《知本提纲·修业》篇中总结了西北地区的农耕经验，认为“每岁之中，风旱无常，故经雨之后，必用锄启土，籽壅禾根，遮护地阴，使湿不耗散，根深本固，常得滋养，自然禾身坚劲，风旱皆有所耐，是籽壅之功兼有干风旱也。”这些耕作经验即便在今天仍然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另外，农作物品种的改良也是增强抗旱能力的一条途径。如《史记·大宛列传》载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见大宛以耐旱、对土壤适应性强的苜蓿养马，便引进到今甘肃一带广泛种植。唐代前后，耐旱耐瘠的荞麦也在西北地区得到推广，白居易《村夜》诗有“独出门前望田野，月明荞花白如雪”之句，宋人苏轼《黍中秋月三首》诗中也有“但见古河东，荞麦如铺雪”的描写，可见当时荞麦种植之广。

修建水渠

　　复杂而独特的气候孕育了中国人，同时也为中国历史上频发的自然灾害创造了条件。夏季风无疑是导致中国水灾频发的主要原因。同时，重大旱灾也往往发生在夏季。由于夏季是各种秋收作物旺盛生长需要水分最多的季节，降水稍有缺乏就会严重影响作物产量，所以夏旱往往被称为“掐脖旱”。对于中国人而言，如何应对旱灾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正因如此，历朝历代大都能在旱灾来临时积极应对。
　　灾前预防。西汉政治家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曾提出通过“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蓄积”等方式“以实仓廪，备水旱”，强调的是使人民能够有一定的粮食储备，体现的是重农以防灾的思想，与管仲、李悝等人的主张一脉相承。其实这种储藏粮食的设施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仰韶、大汶口、马家窑、大溪等文化遗址中都发现过规模不等的窖穴。甲骨文中有多处商王派人建设、巡视各地仓廪的记载。周代以后，仓储制度成为抗旱救灾的重要保障。除了粮食储备外，兴修水利、完善农业灌溉体系也是防旱的重要手段。秦人所修郑国渠以及汉代所建关中水利网，都是为了解决关中部分地区的干旱问题。隋唐以至明清，都曾花大力气开凿、疏浚运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沟通各大水系、预防水旱灾害的功能。
　　赈济救灾。《周礼·地官·大司徒》总结了“荒政十二条”，包括发放救济物资、轻徭薄赋、缓刑、开放山泽、停收商税、减少礼仪性活动、敬鬼神、除盗贼等。后世救灾基本不出此范围。另外，家族内部互助、乡里周济、寺院施舍、民间社会团体救助等也作为政府赈济的补充形式逐步完善起来。
　　移民就食。与自发形成的流民潮不同，移民是历代政府组织受灾民众到条件相对较好地区就食的一种救灾方式，这在汉魏以后比较常见。资料记载，隋文帝曾下诏由官府购买牲畜分发给关中旱灾地区的农民，让他们到关东就食。
　　保护植被，改良作物，改进农耕技术。周代先民已经认识到保护林木与水旱灾害之间的某种联系。后世也有一些植树造林方面的记载。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总结了关中地区抗旱生产的经验，发明并推广了“代田法”；唐代又解决了早春跑墒的问题，并派专人管理与协调农耕地区的水源分配；明清时期对旱作农业技术的认识更加科学深入。另外，农作物品种的改良也是增强抗旱能力的一条途径。如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见大宛以耐旱、对土壤适应性强的苜蓿养马，便引进到今甘肃一带广泛种植。唐代前后，耐旱耐瘠的荞麦也在西北地区得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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