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自荣的代表作品

童自荣的散文作品~

作者题注：谨以此文献给上海电影译制厂五十周年庆典那是2003年深秋，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对我作访谈的那期节目播出不久的一个晚上，我和家人从一个小饭店用完餐起身出来，忽然背后有人把我叫住。是一个中年人，很诚恳的样子。我习惯性地掏出笔来，想当然的以为他是想让我签个名，或者会当着面颂扬我所配的某个角色，但是，我想错了。这个汉子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只说了一句话：“童老师，希望您保持您的品德。”这个生活里的小插曲，不是我杜撰的，更非此人酒后戏言。我记得我当时如此意外，除了频频点头之外，结结巴巴竟说不出一句话。事后，屡屡回忆起这一幕，依然令我感叹。一个普通的观众朋友对一个演员最看重的竟会是这个！同时，也为自己一时的语塞而不安，总觉得有“照单全收”之嫌，而我自知在这方面做得远不那么出色。我越来越意识到，观众朋友对我们演艺人员是有要求的，而不光是崇拜，希望我们都应做到业务好，人品、道德也要好。我有幸生活在上海电影译制厂，我真诚地认为我们这里的许多老前辈演员就是我们的榜样和楷模。当我们提起邱岳峰、毕克、尚华、于鼎，许多听着上译厂配音长大的人们，一定会津津乐道于他们那些配音作品多么地有味道，多么地有魅力。容易忽略的，倒是他们的人品、他们的敬业心。然正是这种善良美好的心灵，为他们各具特色的技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不是吗？我愿略述我所知道的点滴，与大家共勉。邱岳峰老师和毕克老师两位配音界大师，是上译厂两面代表性的旗帜。他们有点儿清高，一种深藏不露的清高，但绝不霸道，或是狂妄自大。他们凭本事吃饭的信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这些“崇拜者”。据我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他们有任何巴结、讨好上司的行为，也不屑于为了争某个角色在背后做什么小动作，当然更不会去找什么背景、后台。他们信奉让作品说话，到棚里拿得出真玩意儿，其他都是假的。邱老师生前30余年，一直背负着沉重的与业务无关的压力，毕老师精神上更有巨大的中年丧子之痛，但两位老师坚韧不拔，从创造性的劳动中去获得生活之动力和乐趣。从这角度说，我敬重他们的人品，更甚于他们精湛的、无以伦比的业务能力。尚华老师一句口头语，“死也要死在话筒面前。”这并非一句随便说说的戏言，他是这样说的，也真是这样做的。他平时话就不多，一上了戏便坐在角落里眼神直直地在发呆，嘴里少不了念念有词，他是在酝酿角色、操练台词呢。或许，他不那么潇洒，然而他是特别用功的，角色不论大小，都全身心的投入。我想，也许只有这样的时候，他会暂时地忘却家里的一大堆烦恼。直到他因心脏疾病而去世的前数日，我还在录音棚外看到他穿着一件厚厚的棉大衣若有所思的身影。在法国影片《虎口脱险》里与尚华搭档的于鼎老师，其妻常年患病。但他总是乐呵呵的，心态极好。他又是公认的、天下少有的热心人，视助人为天职，而且是主动揽承，不求丝毫回报。按说，工作之余，应当是回去照顾太太了，但他还是挤出一些业余时间，为更困难的同事服务。《牛虻》、《一个警察局长的自白》的配音者卫禹平，退休后一直患病在床，于鼎老师把他看作自己的兄长。人说，久病无孝子。而他帮助卫老师送物品、料理看病事，十余年从不间断，直到卫老师不幸辞世。其心地之厚道，可见一斑。 　人若只剩下赚钱的乐趣，大概会是很可怕的，这正是我们上译厂掌舵人老厂长陈叙一先生所言所行带给我们的启示。在他掌控上译厂的几十年中，“一切从工作出发”、“下功夫在事业”成了全厂上下遵奉的座右铭。自然，个人主义、金钱万能、爱情至上等等在上译厂无立足之地。如果不是老厂长以身作则，何能做到这一步。我们已经听说了一些老头子（我们对他的爱称）带头痴迷于艺术的小故事：为了推敲一个绝词、绝句，他会在坐下浸脚的时候心不在焉，浑然不知袜子还套在脚上；他患喉癌动大手术之后，再也发不出声音，他哭了，为了不便投身工作而哭。这是我们所看到他惟一的一次流泪。他弥留之际，左手指还在下意识地像弹钢琴似的颤动，这是他在用手指数口型呢！在一个越来越现实的社会，自私、冷漠、明哲保身似已变成一种时髦的时候，老厂长却绝不随波逐流，而是像艺术创作那样具有独立见解，这正是他身上所拥有的特别精彩之处，也确实赢得我们这一些忠实学生们的由衷喝彩。80高龄的苏秀老师，是上译厂事实上的宝库，认定她是当前配音界的最大权威，当之无愧。她早已功成名就，本可躺在功劳簿上安享晚年，但她是个与众不同的老太，勤于思考配音现状，热心关注国家大事，工作热情不减当年，像极随时准备响应号召挂帅杀敌的佘太君。最近，我就接到她这样一个电话，希盼上天再给她两年时间。“再给我两年”，一个年过八旬的老演员说出的这句话，旁人想当然会理解为延年益寿的考虑。错了。苏老师这样对我说：我老了，真的老了，哮喘病等病魔年复一年、变本加厉地折磨着我，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极想回到上译厂，用两年的时间，发现和培养两三个出类拔萃的译制导演和翻译，如此，则上译厂振兴有望，而自己也对得住老厂长的在天之灵，就是死也瞑目了。也许有人会问：这年头，还有这样的人？有，就是有，而且何止我们上译厂。在文艺界，在其他各个领域，都有着无数这样默默耕耘，默默地做着奉献的人。如有谁像这些前辈那样，几十年埋头做好一门学问，那么，在这种创造性的劳动中，就能获得无与伦比的愉悦和满足。 本文原载2010年7月26日《新民晚报》这两年，不止一个朋友出于善意估算我的身价。他们断言，我除了房产，现款至少不少于500万人民币。这令我哭笑不得。当然，我不反对自己能拥有500万，有这个钱，我可以办许多事。可惜，我没有。我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比方我想在市区买一个像样一点的房子，让我家中两位85岁的老人居住，尽一点孝心，今天恐怕是很难实现了。人总以为，像我这样在全国有点影响和知名度的配音演员，收入应当相当可观。这实在是个误解。搞配音的酬劳一向是偏低的，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我可以坦诚相告，今年六月前让我回厂配美国立体动画片《玩具总动员3》依然是主角胡迪警长，共12本戏，按惯例估计可拿到800元劳务费，不料结果开了1200元，给了我一份意外的惊喜。其实，哪怕是电影界这个领域，也绝非人人都是富豪，同样也是贫富悬殊日趋严重。对这种情形，坦白说，我们是很不满意的。我私下里甚至开玩笑，可惜不能像“佐罗”那样劫富济贫。最近，接受成都商报记者的采访，文章刊出后居然有这样反馈：四川剧作家魏明伦致电商报，说愿援手为我联系广告业务，以期改善我的生活。魏老师如此之仗义，让我好感动。我在此又要坦白说，这方面已故电影艺术家孙道临老师很伟大，为了保护他塑造的银幕形象在观众心中留下的美好印象，他一生拒做广告。我乃区区凡夫俗子，这方面的事自然不会绝对反对。但为了保护“佐罗”，我肯定会非常非常当心。我不想出于某种目的，轻率地签约，而伤害或欺骗了影迷朋友们——我的衣食父母。如果因此说我这样傻，或说我不现实、不与时俱进，那只好随你说去罢。我曾在公开场合说过，三十年改革开放，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现在应该轮到我们这一部分人富了。那么，什么时候呢，我们的人民公仆有责任尽快拿出一些办法。然我后来又想，富起来的问题固然要解决，但这年头更严重的问题倒是全社会在精神、理想、信仰以及是非方面的日趋缺失，特别是年轻人大多数不讲什么理想了，生活似乎丢失了目的，连生命也不好好珍惜和呵护……一味责怪他们吗？我们这个社会到底谁最应当讲理想讲信仰呢？他们都作出了表率和榜样了吗？我不免想起了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焦裕禄、孔繁森。试问：中国人如果不奋起弘扬精神，而是满足于电视荧屏前低俗无聊的傻笑或沉迷于所谓的快乐；人人钱字当头，钻进贪婪无诚信的死胡同；贪污腐败的“痛”“快”大行其道，有条件有门路的都宣誓效忠发达国家去了……如此这般，经济再上去，钱再多，我们难道会有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吗？

人老了，一些毛病就冒出来了 2004年，童自荣从上海电影译制厂正式退休，退休后和退休前有什么区别呢？童自荣直言，“按照一般的理解退休了就完全放松了，休闲了，养老了，我觉得这只是一部分，毫无疑问，应当有一部分的，我自己都有切身的感受，年过60岁，一年年老起来了，身体状况一些毛病就冒出来了，嗓子状态也会发生变化，比较容易发生疲劳，不经用，该服老的还是应该服老……”按照童自荣的理解，演员退休后就会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彻底放弃，机会全部给年轻人，“让年轻人接班是对的，但适当参与工作，不单是事业上的需要，对观众的培育有好处。”另一种倾向就是“霸”在原来的位子上，“年轻人你呆着去吧，哪怕六十多岁了银幕还是我的，这更不合适。以上两种倾向都应该好好思考。我退休后也经常在思考，这两个方面我都没做好，年轻人中普遍存在精神信仰的缺失，现在年轻人不大讲理想了，有时候也难怪他们。”童自荣说自己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继续我在语言艺术上的追求，能够有这个想法，能够做到是很幸福的事。很多老年人其实有很多想法，但一般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没法实现了，这挺可惜的。我最大的爱好就是配音，我恐怕永远不会放弃，尤其是外国电影的配音，塑造角色是我的爱好。”

《配音王子童自荣》
作者：苏秀
童自荣“文革”中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他主动要求分配来我厂。他生得清秀，一脸智慧相，却并不聪明，但极其用功。他在上戏学的台词读法，并不适合电影配音的要求，按他习惯的读法有舞台腔不行，但台词含混也不行，这使他一时无所适从。于是下狠心，每天坚持练习电影台词的读法，终于改变了过去的习惯。这样大概坚持了两三年。文革后配的《未来世界》使他脱颖而出。随后他又配了法国片《佐罗》中的佐罗（阿兰·德隆主演）、《黑郁金香》中的黑郁金香、《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的王子、日本片《绝唱》中的少爷（三浦友和扮演）……这接二连三的热门影片中神奇、俊美的形象，使他赢得了无数观众的青睐，特别是一些少男少女观众简直把他当成了心目中的偶像。传达室的信插中他的观众来信最多，而且多是中小学生的笔迹。
他的声音很漂亮，也很突出，因而戏路不广。有些观众甚至认为他只适合配佐罗一类角色，其实并不完全如此，他在香港片《少林寺》和《少林小子》中为李连杰扮演的人物配音，我觉得还是很贴切的，并没有一点佐罗味儿。
他不但刚进厂时用功，一直都是非常用功的。常常是在大家闲聊的时候，他也在一旁念台词。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把台词背得特别熟，以便实录时再获取一些即兴的东西。可他不是这样，他总是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一个字都不错。
还有一点他也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1989年，我和曹雷为上海电视台译制《快乐家庭》，由他和王玮、杨晓配剧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小童不大有喜剧细胞，出戏较慢，杨晓出身于上海滑稽剧团，自然对喜剧台词敏感，在录音过程中，杨晓有时竟忍不住指手划脚地指点起童自荣来，开始我很着急，怕小童自尊心受不了，争吵起来弄得大家不愉快——因为八十年代末期童自荣早已是闻名全国的配音演员了，杨晓则是个刚进厂不久的晚辈，可没想到小童竟然不羞不恼，就像接受导演意见一样虚心听取、努力去做，真是个好样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演员很好的戏德，只要对戏有好处，不管意见来自什么人，都认真接受，能做到这样没有一点面子观点，真太不容易了。 《看到童自荣先生》
作者：肖复兴
在电视里看到了童自荣先生，他在接受记者的访谈，很感激对记者说你还能够记着我。也是，现在的年轻人知道天王巨星的多，知道他的已经很少了，在新的商业时代里，包括童自荣先生在内的很多过去的明星，已经被无情的遗忘。时尚的明星和插科打诨的笑星，越来越占据电视的屏幕，谁还在乎一个一直是躲在幕后的配音演员。
在电影配音演员里，我最喜欢两个人，一个是邱岳峰，一个便是童自荣。喜欢的原因很简单，他们的声音独具特色与魅力，在新时期开始的年月里，他们以他们的声音让正在打开国门的八面来风拂动人们的脸庞，让那么多的外国电影讲着中国话不胫而走。可以说，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童自荣先生和他的同伴们一起用声音塑造着历史。
只是如今电视里的童自荣显得有些苍老，甚至那样的伤感，与当年他配音的英雄佐罗的形象反差大得让我恍如隔世。听他讲现在为一部电影配音，而且是每场戏都要出场讲话的主角，只有四、五百元的报酬而已。为了给远在国外读书的女儿积攒学费，他不得不屈从给人家当主持演节目，那钱也少得无法和如今当红的明星相比。最让我不堪卒听的是，为了一场他钟爱的朗诵会，他骑着自行车到处磕头作揖求爷爷告奶奶，其实要的一点可怜的赞助费，不过十万元而已，却到处碰壁；童先生如同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为了他心目中的艺术独怆然而泣下；昔日的佐罗几乎沦落为讨要小钱的乞丐一般。
童自荣先生今日的冷落与失落，让我想起另一位艺术家，和童先生相似的命运。那是1822年，30岁的罗西尼拜访了52岁的贝多芬。那时的贝多芬穷苦潦倒，而那时的罗西尼却正在富得流油，他有20多部歌剧在整个欧洲到处上演，每部歌剧、每次演出，都要付给他高额的稿酬，仅仅到英国的一次巡回演出，他就拿到了1705万法郎如此可观的酬金。
强烈的对比，如贝多芬这样一代音乐的巨匠就这样悲惨地蜷缩在维也纳的角落里而被人遗忘，让罗西尼实在看不下去。在一次梅特尼希公爵举办的豪华晚会上，罗西尼向这些腰缠万贯的贵族们提议为凄凉的贝多芬捐一些钱，在场的这些贵族竟然都一言不发。整个纸醉金迷的维也纳就是这样的嫌贫爱富，这样的势利眼，这样的容易健忘。他们早已经忘记了曾经对贝多芬的崇拜，如此移情别恋地在新人的身上。他们宁可在罗西尼身上大把大把地抛洒金钱，却冷漠地不肯施舍贝多芬一文钱。
在一个小品搞笑着屏幕、丑星成为电影的主角、孩子唱情歌以为童谣的艺术时代，童自荣先生还天真地生活在过去的梦中。他可贵地保持着一个属于过去年代艺术家的清贫与清高，他不大看电视，只是爱坐在阳台的藤椅上听收音机。看着那把藤椅和收音机都已经老式破旧，我的心里不是滋味。我不知道，那一刻收音机里传出的是什么声音，是音乐？是电影？还是朗诵？我知道，一辈子和声音打交道的人，对声音最敏感，也最钟情，在声音里，他会和自己的青春与梦想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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