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对外文化交流中,唐朝对外实行什么政治?这一政治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对唐朝

在唐朝对外文化交流中，唐朝对外实行什么政治~

唐朝是一个多民族的帝国,周边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也有所差异.唐太宗推行了一种恩威并用、相对宽容的民族政策,对于国家兴盛和社会和谐都有重要影响.
唐代把中原以外地区分为蕃部与绝域.《新唐书·卷221下》载：“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蕃及坚昆都督府,北至契丹、突厥、靺鞨,并为入番,以外为绝域.”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种华裔一家的政策使唐代民族融合达到一个新高度.许多外国文武官员在中国做官,周边少数民族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北边少数民族修建“参天可汗道”,以便进一步密切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往来联系.唐代对外开放是以内部的民族和睦相处为重要政治基础的.
在对外政策方面,唐代继承和发展了前代的册封体制,并创造了新的羁縻体制.册封制度要求所有与唐朝建立外交关系的番邦和绝域都必须接受唐朝的册封.唐朝通过册封域外政权首领为“可汗”、“王”,确立自己的政治主导地位.由于唐朝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和文化最先进、政治和军事最强盛的国家,域外政权也借助唐朝册封的权威来对内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外防范强邻的侵犯,同时也借以吸收和引进先进的文化.
羁縻府州是指唐朝在接受其政治领导的番邦和绝域设立的州和都督府.它们不同于内地的“正州”,其都督、刺史均为各部落和番国的首领,诸如可汗、叶护、国王等,朝廷发给印信.其辖区不变、自主内部事务的权力和称号不变,朝廷所授予的“都督”、“刺史”称号也与其首领一样世袭不替.这样,各部落首领一方面接受唐朝的册封为可汗或王,另一方面又被授予国家官职都督和刺史．从而使唐朝与周边建立了更强有力的部族宗主隶属关系.
在这种政策指导下,周边部族和域外政权对唐朝的外交往来都被纳入朝贡关系中.鸿胪寺是主管接待外蕃君长和使节朝贡的机构.凡是对唐朝有朝贡关系的部族或国家．都被发给12枚雌鱼符,上面刻有蕃国的名字.该国使节来朝,必须携带鱼符,正月来朝,带第一枚,二月带第二枚,依次类推.唐朝内部另有雄鱼符12,以相勘合.使者进京,有典客署安排馆舍与资粮供给.蕃国进贡给朝廷的物品,入境时州县要具箱封印送京,具名数报于鸿胪寺.寺司验收后知会少府监及市司,由他们聘请“识物人”(专家)辨别物品,是否值得奏送朝廷,并确定其价格,以便作为出售或朝廷回赠的参考.使者回蕃,皇帝赐物于朝堂,也由典客佐其受领,并教其拜谢的礼节.
国家的统一和疆域的辽阔,为唐代的中外交通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唐代后期,宰相贾耽在《皇华四达记》中记载了其时对外交通的七条路线.
总之,唐代的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是唐代繁荣的物质基础,同样．通过册封制度、羁縻府州制度,为唐代营造了一个和谐的民族关系、相对平稳的外部环境．从而为开放与兴盛提供了政治保障

一）、遣唐使来华

1、遣唐使就是日本皇室派往唐朝的使节，他们往返于中日之间，是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2、与学生一起分析日本派遣唐使的目的、次数、作用等。

因这时唐朝正值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其经济文化处于世界的先进地位，而此时的日本则处于奴隶社会瓦解，封建制度确立、巩固的时期。唐朝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有利于促进日本社会的发展，对日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再加上当时交通比前代有所发展，为双方的交流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3、介绍为日中友好交流作出贡献的日本历史人物：空海和阿倍仲麻吕；空海在中国是怎样成为著名的学问僧的？他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有哪些重要贡献？引用王维和李白的诗歌来突出他们与晁衡的深厚友情。《送秘书监晁衡卿还日本》王维 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李白的诗见书

（二）、鉴真东渡

看“鉴真坐像”图和“唐招提寺鸟瞰图”教师简介鉴真生平，引导学生讨论“为什么鉴真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尊敬？”然后阅读郭沫若的诗“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

（三）、玄奘西行

1、玄奘为什么要去天竺？

2、玄奘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哪些贡献？

教师讲解：玄奘西游学佛和玄奘学佛后坚决回国的史实，以引导学生学习玄奘为实现自己的抱负执著追求和热爱祖国的精神。

三、巩固小结：教师简要对本节课内容作一小结。然后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唐朝与周边各国的交流得到发展的原因有哪些？第二，学习本课后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第一：唐朝是当时世界上大国，具有先进的政治制度、安定的社会环境、繁荣的经济、光辉灿烂的文化，是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而且唐朝实行较为开放的外交政策。

第二：学习玄奘和鉴真的优秀品质；认识唐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先进地位，感悟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体会中外交往可以促进双方的发展，从而联系现实认识对外开放的重大意义。





唐朝是陆路对外交通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海路交通得到长足进步，并取代陆路交通在对外交往中的地位的时代。由于唐朝对海外的影响，在宋代时，东南海外诸国在与宋朝廷的交往中，甚至将宋朝管辖下的中国地区称之为“唐”[1]。历宋、元至明，在海外，尤其是在东南亚各地，一直将中国或与中国有关的物事称之为“唐”。不仅以“唐”作为“中国”之地的代称[2]，而且称中国人为“唐人”[3]，中国姓氏为“唐姓”[4]，中国衣饰为“唐衣”[5]，中国商船为“唐舶”或“唐船”[6]，而从舶上转贩得到的中国货物则被称为“唐货”[7]。最可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习称的“汉语”，也被宋代海外诸国目之为“唐语”[8]。中国人留居海外一年不还，称之为“住蕃”；而外国人在中国逾年不归，则称为“住唐”[9]。沿袭至今，有些流寓海外的华人仍然自称为“唐人”，华人在海外都市中的聚居地被称为“唐人街”，而华侨则将祖国称之为“唐山”。历时千载，绵绵不绝。唐朝在海外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而这种影响是与唐朝发达的海路对外交通是分不开的。


第一节 海路交通的发展和繁荣

唐朝海路对外交往的发展，首先表现在海上交通路线的开辟与利用。在唐代，取道南海前往西方的人数和航海路线都有所增加，直航能力也有所加强，形成了南海交通发展和繁荣的局面，并表现出了取代陆路交通地位的趋势。较之前代，唐朝人对非洲的了解更加全面和准确。与此同时，唐朝通过黄海和东海海域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交通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为东亚汉文化圈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交通条件。



1.《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与南海交通的发展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茫茫大海限制了不同地区间的相互交往和了解，人们充满了探究大海的渴望，但又无法超越浩淼无垠的波涛的阻隔，对海洋彼岸的心驰神往，提供了人类探索大海的恒久动力。早在先秦时代，中华先民就已经掌握了成熟的近海航行技术，广州发现的秦代造船工场遗址，显示了当时海上交通的水平[10]。《汉书》详细记载了汉代远海航船从徐闻、合浦通往南海诸国的航程[11]，这时中国的航船已能够到达印度东南沿海和斯里兰卡。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约葬于公元前122年）出土的银盒、金花泡饰、象牙及香料等西亚或南亚的物产[12]，广州横枝岗2061号西汉中期墓出土的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罗马玻璃器等[13]，都证明了秦汉时代海上贸易的存在。

东汉安帝永宁元年(120年)，缅甸掸国国王雍由调遣使者入朝，朝贡使中有精通魔术表演的“海西幻人”，《后汉书》中明确指出“海西即大秦”[14]，而大秦就是汉代对罗马帝国的称呼。这位罗马帝国的魔术师当是由海路至印度、缅甸，然后辗转来到洛阳的。海西幻人的到来，沟通了中国古代与欧洲的交通。广州第4013号东汉前期墓中出土的镂空12面菱形小金珠，就是这一时期从南亚经海路传入的舶来品[15]。三国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扬帆出海，游历南海诸国，“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16]。归来之后，两人根据见闻分别撰写了《扶南异物传》和《吴时外国传》，加深和丰富了对从中国南海到东南亚，越阿拉伯海，以至红海港口的古代航线的认识。



东晋及南朝，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西行求法活动的发展，中国僧人纷纷前往海外，为了解海上交通的进一步提供了更多的资料。最具代表性的是法显和尚前往印度的航海经历。后秦姚兴弘始元年(东晋隆安三年，399年)，法显从长安西出，经沙漠道前往印度求取律藏，经过九死一生，遍游印度各地，最后经瞻波国(今印度比哈尔邦东部)渡海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并在义熙七年(411年)借西南季风搭乘商舶东返故国。与以往不同的是，法显撰写的行记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详细记录了当时航海的技能、利用的技术手段、南海航线各段航程的距离及所需的时间、沿途水文气象等等，为了解四五世纪的海路交通提供了珍贵的资料[17]。1984年，在广东省遂溪县边湾村发现了一批南朝窖藏金银器。银器中有一件十二瓣状的“萨珊式银碗”，口沿微侈，沿口沿刻有在粟特和花剌子模地区使用的阿拉美文字（Aramaic characters）铭文。除了萨珊式银器外，在这批窖藏中还发现了20枚萨珊银币，其中沙布尔三世（Shapur Ⅲ，公元383-388年）3枚，伊嗣俟二世（Yazdegerd Ⅱ，公元438-457年）5枚，卑路斯（Peroz，公元459-484年）A型1枚，卑路斯B型11枚。窖藏发现地不远处即为西溪河入海处，这批器物提供了5世纪时波斯商舶来往于南中国海的证据[18]。

隋朝统一之后，炀帝派遣众多使臣出使异域，大业三年（607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人应朝廷征募，航海出使赤土国(在今马来半岛)，大业六年（610年），经交阯返回。常骏一行到达赤土国界时，国王利富多塞遣使以船舶30艘迎接隋使，归来时，又遣王子那邪迦随贡方物，隋朝使节赍物五千段赠与赤土王，而赤土国也向隋朝贡献金芙蓉冠、龙脑香，“以铸金为金罗叶，隐起成文以为表，金函封之”[19]。在增进双方了解的同时，加强了物质文化的交流。根据常骏等人的行程写成的《赤土国记》(二卷)虽然久已散佚[20]，但是在《隋书·南蛮传》赤土国部分摘录了其中部分内容，丰富了当时和后世关于南海历史、交通的知识。

古代载籍对民间海上交通记述很少，与东晋一样，对唐代海上交通状况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佛教僧众西行求法的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知，唐代海上交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唐朝前期海陆交通的了解，主要是从僧人义净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得知的。




5 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西行求法，在唐代西行者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从他们选择的路线可以反映唐代对外交通的一般面貌。义净在室利佛室期间，撰写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下称《求法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两部直接反映唐代对外交往的重要著作，尤其是《求法传》，传主都是义净亲见、亲闻的赴西域取经求法的僧徒，为了解和分析当时的对外交通提供了宝贵资料。

《求法传》收录了从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到武后天授二年(691年)50年间33批56人次前往南海和印度游历、求法的经历[25]，其中路线不明者4批4人[26]；经由陆路前往印度者12批18人[27]；经海路赴印度者为21批34人[28]。由海路西行的次数与陆路的比率为2.3:1，而人数之比也为1.9:1，可知在7世纪下半叶，在陆路对外交往充分发展的同时，海路交通也十分繁荣，并且已显露出取代陆路地位的趋势。



2.贾耽与广州通南海道

唐朝声威远播于海外，北宋时代，东南海外在与宋朝交往中，将宋政权控制下的中国地区称为“唐”，引起了宋朝君臣的不快。宋人朱彧记述了这件事，他说：“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崇宁间(1102-1106年)，臣僚上言‘外国指中国为唐、汉，形于文书，乞并改为宋。谓如用唐装、汉法之类。’诏从之。余窃谓未宜，不若改作‘华’字，八荒之内，莫不臣妾，特有华夷之异尔。”[29]北宋臣僚要以“宋”取代“唐”或“汉”字，而朱彧认为应该改称较为抽象的“华”字，取代具体的朝代名称。怎样称呼为宜，姑置不论。从这段记载中可知，由于唐朝东南海上交通的发展，在海外诸国中，“唐”在北宋就已成为“中国”的代称，确是不争的事实。唐朝在海上对外交往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于此可见。

唐代海上交通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取道海路前往西方的人数众多，而且表现在航海路线的增多和直航能力的增强。德宗朝宰相贾耽曾任鸿胪卿，主持外交事宜，“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30]先后撰写了《皇华四达记》10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6卷、《贞元十道录》10卷、《吐蕃黄河录》4卷等许多重要的地理学著作和《地图》10卷[31]，集中代表了当时地理科学的水平，也全面总结和反映了当时海路交通的状况。



6 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贾耽的著作多佚，有关道路的记载是从《新唐书·地理志》的引文中得知的。贾耽记述了当时由唐朝境内四出的7条道路，其中营州入安东道、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安西入西域道、安南通天竺道等5条道路是唐朝联接外界的陆路通道，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与广州通海夷道是反映了唐朝海上交通的最重要的资料。这里根据贾耽叙述的顺序，略述“广州通海夷道”的行程，以了解唐朝与南海交通的一般状况。

贾耽记载的航线大体可分为四段：广州至马六甲海峡为一段；马六甲海峡至斯里兰卡为一段；由印度半岛西部沿海西北行，至波斯湾头为一段；从东非沿海北溯至波斯湾头为一段。

由广州东南海行，200里至屯门山，鼓帆而西，二日至九州石(七州列岛)，又南二日至象石(大洲岛)，西南行三日至占不劳山(越南占婆岛)，南二日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门毒国(在越南归仁)，又一日行，至古笪国(在越南芽庄)；又半日行，至奔陀浪国(越南藩朗)；又两日行，至军突弄山(越南昆仑岛)；又五日行，至海峡(马六甲海峡)。

海峡北为罗越国(马来半岛南部)，南为佛逝国(苏门答腊岛)；自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爪哇岛)，西出峡，三日至葛葛僧只国(位于伯劳威斯群岛)，又四五日行，至胜邓州(日里附近)；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巴鲁斯)；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尼科巴群岛)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斯里兰卡)。

由师子国西四日行，至没来国(印度奎隆)，又经西北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西北二日行，至拔�国(印度纳巴河口布罗奇附近)；又十日行，经小国五，至提�国(印度河口巴基斯坦卡拉奇附近提勃尔)。自提�国西行二十日，经小国十余，至提罗卢和国(波斯湾头伊朗阿巴丹附近)，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波斯湾头之奥布兰)，自此乘小舟溯弗利剌河(幼发拉底河)，二日至末罗国(伊拉克巴士拉附近)；西北陆行千里，即可至大食国都城报达(巴格达)。

在唐朝人的心目中，印度半岛西岸迤逦西北行至波斯湾东岸一线为“海东岸”，而




7 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自非洲大陆东岸东北至波斯湾的沿海地区则为“海西岸”。以上从没来国至乌剌国，为“海东岸”的航线，贾耽还专门记述了“海西岸”的航线。据载，海西岸之最南为三兰国(东非沿海某地)[32]，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南也门之席赫尔)，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萨伊瞿和竭国(阿曼之卡拉特)，又西六七日行，经小国六七，至没巽国(阿曼北部苏哈尔港)，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诃磨难国(波斯湾西岸之巴林岛)，又一日行，至乌剌国，与海东岸航线合。

从广州至波斯湾头的乌剌国约需87天，从东非沿海至乌剌国约需48天。贾耽对当时南海航线记载的详细和精确程度，都远远超出了前代。毫无疑问，只有在海上交通非常发达，得到了详尽的航海资料的条件下，贾耽才会对东西航线做出如此精审的记载，由此可知，唐代南海交通确实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此外，应该引起注意的是，从广州西行的航线，最远只记载到乌剌国，而由乌剌国到东非沿海的航程，则是由西而东记述，乌剌国是东西两条航线的交汇之地，这种情况客观反映了大食帝国在当时海上交通中的重要地位。



3.《酉阳杂俎》与唐代文献对非洲的记载

在古代中国，非洲是人们已知的西方的终点。一般认为，在唐代之前，中国人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对非洲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中，明确记述了由非洲东海岸向西北通往波斯湾的航线。杜佑在《通典》中记述唐代大秦国的情况时，附录了杜环《经行记》中有关大秦的记载，并记录了女国与摩邻两个国家。共中“摩邻”的内容尤其受到学界高度重视。据记载，摩邻国：“在秋萨罗国西南，渡太[大]碛，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餐鹘莽。鹘莽即波斯枣也。瘴疠特甚诸国。”[33]“鹘莽”是中古波斯语gurman的译音，指枣椰树[34]。摩邻具体指哪个国家，分歧尚多[35]。但是综合杜环记载的方位、肤色、风俗、物产等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摩邻是当时非洲大陆的某个古代国家则是没有疑问的。

除了贾耽、杜环的著作之外，唐代对非洲最详尽的记载当属段成式《酉阳杂俎》。



8 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段成式（803-863年），字柯古，出生在世代官宦之家。父文昌，事穆、敬、文三朝（821-840年），出将入相20年，母亲是宪宗朝宰相武元衡之女。段成式不仅家庭庋藏丰富，而且在任秘书省校书郎期间，广泛阅读了朝廷官方收藏的图书，“秘阁书籍，披阅皆遍”，特殊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经历使他接触了大量常人无从见到的奇篇秘籍，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以“奇诡谲怪”著称的《酉阳杂俎》[36]。

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的非洲国家主要有孝亿国（Siut，埃及南部）、仍建国（Utica，北非突尼斯沿海古城）、悉怛国（不详，或指Sudan）、怛干国（Dakhel Oasis，撒哈剌沙漠中的沙岛）勿斯离国（Misr，埃及）等国[37]，其中以拨拔力的记载最称完备：



拨拔力国，在西南海中，不食五谷，食肉而已。常针牛畜脉，取血和乳生食 。无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妇人洁白端正，国人自掠卖与外国商人，其价数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国，团集数千，赉彩布，没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属外国，战用象牙排、野牛角为槊，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万，大食频讨袭之[38]。



一般认为，“西南海”就是东非沿海之亚丁湾，而拨拔力就是见于《诸蕃志》记载的“弼琶罗”，相当于现代索马里的柏培拉（Berbera）港。但也有人持异议，指出弼琶罗与拨拔力对音相近，但在风俗、物产等方面差异显著， 不应同属一地，认为从段成式记载的生活习俗和服饰而言，应该是指今东非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带游牧的马赛族人（Masai）[39]。无论以哪一说为准，从本段记载可知，最晚至9世纪上半叶，唐朝人已经对东非沿海某地的风俗、物产及其与大食的关系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

段成式对非洲诸国的记录不仅远远超出了前代，而且在数量和内容上都大大多于现存的唐代官方载籍的记录。即便考虑到段成式可以接触到许多奇篇秘籍的因素在内，前代或唐代前期也并没有多少有关非洲的现成文献资料供他利用，《酉阳杂俎》有关东非沿海地区的记载，很可能来源于他亲自对来唐的客使或商人的查访。段成式虽然以博闻强记知名于世，但他是一个具有强烈时代感的学者，并不满足于对前代文献的爬梳，调查采访是《酉阳杂俎》的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以卷十一“广知”为例，本卷总共记载了44事，涉及到的调查对象有僧那照、道士郭采真、王山人、山人张盈、李洪山人、秀才顾非熊、僧广升等7人[40]。可知在奇篇秘籍之外，博采异闻是《酉阳杂俎》的一大特色。

一、唐代对外的开放性

唐代的对外开放，集中到一点就是采取种种措施，以引诱外籍人来唐有效统治区域内从事各种经营活动。在这一方面，唐代各级政府主要是通过对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外籍人提供优惠政策来达到这一目的的。唐代对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外籍人的优惠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附的外籍人所负担的赋税徭役较当地居民为轻
从唐代的有关文献记载中可知，当时内附的外籍人所负担的赋税徭役要比当地居民的负担轻，体现了唐政府在这一方面对外籍人的优惠政策。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规定，“蕃胡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来唐境内的外籍人每人每年只需出5文、10文不等的丁税，甚至还可以免除一切，这较当时本地其他农民和手工业者所承担的丁税要轻得多。同年的“赋役之法”还规定，当地土著居民“每丁岁入租粟二石”[2]。我们从唐代有关文献中得知，所谓来唐定居的外籍人，主要指商人和手工业者，这些“居赀殖产甚厚”[3]、信手可出“千金”、积蓄资产亿万计者[4]，在唐代不足为奇，由他们每年向唐政府缴纳5－10文丁税，可谓微乎其微；不仅如此，他们中有的人还能享受免交丁税的待遇。唐政府对外籍工商业者在经济上给予的这种优惠待遇，实际上是对外籍工商业者来唐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一种奖励。

（二）外籍工商业者往往以“使节”名义或随同使节一同来唐，以获得更多的优惠
唐代的中外交流，如同我国封建社会其他时期的中外交流一样，往往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就是封建统治者出于维护帝国面子的需要，往往将贸易中双方买与卖的关系，说成是“进贡”与“赏赐”的关系。这是因为唐政府首先是基于政治的、外交的、军事的考虑而注重同外国的关系，而不是主要侧重于经济利益（这一方面看重的也只是供统治阶层需求的高级奢侈品）。正由于此，当“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宝，可往营致，因言市舶之利”时，唐玄宗令监察御史杨范臣与“胡人”一起到海南求索珠翠奇珍。杨范臣则认为市舶使“与商贾争利，殆非王者之体”，这终被唐玄宗所接受，“上邃自引咎，慰谕而罢之”[5]。众所周知，唐代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这时我国的手工业品畅销中亚、西亚、欧洲乃至非洲地区。因仰慕中国先进文化和精湛的手工业品，同时也是为了满足他们对于物质财富的追求，外国工商业者前来华者接踵而至。为了迎合唐代封建统治者的心理，外商或打着进贡者的旗号，或随同本国使节一同前来，在“进贡”的名义下进行贸易，既满足了唐朝统治者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心理，又成为外商掠取财富的一种捷径，各得其满足。历史上对于外籍工商业者“啖之以利，劝令入朝”[6]的传统，在唐代得到了继承和进一步发扬。不管是哪一国的“使节”来唐，他们都要按惯例享受交通、住宿和安全方面的免费优待；当他们返回时，唐政府一般由鸿胪寺、典客署主持欢送仪式，并赠与数量相当可观的礼物。
唐太宗贞观（727－649年）年间，西域诸国争先恐后遣使向唐朝进贡。大臣魏征却向太宗进言道：“若任其商贾来往，边人则获其利；若为宾客，中国即受其弊矣”[7]。魏征首先将其与外籍商人的前来直接联想起来，真可谓一语破的。因为允许外籍商人在边境地区进行民间自由贸易，这对于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的流通是非常有意义的，当地居民会因此而获得实惠。相反，如果包括商人在内的外籍使节前来“进贡”时，唐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支撑帝国的门面，送往迎来，安全保障，赏赐丰厚，唐政府算的是政治帐而非经济帐，这必是劳民伤财之举。即使是以千古明君著称的唐太宗也不能例外。在唐太宗执政期间，“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8]，这除反映了唐代的国势强盛以及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影响外，还似乎成为当时劳动人民的一种繁重负担。唐玄宗时，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一行受到唐玄宗的接见，玄宗诗兴大发，吟道：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会朝。
念余怀义远，矜尔畏途遥。
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飙。
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照。[9]
字里行间，流露出唐玄宗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心理。“王化远昭照”，正是唐朝对外开放所追求的。因安史之乱所致，客居在长安一地的外籍人就多达4000户，虽然他们中间有人定居已长达40余年之久，其中大部分人在定居地“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从事商业等活动，但他们仍然被冠以“外国朝贡使者”，鸿胪寺每年仅以“朝贡使者”名义为其发放的钱币就高达50万缗。这无疑成为唐代国都长安工商业者的沉重负担之一：这些“外国朝贡使者”“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于度支受值。度支不时付值，长安市肆不胜其弊”[10]。唐代不算给以使节名义的外商的优厚赏赐，仅仅只是招待他们的粮食一项费用，政府每年就得支出13 000斛之多[11]。可见，外商在唐版图内得到的待遇是何等优（三）唐政府为外籍工商业者的活动提供一定的便利条件，外商活动所受限制较本地工商者要少
唐高宗曾经下诏说，诸国船舶到达时，应委托当地长吏“依数交付价值”，即用合理的价钱换取官府所需的商品，其中“官市物，送少府监简择进内”，剩余部分才允许在民间自由买卖[12]。“依数交付价值”收购，是一种人为制订的“官价”，它一般受市场供需行情的影响比较小，这对于外商来说，避免了因市场竞争剧烈而带来的风险，是唐政府保护外商的有效措施之一。及时足额给外商付资以进行合理贸易，是有唐一代对外贸易所遵循的一个原则。这一方面的情况，还表现在唐政府对于地方政府官吏任意征敛外籍商人的关税进行了限制。大和八年（834年），唐文宗曾经有诏曰：
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船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为率税。[13]
岭南、福建以及扬州的外籍商人被唐代最高决策者特别关注，意味着海上交通成为外籍商人前来唐境内从事经营活动主要途径之一，同时也意味着陆路丝绸之路的辉煌已经过去。按唐文宗诏令的规定，外商在唐版图内可以自由从事商贸活动，这种贸易得到了唐政府的有力保护，当地官吏不能对其肆意盘剥。唐最高统治者认为，“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14]”，这正是其对于地方官吏严格限制的最基本的原因。唐中央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的客观效果是，在实际上加强了官府同市场尤其同国际市场的联系。这样一来，政府只有设置专门机构，才能适应这种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
唐代通过手工业管理机构——少府监下设的诸互市，来专门负责这一事务。按当时规定，诸互市的具体职掌是“监掌诸蕃交易”[15]。即由诸互市专门负责同外籍商人的贸易。正因为少府监具有如此的特殊职能，所以当外国船舶到达时，唐政府规定先由当地政府将货物包买下来，“其官市物，送少府监简择进内”[16]。诸互市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了封建社会限制商品经济的社会职能的加强，而这种职能的加强在当时是以限制民间贸易的发展（或保护官商的存在）为前提的。另外一方面，这也适应了唐代对外开放的客观要求。唐代正是如此对外籍工商者的活动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条件，使得外籍工商者在唐境内从事的经营活动，是一种较为安全且有厚利可图的生意。（四）外籍工商者在一定程度上享有治外法权
唐代的对外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当时主要有陆路贸易和海上贸易两种贸易途径。陆路贸易历史悠久，一般指唐代在历史的基础上与边境地区以及同中亚、西亚、欧洲乃至非洲的国际性贸易，这种贸易以唐代的国都长安为中心、以丝绸之路为纽带而辐射进行的。限于篇幅，对于陆路丝绸之路的盛况在这里不再赘述。至于海上国际贸易，则是在唐代才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以至于唐政府在唐玄宗开元（713－741年）时设置了市舶使，专门执掌对外籍商人抽税等事宜[1]。随着海上国际贸易的日益兴隆，市舶之利便成为唐政府财政收入中的一项比较可观的内容。广州因是海外工商业者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于是政府便在这里设置了“蕃坊”，由政府官员“蕃头”专门管理“列肆而市”的外籍工商业者[2]。有如此多的外籍工商业者来唐从事各种经营活动，外籍工商业者与当地居民之间以及外籍人之间发生矛盾冲突在所难免，稳妥解决这些矛盾并化解冲突，是唐政府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最后，唐政府创造性地实施了行之有效的措施——类似今日的治外法权。
唐代法律明文规定：“诸外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3]。按此条例，凡外籍人之间发生纠纷时，不能以唐代的法律作为判断曲直的法律依据，而是以当事人所属的国家（或政权）的法律及风俗来处理。如果同一事件中涉及到当事人分属不同国家（或政权）时，按上述规定又难以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则以唐代法律为判断的依据，即“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4]。这样既可以照顾到外籍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使他们比较容易接受，同时也缓解了民族矛盾，化解民族冲突，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这样，也使外籍工商业者在唐代境内的经营活动，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了法律保护。正由于此，当外籍人触犯唐代法律时，唐政府一般还是采取了比较克制、慎重的态度。下面的故事颇具典型性：
贞观（627－649年）中，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者，久捕贼不获。时杨纂为雍州长吏，判勘京城坊市诸胡，尽禁推问。司法参军尹伊异判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亦须汉裹兼求。不得胡中直觅，请追禁西市胡，余请不问。”……俄果获贼[5]。
外籍商人如此之多，大有如学者研究的“胡人汉化”或“汉人胡化”的趋势[6]，以至于就连当时的人也难能从服装上区别族别、国别，捉拿坊市肇事者成为十分棘手的难题，过问京师所有坊市内外籍人实属不可能，且容易引起外籍人的不满与骚动，甚至还会影响到他们来唐从事正常的商业贸易活动。最后，唐政府采取了比较谨慎的办法，只是将搜捕范围严格局限在西市外籍人集中居住的地方，事实证明这才是行之有效的明智之举。唐政府的如此选择，可谓用心良苦！在对待这些为数众多的外籍工商业者时，唐政府一反视工商业者身份卑贱的传统观念，其所享受的待遇明显高于本地工商业者。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外籍工商业者“入官买官、纳银求职”[7]者有之；一蹴即为举国羡慕的进士者亦不乏其人[8]；甚至勾结权贵，而被封公加爵者也多见于史乘[9]。外籍工商业者所受如此优惠的政治待遇，以及他们在唐版图内的活跃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五）唐代在一定程度上将政权及官学对外开放
随着大量外籍人的来唐从事各种经营活动，其中一部分人便在唐代长安等大中型城市定居。在这些外籍人中，有的对功名利禄十分感兴趣，而更多的人（包括一些国家或政权的首领），则将他们的子弟送到唐代官学学习。对此，唐政府采取种种措施给予最大程度的满足。如唐太宗贞观（627－649年）年间，高丽、百济、新罗等国（或政权）国王（或酋长），都先后派遣子弟留学于唐代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10]。我们知道，国子监在唐代并非一般官员及百姓子弟所能问津的，只有文武三品以上贵族子弟，才有资格在国子监就读[11]。可见，像国子监这样的高等学府，是对外国人子弟敞开大门的。另外，一些外籍人还在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如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晁衡）、大食人李彦升、新罗人崔致远等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唐代的最高学府和科举考试，对于外籍人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开放的。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史实是，外籍人来唐参与政权甚至跻身于高级官吏行列，在当时的人数也不少。如印度天文学家瞿昙罗曾经担任唐朝太史；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晁衡），先于国子监就读，后考取进士，在旅居唐朝的40余年,曾经先后担任过司经局校书、左补阙、左散常侍、安南都护等职；唐代名将骆元光，以勇健多谋著称，他曾任宫廷侍卫，后领兵驻守潼关，因军功擢升为镇国军节度使，而这位战功显赫的战将是波斯人；大食人李彦升在长安考中进士后，曾经任淮南节度使高骈的幕僚；新罗人崔致远18岁时便考中进士，并担任过唐僖宗时的翰林学士等显赫职务。这些是外籍人来唐者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显赫地位，对外籍人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
唐代政府对外籍工商业者的种种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优惠政策，在实际中确实达到了鼓励外籍工商业者来唐统治范围内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社会效果，在客观上对促进了唐代经济的繁荣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在政治上扩大了唐代的对外影响。这正是唐代的对外政策的成功之处。百度地图

对外开放政策，
主要表现：1、唐朝政府鼓励外国商人到中国贸易，不许官吏加重税收，允许他们在中国居住、做官，与中国人通婚。2。对外来宗教，唐太宗提出“示存异方之教”。3。对外来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为中国文化增添了多元的色彩。4、唐朝太宗嫁文城公主给松赞干部，5、鉴真东渡日本。
影响：促进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面发展，为唐朝达到全盛奠定坚实的基础。

唐太宗：实施恩威并施的政策，被少数民族拥戴为“天可汗”。（626年在长安称帝，第二个皇帝）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个王朝。它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灿烂，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最高峰，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国家。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李渊受禅代隋称帝，建立唐朝，是为唐高祖，定都长安。李渊和他的儿子李世民消灭了各地割据势力，镇压了各股农民起义军，统一了全国,开创了大唐的辉煌历史。唐朝共传二十二帝，历国二百九十年(其间有武则天革唐为周十六年)，其与汉朝并称为中国历史上两大强盛王朝之一。

唐王朝的前期，由唐太宗李世民直至玄宗开元年间，国家一直处于大发展阶段，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都出现了空前繁荣。在此期间出现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构成了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盛唐气象，从而使中国的世界地位显赫一时。唐玄宗后期出现的安史之乱，使唐王朝逐渐没落。在中晚唐时代，皇帝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已无实权，致使藩镇割据局面形成。最后各方纷纷脱离唐王朝的统治而成为各自独立的政权，大唐逐渐走向衰落。

纵观唐朝的盛衰过程，我们可以从封建制度的沿革，即君主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措施方面了解唐朝的发展历程，从而更准确深刻地评价这段在封建社会中占据相当重要地位的历史。

封建制度的沿革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最为辉煌的朝代，是中国继汉代之后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唐代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参阅一些历史文献后，我就唐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方面作一分析。

一、 政治制度

唐朝的官制是在隋朝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完备和健全的。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所谓三省是指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三省长官同为宰相，六部是隶属于尚书省下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部的长官为尚书，副长官为侍郎。唐朝的三省六部体制已经十分完备，各个部门职责明确，部门之间相互配合，又相互牵制；各种职官分工细密，职守分明。而唐朝的地方官制，一般说安史之乱以前是州（府）、县二级制；至唐中后期则演变为道、州、县三级制。唐代的州、县都根据当地的地理位置、辖境大小、户口多少以及经济发达程度划分为不同等级。

在法制方面，唐朝的立法活动比较频繁。唐初的立法活动以修律为主，兼及令、格、式，而后期则主要是编赦和刑律统类。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永徽律》及《律疏》，此外，唐玄宗开元年间完成的《唐六典》是系统地记载唐朝官制的行政法典，对后代的行政立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司法角度看，唐朝后期开明的统治者都比较重视严格、划一、审制的原则，以便更好地解决社会矛盾，维护封建统治。

唐朝继承了隋朝的科举制，并逐渐加以充实、完善。通过科举考试制度，唐朝笼络和选拔了一批批有用的人才，改善了官场和吏制的状况，有利于削弱汉魏以来士族门阀对仕途的垄断，从而有效巩固和加强了中央集权。

二、 经济制度

隋末唐初的战乱，使人口锐减，土地大量荒芜，因此唐初颁行均田令，规定人民所耕田地由政府分等级授予；到唐中叶后，由于国家行政管理的懈怠，土地兼并情况较为普遍，均田制逐渐名存实亡，到“安史之乱”后便不复存在了。

与均田制互为表里的是户籍制度的沿革，唐朝初期，明确规定每年一造计帐，每三年一造户籍，并将全国人户按资产和人丁等情况划分为3等（后改为9等），每三年评定一次，作为征课的依据，中唐以后，三年一造户籍，三年一定户等之制，渐成具文。

唐代的赋役制度演变的情况更大，前期的赋役制度的主体是租庸调，除此之外，还有户税和杂徭，通常按照户等高下和人丁多少摊派。到了唐中叶，由于均田制和户籍制的破坏，租庸调制无法实行。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杨炎制定了“两税法”，其基本精神是以财产的多少为征税标准，扩大了赋税的承担面，多少改变了赋役集中在贫苦农民头上的情况，但在后来的实现过程中，逐渐成为人民的苛重负担。

三、 军事制度

唐朝建立后，在全面推行均田制的同时，恢复和整顿府兵制，使之成为唐前期的主要军事制度，其特点是寓兵于农、兵将分离。到了唐中叶，由于均田制遭破坏，募兵制逐渐取代了府兵制。唐玄宗出于对边疆用兵的考虑，在军事力量的分布上，变唐初的“内重外轻”为“外重内轻”，最后终酿成了“安史之乱”。唐后期的统治者，为了改变藩镇专兵、尾大不掉的局面，采取了派宦官监军、加强中央禁军等措施，又导致了宦官专权，受持废立的严重后果，唐文宗时期的“甘露之变”就是一个例子。中央集权的削弱，对军队掌权的丧失最终导致了唐朝的灭亡。

治乱兴衰的启示

中国封建社会曾出现过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它们被称为“治世”“盛世”。所谓“治”，包括“治理”（强调治理的措施和过程）和“治效”（治理的效果），因此统治者调整统治的具体政策及其效果都属于封建盛世的内容和基本特征。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就是封建社会里比较典型的两大盛世。

贞观之治

唐太宗继位后吸取隋亡教训，正确认识君民关系，善于招贤纳谏，调整统治政策。经济上沿袭均田制，实行租庸调制；政治上采用隋朝三省六部制；文化教育上推行隋朝科举制；民族关系上，通过军事、行政、和亲等方式，有效地实行了对多民族国家的管理，从而使社会比较安定，政治比较清明，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历史上称为“贞观之治”。

开元盛世

得力于唐太宗治理国家的基础，经过武则天的推进，到玄宗开元年间，政治安定，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在唐玄宗的励精图治下，整顿吏制，革除弊政，轻徭薄赋，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史称“开元盛世”。

从“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这两大盛世中，我们可以知道封建盛世局面原因：①前朝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使统治阶级注意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迫使调整统治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封建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②封建统治者能善于用人和纳谏，居安思危，励精图治。③统治者采取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政策和措施，使政治出现清明，经济出现繁荣的景象。④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统治者采取开明的民族政策和对外政策，使民族关系融洽，中外交流频繁。⑤广大劳动人民的物质生产活动创造了大量财富，这是盛世的物质基础。

尽管处于盛世，封建社会各阶级的社会地位仍没有改变，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没有变，因此，“治世”“盛世”之后，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政治黑暗，加上天灾人祸，往往会使一个王朝的统治走向衰亡。唐朝的“安史之乱”和“甘露之变”就给唐朝的埋下了衰亡的种子。

从唐史中，我们可以得出乱世局面出现的原因有：①统治者腐败；②中央集权被削弱而使地方割据势力膨胀；③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乱世局面形成的根源是中国封建经济的分散性，使得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贵族、官僚、地主等具有一定的割据性，容易形成割据势力。

中国古代封建国家治乱主要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治国方针、制度，同时也和最高统治者的素质与能力密切相关。大致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统治阶级是否认识到人民的力量，从而减轻剥削压迫，缓和阶级矛盾。

二、是否重视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发展，包括生产关系和经济政策的调整等，使之适应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的水平。

三、是否能重用贤才，整顿吏治，保持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

四、是否实行了合理的民族政策，维护民族的稳定，促进民族的发展。

五、是否采取了开明的对外政策，以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纵观唐朝的建立、发展、鼎盛、衰败、直至灭亡，我们可以得出许多治国道理，治论兴衰的启示让我们这一代人懂得很多，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财富。
一、唐代对外的开放性

唐代的对外开放，集中到一点就是采取种种措施，以引诱外籍人来唐有效统治区域内从事各种经营活动。在这一方面，唐代各级政府主要是通过对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外籍人提供优惠政策来达到这一目的的。唐代对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外籍人的优惠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附的外籍人所负担的赋税徭役较当地居民为轻
从唐代的有关文献记载中可知，当时内附的外籍人所负担的赋税徭役要比当地居民的负担轻，体现了唐政府在这一方面对外籍人的优惠政策。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规定，“蕃胡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来唐境内的外籍人每人每年只需出5文、10文不等的丁税，甚至还可以免除一切，这较当时本地其他农民和手工业者所承担的丁税要轻得多。同年的“赋役之法”还规定，当地土著居民“每丁岁入租粟二石”[2]。我们从唐代有关文献中得知，所谓来唐定居的外籍人，主要指商人和手工业者，这些“居赀殖产甚厚”[3]、信手可出“千金”、积蓄资产亿万计者[4]，在唐代不足为奇，由他们每年向唐政府缴纳5－10文丁税，可谓微乎其微；不仅如此，他们中有的人还能享受免交丁税的待遇。唐政府对外籍工商业者在经济上给予的这种优惠待遇，实际上是对外籍工商业者来唐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一种奖励。

（二）外籍工商业者往往以“使节”名义或随同使节一同来唐，以获得更多的优惠
唐代的中外交流，如同我国封建社会其他时期的中外交流一样，往往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就是封建统治者出于维护帝国面子的需要，往往将贸易中双方买与卖的关系，说成是“进贡”与“赏赐”的关系。这是因为唐政府首先是基于政治的、外交的、军事的考虑而注重同外国的关系，而不是主要侧重于经济利益（这一方面看重的也只是供统治阶层需求的高级奢侈品）。正由于此，当“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宝，可往营致，因言市舶之利”时，唐玄宗令监察御史杨范臣与“胡人”一起到海南求索珠翠奇珍。杨范臣则认为市舶使“与商贾争利，殆非王者之体”，这终被唐玄宗所接受，“上邃自引咎，慰谕而罢之”[5]。众所周知，唐代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这时我国的手工业品畅销中亚、西亚、欧洲乃至非洲地区。因仰慕中国先进文化和精湛的手工业品，同时也是为了满足他们对于物质财富的追求，外国工商业者前来华者接踵而至。为了迎合唐代封建统治者的心理，外商或打着进贡者的旗号，或随同本国使节一同前来，在“进贡”的名义下进行贸易，既满足了唐朝统治者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心理，又成为外商掠取财富的一种捷径，各得其满足。历史上对于外籍工商业者“啖之以利，劝令入朝”[6]的传统，在唐代得到了继承和进一步发扬。不管是哪一国的“使节”来唐，他们都要按惯例享受交通、住宿和安全方面的免费优待；当他们返回时，唐政府一般由鸿胪寺、典客署主持欢送仪式，并赠与数量相当可观的礼物。
唐太宗贞观（727－649年）年间，西域诸国争先恐后遣使向唐朝进贡。大臣魏征却向太宗进言道：“若任其商贾来往，边人则获其利；若为宾客，中国即受其弊矣”[7]。魏征首先将其与外籍商人的前来直接联想起来，真可谓一语破的。因为允许外籍商人在边境地区进行民间自由贸易，这对于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的流通是非常有意义的，当地居民会因此而获得实惠。相反，如果包括商人在内的外籍使节前来“进贡”时，唐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支撑帝国的门面，送往迎来，安全保障，赏赐丰厚，唐政府算的是政治帐而非经济帐，这必是劳民伤财之举。即使是以千古明君著称的唐太宗也不能例外。在唐太宗执政期间，“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8]，这除反映了唐代的国势强盛以及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影响外，还似乎成为当时劳动人民的一种繁重负担。唐玄宗时，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一行受到唐玄宗的接见，玄宗诗兴大发，吟道：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会朝。
念余怀义远，矜尔畏途遥。
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飙。
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照。[9]
字里行间，流露出唐玄宗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心理。“王化远昭照”，正是唐朝对外开放所追求的。因安史之乱所致，客居在长安一地的外籍人就多达4000户，虽然他们中间有人定居已长达40余年之久，其中大部分人在定居地“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从事商业等活动，但他们仍然被冠以“外国朝贡使者”，鸿胪寺每年仅以“朝贡使者”名义为其发放的钱币就高达50万缗。这无疑成为唐代国都长安工商业者的沉重负担之一：这些“外国朝贡使者”“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于度支受值。度支不时付值，长安市肆不胜其弊”[10]。唐代不算给以使节名义的外商的优厚赏赐，仅仅只是招待他们的粮食一项费用，政府每年就得支出13 000斛之多[11]。可见，外商在唐版图内得到的待遇是何等优（三）唐政府为外籍工商业者的活动提供一定的便利条件，外商活动所受限制较本地工商者要少
唐高宗曾经下诏说，诸国船舶到达时，应委托当地长吏“依数交付价值”，即用合理的价钱换取官府所需的商品，其中“官市物，送少府监简择进内”，剩余部分才允许在民间自由买卖[12]。“依数交付价值”收购，是一种人为制订的“官价”，它一般受市场供需行情的影响比较小，这对于外商来说，避免了因市场竞争剧烈而带来的风险，是唐政府保护外商的有效措施之一。及时足额给外商付资以进行合理贸易，是有唐一代对外贸易所遵循的一个原则。这一方面的情况，还表现在唐政府对于地方政府官吏任意征敛外籍商人的关税进行了限制。大和八年（834年），唐文宗曾经有诏曰：
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船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为率税。[13]
岭南、福建以及扬州的外籍商人被唐代最高决策者特别关注，意味着海上交通成为外籍商人前来唐境内从事经营活动主要途径之一，同时也意味着陆路丝绸之路的辉煌已经过去。按唐文宗诏令的规定，外商在唐版图内可以自由从事商贸活动，这种贸易得到了唐政府的有力保护，当地官吏不能对其肆意盘剥。唐最高统治者认为，“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14]”，这正是其对于地方官吏严格限制的最基本的原因。唐中央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的客观效果是，在实际上加强了官府同市场尤其同国际市场的联系。这样一来，政府只有设置专门机构，才能适应这种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
唐代通过手工业管理机构——少府监下设的诸互市，来专门负责这一事务。按当时规定，诸互市的具体职掌是“监掌诸蕃交易”[15]。即由诸互市专门负责同外籍商人的贸易。正因为少府监具有如此的特殊职能，所以当外国船舶到达时，唐政府规定先由当地政府将货物包买下来，“其官市物，送少府监简择进内”[16]。诸互市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了封建社会限制商品经济的社会职能的加强，而这种职能的加强在当时是以限制民间贸易的发展（或保护官商的存在）为前提的。另外一方面，这也适应了唐代对外开放的客观要求。唐代正是如此对外籍工商者的活动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条件，使得外籍工商者在唐境内从事的经营活动，是一种较为安全且有厚利可图的生意。（四）外籍工商者在一定程度上享有治外法权
唐代的对外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当时主要有陆路贸易和海上贸易两种贸易途径。陆路贸易历史悠久，一般指唐代在历史的基础上与边境地区以及同中亚、西亚、欧洲乃至非洲的国际性贸易，这种贸易以唐代的国都长安为中心、以丝绸之路为纽带而辐射进行的。限于篇幅，对于陆路丝绸之路的盛况在这里不再赘述。至于海上国际贸易，则是在唐代才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以至于唐政府在唐玄宗开元（713－741年）时设置了市舶使，专门执掌对外籍商人抽税等事宜[1]。随着海上国际贸易的日益兴隆，市舶之利便成为唐政府财政收入中的一项比较可观的内容。广州因是海外工商业者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于是政府便在这里设置了“蕃坊”，由政府官员“蕃头”专门管理“列肆而市”的外籍工商业者[2]。有如此多的外籍工商业者来唐从事各种经营活动，外籍工商业者与当地居民之间以及外籍人之间发生矛盾冲突在所难免，稳妥解决这些矛盾并化解冲突，是唐政府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最后，唐政府创造性地实施了行之有效的措施——类似今日的治外法权。
唐代法律明文规定：“诸外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3]。按此条例，凡外籍人之间发生纠纷时，不能以唐代的法律作为判断曲直的法律依据，而是以当事人所属的国家（或政权）的法律及风俗来处理。如果同一事件中涉及到当事人分属不同国家（或政权）时，按上述规定又难以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则以唐代法律为判断的依据，即“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4]。这样既可以照顾到外籍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使他们比较容易接受，同时也缓解了民族矛盾，化解民族冲突，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这样，也使外籍工商业者在唐代境内的经营活动，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了法律保护。正由于此，当外籍人触犯唐代法律时，唐政府一般还是采取了比较克制、慎重的态度。下面的故事颇具典型性：
贞观（627－649年）中，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者，久捕贼不获。时杨纂为雍州长吏，判勘京城坊市诸胡，尽禁推问。司法参军尹伊异判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亦须汉裹兼求。不得胡中直觅，请追禁西市胡，余请不问。”……俄果获贼[5]。
外籍商人如此之多，大有如学者研究的“胡人汉化”或“汉人胡化”的趋势[6]，以至于就连当时的人也难能从服装上区别族别、国别，捉拿坊市肇事者成为十分棘手的难题，过问京师所有坊市内外籍人实属不可能，且容易引起外籍人的不满与骚动，甚至还会影响到他们来唐从事正常的商业贸易活动。最后，唐政府采取了比较谨慎的办法，只是将搜捕范围严格局限在西市外籍人集中居住的地方，事实证明这才是行之有效的明智之举。唐政府的如此选择，可谓用心良苦！在对待这些为数众多的外籍工商业者时，唐政府一反视工商业者身份卑贱的传统观念，其所享受的待遇明显高于本地工商业者。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外籍工商业者“入官买官、纳银求职”[7]者有之；一蹴即为举国羡慕的进士者亦不乏其人[8]；甚至勾结权贵，而被封公加爵者也多见于史乘[9]。外籍工商业者所受如此优惠的政治待遇，以及他们在唐版图内的活跃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五）唐代在一定程度上将政权及官学对外开放
随着大量外籍人的来唐从事各种经营活动，其中一部分人便在唐代长安等大中型城市定居。在这些外籍人中，有的对功名利禄十分感兴趣，而更多的人（包括一些国家或政权的首领），则将他们的子弟送到唐代官学学习。对此，唐政府采取种种措施给予最大程度的满足。如唐太宗贞观（627－649年）年间，高丽、百济、新罗等国（或政权）国王（或酋长），都先后派遣子弟留学于唐代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10]。我们知道，国子监在唐代并非一般官员及百姓子弟所能问津的，只有文武三品以上贵族子弟，才有资格在国子监就读[11]。可见，像国子监这样的高等学府，是对外国人子弟敞开大门的。另外，一些外籍人还在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如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晁衡）、大食人李彦升、新罗人崔致远等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唐代的最高学府和科举考试，对于外籍人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开放的。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史实是，外籍人来唐参与政权甚至跻身于高级官吏行列，在当时的人数也不少。如印度天文学家瞿昙罗曾经担任唐朝太史；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晁衡），先于国子监就读，后考取进士，在旅居唐朝的40余年,曾经先后担任过司经局校书、左补阙、左散常侍、安南都护等职；唐代名将骆元光，以勇健多谋著称，他曾任宫廷侍卫，后领兵驻守潼关，因军功擢升为镇国军节度使，而这位战功显赫的战将是波斯人；大食人李彦升在长安考中进士后，曾经任淮南节度使高骈的幕僚；新罗人崔致远18岁时便考中进士，并担任过唐僖宗时的翰林学士等显赫职务。这些是外籍人来唐者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显赫地位，对外籍人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
唐代政府对外籍工商业者的种种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优惠政策，在实际中确实达到了鼓励外籍工商业者来唐统治范围内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社会效果，在客观上对促进了唐代经济的繁荣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在政治上扩大了唐代的对外影响。这正是唐代的对外政策的成功之处。

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个王朝。它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灿烂，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最高峰，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国家。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李渊受禅代隋称帝，建立唐朝，是为唐高祖，定都长安。李渊和他的儿子李世民消灭了各地割据势力，镇压了各股农民起义军，统一了全国,开创了大唐的辉煌历史。唐朝共传二十二帝，历国二百九十年(其间有武则天革唐为周十六年)，其与汉朝并称为中国历史上两大强盛王朝之一。

唐王朝的前期，由唐太宗李世民直至玄宗开元年间，国家一直处于大发展阶段，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都出现了空前繁荣。在此期间出现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构成了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盛唐气象，从而使中国的世界地位显赫一时。唐玄宗后期出现的安史之乱，使唐王朝逐渐没落。在中晚唐时代，皇帝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已无实权，致使藩镇割据局面形成。最后各方纷纷脱离唐王朝的统治而成为各自独立的政权，大唐逐渐走向衰落。

纵观唐朝的盛衰过程，我们可以从封建制度的沿革，即君主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措施方面了解唐朝的发展历程，从而更准确深刻地评价这段在封建社会中占据相当重要地位的历史。

封建制度的沿革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最为辉煌的朝代，是中国继汉代之后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唐代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参阅一些历史文献后，我就唐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方面作一分析。

一、 政治制度

唐朝的官制是在隋朝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完备和健全的。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所谓三省是指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三省长官同为宰相，六部是隶属于尚书省下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部的长官为尚书，副长官为侍郎。唐朝的三省六部体制已经十分完备，各个部门职责明确，部门之间相互配合，又相互牵制；各种职官分工细密，职守分明。而唐朝的地方官制，一般说安史之乱以前是州（府）、县二级制；至唐中后期则演变为道、州、县三级制。唐代的州、县都根据当地的地理位置、辖境大小、户口多少以及经济发达程度划分为不同等级。

在法制方面，唐朝的立法活动比较频繁。唐初的立法活动以修律为主，兼及令、格、式，而后期则主要是编赦和刑律统类。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永徽律》及《律疏》，此外，唐玄宗开元年间完成的《唐六典》是系统地记载唐朝官制的行政法典，对后代的行政立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司法角度看，唐朝后期开明的统治者都比较重视严格、划一、审制的原则，以便更好地解决社会矛盾，维护封建统治。

唐朝继承了隋朝的科举制，并逐渐加以充实、完善。通过科举考试制度，唐朝笼络和选拔了一批批有用的人才，改善了官场和吏制的状况，有利于削弱汉魏以来士族门阀对仕途的垄断，从而有效巩固和加强了中央集权。

二、 经济制度

隋末唐初的战乱，使人口锐减，土地大量荒芜，因此唐初颁行均田令，规定人民所耕田地由政府分等级授予；到唐中叶后，由于国家行政管理的懈怠，土地兼并情况较为普遍，均田制逐渐名存实亡，到“安史之乱”后便不复存在了。

与均田制互为表里的是户籍制度的沿革，唐朝初期，明确规定每年一造计帐，每三年一造户籍，并将全国人户按资产和人丁等情况划分为3等（后改为9等），每三年评定一次，作为征课的依据，中唐以后，三年一造户籍，三年一定户等之制，渐成具文。

唐代的赋役制度演变的情况更大，前期的赋役制度的主体是租庸调，除此之外，还有户税和杂徭，通常按照户等高下和人丁多少摊派。到了唐中叶，由于均田制和户籍制的破坏，租庸调制无法实行。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杨炎制定了“两税法”，其基本精神是以财产的多少为征税标准，扩大了赋税的承担面，多少改变了赋役集中在贫苦农民头上的情况，但在后来的实现过程中，逐渐成为人民的苛重负担。

三、 军事制度

唐朝建立后，在全面推行均田制的同时，恢复和整顿府兵制，使之成为唐前期的主要军事制度，其特点是寓兵于农、兵将分离。到了唐中叶，由于均田制遭破坏，募兵制逐渐取代了府兵制。唐玄宗出于对边疆用兵的考虑，在军事力量的分布上，变唐初的“内重外轻”为“外重内轻”，最后终酿成了“安史之乱”。唐后期的统治者，为了改变藩镇专兵、尾大不掉的局面，采取了派宦官监军、加强中央禁军等措施，又导致了宦官专权，受持废立的严重后果，唐文宗时期的“甘露之变”就是一个例子。中央集权的削弱，对军队掌权的丧失最终导致了唐朝的灭亡。

治乱兴衰的启示

中国封建社会曾出现过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它们被称为“治世”“盛世”。所谓“治”，包括“治理”（强调治理的措施和过程）和“治效”（治理的效果），因此统治者调整统治的具体政策及其效果都属于封建盛世的内容和基本特征。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就是封建社会里比较典型的两大盛世。

贞观之治

唐太宗继位后吸取隋亡教训，正确认识君民关系，善于招贤纳谏，调整统治政策。经济上沿袭均田制，实行租庸调制；政治上采用隋朝三省六部制；文化教育上推行隋朝科举制；民族关系上，通过军事、行政、和亲等方式，有效地实行了对多民族国家的管理，从而使社会比较安定，政治比较清明，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历史上称为“贞观之治”。

开元盛世

得力于唐太宗治理国家的基础，经过武则天的推进，到玄宗开元年间，政治安定，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在唐玄宗的励精图治下，整顿吏制，革除弊政，轻徭薄赋，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史称“开元盛世”。

从“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这两大盛世中，我们可以知道封建盛世局面原因：①前朝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使统治阶级注意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迫使调整统治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封建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②封建统治者能善于用人和纳谏，居安思危，励精图治。③统治者采取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政策和措施，使政治出现清明，经济出现繁荣的景象。④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统治者采取开明的民族政策和对外政策，使民族关系融洽，中外交流频繁。⑤广大劳动人民的物质生产活动创造了大量财富，这是盛世的物质基础。

尽管处于盛世，封建社会各阶级的社会地位仍没有改变，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没有变，因此，“治世”“盛世”之后，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政治黑暗，加上天灾人祸，往往会使一个王朝的统治走向衰亡。唐朝的“安史之乱”和“甘露之变”就给唐朝的埋下了衰亡的种子。

从唐史中，我们可以得出乱世局面出现的原因有：①统治者腐败；②中央集权被削弱而使地方割据势力膨胀；③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乱世局面形成的根源是中国封建经济的分散性，使得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贵族、官僚、地主等具有一定的割据性，容易形成割据势力。

中国古代封建国家治乱主要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治国方针、制度，同时也和最高统治者的素质与能力密切相关。大致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统治阶级是否认识到人民的力量，从而减轻剥削压迫，缓和阶级矛盾。

二、是否重视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发展，包括生产关系和经济政策的调整等，使之适应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的水平。

三、是否能重用贤才，整顿吏治，保持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

四、是否实行了合理的民族政策，维护民族的稳定，促进民族的发展。

五、是否采取了开明的对外政策，以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纵观唐朝的建立、发展、鼎盛、衰败、直至灭亡，我们可以得出许多治国道理，治论兴衰的启示让我们这一代人懂得很多，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财富。

唐朝是一个多民族的帝国，周边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也有所差异。唐太宗推行了一种恩威并用、相对宽容的民族政策，对于国家兴盛和社会和谐都有重要影响。

唐代把中原以外地区分为蕃部与绝域。《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传>》载：“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蕃及坚昆都督府，北至契丹、突厥、靺鞨，并为入番，以外为绝域。”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种华裔一家的政策使唐代民族融合达到一个新高度。许多外国文武官员在中国做官，周边少数民族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北边少数民族修建“参天可汗道”，以便进一步密切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往来联系。唐代对外开放是以内部的民族和睦相处为重要政治基础的。

在对外政策方面，唐代继承和发展了前代的册封体制，并创造了新的羁縻体制。册封制度要求所有与唐朝建立外交关系的番邦和绝域都必须接受唐朝的册封。唐朝通过册封域外政权首领为“可汗”、“王”，确立自己的政治主导地位。由于唐朝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和文化最先进、政治和军事最强盛的国家，域外政权也借助唐朝册封的权威来对内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外防范强邻的侵犯，同时也借以吸收和引进先进的文化。

羁縻府州是指唐朝在接受其政治领导的番邦和绝域设立的州和都督府。它们不同于内地的“正州”，其都督、刺史均为各部落和番国的首领，诸如可汗、叶护、国王等，朝廷发给印信。其辖区不变、自主内部事务的权力和称号不变，朝廷所授予的“都督”、“刺史”称号也与其首领一样世袭不替。这样，各部落首领一方面接受唐朝的册封为可汗或王，另一方面又被授予国家官职都督和刺史．从而使唐朝与周边建立了更强有力的部族宗主隶属关系。

在这种政策指导下，周边部族和域外政权对唐朝的外交往来都被纳入朝贡关系中。鸿胪寺是主管接待外蕃君长和使节朝贡的机构。凡是对唐朝有朝贡关系的部族或国家．都被发给12枚雌鱼符，上面刻有蕃国的名字。该国使节来朝，必须携带鱼符，正月来朝，带第一枚，二月带第二枚，依次类推。唐朝内部另有雄鱼符12，以相勘合。使者进京，有典客署安排馆舍与资粮供给。蕃国进贡给朝廷的物品，入境时州县要具箱封印送京，具名数报于鸿胪寺。寺司验收后知会少府监及市司，由他们聘请“识物人”(专家)辨别物品，是否值得奏送朝廷，并确定其价格，以便作为出售或朝廷回赠的参考。使者回蕃，皇帝赐物于朝堂，也由典客佐其受领，并教其拜谢的礼节。

国家的统一和疆域的辽阔，为唐代的中外交通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唐代后期，宰相贾耽在《皇华四达记》中记载了其时对外交通的七条路线。

总之，唐代的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是唐代繁荣的物质基础，同样．通过册封制度、羁縻府州制度，为唐代营造了一个和谐的民族关系、相对平稳的外部环境．从而为开放与兴盛提供了政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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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对外文化交流中,唐朝对外实行什么政治?这一政治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对唐朝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