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创作小说任务及背景分析

对金庸小说中历史背景以及人物的评价~~~~快啊~

　　金庸和梁羽生都有非常深厚的文学功底，尤其是中国的古典诗词。可能跟大多数读者的感觉不同，我甚至觉得梁羽生的诗词工夫更擅一筹，而金庸的涉及面要宽很多，对历史文化古籍的研究有独到之处，这使得他施展腾挪大法时得心应手，能够随手拿来为文增色。

　　男女情事的描写在每部作品中都是塑造人物的关键之处，两个人的笔下这类事情都比较干净，很少有做作肉麻无病呻吟之处。欧阳克如此一个寻花问柳之辈，对黄蓉的感情也是很真。比较而言，梁羽生作品这方面的表现稍差一些，不像金庸笔下男女主人公你来我往，从情愫潜生至柳暗花明，一步一步走来般引人入胜。在我看来，金庸是写男女情事的大专家，他对男女心理的刻画令人叫绝，因此也真不明白为什么琼瑶有那么多的读者。

　　对于朋友之义，我感觉两个人并非没有着墨，但鲜有古龙笔下的李寻欢阿飞这种朋友之情。天龙中倒是有三个男主人公，可很难说他们之间的情义到了李阿的程度。倒是江南七怪之间的义气让人感叹。

　　所有的作家都各有所长，对他们的要求就如同郭靖在桃花岛听黄欧萧筝之战时所想：明明一方再高一点便可讲对方击败，可为什么做不到呢？郭靖后来相通了，想必你我大家也想得通。

　　来个排名吧（这下争论大了，千万别跟我打嘴仗…）

　　金庸作品： 射雕，笑傲，鹿鼎，飞狐…
　　金庸人物男性：郭靖，令狐冲，乔峰… … … … 小宝
　　金庸人物女性：程灵素，黄蓉，郭襄

　　梁羽生作品： 云海，萍踪，七剑…
　　梁羽生人物男性：金世遗，张丹枫
　　梁羽生人物女性：吕四娘，李沁梅


　　不得不进入人物世界。
　　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对武侠小说来讲我感觉还是应该围绕人物展开，其他的三个方面不应冲淡此中心。基于上文谈到的大背景，个人情义与国家民族大义的冲突使他们笔下一个个形象饱满鲜明。

　　郭靖，乔峰应是其中典型。郭靖，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虽然自小愚笨，但大是大非从不含糊，呕心沥血保家卫国。乔峰身上的血性更是不用花费任何笔墨。梁作中的张丹枫最有资格划在民族大侠的行列，其身世其言行让我总是想到刘松仁主演的萍踪侠影，让我想到啼血的杜鹃（很奇怪，我也不知为何）。吕四娘的色彩相对于他们三位要差一些，但作为侠女来讲很不容易了，爱恨情仇和比较宽广的视野胸怀俱存（几位女大侠不要说我重男轻女啊，呵呵）。

　　令狐冲是我在这些作品中除郭靖外最欣赏的形象，他有诚义情义，但不墨守成规（除了师门的事情之外），尽管不时装作几分洒松，但内心纤细脆弱的他活得却是很累。金世遗张无忌的人性和遭遇颇让人感慨，他们作为历史的角色并不很关键，张无忌虽挂着明教首领的头衔，但感觉明教的扯入本身就很有几分牵强。杨过我不想评论，尽管我们是本家，但很不以他为然。而那个小宝呢？>中张卫健的扮相让我感觉很到位（至少比陈小春的印象深，不过梁朝伟和周星弛的小宝我没看过），很痞的一个有情有义有爱有恨办事伶俐果断的自私的侠义人物，简直复杂到了极点。且不论我是否欣赏他，金庸的笔下能出这么个形象就让我佩服的很。

　　事实上，金庸的每一部作品都至少给读者留下性格很鲜明的一个人物，相对来讲，梁羽生可能太拘泥于历史的冲突，没有给人性太多发挥，使得他的那么多人物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凤毛麟角。七剑下天山能说是围绕凌未风来写的么？而孟华兄弟真如同小说名字那样，给我们的印象如流星一般。只有张丹枫，金世遗，吕四娘，冯琳，厉胜男等寥寥几人。

　　云海玉弓缘被许多读者推为梁羽生的精品，心有戚戚焉，其中厉胜男的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让我感觉美中不足的是很少给她直接描写，多以别人的印象来衬托。性格如此复杂的一位女人，刻画手法颇类似赵敏殷素素任盈盈出现的前期。作为小说的女主人公，她们是不是需要站在主体的地位，由作者来描绘而不是总由他人来反衬呢？而金世遗，有时候我把他跟令狐冲联在一起，觉得这两个人都有些可怜，但令狐冲还是稍显幸运写。金世遗，梁羽生给的名字注定了他凄苦曲折一生。


　　说说武功吧。梁羽生笔下武功顶呱呱的正派角色分布不广，玄机老人一支和天山一支，占据了武林的半壁江山。金世遗中年之后也指点了不少人物，成就了不少人才。总的印象是，金庸对道家颇几分推崇，钟南山和武当山为罪的次数较多，而少林武功的博大精深根深蒂固（以觉远和扫地老僧可见）。张无忌郭靖杨过等等的武功跟僧和道的武学修养有着扯不清的关系。五岳中华山派也不乏响当当的角色，令狐冲和袁承志是其中代表。对于西南边陲的段氏，千万不可忽视。

　　天山一支被梁羽生大大赞叹，并归入武林正宗甚至领袖的行列，跟金庸小说中南武当北少林兼五岳的武林归宗颇不相同。我感觉金庸相对来说更“正统”一些，至少从武功最高者的归属上接近于此。并不是说天山派就不值得推崇，事实上正是梁的作品让我对天山非常向往。只是跟我的最初印象不同，要知道武当少林的名声流传了多少年啊！各种武功中让我最皱眉头的是梁羽生笔下一遍又一遍的“天魔解体大法”，唉，真是一种救命（抑或催命？）武功。

　　从另一方面来讲，梁羽生的“正统”体现在很少让主人公通过吃草喝药长功力。找到什么邪气的武功密籍很普遍，但细细数来，梁的笔下还真少见吃蛤蟆饮蛇血的蛇例。金庸笔下的邪性的事情很多，尤以天龙八部为甚。除了其中的几个人物外，我对这部作品评价很一般（原因自然还有金庸杜撰的几个背景颇让我感到莫名其妙，尤其是雁门关外中原武林跟乔峰一家子的恩怨）。


　　前几天忽然有了兴致，草草翻了翻梁羽生的天山系列和张丹枫系列，把金庸的射雕也温习了一次。突然发现两人作品中居然有一些人名（自然并非很重要的人物）很相近，甚至相同（当然并非仅指射雕）。在此我想并没必要班门弄斧地点出，比我痴比我细的武侠迷武侠通想必早已看到。

　　这点发现自然无关痛痒，倒是他们作品的其他部分颇令我着迷。并不敢针对两人的高下做比较，那只会引来无休止的争论。仅仅就作品谈作品，与各位回顾。

　　就历史和事件背景来说，两人的作品大多关注在宋元明清，是典型的民族矛盾错综复杂时期。宋与辽金蒙的战火；汉人间争夺江山的明初明末；明与清之间数不清的恩恩怨怨。跟陈青云卧龙生之流不同，金梁的作品都架构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对汉族的读者更有吸引力。很奇怪梁羽生对张士诚及其相关事宜的推重，不知道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在其中。

　　小说主角展现自我的场所分析起来也有几分意思。梁羽生对遥远的天边很感兴趣，有冰山，西域，海岛，草原，自然还有少数民族的生活。金庸的小说自然也少不了天涯海角，事实上武侠身上千奇百怪事情的发生怎能少得了名山大川沙漠荒滩呢！为体现人物内心的尔虞我诈和身手的飞檐走壁，皇宫大院也是必备的演出场所。

　　但总体来看，金庸小说的主体最终还是回到中原大地来打江山，而梁羽生小说中的人物相当大比例经常在天之涯海之角练功比武杀敌。
　　对金庸《射雕英雄传》郭靖的人物评价

　　我看过金庸的很多小说，对《射雕英雄传》有着独特的好感，也许是因为金庸这篇小说的人物塑造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尤其是郭靖。
　　郭靖是个大侠，他不会象韦小宝一般玩世，不会象张无忌最终归隐，他的一生都为民谋利，为国出力，他性格梗直不屈，待人宽容友善，为国忠肝义胆，他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象他的小红马一样奔驰在事业的边疆，青年就领蒙古军争城掠地，平定西域，吞并金国。是成吉思汗的虎将。南归后，武艺得到老一辈的极力推崇，隐隐有新一代武学大师风范。再加上对国事的关心，很快成为武林中的新一代领袖。蒙古军南征，他率武林人士艰守近十年，直到城破身亡。英雄一生，可歌可泣，他是金庸人物侠之大者。
　　对武功，郭靖的成就也不错，华山论剑接黄药师300招不败，以后更是不断修为，炉火纯青。可惜他的悟性极低，成为武学大师简直是奇迹，多亏碰上N个明师的指导，再加个人的超人勤奋！但是，他只会停滞在前人所到的地步，他天资鲁钝，没有创新，不可能闯出什么郭家拳或郭家剑来。
　　可交际是郭靖的一大弱点。当我看到郭靖当着黄容的面跑出门追穆念慈时，都被他吓出了一身汗。穆念慈怎能比得上黄容？（个人认为啊）就算比得上黄容也不能当着黄容的面追出去啊！
　　当杨过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耍的他团团转，除了兵法武功，他对人情世故知之甚少。要不是精明的黄蓉，他很多时候都要尴尬死。家有贤妻，真是他的福分啊。
　　金庸要告诉我们些什么？笨鸟先飞，好！事故圆滑，不一定就不好！

　　论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本文尝试描述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三个基本特征，由此对金庸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男多女、众星捧月的爱情模式展开分析，并探求这一模式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揭示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没有真正获得独立人格这一事实的缘由。最后就新派武侠小说在两性关系问题上的困境进行初步思考。

　　金庸的十二部长篇、两部中部、一部短篇小说，除短篇《越女剑》和中篇《白马啸西风》外，主人公全部是男性，女性形象的数量、深度、厚度都远远不及男性形象。然而金庸仍然创造出了一系列呼之欲出、各具神韵的女性形象，这就为本文提供了合适的分析对象。

　　和其它文学种类相比，武侠小说是典型的男性写给男性看的书。在近年来越来越深入扎实的金庸小说研究中，探讨两性关系、爱情、女性的文章不多。最有收获的是三方面：一是探讨侠义进取精神和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重塑；二是反思正统文学史对金庸和武侠小说的偏见，进而就“雅俗之辨”进行思考；三是归纳和评价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手法。

　　第一方面的研究收获最丰。陈墨在《金庸小说与汉民族的文化批判》巧妙地指出金庸，“往往不自觉地褒扬少数民族，贬抑中原汉人”，从早期“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中跳出来”，批判汉族文化中虚伪、柔弱的方面。严家炎的《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指出，和传统武侠小说相比，其现代精神表现在否认“快意恩仇”、滥杀无辜；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用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民族问题；放弃正邪两分观念，“以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考察各派斗争”；人生观兼顾“社会责任与个性自由”；特别可贵的是“潜藏独立批判意识”，尤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冷成金认为金庸小说“以充沛的现代意识为主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和阐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与此相似，周宁发现众多男主人公的父亲“缺失”，他们的“身世之谜是民族命运的象征”，而“武侠小说创作和阅读使华人在幻想中完成文化认同式”。严伟英详细梳理了《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顺时间考察金庸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感情变化，推测写《侠客行》前金庸经历了骨肉惨剧，而李敖在《我的自白书》中提到金庸曾夭折一子，大恸——笔者佩服严伟英敏锐。

　　第二类题目有林焕平的《关于文坛重排座次问题》、孔庆东《金庸小说的文化品味》、刘炳泽《金庸的末班车与文学观念的变革》、陈墨的《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总的来说，金庸小说的价值和地位正在得到越来越明确的肯定，传统的“学院研究”对金庸和整个通俗文学采取了越来越开放、理智的态度。

　　第三类题目数量较少，宗源把金庸与英国间谍侦探小说家勒卡雷进行比较，侧重艺术手法，认为二者都达到了“雅俗共赏”的高境界。《浅谈金庸古龙的创作方法和风格》侧重求二者之同，没有指出二人各自的特点。严家炎从金庸小说为什么吸引人切入，总结其情节上的继承、借鉴与创新。冯其庸借《论〈书剑恩仇录〉》，指出金庸小说的风格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现实主义基础上的浪漫主义精神，大写意的手法，重在塑造人物的精神气质。”作为红学专家、著名学者，冯先生著文本身就是对金庸小说的褒扬，证明学术界对金庸小说的接纳与肯定——当然，仍有不同意见，但不改变总的态度。

　　特别突出的是陈墨的金庸研究系列著作，《金庸赏评》、《金庸小说赏析》、《金庸小说之谜》、《金庸小说人话》、《金庸小说艺术论》和《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共近200万字的书稿”。此外金庸的散文和评论亦散见各处，如《韦小宝这家伙》，深入浅出论述了韦小宝和中国人的性格，《金庸论侠》是他在北大回答学生提问的记录。金庸一手写小说一手写政论，想来他的政论在大陆出版应该不会遥远，这将成为金庸小说研究的重要材料。

　　和本文一样专门论述女性形象、两性关系的专题文章甚少，主要散见于第一类论述“小说——文化”的文章之中。陈墨在《金庸小说中的爱情观》里指出，金庸笔下爱情的特点是“广泛性多样性”和“深刻性独创性”，写出了“爱与人性、命运、道德、伦理”的关系。古代的郭靖、杨过和张无忌的形象中，实际上注入了现代意识。他举陈家洛、石清不敢爱“女强人”的故事为例，指出金庸揭穿了“男人强大的神话”，“写出了某种真相”。韦小宝娶了七个老婆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男女关系的文化景观”。

　　严伟英紧密结合作品指出《神雕侠侣》的爱情描写表明当时金庸的“写作思想处于重要转折阶段”。师徒相恋、女方失身两个关键情节的设计有很强的叛逆倾向。胡一刀夫人的形象标志着1959年其“言情创作步入成熟”。严伟英独具慧眼地指出，在古代男人多妻，实际生活中丐帮帮主完全可能嫖妓，婚姻常常有金钱考虑等等，而金庸一概抹去这些“世俗特征，维护爱情童话的纯洁性，维护童话人物的更高尊严”。孔庆东指出“金庸写情不逊于任何人，广度、深度、力度均为大师级，是言情又超言情”。冯其庸一针见血地批判陈家洛献出香香公主“既无情又无义”，“表面上是陈家洛自己作出了牺牲，实际上是污辱了喀丝丽”，对才智武功兼备的美人霍青桐一掬同情泪。

　　本文试图在考察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对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做相对集中全面的分析，分析对象以十二部篇的女主人公为主，她们是：《书剑恩仇录》——霍青桐、喀丝丽；《碧血剑》——夏青青；《射雕英雄传》——黄蓉；《神雕侠侣》——小龙女；《雪山飞狐》——-苗若兰；《飞狐外传》——袁紫衣、程灵素；《倚天屠龙记》——赵敏、周芷若；《连城诀》——戚芳、水笙、凌霜华；《天龙八部》——阿朱、王语嫣；《侠客行》——阿绣；《笑傲江湖》——任盈盈、岳灵珊；《鹿鼎记》例外，七个女子都不能算女主人公。

　　金庸赋与这些人物青春、美貌、聪敏和善良，但这些都只是表面的共同特征，真正的特征必须是人物的灵魂精髓和人格核心，是全书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性格基础”，渗透在人物的一切言行中，而且对全书思想寓义的最终形成不可或缺。按此标准，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具有如下特征：她们是“爱情动物”，有“仙化”倾向，以她们清纯的性情反衬男性世界的污浊。

　　爱情动物：“爱情动物”可以概括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最核心特点。

　　不但上述十余人，包括书中的大小配角，几乎无一例外。她们在书中最主要乃至唯一的功能是作为男主人公的追求者、追求对象、恋人或妻子。金庸笔下的母亲形象少而单薄。男主人公的母亲里，着墨最多的是张无忌之母殷素素。《倚天屠龙记》里前十回她实际上担任了女一号的任务，但她在书中主要是“张翠山的恋人、妻子”，而非“张无忌的母亲”。

　　她在张翠山自刎后毫不迟疑地殉情，当时张无忌只有十岁。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胡夫人，她殉情时胡斐尚在襁褓之中。刀白凤并没有为独子段誉选择生存。

　　这些“母亲”在男女爱情和母子亲情间倾向于前者，更加弱化了她们的“母亲”角色。《侠客行》后记中金庸称这部书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但闵柔是否石破天之母不能完全断定，即使假定是，金庸对其母子之情的描写仍然很单纯，没有写出深厚的层次感来。

　　女性在小说可能担任的两种最常见角色其中的一种淡化得近于无，使得她们在爱情中的表现更加突出。离开爱情故事的框架，她们的美丽与善良无人能赏；她们的勇敢与多情也将失去“用武之地”；她们的才艺点缀在自己的爱情里，更点缀在书中。尤其是她们的去留行止紧紧追随意中人，并且常常是女性主动相随，这在古代的真实生活中不能发生，却在金庸小说中多次出现：《书剑恩仇录》中总兵千金李沅芷“霍霍青霜万里行”，仗剑追赶余鱼同；《射雕英雄传》里穆念慈一路偷偷追随杨康，只为在窗外偷偷看他一会儿；《天龙八部》里王语嫣这个标准闺秀竟跟着慕容复万里远赴西夏，钟灵离家寻找段誉竟至脸上微有风霜之色；《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多次尾随张无忌，关键时刻就冒出来；《笑傲江湖》里仪琳和父亲不戒和尚下恒山上华山找令狐冲，而圣姑任盈盈以未嫁之身背一个青年男子到少林寺治伤，在中国古代简直匪夷所思。

　　为什么这种历史上乃至当代都有罕有的情形在武侠小说中并不让人感受到突兀和虚假？

　　诚如华罗庚所言，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武林（江湖）这一特定的、虚构的世界，固然非古代社会所能比，甚至也比当代社会自由。在这个亦真亦幻的世界里，作者和读者达成默契，对许多社会规范和现实限制忽略不计。然而言行自由度的超现实不等于人物性格和知、情、意的超现实。“霍霍青霜万里行”令人信服，不仅因为李余二人身在江湖，更由于它符合人性的真实。在古代里可以找到许多女子愿意随恋人、丈夫远行而不得的例子。李白的《长相思》：“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杜甫的《新婚别》：“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皇。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正是有这种深沉热烈的感情做基础，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种种惊世骇俗追求爱情的言行，虽然违背历史的真实，却达到了人性的真实。

　　金庸笔下的男性形象不乏有情人，他们同样为爱情付出真诚和执着。

　　郭靖专一、杨过不羁于世俗只求真情实现、丁典的执着、段誉在爱情中的痴迷与无私……丝毫不比女性在爱情中的表现逊色。但男性形象在爱情之外还蕴含着国家政治、民族关系、社会规范与个性自由、理想人格、人生价值等等多层次、多方面的角色功能。女性形象显然远不如男性形象内容丰富。她们的整个身心投入爱情之中，她们的命运系于爱情中，她们的形象在爱情和婚姻中完成。如果可以粗略地把一个人物的结局归入“悲剧”或“喜剧”，那么女性形象不必考虑是否有事业、国家、人生等其它层面，她们只有爱情，两情相悦、得成佳偶便是“喜剧”，相思无望、遇人不淑便是“悲剧”。男性形象显然远不止此。《射雕英雄传》结尾：“两人一路上但见白骨散处长草之间，不由得感慨不己，心想二人鸳盟虽谐，可称无憾，但世人苦难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对国家命运的担心主要来自郭靖，而非黄蓉。《倚天屠龙记》结尾时，张无忌事业的失落、人格的大缺憾、他关心的百姓命运，一系列问题都没有答案，心满意足的只能是赵敏而非张无忌，更不是读者。所以，同是有情人，同在为情苦，女性形象的核心特征是“爱情动物”，男性形象则不是。

　　与善良纯情的女主人公们不同的是另一类型的女性：怨妇。《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侠客行》中的梅芳姑，《天龙八部》中的叶二娘、秦红棉、王夫人、康敏，《笑傲江湖》中仪琳之母哑婆婆。爱情的失败使她们变得乖戾、暴躁、自私，甚至狠毒。表面上的强悍独立，恰恰源于一种深刻的依赖心理和狭隘的人生境界。她们认为应该供自己依赖、欣赏自己、照顾自己的男性让自己失望了，所以她们有权不负责任、报复社会。菟丝草依附大树未遂，便变成了毒藤，终其一生也没能长成一棵树。

　　纵观金庸小说主要女性形象，唯一一个不能归入以上两类的例外，是《笑傲江湖》中的恒山派掌门人定闲师太。这位是得道高尼，胸怀宽广、勘破生死，坚持正义而又不拘泥礼俗，临死前将掌门人之位传给当时“声名狼藉”的令狐冲。这一惊世赅俗的选择意味着定闲师太超越了三重观念：一是门户之见——令狐冲不是恒山派弟子；二是正邪之分——令狐冲早已走上“邪路”；三是男女之别——让这个青年男子领导和管理一群尼姑。更难得的是做出这一选择时她是那么从容、自然，既无疑虑，也不自得。同为“反封建礼教先行者”，和杨过之“狂”、黄药师之“邪”相比，定闲师太无视礼教而不以为意，俯视人生而不以为傲，境界更高。囿于史实，金庸未能给定闲师太更高的声望和地位，但她的精神光辉完全不逊于《天龙八部》里的灰衣僧和《倚天屠龙记》里的张三丰。这一女性形象是罕有的不以爱情为生命的特例，她代表的人生境界和哲理寓意超越了日常生活层面，已经极少性别色彩。

　　仙化：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的第二特点是“仙化”。

　　黑格尔认为：“爱情在女子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和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相适应，金庸笔下的女子普遍美丽、健康、善良、纯洁，在刀光剑影、血腥权诈之中读来，更觉清新爽目。实际生活中女性的小器、自私、虚荣、乖戾，金庸很少写到。略有一点放到年轻女子身上，也都在可谅、可解、可怜甚至可爱的范围之内。黄蓉的小器刁蛮使人觉得是出于对郭靖的深爱；温青青吃醋吃得有些过头，但她因为自己是私生女一定很自卑，也可以理解；小龙女愿意帮蒙古人，因为他们赞成自己和杨过的婚事，有些人觉得是“不识大体”，有些人却恰恰爱她“不食人间烟火”；戚芳意志不坚，没能一直忠于对狄云的爱情，但她一生善良、命运不幸，让人叹她怜她不忍责怪她。

　　在对女性形象普遍进行“净化”之外，金庸营造了一系列情景交融的“美人出场”意境。每逢写到这里，文字如词赋般文雅典丽。

　　黄蓉第一次以女儿身出场是在梅林边的湖上，四周冰雪莹然。《天龙八部》里钟灵、木婉清、阿碧、阿朱、王语嫣，更是“美”不胜收。阿碧出场，紧接在鸠智摩和段誉的性命相博之后，气氛为之一缓。阿碧浑身上下散发着吴越文化的气息，人品与方言、山水、民俗高度浓缩在阿碧出场的这一段文字里。没有对家乡文化的深彻了解和深切眷恋，阿碧的出场不会这么精彩。《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出场神秘而幻丽，旅途之中突然把男主人邀到秀丽的园林中喝酒。金庸此处写赵敏重在写神韵，她身上各种气质混杂，每一种气质都预示看这个人物形象的一个侧面。

　　仙化倾向最集中的表现在两部书的女主人公形象上。她们几乎被塑造成仙女，具有绝俗的美貌和风姿、内心纯洁天真、不知世事，心地和身上的衣服一样洁白无瑕。一是《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一是《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

　　香香公主的美被金庸用浪漫手法大加渲染，“那少女的至美之中，似乎蕴含着一股极大的力量，教人为她粉身碎骨，死而无悔。”香香公主的眼泪能让清军士兵愧疚自杀，让残忍鸷刻的清朝统帅兆惠“心肠竟也软了”。她的美被赋与了净化灵魂的力量，近于仙子。

　　香香公主的美来自她极端的纯真、善良，小龙女的美则来自她极端的冲虚、宁静。香香公主更多现实生活的气息，她有亲情关系，有政治立场，深刻地卷入了全书主要矛盾，即反清复明的红花会与清政府的矛盾。小龙女这一形象则显然是受《庄子》启发而创造出来的。“藐射姑之山，有神人居焉”。她没有亲人，与古墓外的世界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和感情联系。她唯一“有所求”的，是与杨过的爱情。正因为没有其它任何东西可为之分心，她的爱情特别强烈执着。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会如此“仙化”？首先，武侠小说的主要阅读对象是男性，而且是通俗作品。与高雅文学相对，通俗文学主要是追求普遍性而非精英气质，追求阅读中的认同感受而非独特的个人体验，追求对现存文化的认同而非对现有文化的反思（当然，金庸小说在许多地方已经达到了雅俗共赏进而溶解“雅俗之分”的境界。不过在“仙化”女性形象这一现象上，金庸更多地倾向于通俗）。不论男性读者的文化层次、生活经历、气质性格如何千差万别，对异性美的欣赏和向往却不会相差太多。美丽的女性形象为书中的主人公，更为读者，在紧张的生活和巨大的“事业压力”之外提供了使他们愉悦、放松的审美对象。金庸采取通俗的姿态把女人美化，但不堕入庸俗。写女性和情爱时绝不涉及色情，即使在香香公主裸浴、小龙女被奸污这样“有机可乘”的情节上，作家的分寸拿捏得仍然很准。这与金庸的家世和修养关系很深。海宁查家在清代号称“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进入本世纪，海宁查家仍然俊彦辈出。文学上有诗人、翻译家查良铮（穆旦），小说家、政论家查良镛（金庸），音乐上有歌唱家蒋英（钱学森的夫人、金庸的表姐），政界有查济民先生。金庸的作品是传统文化中诞生的奇迹，他本人亦是几百年传统家学熏陶出的“宁馨儿”。

　　和金庸恰恰相反，古龙把中华传统文化中和现代西方观念中女性观的糟粕“兼容并包”，他笔下的女性风尘气重，他精心渲染的“林仙儿”恰恰毫无仙气。严伟英《辉煌掩不住的阴暗》对古龙小说两性观念的“恶俗”剖析得针针见血，不用我再废话。

　　金庸“仙化”女性的第二层原因是他在女性形象身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寄托着他对理想人性、对“人应该过什么样一种生活”的憧憬和设想。香香公主是生长于大漠的回族少女，小龙女是古墓里长大的孤儿。她们与现实生活、与汉族文化、与俗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相隔绝，保存着一片纯洁心田。这正折射出作者对自己所处的文化深刻的批判，对男性处境地的无可奈何——书中的男性很难摆脱两种选择：或失其本心成为“坏蛋”，或坚持真心成为“倒霉的好人”。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没有仙化的男性形象？为什么金庸关于理想生存状况的设想没有寄托在着墨更多的男主人公身上？

　　男性主人公中人格高尚健全的不乏其人，但他们都很坎坷、艰难，甚至极为不幸。实际上仙化女性恰恰表明小说作者没能更深入地了解和剖析女性。金庸对男性的人格、男性的成长、男性在社会中的处境、男性的内心世界，显然远远比对女性把握得更准，体会得更透，思考得更多。这很自然，每个个体了解人类的心灵最主要的途径就是体察自已的心灵。作家笔下的每一种情感和情境，都是他在心中经历过的。我们永远不会说出自已从未想过的言语。

　　小说史上一号主人公与小说家几乎总是同性别的，佳作更罕有例外。

　　因为不了解，所以才有幻想的空白。古今中外男性作家创造“完美的女性”，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能像了解男性一样彻底地了解女性。神秘和无知成正比。他们总倾向于塑造女性形象来寄托和代表光明、爱、和平、智慧这些“圆满”的意象，大约是他们对男性、对自已失望之余，于是以为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可以开发的品种——女人。但丁的贝阿特丽采、歌德的“永恒之女性”、里尔克诗歌中潜藏的智慧沉静的女性听众，莫不如此。

　　反观女性作家，她们笔下女性的可笑、可鄙、可怜、可恶、可恨大多比男作家入木三分。当然女性作家也一直不断地重造人格美好的女性形象，但夏洛蒂．伯朗特的简．爱、简．奥斯汀的伊丽莎白和爱玛、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拉姆奇太太、乔治．桑的雅典娜、狄金森诗中的抒情主体，仍然是尘世凡人。她们除了明显的人格缺陷外，更和残酷纷繁的现实有着极紧密的联系。她们和男性一样在挣扎、在艰难地寻求、在被压迫、在妥协，绝不是生来完美、纤尘不染。女性比男性更清醒地知道：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仙女。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香香公主魔法般的魅力在男性世界里不论回汉、长幼、正邪都所向批麾，可到骆冰、李沅芷、周绮、关明梅眼中，她的光环消失了，还原成一个极漂亮的少女而已。周绮看不惯她，为霍青桐打抱不平，关明梅本来准备杀她，她们都认为香香公主违背了道德准则。金庸或许没有明确意识到两性眼中的“仙女”何其不同，不过他忠于生活，透露出部分实情——对女性形象的仙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天然的两性吸引和男性对女性的无知。其实，男性的恶德和弱点，女性一样不少。

　　人性与性别没有联系，性别只不过和时代、地域、年龄、民族一样，使人性呈现出表面的多样性。仙化的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男性欲望和幻想的投射，而不是女性本身。

　　“清女”与“浊男”：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她们组成的至情至真的女性群体与权利熏心的男性世界形成鲜明对照。

　　男女爱情为人类诸多感情中最强烈、最丰富、最有诗意的一种，它产生在人最敏感、最有活力的青春岁月，一直被作家们作为人类真性、真情、真心的代表和象征。文学中“爱情”的内涵几乎总是远远大于现实中的爱情。以“爱情动物”为人格核心的女性群体自然可能构成“至情至性”的载体。恰如曹雪芹把他的理想寄托在大观园里、女儿国中。

　　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符合历史现实和中国女性的客观状况；第二个特征“仙化”则代表了作者对女性人格的主观评价。在这两个特征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的方法一看，我惊奇地发现金庸小说中“女清”“男浊”竟如此分明。

　　金庸揭露人性丑恶的代表作是《笑傲江湖》、《连城诀》。两部书都是寓言。《连城诀》写夺财，《笑傲江湖》写争权。人性的贪婪、自私、阴险、奸诈、凶残、虚伪集体亮相。然而，在这两个群魔乱舞的世界里，竟然找不到一个女性是奸邪之徒。《连城诀》里较重要的男性角色，除了狄云和丁典，全都是贪婪控制的魔鬼。书中女性形象很少：戚芳、凌霜华、水笙。

　　她们的家庭背景和武功学识各异，但不约而同地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中保持着纯朴的心。 在未知人世险恶前，她们的纯洁善良不足为奇，动人的是在遭受邪恶欺骗和暴力迫害之后，知道了人世险恶仍然坚持着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最具有震撼力的情节是戚芳在马上就可以和狄云逃走前一刻，出于夫妻恩情去救丈夫，被泯灭天良的丈夫匕首刺胸而死。

　　戚芳缺乏赵敏、任盈盈那样的识人慧眼，也缺乏黄蓉、阿朱面临困难和障碍时的坚定意志，然而这个纯朴的乡下姑娘却用生命证明了她是多么无心机。《笑傲江湖》人物更多，规模更大，严伟英在《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中推测“几年后创作的《笑傲江湖》，基本框架就仿佛从《连城诀》脱化而来”。和《连城诀》一样，《笑傲江湖》也没有“坏女人”。书中有姓名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任盈盈、岳灵珊、仪琳、曲非烟、宁中则、定静师太、定闲师太、定逸师太、蓝凤凰、老不死、哑婆婆、王夫人。她们不争名利，不施阴谋，不害人。岳灵珊移情别恋也许让一些读者忿恨，然而金庸在书中安排了足够有力的理由，没有写明而已。

　　一、余人彦调戏扮成酒家女的岳灵珊，林平之仗义误杀了他，表面上这条人命成为林家灭门的缘由，但岳灵珊焉能不感激林平之？钦佩林平之？

　　二、令狐冲在林平之入华山门下之前已经结交“采花大盗”田伯光，中间夹进另一个美貌少女仪琳，这不可能不影响岳灵珊对令狐冲的印象。

　　三、岳灵珊负责直接指导林平之练剑，朝夕相处。恰恰此时令狐冲在山顶面壁一年。请注意：这两件事都是岳不群安排的。从后文岳不群使“冲灵剑法”诱劝令狐冲重归华山看来，他当时完全了解独生女与大弟子的感情进度。岳灵珊是岳不群手上的一颗棋子，用好了，全盘皆活。她若和林平之成亲，岳不群则可以父亲和师父的双重身份享有他早已垂涎的《辟邪剑谱》。后来令狐冲身价飚升，他又可以把已经与林平之订婚的女儿当作最有效的诱饵来钓令狐冲。

　　完全可以设想令狐冲面壁那一年，心思如此缜密的岳不群不会对岳灵珊和林平之的关系无所作为。所以岳灵珊实在是一枚可怜又可悲的棋子。这枚棋子至死痴情不改，一支福建山歌伴着她走向毁灭。

　　“男浊女清”的对比除了体现在对财富名利权势的不同态度上，也体现在男女对待爱情、两性关系的不同态度上。

　　金庸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观都很纯洁、很现代化，男主人公爱情观高出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和旧武侠小说之处，陈墨在《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中归为四点：爱情关系一对一；美女不再是给英雄的奖赏，英雄一样经历爱情的磨难；女性及其爱情故事在书中占据中心地位；将女性、爱情、婚姻视为人生重要内容。

　　然而金庸的浪漫精神并未阻碍他揭露男性在两性观念上的阴暗面。小说中有三处情节颇耐人寻味。

　　一是《笑傲江湖》中岳不群与蓝凤凰在船上会面。蓝凤凰爽朗大方、霁月光风，正是“人”该有的样子，反而引得“君子剑“和弟子们心神不宁。我以为这里的假道学可以与鲁迅的《肥皂》对比着读。

　　二是《连城诀》中汪啸风决意抛弃水笙的心理过程。最初他考虑过接纳被血刀老祖“玷污”的水笙——实际上未成事实。这代表了传统道德对男性“高标准、严要求”的一面，要求他们承担一切，其中也不无自视甚高的成分。然而随即另一种想法占了上风，娶一个失贞女子岂不颜面扫地？前后两种观念完全相反，然而都不是叛经离道、荒谬绝伦，它们都在正统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允许范围之内。

　　汪啸风对水笙的抛弃含有一个前提：水笙不是人。推理如下：财产和物品没有知情意识，抛弃破损的财产不会使它们愤怒、恐惧或屈辱→抛弃水笙时不必考虑她的反应，水笙不具有知情意识→知情意识是人特有的→水笙不是人。社会道德体系很复杂，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层次适用于不同的范围，达成和平共处。尤其要注意，默许的而不是宣讲的、不成文的而不是成文的、下意识的而不是理智选择的道德规范，实际上在的生活中更有力地支配着我们的行动。一种规范、一种价值观如果常常被学者挂在嘴上，写入文章中，刊在头版头条，恰恰证明它尚未真正溶化成为支配社会的精神力量。几曾见过有人著文号召《我们中国人要讲面子》？

　　三是陈家洛在霍青桐，喀丝丽两姐妹之间陷入矛盾时的心理活动：“‘——唉，难道我的内心深处，是不喜欢她太能干么？’想到此处，矍然心惊，轻轻说道：‘陈家洛，陈家洛，你的胸襟竟是这般小么？’”另一方面

自五十年代中期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问世以来，此后十余年，他笔耕不辍，总共发表了十五部作品，其中十二部是长篇，另外三部是中短篇。四十多年来，金庸的作品广泛流传于华人社会，先是在香港，继而是东南亚、台湾，七十年代末在大陆出现了金庸作品的盗印本，九十年代有了全套的三联版正式授权本在大陆发行。毫不夸张地说，金庸的作品拥有最多的读者。香港著名红学研究专家林以亮说：“凡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据不完全统计，大陆、台湾及海外的金庸读者超过了一亿人。与此同时，金庸的作品也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北大严家炎教授撰文指出，金庸作品“实际上是以精英文化去改造通俗文学所获得的成功。”并认为是继“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殿堂的另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陈平原教授说，金庸“把儒释道、琴棋书画等中国文化通俗了，所以金庸小说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入门书来读。”红学专家冯其庸先生说：“金庸小说的情节结构，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我敢说，在古往今来的小说结构上，金庸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金庸本人在一九八八年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头衔，被聘为香港大学文学院名誉教授，一九九四年被北京大学聘为名誉教授，一九九九年被浙江大学聘为文学院院长。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中，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王一川更是将金庸列于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位列老舍、郁达夫、王蒙之前。金庸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确实是个震憾。本文试图从人物塑造、文化修养、语言风格及创作心态四方面对金庸作品作一探讨，以分析金庸成功的原因。一金庸的写作相当自觉地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并在新的环境下进行了努力的探索与创新。因此，金庸的武侠小说一方面具有悠久文学传统所造就的独特趣味；另一方面，他又有许多创新的地方，特别突出的是他注意刻画和表现人性，因而全面提升了武侠小说这一类型作品的品味，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在人物塑造的过程中，或者说在刻画人性的过程中，金庸既坚持了善恶是非分明的价值传统，又为表达分明的具体价值观念带来了新的时代内容。中国传统文学价值的核心是求善，讲究善恶分明，扬善惩恶，读者也期望在作品中体会到善恶到头终有报的心理快感。作为传统文学模式之一的武侠小说，其价值取向自然不能例外。在金庸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很多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倒退的对决场面，其结果大都是善战胜了恶，正义压倒了邪恶，如此写作满足了人们的心理期望，符合大众的审美情趣。如仅止于此，那么金庸的小说与别人作品就没有太大的区别。但事实是，金庸在坚持传统的是非分明价值观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充满时代感的改造，这突出表现在对人物刻画方面的求真上。于是，在金庸的笔下，善人身上同样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而从恶人的表现上也照样能看出人性的闪光点。其实，人性本是复杂的，多侧面的，用正、邪，善、恶这样简单的标签去概括活生生的现实中的人，是不真实的。进而，真实的人生，也往往不是我们想象和期望的那样简单和完美，没有那么多的大团圆结局，真实的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在《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既大义凛然、旗帜鲜明地反清复明，充满英雄之气，在对个人感情的处理上，又表现出对霍青桐、喀丝丽的自私与狭窄胸襟。《神雕侠侣》中的杨过，既行侠江湖，又处事偏激，性格乖戾。《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天生仁厚，但缺乏临机决断的领袖气魄，所以不能担当大任，不得不让出明教教主之位。金庸小说里，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人生归宿，“拔剑四顾心茫然”而退隐江湖的人也不在少数，如陈家洛、袁承志、张无忌、狄云、令狐冲等。从金庸的小说中，我们体会到了人生的欢乐与悲凉，事业的成功与迷茫、情与仇、爱与恨交织在一起。金庸的小说虽无一例外地写古人古事，并且也确实写出了历史的情境与古典风貌。然而，在精神里却又与众不同且出人意料地写出现代人生的神韵，表现出个人的人文情怀及现代人生的深刻品味，并以此与现代的读者产生广泛的共鸣。正是因为金庸利用武侠小说这一传统的载体形式，诠释了现代人情感，或曰用现代的手法改造、提升了武侠小说这一传统文学类型的层次，才使他真正跨越了古今，沟通了雅俗，从而赢得了绝大多数人的喜爱。二人们普遍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文学，最突出的成就是语言形式的变革，即运用白话文来打倒文言文，推进了自清末以来的语体文运动，使得白话文在教育领域迅速普及，扩大了新思潮在知识阶层的影响力，构建了新的白话文学的语言体系，从而彻底改变了千百年来中国文学言文分离的不良传统。但事实上，“五·四”文学革命所造成的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白话文，而是新体白话文，它与当时的启蒙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其明显特征是采用大量音译或意译新词、欧化的语言表达、新思潮的价值观。由于新文学在文坛的绝对主流地位，这种欧化的白话成了书面语言的主流，加之新文学采取新诗、话剧、短篇小说等外来的文学形式，它的欧化程度更加严重。即使是提倡新文学的人，也不满意新文学的白话文上存在的问题。实际上，中国的白话文源远流长，自宋元时代起中国就有了白话文的传统，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就将白话文学的源头追溯到宋元话本，且长期以来，白话文学的读者一直是社会的普通民众。大众使用的语言、大众喜爱的形式、大众认同的趣味，与白话文学保持着最密切的关系。金庸承继了中国传统白话文的优点，进而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使传统的白话文闪烁出耀眼的光辉。金庸小说的语言表述，初期的《书剑恩仇录》从雅，其中有大量诸如“丽若春梅绽雪，神如秋蕙披霜，两颊融融，霞映澄塘，双目晶晶，月射寒江”之类的骈体文言，中期的《雪山飞狐》、《飞狐外传》是从新，内有许多所谓的“新文艺腔”，自《射雕英雄传》开始趋向成熟，至《天龙八部》、《鹿鼎记》而臻化境。总体来看，金庸小说的语言真正做到了口语化，明白流畅，言文一体；语言优美，生动活泼，继承了古典诗、词、曲、赋的优秀语言传统并将其融入小说的叙事语言之中，发挥了汉语特有的诗化优点；语言丰富多彩，将成语、方言、俗语全部归入现代化的口语之中。清末民初之时，传统文学的白话文虽然也有少数比较清新自然，但大多数市井气味较浓。至三十年代，出现了张恨水，他的小说非但能流畅地叙事，也可以自然地描写，使白话文的市井味稍减。金庸小说中的白话文，继承了白话文接近大众的特点，并且消除了它在早期艳俗的弊端，丰富了白话文的表现力，从而造就了一个现代白话语言的宝库。横向比较，金庸小说中的语言没有新文学所造就的白话文的欧化腔及各种各样的政治腔，纯粹是地道的白话，因而更能为大众所喜好，被大众所接受。在思想文化阵地西风劲吹的今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受到严峻挑战的时代，金庸重振民族文化价值的语言选择对我们不无启迪。三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侦探小说等其他通俗文学类型的重要区别在于，武侠小说具有极大的兼容性，它可兼容政治与社会、文化与历史，有足够的空间供作者纵横驰骋。武侠小说的这一特征，对作家的学识和修养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金庸在其武侠小说中，向人们展示了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与丰厚的文化修养。以致于冯其庸先生称：“一个小说家具备如此丰富的历史、社会知识，而且文章如行云流水，情节似千寻铁链，环环相扣，不可断绝，而且不掉书袋，不弄玄虚，平平叙来，而语语引人，不可或已，这已是十分难得的了。”严家炎说：“我们从来不曾看到过有哪种通俗文学能象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学术品位，金庸的武侠小说，简直又是文化小说，只有想象力极其丰富而同时文化学养又非常渊博的作家兼学者，才能创作出这样的小说。”金庸的小说纵横万里，其中人物南来北往，东奔西走，跟随其后，可令人们畅游万里江山，领略千种风情。金庸对祖国的名城故都、古迹名胜、名山大川、沙漠戈壁、草原海洋等各种各样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进行了准确、细致、生动的艺术描写。使人坐拥山水、神游乾坤。金庸的小说不但有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医卜星相，而且有佛经道藏、儒墨之书，及至摩尼教等奇异教派的经典习俗。至于文章典故更是信手拈来，俯拾皆是。除此之外，金庸最为突出的是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把握。金庸的小说上下千年，对辽、金、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的历史线索、民族矛盾、政治体制、典章文物以及野史典故、神话传说均有涉猎。金庸小说的背景，大都是在朝代更替之际，如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而此时往往聚集着激烈的民族矛盾。金庸在处理民族矛盾时，充分利用了其渊博的历史学识，表现了不凡的才情与见解。表现在：他突破了严守华夷之辨的正统观念。金庸在其作品三联版序中如此说：“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王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史学家持此观点不足为怪，作为小说家，能做到这一点，实属难能可贵，而这恰恰可说是金庸小说成功的一大关键。因此，在描写国家、社会、历史时，金庸用现代意识突破狭隘的民族———国家界限，消解了大汉族主义，质疑了通行的本质化了的“中国人”定义，使得金庸的小说成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和共同梦想。四缺少自由精神是中国传统写作中的痼疾，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作家大都受“文以载道”观念的制约。多了救世之心，少了创作真文学之意，无怪乎陈寅恪当年为精神的沦亡而感叹。纵观历史，包括文学史，可见精神的独立、思想的自由乃是大学问形成、大作品出现的先决条件。金庸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他如同自己笔下的大侠一样，无拘无束，敢爱敢恨，堂堂正正做事，本本色色做人。他顶住了商业利益、大众趣味的诱惑，宁愿放弃巨大的商业利益，在创作的鼎盛时期时毅然封笔，继而费时十年，全面修订已发表的作品，此举在武侠小说史上可说是前无古人，金庸对文学执着的信念可见一斑。还有一点不能不提的是，金庸本人以武侠小说的创作为副业，主业是为《明报》撰写政论文章，对中国大陆六十年代因三年自然灾害发生的难民潮，文革中的左翼思潮与作法等，他均逆流而上，持批评态度，而成为众矢之的，可见其勇气。此种勇气，不仅体现于行事，也体现在他的小说写作之中，作家的作品总是与其人格紧密联系的。金庸的自由精神，使他获得了创作心态的松弛，从而达到了心理境界和艺术创作中的本质回归。使其于有意无意之间，兼具了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共同性，综合了两者之长，扬弃了两者之短，在雅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金庸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和情节，在一般人看来是匪夷所思的，所谓的雅文学作家更是难以想象。他的小说有时比现实主义更讲究细节的真实与可信，有时比浪漫主义更讲究虚构与夸张，有时比古典主义更加古典，有时比现代主义更加现代。故事、传奇、神话、历史、寓言，他的小说兼而备之，令人耳目一新，摆脱了传统中国文学平庸乏味的局面。在审美内涵上，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只有国家、社会、历史的单维现象，增加了神奇世界的内容。同时，在冲破了前人规范和禁忌之后，金庸并未忘乎所以，而是注意了探寻和创造自己的艺术规则，把握住艺术分寸。金庸的小说是传奇的故事，但并非一味的为奇而奇，恰恰是奇而求真，他的奇幻荒诞的情节构成了一种艺术与哲学的本真的世界，成为现实世界的艺术寓言。以自由心态看待艺术，以严肃的态度从事创作，将游戏与艺术真正统一起来，将游戏的自由愉悦与艺术的求真求美结合起来，于是，便造就了金庸小说。

他自己曾经说过是被报社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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