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题：1.四大名著主要内容（选一） 2.谈谈金庸侠的意义 3.以李白谈谈盛唐文化！谢谢啦，急需````

为什么写李白的文章里经常写“秀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

这是余光中赞李白的一句诗，写得最为凝炼到位，全诗为：
酒入豪肠
七分酿成了月光
还有三分啸成剑气
秀口一吐
就是半个盛唐

还有一层意思：李白代表了盛唐诗作的高峰，豪放洒脱，充满盛唐气象。

从李白的角度有点难：约略通晓中国古史的读者，对于有唐一代在中国文明史长河中所处的划时代地位，大概都留有深刻印象。只是近世社会史分期讨论大兴，唐代开创历史新时期的功绩与意义，似乎被冲淡了许多。不过，历史翻开的这一页，实在不能仅仅以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改朝换代的普通一页视之。看来，唐王朝的建立，在中国古代史分期中的地位，是很值得探讨的。收拾河山，建起统一而强盛的大帝国，这无疑是唐王朝完成的伟业。但是，分久而合，乱久而治，这毕竟还是人所共见的显露的变化。因此，更深入地探索这场历史大变革的社会性质和历史作用，就成为许多史学大家倾注心血的一项研究课题。陈寅恪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槁》，开篇便抓住“种族及文化”两个问题，以此作为研讨“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从民族和文化问题入手，解析唐代开创新局之特色，探寻其形成之原因，这确是陈氏推进唐史研究的一大建树。

唐代文化的独特贡献和巨大价值，是人们最易于认同的事。既有大量文化遗存在，所以在后世人心目中，唐代开创了光辉灿烂 的文化新纪元，确是不可抹杀的史实。因此，治文化史者，进行中国文化史的分期时，就很难不以唐代为新文化期之开端。其界石作用，严如先秦诸子创辟中华文化新局在上古的地位。王国维把春秋战国称作“中国思想界之能动时代”，认为汉以后学术定于一尊，儒家抱残守缺，乃堕入思想停滞时代；而佛陀之教东来，乘“吾国思想调敝之后”，自六朝至于唐室，“极千古之盛”，开始了“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后宋儒出而调和儒佛，又使“受动之时代而稍带能动之性质”，（《静庵文集·论近年之学术界》）口说唐代文化改变了前此中国思想界“停滞”、“调敝”的局面，大体上是对的。佛教文化传入，对中华文化构成重大影响，也是事实。不过，把唐代文化说成是“受动之时代”，恐怕欠妥；说佛教文化与中国本上文化，直到宋儒手里才“一调合之”，在此之前均是“互相并行而不相化合”，显然也与事实不符。

佛教的输入，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巨大的外来文化的冲击波。由于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原因，汉魏以来，佛教在中国虽几经禁绝或受到抑制，但总是旋灭旋兴，旋抑旋起，所以从总体上说，魏晋至隋唐间，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布一直保持着旺势。唐代文化的建立，明显得益于魏晋南北朝以来广泛汲取的佛教文化的精华，不过也应当承认，唐代文化并没有因此而割断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传承脉络而自成一体；它也不是在外来的佛教文化支配下，处于纯然“受动”的状态。中华文化数千年间历经沧桑而延绵不断的发展过程证明，不管是处在分崩离析的战乱年代里，还是处在高度极权的严酷统治下；不管是学术文化充满活力的发展时期，还是学术文化进步迟缓。相对停滞的时期、中华文化始终以极强的延续能力保持着发展着进步着，其区别仅在于发展速度之速迟。时代成就之大小而已。汉末文化虽已堕入最无生气的境地，然而经过形式上看似消极、实质上乃谋求思想之大解放的魏晋玄学之反动与冲击，束缚文化发展的桎梏已经挣脱了不少。一个文化新兴的契机，正是滥觞于这一背景中。就中国本土的文化发展来说，面对从东汉开其端，经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的佛教文化大输入，并不是完全“受动”的，相反地应当说，还是相当“能动”的。一则，其间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仍在于中国自身文化的需要；二则，对待外来的佛教文化，在交流中不仅发生过大大小小的辩难和冲突，而且接受佛教文化也是有选择、有取舍的； 三则，对于佛教文化，中国并非完全被动的接受，而是将其放在与本土文化的交流中，使之构成互补性的相互交流与交融。更重要的是，这一场中外文化的大交流大融汇，本身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合二为一，而是一次具有伟大意义的文化再创造。在交流融汇的过程中，既改造和发展了本土固有的文化，同时也改造和发展了外来的佛教文化。文化交融的结果，不但使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纳入了中华文化发展的主旋律之中，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促使本上文化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获得了新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比较充分体现着这场文化交融成果的唐文化，具有鲜明而多彩的独创性，以焕然一新的形象问世，而没有变成一爿兼收儒、道、佛既有货色的杂货店。与其说唐文化的一大特色是融合了儒道佛文化，毋宁说是它在融合儒道佛的基础上进行了文化的再造与创新。当然，这种融汇、再造与创新，是经历了渐进的漫长过程，才逐步达到自然天成的程度。但是这一过程绝不是到了宋儒手上才开始的，事实上唐文化的成就已经是这一交融中结出的第一批硕果。至于文化融汇与创新的成熟程度，初唐自不同于盛唐，盛唐自不同于晚唐，晚唐自不同于两宋，那是文化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递进和演化的阶段特征。

于此可见，能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外来的佛教文化，平等地与之交流，确乎是唐代实现文化变革的一大关键。既然这样，也就 产生了一个新问题：何以会从两汉以降的文化禁锢氛围中，一变而形成文化开放的环境呢？除魏晋玄学颇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之外，恐怕最重要的当是陈寅恪所云“种族”状况所起的作用。魏晋南北朝三百七十年间，发生的最为重大的社会变迁，是境内各民族通过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血缘的各种途径，经无数次战争劫难及和平共处，乃如百川汇海般地逐步汇合熔铸，构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民族的大融合，当然也就促成了（或者说包含着）民族间文化的融合。因受发展程度的制约，这场文化大融合，当然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融汇。北方各民族某些识见卓越的当政者主动提倡汉族文化，汉族士人与北方各民族知识群体在较高层次上的交流，自觉汲取北方各民族文化，更是有力地推动了民族文化融合的进程。这场境内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大大冲破了胡汉习俗的壁垒，同时也大大淡化了中外文化的界限，从而造就了一种“取我所需，尽为我用”的大家气象。这就无疑逐渐打破了因袭守旧的文化状态，改变了排斥他族文化的社会心理与习俗；一种充满开放气魄和创造精神的社会文化环境于此乃得以形成。境外传入的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交流融汇，恰恰就是在境内各民族问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的过程中，同时发生、交织实现的。境内各民族间的文化既可化解隔阂，儒道佛间的文化交融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可以说，正是境内民族文化的大交流，造成了有史以来中外文化第一次大交流的前提条件；境内民族间既可取文化开放的态度，对外来文化取开放态度自然也不存在障碍。李唐王室所具有的血缘上那种胡汉的特征，无疑有力地促进了这种开放心态的形成，从而使得唐王朝出色地担当起了重构泱泱文化大国的这一历史重任。文化开放，于中华文化的复苏、新生和突飞猛进，功莫大焉。正是境内境外的文化大开放，才使得中华文化的古树上绽开了唐代文化的满树奇葩。

唐代文化的创新是全面的，道德、风俗、哲理、诗歌。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服饰诸端，无不呈现出开一代新风的气派。而其中诗歌一项，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提倡，加之其本身又具有便于保存便于流传的特点，成就尤为显赫。但是应当看到，数百年来文化交流所形成的全新文化氛围，以及文化开放所带来的勃勃生机，更是使这一艺术形式异彩大放的深层原因。诗歌在唐代获得了适合其茁壮生长的沃土，而诗歌的巨大成就，则更以其独特的 魅力凸现出唐代文化的辉煌。也正因为如此，“唐诗”几乎可以视之为唐文化的时代徽徵。唐诗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不朽地位，正是由于它以独具魅力的艺术形式反映出一个伟大时代的时代精神，反映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化所达到的新的颠峰。从这个角度来看，研究唐诗的形成与发展，当是研究唐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并从而揭示唐代社会和唐代历史形成与发展之谜的一条有效途径。

尚定的博士论文《走向盛唐》即将付梓，嘱我作序。这实在是所选非人。我于唐诗，充其量只算得上是心窃爱之，毫无研究，业余客串之奢望亦不敢生，岂能跨进门槛去说三道四。之所以没有推托的原因，唯在于我曾经看过他的这篇论文，并且深感他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旁徵博引，条分缕析，从社会建构的深层次中，探讨境内民族文化大交流和儒，道、佛文化大交流的史实，以阐明初唐诗风演化的轨迹与趋向。我认为这的确是一项研究唐 代文化的很有价值的尝试。读后既有所感，于是现在乃借机大发了上边一通不着边际的议论；这些空话倘能于此书读者以微助，则幸莫大焉。

品一开篇就是天产石猴，紧接着便是石猴（孙悟空）的发家史。从做猴王到出海求学再到大闹天宫做了齐天大圣，直至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这一切都是孙悟空皈依佛门之前的奋斗里程和英雄事迹，如果没有这些情节做铺垫，那以后的保唐僧去西天取经的重任就不会落到他头上，或者说一部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西天取经故事就回因此而大打折扣，索然无味。即便是在作了唐僧的徒弟，西去的路途中，孙悟空依然是不折不扣的主角。不论故事如何发展，也不论对其他形象的塑造，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丰满孙悟空这一形象。

孙悟空一出生，就是一个异类。他无父无母，乃天地灵气孕育而生，第一个冲进水帘洞，做了猴王，而后为求长生不老术而不畏艰险，漂洋过海去学艺。学成后闯龙宫，得神兵，大闹冥府，勾销生死簿。受封“弼马温”，而后又反下天界，挫败托塔天王的征讨，得了个“齐天大圣”的封号。到这儿，他的英雄事迹并没有就此打住。而后他大闹蟠桃会，高呼“玉帝轮流做”，大闹天宫，使得他的英雄事迹达到最高峰。

他所做的这一切，只因为他羁傲不驯的本性。他蔑视一切神权，不服礼法，敢于反抗一切不平等。在做“齐天大圣”时，他和众神称兄道弟。即使后来皈依佛门，仍然口无遮拦，高兴时尊玉帝一声“老官儿”，不乐意时则直呼“玉帝老儿”，甚至诅咒观音“合该她一世无夫”。对于其他神仙更是不拘礼节，不但对他们的思凡下界的坐骑之类照打不误，还找上门去兴师问罪，讥讽其管教不严。

由此不难看出，孙悟空就是一个纯粹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光辉典范。在他的意识中没有规矩，没有等级，更没有封建阶级的那一套礼法。他疾恶如仇，勇于斗争。他所做的一切完全出自本性，他身上流淌的是人性最纯真的品质。他的这些行为意识，其实就是一种要求个性解放，要求平等自由的人文主义思想。

吴承恩写作《西游记》的明代，正是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发展兴盛时代。一大批的启蒙思想家高举理性的大旗，呼吁人性的解放，要求自由、平等、博爱。古老的东方虽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启蒙主义运动，但在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的影响下，产生《西游记》，产生孙悟空这样富有启蒙思想意识的作品和艺术形象也是合情合理的。而孙悟空作为具有启蒙意识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光辉形象也必将万古流芳！

1、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由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编撰而成，此书描写的是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传奇历险故事。
《西游记》全书一百回，从大的结构上看，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回至第八回是第一部分，主要写了孙悟空出世、拜师、大闹天宫，这是全书最精彩的章节，热闹非凡，孙悟空上天入地好一顿折腾，将他的反抗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第八回至第十二回是第二部分，主要写了唐僧的出身及取经的缘由。第十三回至最后一回是第三部分，主要写唐僧西天取经，路上先后收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三个徒弟，并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到了真经，修成了正果。
《西游记》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仍是十分惊人的，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形象，以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在中国文学史上立起了一座不朽的艺术丰碑，教导人们要一心向善，同时通过对悟空的疾恶如仇的描写，充分反映了作者对世间一切恶势力作斗争的想法。
2、金庸是中国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集新派小说之大成，广泛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武侠小说之精髓。
（1）金庸武侠小说蕴育的历史文化内涵。
金庸小说中始终洋溢着一种历史英雄观，英雄人物对于历史的决定作用。金庸武侠中的英雄人物上至帝王下至侠义志士、乞丐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其笔下的英雄人物个性鲜明，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他往其中装了很多理想性的东西，诸如儒家的大担当、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准则，从而拓展了小说的内存空间，寄托着作者的终极理想。从美学角度来看，金庸小说在广阔的历史空间中广泛地涉及动乱时代的生活领域，表现出了动乱人世的悲悯情怀，对于源远留长的东方文化给予深刻的透视与反思，建构了自己的理想模式。作者并且还在历史的长河中撷取许许多多的真实人物，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关历史的民间传说，然后再让精心虚构的英雄人物身置其中，纵横决荡，决战沙场，笑傲江湖，从而给人一种艺术真实的享受。
（2）金庸武侠小说蕴育的传统文化内涵。
金庸以通俗的武侠小说的方式对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地洞察与反思，将儒、释、道三家思想方方面面地在他的小说当中渗透与解析，具有一种新的视角与方式对传统的儒、释、道三家思想进行反思与批判，建构树立起自己的一种价值观与理想模式，完善健全人的性格与本性，崇尚着一种豁达、明朗、有着道德准则与责任感而又不拘泥于旧的传统形式的自由。对三家思想发扬其光彩之处，丢弃其消极不足之处。
（3）金庸武侠小说蕴育的通俗文化内涵。
金庸小说蕴涵了深厚的古典文学底蕴，借题发挥由一首古诗便能演绎出一个传奇故事。整体上规模宏大，情节结构波澜起伏，气势非凡。金庸小说常常以绚丽多彩的大自然景观作为背景环境，绚丽多彩的自然景观作为人物活动的衬托，使自然景色与人物情感紧密地结合起来，达到一种人天合一的效果，产生动人心魄的独特艺术感受。
总之，金庸通过通俗小说洞察了整个东方几千年的文化脊髓，具有极深的文化内蕴，并对于传统文化进行观察与反思。
3、盛唐文化涵盖了盛唐文人在文学中表现出的开阔的眼界，自由活跃的思想，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激奋昂扬的气概。它展现了强大民族鼎盛时代的整体精神风貌。作为这一时期的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他的诗歌强烈而鲜明地表现出这种盛唐气象。
（1）盛唐时代文化中的儒士、游侠、谪仙意识交错，李白的思想的复杂状态正是在盛唐时期这种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中产生的。
（2）李白诗歌主要的思想表达以及其诗人人格、主体意识的张扬，代表了盛唐文化精神。他诗歌中体现了酒意象、酒文化与内蕴的自由开放精神，剑意象、侠文化与包含的英雄精神和月意象、民俗文化和呈现的浪漫精神。他光彩四溢的魅力首先源自于他完美独立的人格，纯正的品质和傲岸的精神。李白积极入世，热衷于功名，是为了施展才能，实现人生价值；对于辱没身名而求跻身官场的行为，他是极鄙夷不屑的。李白身居廊庙，却不屈于权贵，大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诗人自我意识觉醒的宣言，是积蓄已久的呼唤自由的力量的喷发，也是文人要求人格独立的强烈呼声，它是张扬的，是蕴涵着无限激奋和毫不畏惧的反抗精神的。
（3）在李白的诗歌中，承载的不仅是诗人的主体意识，个人对生命的思考，更是完整地体现出盛唐时期的文化底蕴与时代精神。李白的思想和诗歌是中国文化史上少数能够全面、鲜明地代表着盛唐文化总体特征的一种。其诗歌的精神内核是盛唐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优秀文化。李白与盛唐精神作为一种优秀文化历久不衰，在其后漫长的岁月中，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而弥久常新，并在更广泛的空间区域上传播开来，具有着不受时间和地域局限的内在张力。

西游记
《西游记》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前七回是全书的引子部分，一边安排孙悟空出场，交代清楚其出身、师承、能耐、性情；一边通过孙悟空在天、地、冥、水四境界穿越，描绘四境界风貌，建立一个三维四境界立体思维活动空间。八至十二回写唐僧出世、唐太宗入冥故事，交待去西天取经缘由。十三至一百回写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天取经，沿途降妖伏魔，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到达西天，取得真经，修成正果的故事。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释佛法渊博。
金庸几乎写尽了“侠”的各种面目，各种变体，各种可能性，其艺术创作已超出了武侠小说的模式与范畴，而成为真正的“人的艺术”。实际金庸的小说写出了人生的各种可能性和大千世界的无穷变幻性，每个读者都可以从中看到自己或周围的他人。从而使金庸小说“侠”的形象有了性格化的特点。

应当说，侠义精神是一种具有积极合理因素的民族文化精神，起码是一种对黑暗邪恶势力的反拨力量。正是因为有侠义精神的普遍存在，民间社会的正义力量才得以保证。金庸小说对传统的赴士困厄、私相复仇、依附清官等带有严重局限的侠义精神进行了超越，从侠义精神的最本质的内核入手，抓住其中最有现实合理性的因素，按照现代观念的要求对其进行了新的创造。萧峰、郭靖、张三丰这样的形象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但因融入了现代意识，让现代人感觉到了深刻的文化真实，这就是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改造的成功范例。
唐朝是存在着专横的宦官和骄纵的外戚等腐败现象，但它那种开明的仁政、开放的文化带来的鼎盛确是空前绝后的。我李白所取得的成就也来自他自身独特之处，盛唐时期被赐金的还有很多人，但他们在诗歌上的成就都不及我。但假如没有了盛唐的宽容和仁慈，就绝对不会有我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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