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视角：乡村空心化真的不好吗

经济学视角浅析农村空心化与空心村一样么~

现行申论不再着重模式化和套路话；尤其是省考，我个人觉得要把问题落实，在分析；比如说农村空心化，可以直接具体到由于贫困引发外出务工潮而导致的农村空心化问题；并提出解决措施：政府主导，多措并举引导外出人员合理回流，解决空心村问题。1.出台扶贫政策，加大补贴力度，并严格专款专用，强化政策落地；2.完善空心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环境，提出优惠政策，为当地引姿创收筑牢基础；3.加强舆论引导，一方面以优惠的政策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引导大型企业入驻，另一方面以优厚的待遇和家门口作业的便捷引导外出务工人员回流。最后总结提升。个人见解，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我国乡村治理方式问题表现：
1、增强村民自治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功能。村民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超过98%的村都制定或修订了村规民约和村民自治章程。村民自治在体现村民意志、保障村民权益、激发农村活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2、提升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应大力运用法治方式和法治手段解决农村改革发展稳定中遇到的问题。加强农村法治建设，推进平安乡镇、平安村庄建设，开展突出治安问题专项整治，引导广大农民群众自觉守法用法，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3、发挥德治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基础作用。培育良好村风民风、加强和改善乡村治理，德治具有基础性作用。应进一步在广大农村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集体意识、法治精神和民主氛围。

扩展资料：
乡村治理方式的意义：
乡村治理规范内部整合主要指在系统清理各类规范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国家法律、政策、党内法规以及地方党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是乡村治理遵循的基础性规范，是乡村治理得以展开的前提。
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两个规范体系都是乡村治理的重要规范依据，两者之间的衔接是当前乡村治理多元规范整合中需要重点注意的问题。
乡村治理多元规范的外部整合是指将各类规范资源视为相互配合的有机整体，按照“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原则优化整合多元规范结构，构建出以正式规范(国家法律、政策、党内法规等)为基础，以非正式规范(村规民约等)为补充的多元规范合作治理结构。
强化国家法律在维护农民权益、规范市场运行、农业支持保护、生态环境治理、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等方面的权威地位。发挥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的积极作用。强化道德规范的教化作用，引导农民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治理之道：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原标题：农民视角：乡村空心化真的不好吗
　　张雪霖《中国青年报》（2016年02月18日06版）
　　核心提示
　　“一到过年农村就出新闻”。今年春节，“上海姑娘”点燃了网上舆论的一把火。也许“上海姑娘逃饭”是虚假的，但“上海姑娘”所逃离的村庄却是现实存在的。于是，一场有关城乡差距、乡土沦陷与希望的争论沸反盈天。
　　在一些网络帖子中，乡土中国的负面被“标题党”无限扩大。今天，本报刊登一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4名博士生的观察文章，让我们看到一幅更加真实、复杂多元的乡土中国变迁图景。
　　我的一个远房阿姨小兰近年承包了近100亩土地，成了一个种粮大户。大年初三去姥姥家拜年，我和小兰阿姨拉拉家常，问了下她种粮的情况。
　　小兰阿姨今年35岁，嫁到我家邻近的程寨村。她的爱人没上过学，夫妇俩有一个11岁的儿子和一个10岁的女儿。婆婆年迈，脑子也有点不正常，无法独自在家带孙子、种田。小兰阿姨的父亲年事已高，需要人照顾，但娘家哥哥养家压力大，无力照顾老父亲。
　　上有老，下有小，城市进不去，村里走不开。
　　一个种粮大户的故事
　　小兰阿姨自家有10亩地，一亩地一年的纯收入约为1000～1500元，仅靠种地根本无法养家。随着越来越多村民全家外出务工，小兰阿姨这两年有机会流转土地，扩大种植规模。
　　这两年，小兰阿姨家以450元/亩的土地租金流转了70多亩地，加上自家的10亩地，总共种植了80多亩地。扣除土地租金和农资成本，一亩地一年两季的净收入为七八百元，80多亩地一年就能收入五六万元。由于土地较多，小兰阿姨家陆续添置了旋耕机、播种机、收割机等农机设备，除了自家使用外，还能为周边村的农民提供机械服务，一年能有万把元的收入。在农闲时间，小兰阿姨的爱人还在当地建筑市场做小工，一年也有万把元的收入。这样算下来，小兰阿姨家里一年总共有七八万元的收入，和夫妻两人外出务工的家庭收入相差不大。
　　既然一亩地能赚七八百元，为什么不继续扩大种植规模呢？是夫妻两个劳动力种不过来，还是种了不划算？小兰阿姨说：“包不到地了，无地可种。”
　　按照小兰阿姨的设想，要是夫妻俩能流转200亩土地，做个职业农民，一年收入十几万元，那就相当可观了。我的家乡地处华北平原，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耕、播、收等环节早已实现全程机械化，因此现在的农业耕种不再是一件重体力活，投入的劳动时间也不多。夫妻两个人种植200亩土地不成问题，只需要在小麦和玉米收割环节雇几个工人就能搞定，其余环节不需要雇工。
　　现在土地流转的租金是450元/亩，以这个价格无法再流转到更多的土地，也就是说没有更多的农民放弃耕种土地。目前的价格是在土地流出方和土地流入方之间形成的一种市场均衡价格，背后隐藏的是城乡劳动力机会成本的权衡。
　　前几年春节回家，村里还没有种粮大户，不是农民不想种更多的地，而是预期土地租金过高，只有土地租金在800元以上才有人愿意流转。对于小农家庭而言，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都比较少，家庭生计只能依赖于优化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配置。那么多农户不愿意放弃土地而宁愿自己耕种，是因为土地上微薄的农业收入对小农家庭而言依然很重要，绝大部分农户对土地的依存度还是很高。
　　乡村空心化和农村分利群体的减少
　　那些放弃耕种土地选择暂时将土地流转出去的家庭，往往是农民中的“强者”。他们在城市拥有更好的获利机会，所以才会放弃耕种土地。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均分的体制，所以小农家庭基于土地上的收入是相对均衡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农民之间开始产生贫富分化，这种贫富分化甚至会超过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农民产生了“强者”和“弱者”之分，强弱主要依据对土地的依存度而划分——对土地的依存度越低，越是农民中的强者。
　　“强者农民”因为拥有特殊的资源或能力在城市拥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因而对土地的依赖度就比较弱。那些因为年龄或能力不足而被城市淘汰的农民，因为无法在城市获利而无法实现劳动力和家庭的再生产，只好退守到乡村，对土地的依赖度就非常高，土地可谓是“弱者农民”的命根子。“强者农民”转移出村，也为“弱者农民”在乡村提供了发展机会。
　　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越高，城市能提供的获利机会越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越强，那么对土地依存度低的“强者农民”就会越多。
　　越来越多的“强者”进城，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不断减少，自然的结果就是乡村的空心化和衰败。
　　每年春节是在外漂泊的游子返乡与家人团聚的时刻，也是城乡矛盾最集中的爆发时段。以城市生活为主位的视角来反观乡村，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乡村空心化带来的衰败和萧条景象，以及直观上城乡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在哀怨的情绪背后所表达的意志就是乡村空心化之恶。
　　但另一方面，在农村分利的群体也因强者进城而随之减少，这为对土地依存度高的“弱者农民”提供了获利机会。正如小兰阿姨家一样，如果不是城市经济对强者的吸纳，她家就不可能通过租种80多亩地而达到和务工相差不大的家庭收入。
　　我国农业占GDP的比例不足10%，目前还有大量小农家庭依赖土地完成劳动力和家庭的再生产，蛋糕就那么大，参与分利的人越多，每个人分到的就会越少。从农民的立场上去看，乡村的空心化就意味着越来越多对土地依存度较低的“强者农民”转移进城，参与分享农业剩余和农村获利机会的人群减少，这是那些被城市市场竞争淘汰的“弱者农民”的福利，这实质也是以城促乡，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良性互动。
　　当下，“强者农民”和“弱者农民”并不是固化的，而是变动和相互转化的。在城市闯荡失败的“强者农民”，退守到村庄，就变成了“弱者农民”；相反，“弱者农民”由于家庭财富的积累或子女长大成人比较有出息，可能会转化成“强者农民”。小兰阿姨的儿子在上小学四年级，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经常考取班里第一名；女儿在上小学三年级，学习成绩也在不断进步。这一双儿女就是全家的奔头和希望，所以他们争取要把孩子送进市里上小学，接受更好的教育。
　　 农民眼中的乡村空心化并非坏事
　　小兰阿姨正在为无更多地可种而发愁，假如有外来的利益主体进村争夺土地资源，她的命运可想而知。因为正如她说的：“如果你姨夫识字有本事，我俩在城市打工一年能挣钱，我也不在家种地。”
　　种地是他们的最后退路，但正因为我的家乡尚没有出现外来的分利主体，她通过租种“强者农民”的土地而能获致中等收入水平，拥有了家庭再生产和社会流动的希望。否则被城市竞争淘汰，在村又只能种自家的10亩地，她的家庭就可能会沉入到社会底层。
　　乡村空心化真的不好吗？
　　这需要厘清一个前提，就是谁眼中的乡村。像我这样进城的知识分子春节回到家乡，看到乡村的空心化和萧条景象，找不到儿时的温暖记忆，不免唏嘘感叹一番。但在农民眼中，乡村的空心化并非坏事，因为这里隐藏着发展的希望，隐藏着流动的希望。当然，乡村空心化后，留守在村的农民住房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则是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既有的制度框架下，城乡之间的互动已经生成了一套自生自发的发展型秩序，而国家推动的以土地确权为基础的产权交易、资本下乡流转土地、大学生返乡创业、农业产业化、乡村旅游等一系列新型农业经营，实践中往往在乡村产生新的分利主体，并会造成驱逐弱者的意外后果。
　　大学生返乡创业或资本下乡，与那些对土地依存度高的“弱者农民”抢夺土地资源，成为参与分享农业剩余的外生利益主体。土地租金被抬升，对土地依存度低的“强者农民”反而获利，“弱者农民”的获利空间进一步压缩，最终可能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极化型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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