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对儒家文化的看法

我对儒家文化的理解~

　　我对儒家文化的理解


　　儒家学说经历代学者的加工改造，并与其他学说相互争斗，或相互借鉴，不断的丰富自己的内容，经历两钱多年的风雨，最后终于凝聚成为民族进身精神的主要内容。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对我们民族的理想人格，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社会心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文化的创始人是孔子，他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其弟子三千，有七十二成名。他的教育思想就是儒家文化的最好反应。孔子的教育内容包括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其中道德教育又是教育的核心内容。他的道德教育以“礼”为准则，以“仁”为核心，“仁”含有“修己”与“爱人”两个方面的意义。他提出道德修养应遵守的原则，即立志和力行，自省和自克，改过和迁善，乐道与安仁，鼓励人们提高道德水平。

　　我觉得孔子注重道德修养的培育这一点很重要，也非常有必要。目前我国的教育更注重的是知识方面的教育。因而，社会中出现了很多的高科技犯罪分子，如网上的黑客。现代的人太注重个人利益，因此缺乏了对他人的“仁”和“爱”，对物质生活的无限追求，导致了一些人的腐化堕落。

　　古代儒家文化很讲求遵师重道，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教条。回头看现在的学生对老师的态度与古人相比相差甚远。尤其实在大学生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如，上课经常迟到，缺课，课堂上不专心听讲，干其他事，路上见到老师不主动问好。这一系列的行为都是与儒家文化相背离的，应该加以改正。

　　我很喜欢孔子的教授的学习方法，如‘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温故而知新’；‘学与思结合，学与行结合’等。孔子的教导使我受益匪浅。

　　儒家思想以“求善”为目标，讲求“仁政”，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中国古代各朝各代的兴衰都很好的证明了这一观点。古人提倡“以和为贵”当今世界是和平发展的趋势，如果每个国家都推崇儒家文化的仁爱，博大，宽容，那么我们的社会将发展得更加美好，更加和谐。

　　儒家文化将天人相应的世界观，君民相维的政治观，上下相依的伦理观融为一体。以伦理道德为核心，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儒家文化以人伦为出发点，讲究“三纲，五常”，儒家的这一思想为皇权的巩固和集中，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障。今天来看，这些理论都极其荒谬，应当遗弃。而尊老爱幼的美德一直流传至今。儒家讲求齐家，治国，平天下。人人都应该有这样远大的抱负，而不会妄活一世，而无所作为。儒家文化代表；代表了中国的许多优秀传统文化，如担负历史责任，注重整体利益，讲求道德，关心他人，贵和持中，宽忍和平，豁达乐观，以道制欲望、。

　　儒家文化还有很强的哲理。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圣贤，对统治者的要求极为严格，其代表人物有，周公，孔子孟子，萧何，诸葛亮，他们都有高尚的人格。儒家的“八目”由远及近，由小及大，由个体到群体的修养方法，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古代哲学体系。提倡“温，良，恭，俭，让”，修生途径是：穷则独善其生，达则兼济天下。

　　儒学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中华民族有着深远的影响，儒学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在封建道德教育代替了宗教信仰，从而避免了社会陷入宗教的迷狂。儒学提倡用世进取，兼济天下，讲求修齐治平；儒学具有重视气节，操守的传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为人们自觉维护正义，忠于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力量。

　　儒学文化与现代文化有冲突的一面，也有切合的一面。我国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正是对传统文化吸取精华，去其糟粕，不断改造更新，建设适合社会主义需求的新文化。


　　由孔子创建的儒家文化，并不是像西方哲学家所说的只是一种道德形而上，而是集哲学、宗教、道德、政治、经济、教育、法律于一身的系统的思想体系，是人类在农业文明时期所形成的最为发达的学说体系。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曾经为社会的进步起过重要推动作用。�

　　进入现代以来，儒家文化受到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其在人类文化上的先进性和发达日益减弱，失去影响力。但它并不会消失，而是与异文化碰撞之后，以官僚资本主义的形式存活下来，成为中国社会变革与前进的拦路虎。在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和李大钊开创了对儒家文化的批判运动，只可惜因历史的原因刚开了头又煞了尾。新中国成立后，没能够对儒家文化进行深入本质的批判。改革开放之后，官僚资本文化(儒家文化的新形式)仍然有强大的影响力。少数腐败的公职人员及其子女，以权谋私，倒卖国家权力，侵吞国有资产，贪污受贿，形成其私有资本，构成了官僚资本主义存活并发挥其社会影响的社会条件。同样，官僚资本主义也成为了腐败群体的精神温床和文化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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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千多年以来，一直在中国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是不可能一下子消失的，它只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创造性转化。对儒家文化的批判则是创造性转化的开始，今后的历程还是漫长而艰辛的。�

　　于丹这本书的后记为《〈论语〉的温度》，称《论语》为“简单真理”，为“一口奇特的‘向病’泉”。她的身心感受着泉水的“略高于体温”的温暖，承受着“温泉的恩惠”，并希望她的大众读者也“温暖地浸润其中”，还要“让后世子子孙孙在日益繁盛而迷惑的物质文明中得以秉持民族的根性，不至于因为可供选择的机遇过多而仓惶。”�

　　不独有偶，那位曾在央视百家讲坛上与于丹同台献艺的易中天教授为于丹写了一个序，名曰：《灰色的孔子与多彩的世界》，用“色彩”去呼应“小妮子”的“温度”，可谓“色联温和”，颇有些温馨和谐的审美味道，猛一看去这个世界真是像易教授说的那么“多彩”了。

　　易教授说他“需要一位最具普适性的孔子。”于教授就唤来了一位能够告诉我们如何过上“快乐的生活”的孔子。易教授希望“灰色的孔子”“却是单纯的，单纯到没有色彩，没有性别，没有时间和空间，只有温暖。”于教授就给大众读者唤来了一个“略高的体温，千古恒常”的孔子。对于教授唤来的孔子，易教授当然是欢迎的，那序就是他致的欢迎词，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学者的孔子，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历史的孔子，更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孔子。但我知道，这是我们的孔子，大众的孔子，人民的孔子，也是永远的孔子。”他还接着用欢迎词惯用的口气强调说：我们需要这样的孔子。我们欢迎这样的孔子。

　　易教授的口气太大了。孔子不只是“我们”(易教授与于教授)的，还是“大众”与“人民”的，又是“永远”的。�

　　稍有些名气的名人就可以为“大众”和“人民”代言了。有多少人在假借“大众”和“人民”之口在贩卖囊中之私呀!这就是那些“半部《论语》修自身”(于丹语)的名人们的专横表现。�

　　更可悲的是那些“早晨5点钟”就去排队等着于丹签名售书的读者，他们已经作为“大众”而被易教授专横地代表了。这些大众读者职业不同，年龄从3岁到83岁。3岁的还好，没有公民权，易教授不能剥夺他们没有的东西。3岁的孩子一定有家长带领吧?否则恐怕连书店也找不到的。3岁的孩子需要什么“颜色”和“温度”的孔子呢?《北京晚报》没有提及，这家媒体只提及了他们的年龄，年龄小和年龄老如今都成了“炒点”。给一个3岁的孩子签名售书，到底是一种荣誉还是一种耻辱?这真有些像将加湿器卖给瓜棚里的瓜农，后面的话我就不必说了，说出来怕影响了孔夫子的“色彩”与“温度”。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文化修养的读者排着是队买同一本于丹的书。他们除了有以上的差异，但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喜欢于丹的书，认为于丹写了一本好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百家讲坛”上听于丹讲过这本书的内容，还有些人虽然没听过，但也听别人说过这本书是本好书，因此也对它有了强烈的期望值，期望阅读后受益。他们阅读后很容易接受于丹的有毒的思想，很少有人能有批评于丹错误的能力。听说于丹还要接着在“百家讲坛”上讲《庄子》，当然也是要出《于丹〈庄子〉心得》的，但愿她别再犯太严重的错误。否则一个“小妮子”该害多少人的心灵啊!排队购她的书标志着大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标志着不同年龄段的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标志着社会文化的整体滑坡。�

　　打住闲话，书归正传。我是想说无论是序还是后记还是整本书，对孔子的儒学都是推崇备至的。在21世纪的孔子的故乡，如果还不能对儒学进行理性批判，还不能不遗余力地揭出其现实表现的弊端，我们就不能对于传统进行创造的转化，也就不能建立一个新的充满 对儒家思想虽然没有做过很深入的研究，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知道自己是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儒家思想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思想了，它已经作为一种精神，流传在我们的血液里了，所以我们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也就无可厚非了。

　　其实，我们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有很多东西，我们并不用刻意去接受它，它便悄悄地被你容纳了。儒家思想在中国人们的思想内传承，也就这个道理。

　　根据我个人的实际来看，我觉得自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并不说明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我只可以这样说，儒家思想做为我们的民族思想，我已经被它深深的同化了，并且我已经接受了这一种思想。

　　近代以来，人们由于深受封建社会的迫害，因为人性的压抑，人们试图突破这种压抑，于是便兴起了打破传统的思想，他们认为儒家思想是罪恶的根源，我们必须要突破这种思想，才能释放人格，因此就有了“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和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运动。虽然五四运动是社会的进步发展的结果，它提出的口号也无可厚非，因为这是一种思想突破所要做出的牺牲，儒家思想就作为这种思想突破的挡箭牌了。

　　综观历史长河，儒家思想的发展，在各个时代都得到了不同的发展。因为儒家思想一直作为中国人民的正统思想，特别是在封建时期，儒家思想已经作为一种统治工具了，由于长期受这种工具的压迫，人们精神已经被这种思想牢狱了，所以人们想突破这种牢狱，因此一有机会，便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类似的口号。在这里，儒家思想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思想了，它已经作为一种统治，一种压迫，人们所以想去打破它。

　　在“五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为什么会那么强烈地反对儒家文化呢，就是人们已经对封建这种制度深恶痛绝了，连鲁迅这种主张“拿来主义”的人，也对封建思想深恶痛绝，因此人们难免会想到打破儒家思想。

　　其实在我认为，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思想，它应该没有什么罪恶的，不过一种思想，必须服务于社会，正因为它要服务社会，它必然会被统治阶级利用，封建社会就是如此，他们一方面在继承这种思想的同时一方面在篡改，他们要用这种思想麻醉人们，统治人们，压迫人们。所以我们所批判的儒家思想，是在批判整个社会。

　　在现代化社会的今天，我们仍然在强调着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我们仍旧尊奉儒家思想的经典《诗》、《书》、《易》、《礼》《乐》、《春秋》，这就说明了儒家思想还是深深地在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传统的东西不一定是坏的，儒家的传统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在高度发展的现代化今天，我们依旧在学习，说明儒家思想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不该摒弃这种思想，而应该有选择地去学习。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构建具有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对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现代价值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把握。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人本意识、忧患意识、道德意识和力行意识对中国社会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

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创立的儒学即被称之为“显学”。汉以后，儒学取得“国家意识”的合法身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儒学对中国社会之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构成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要构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对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现代价值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总体的把握。
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两层意思。关于天人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天人合一”。孔子主张寓天道于人道之中，要在人道的统一性中见出天道的统一性。因此，他既讲“天知人”，把天拟人化、道德化；又讲“人知天”，强调人在天命面前不是被动的。孟子把天和人的心性联系起来，主张“尽心”而“知性”，“知性”而“知天”，以人性为中介将天和人沟通和统一起来。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中庸”也称“中和”、“中行”、“中道”，都是同样的意思，即“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所谓“和而不同”，说的是对一件事情有否有可，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这是合乎辩证法的和同观的。所谓“过犹不及”，说的是凡事都有一个界限和尺度，达不到或超过这个界限和尺度都不可取。“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的实质乃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度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当今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和平与发展既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也离不开人际关系的和谐。小至家庭，大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都是同样的道理。可以想象，如果片面照搬西方的“戡天”思想而对自然进行掠夺性开发，其结果只会破坏自然生态的平衡，并最终招致大自然的惩罚和报复。
所谓人本意识，也就是尊重人和推崇人，宏扬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主体独立自觉的价值。而这也正是儒家所津津乐道和汲汲追求的东西。无疑，儒家不像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那样，突出人的个性自由与解放和个体的独立与发展。但这只是相对而言，第一，儒家并没有完全抹煞人的个体主体的作用与价值，抹煞人的个体主体的独立性与主动性。孔子说“为仁由己”，仁的境界的实现要靠自己的努力；又说“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认为“立人”、“达人”要以“己立”、“己达”为前提。孟子说“道惟在自得”，求道没有别的途径，全靠自身的修行和体悟。这都是对人的个体主体的独立性和主动性的肯定。第二，主体理应包括个体主体和类主体，主体意识应包括个体主体意识和类主体意识。就类主体和类主体意识来说，儒家不仅不曾忽略，相反却是十分看重的。一方面，儒家从人性的普遍性出发，把人看成是一种社会性的类存在，作为类存在，人在自然、宇宙中居于特殊的位置。另一方面，儒家立足于人的家庭血缘关系，以人伦世界、人伦社会为人的生存发展的根本依托，故而人的社会价值或类主体价值较之人的自我价值或个体价值更重要。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儒家强调“人贵物贱”，认为人类有着不同于其他事物的高明高贵之处，具有其他事物无法比拟的价值；强调“民为邦本”，认为人民构成国家政治的基础，只有基础牢固，国家的安宁才有保障，国家的发展才有可能；强调“民贵君轻”，认为人民、国家、君主的重要性，人民是第一位的，天下之得失取决于民心之向背。

儒家的人本意识突出人的主体性，主张把人当人来看待，提倡重视民意，与民同乐，这是尊重人性尊重人的体现，也是古代民主思想的萌芽。固然，儒家的人本或民本思想不同于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人本或民本观念是通过对人性的肯定来论证人格尊严，民主观念是通过对人权的肯定导出人格平等。人性与人权、民本与民主具有相通性，但不能等同。不过，人本或民本思想仍然可以成为民主思想的基础。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有必要从儒家的人本或民本思想中吸取有益养分。
与道家崇尚自然的传统不同，儒家的传统是崇尚道德。儒家充分意识到道德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重要性。首先，有无德行构成人们人格评价的直接依据。一个人如若没有崇高的道德，即使贵为王侯，也得不到万民敬重；反之，有了崇高道德，即使穷困潦倒，也能得到万民称颂而名垂千古。其次，道德还是人们设身处地的行为准则。儒家认为仁义之心是人之生命的根本，失去仁义之心也就等于丧失生命之根本。因此，他们强调做事要从仁义出发，不仁之事不做，不义之财不取，哪怕与人相处也要有所选择，要与有仁义之心即有道德的人相处。再次，道德构成文化教育的中心内容。儒家重视教育，但他们所论教育主要不是知识教育，而是伦理教育，如何做人的教育，儒家的愿望是通过道德教化以造就志士仁人的理想人格。最后，道德也是国家兴衰存亡的重要标志。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与这个国家上至国君、下至百姓的道德状况、道德水准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仁义存则存，仁义亡则亡。

儒家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崇尚道德的传统，而严格说来，道德意识与法治意识并不矛盾。一个具有高度道德修养和道德自觉的人，也就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他在从事经济活动中自然能做到诚实守信。因此，我们认为，尽管儒家所论道德，它的那一套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不一定都切合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但中国作为文明之邦，在发展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崇尚道德的优良传统却万万不能舍弃。
在儒家看来，和谐境界的实现，人本精神的高扬，忧患境域的摆脱，道德素养的提升，无一能够离开人们投身现实、奋发进取的努力和作为。因此，儒家经典大多强调力行，儒家人物大多是力行主义者。孔子云：“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也”。意思是说，作为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当有无穷责任、无穷事业，当走向社会、服务于社会，否则，贪图安逸，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是“士”的耻辱，就不配当一个知识分子。道德修养或道德实践即通过修身或自我改造以达其“内圣”目标；社会政治实践即通过事功或社会改造以达其“外王”目标。“内圣”有赖于“立德”，即注重人的自我身心修养以挺立道德人格；“外王”有赖于“立功”，即在社会上成就一番大事业以挺立政治人格。所以《大学》在强调“修身齐家”的同时，紧接着便讲“治国平天下”，认为这两方面都很重要，不可偏废，所以儒家反对空谈，反对坐而论道，特别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易传》亦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要求人们去效仿天地运行的刚健风格，去直面现实，去改造自我和改造社会，而不畏任何艰难险阻；要求人们锲而不舍，知难而进，奋发进取，依靠主体的力量，通过主体的实践，完善自我，改进社会。

从中国历史来看，儒家文化所体现的务实倾向和刚健自强精神，对于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的爱国主义传统、追求真理的传统、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传统的形成，都起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而这种种优良传统在今天显然并没有过时，仍有赖于我们进一步去发扬光大。我们有理由从儒家的力行主张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开拓创新。

　　由孔子创建的儒家文化，并不是像西方哲学家所说的只是一种道德形而上，而是集哲学、宗教、道德、政治、经济、教育、法律于一身的系统的思想体系，是人类在农业文明时期所形成的最为发达的学说体系。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曾经为社会的进步起过重要推动作用。�

　　进入现代以来，儒家文化受到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其在人类文化上的先进性和发达日益减弱，失去影响力。但它并不会消失，而是与异文化碰撞之后，以官僚资本主义的形式存活下来，成为中国社会变革与前进的拦路虎。在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和李大钊开创了对儒家文化的批判运动，只可惜因历史的原因刚开了头又煞了尾。新中国成立后，没能够对儒家文化进行深入本质的批判。改革开放之后，官僚资本文化(儒家文化的新形式)仍然有强大的影响力。少数腐败的公职人员及其子女，以权谋私，倒卖国家权力，侵吞国有资产，贪污受贿，形成其私有资本，构成了官僚资本主义存活并发挥其社会影响的社会条件。同样，官僚资本主义也成为了腐败群体的精神温床和文化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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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千多年以来，一直在中国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是不可能一下子消失的，它只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创造性转化。对儒家文化的批判则是创造性转化的开始，今后的历程还是漫长而艰辛的。�

　　于丹这本书的后记为《〈论语〉的温度》，称《论语》为“简单真理”，为“一口奇特的‘向病’泉”。她的身心感受着泉水的“略高于体温”的温暖，承受着“温泉的恩惠”，并希望她的大众读者也“温暖地浸润其中”，还要“让后世子子孙孙在日益繁盛而迷惑的物质文明中得以秉持民族的根性，不至于因为可供选择的机遇过多而仓惶。”�

　　不独有偶，那位曾在央视百家讲坛上与于丹同台献艺的易中天教授为于丹写了一个序，名曰：《灰色的孔子与多彩的世界》，用“色彩”去呼应“小妮子”的“温度”，可谓“色联温和”，颇有些温馨和谐的审美味道，猛一看去这个世界真是像易教授说的那么“多彩”了。

　　易教授说他“需要一位最具普适性的孔子。”于教授就唤来了一位能够告诉我们如何过上“快乐的生活”的孔子。易教授希望“灰色的孔子”“却是单纯的，单纯到没有色彩，没有性别，没有时间和空间，只有温暖。”于教授就给大众读者唤来了一个“略高的体温，千古恒常”的孔子。对于教授唤来的孔子，易教授当然是欢迎的，那序就是他致的欢迎词，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学者的孔子，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历史的孔子，更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孔子。但我知道，这是我们的孔子，大众的孔子，人民的孔子，也是永远的孔子。”他还接着用欢迎词惯用的口气强调说：我们需要这样的孔子。我们欢迎这样的孔子。

　　易教授的口气太大了。孔子不只是“我们”(易教授与于教授)的，还是“大众”与“人民”的，又是“永远”的。�

　　稍有些名气的名人就可以为“大众”和“人民”代言了。有多少人在假借“大众”和“人民”之口在贩卖囊中之私呀!这就是那些“半部《论语》修自身”(于丹语)的名人们的专横表现。�

　　更可悲的是那些“早晨5点钟”就去排队等着于丹签名售书的读者，他们已经作为“大众”而被易教授专横地代表了。这些大众读者职业不同，年龄从3岁到83岁。3岁的还好，没有公民权，易教授不能剥夺他们没有的东西。3岁的孩子一定有家长带领吧?否则恐怕连书店也找不到的。3岁的孩子需要什么“颜色”和“温度”的孔子呢?《北京晚报》没有提及，这家媒体只提及了他们的年龄，年龄小和年龄老如今都成了“炒点”。给一个3岁的孩子签名售书，到底是一种荣誉还是一种耻辱?这真有些像将加湿器卖给瓜棚里的瓜农，后面的话我就不必说了，说出来怕影响了孔夫子的“色彩”与“温度”。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文化修养的读者排着是队买同一本于丹的书。他们除了有以上的差异，但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喜欢于丹的书，认为于丹写了一本好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百家讲坛”上听于丹讲过这本书的内容，还有些人虽然没听过，但也听别人说过这本书是本好书，因此也对它有了强烈的期望值，期望阅读后受益。他们阅读后很容易接受于丹的有毒的思想，很少有人能有批评于丹错误的能力。听说于丹还要接着在“百家讲坛”上讲《庄子》，当然也是要出《于丹〈庄子〉心得》的，但愿她别再犯太严重的错误。否则一个“小妮子”该害多少人的心灵啊!排队购她的书标志着大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标志着不同年龄段的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标志着社会文化的整体滑坡。�

　　打住闲话，书归正传。我是想说无论是序还是后记还是整本书，对孔子的儒学都是推崇备至的。在21世纪的孔子的故乡，如果还不能对儒学进行理性批判，还不能不遗余力地揭出其现实表现的弊端，我们就不能对于传统进行创造的转化，也就不能建立一个新的充满生机的传统。

老子说，中士闻道，若存若亡，就是说一般 的知识分子接受知识，平时用不着的时候，是把道放在兜兜里的，但是要用的时候会拿出来表示自己也是明白道的人。我想儒家文化不可全部接收，感觉对自己有帮助的不妨学几点就好了，毕竟你想当圣人，全国人民都是不同意的！
你可以学个修身齐家，还可以学个仁义礼智信

儒家稀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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