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正反两面对李白的性格分析

对李白的评价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评价！~

在大唐多若满天繁星的诗人中，李白是唯一被人们誉为既有侠肝义胆，又有仙风、道骨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传奇的一生，豪放飘逸的诗风，确实给人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使我们一说起李白，就可以想见一个飘然不群的诗仙形象。

其实自贺知章称李白为谪仙人起，李白的形象就定型了。然而这种定型化了的诗仙形象，也使人们与李白产生了一种近乎膜拜者与偶像之间的距离，一种雾里看花、云中观月的可望而不可及的隔膜限制了我们走入李白心灵的殿堂。

现在让我们走进李白的思想。李白的一生是复杂的，他一方面接受儒家“兼善天下”的思想，要求济苍生、安社稷，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道家遗世独立的思想，追求绝对自由，蔑视世间一切。他还深受游侠思想影响，敢于蔑视封建秩序，敢于打破传统偶像。儒家思想和道家、游侠本不相容，但李白却把这三者结合起来。
李白生平浪迹天下，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他尚武轻儒，脱略小节轻财好施，豪荡使气。这就养成了他崇尚英雄的性格。反映在诗歌中，他从无数古代英雄的风度，气派中吸取力量，把现实的理想投影到历史中去，从而在诗歌中建立起英雄性格的人物画廊。他歌颂草泽，际会风云的英雄，如《梁甫吟》，写太公望：“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八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歌颂视功名如草芥的义士。这反映了他敢于反对封建秩序，不畏强权的游侠思想。

在李白的身上，兼备了儒道侠禅各家的特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儒家的傲岸坚强；“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道者的避俗离浊；“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侠者的任性狷狂；“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禅者的玄思独绝。真是难以想象，在一个人的身上，怎能呈现出如此丰富的景观，且并不是流于表面，而是从心灵深处透出来的一种融合万物，顺应自然的美。也许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也或多或少的受着各种流派的影响，各种思想在我们的头脑中交锋，有的被杀死，更多的是在冲突中走向融合。或者说，根本不存在各种思想流派的分别，他们本来就是构成热的整个思想的各个零件，就象万物组成了世界的自然和谐。人为的硬生生的割裂并不是一种客观的态度。

李白一生不以功名显露，却高自期许，不畏权力，藐视权贵，曾让“力士脱靴”。肆无忌惮地嘲笑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等级秩序，批判当时腐败的政治现象，以大胆反抗的姿态，推进了盛唐文化中的英雄主义精神。李白反权贵的思想意识，是随着他的生活实践的丰富而日益成熟起来的。在早期，主要表现为“不屈己、不干人”、“平交王侯”的平等要求，正如他在诗中所说：“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流夜郎赠辛判官》） “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玉壶吟》）他有时也发出轻蔑权贵的豪语，如“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等，但主要还是表现内心中的高傲。而随着对高层权力集团实际情况的了解，他进一步揭示了百姓基层和权贵的对立：“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第十五）“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鸯。”
李白图片
（《古风》第三十九）并对因谄事帝王而窃据权位者的丑态极尽嘲讽之能事，如：“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而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发出了最响亮的呼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个艺术概括在李白诗歌中的意义，正如同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在杜诗中一样重要。
在天宝末日益恶化的政治形势下，李白又把反权贵和广泛的社会批判联系起来。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为屈死的贤士仗义抗争。（《行路难》）：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篲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表达了诗人不被重用而产生对朝廷的失望和气愤。在《书情赠蔡舍人雄》、《古风》第五十一、《登高丘望远海》等诗中，李白甚至借古讽今，对玄宗本人提出了尖锐的斥责。总之，可以说他把唐诗中反权贵的主题发挥到了淋漓酣畅的地步。任华说李白“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杂言寄李白》），这种在权贵面前毫不屈服、为维护自我尊严而勇于反抗的意识，是魏晋以来重视个人价值和重气骨传统的重要内容，李白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优秀传统而成为诗坛巨星的。　
李白的诗歌充满热烈的人生之恋。他的诗往往于旷放中洋溢着童真般的情趣，如：“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袖长管催欲轻举，汉中太守醉起舞。手持锦袍覆我身，我醉横眠枕其股。”（《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生活如同馥郁的浓酒使诗人心醉，这当然不是说生活中没有悲哀和痛苦，但诗人的乐观精神足以使他超越和战胜忧患意识，所谓“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梁园吟》），“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襄阳曲》之四），就是他旷达心态的写照。
他永不安于寂寞和孤独，如《月下独酌》其一，表明了只有充溢着生命活力的诗人才能发出如此的奇思妙想。他有一首《短歌行》，诗中构想道：“吾欲揽六龙，回车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富贵非所愿，为人驻颓光。”这里没有嗟老叹卑的哀惋，却用“劝酒”的天真想象表达了对人生的无限依恋之情。这些诗篇以其纯真的情趣，感召着被庸俗的生活所淹没了的美好的人性，并因此而获得永久的魅力。
李白对大自然有着强烈的感受力，他善于把自己的个性融化到自然景物中去，使他笔下的山水丘壑也无不具有理想化的色彩。他在《日出入行》诗中说：“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又说：“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李白具有英风豪气，又追求单纯高洁的心境，这些不同的性格侧面也就形成了他的山水意境的两大类型：一类是在气势磅礴的高山大川中突出力的美、运动的美，在壮美的意境中抒发豪情壮思；另一类则着意追求光明澄澈之美，在秀丽的意境中表现纤尘不染的天真情怀。例如他笔下的黄河、长江，奔腾咆哮，一泻千里：“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横江词》）。他笔下的山峰高耸峻拔，峥嵘奇峭：“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蜀道难》）；“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梦游天姥吟留别》）。他用胸中之豪气赋予山水以崇高的美感，他对自然伟力的讴歌，也是对高瞻远瞩、奋斗不息的人生理想的礼赞，超凡的自然意象是和傲岸的英雄性格浑然一体的。
同时，李白又写了许多具有晶莹透剔的优美意境的山水诗。例如“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人乘海上月，帆落湖中天”（《寻阳送弟昌岠鄱阳司马作》）；“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山流。杳如星河上，但觉云林幽”（《月夜江行寄崔员外宗之》）；“金陵夜寂凉风发，独上西楼望吴越。白云映水摇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金陵城西楼月下吟》）等。这些诗以明朗纯净取胜。李白的山水诗与其说是对自然形貌的逼真描绘，不如说是按诗人个性被改造和理想化了的图景。他只求把握整体的气势或氛围，凭倏来飙起的感兴泼墨写意，而略去具体的细节，甚至连观照景物的视觉转移的顺序也往往毫不在意。李白的山水诗又是无往而不抒情的，他善于把山水物色和特定的情绪渗透、交融在一起，在“景”的形势和“情”的特征之间有着“同构互感”的微妙的呼应关系。例如《送友人》：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诗中的“浮云”、“落日”，既是眼前景，又是古诗中有着特定情感内容的比兴意象，意谓游子一去如浮云飘泊无止，故人惜别又似落日依依，缘情布景而不留凿痕。又如“云归碧海夕，雁没青天时。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首两句既点明了季节和时辰，又用“云”和“雁”的意象喻指离别和远行。此外如“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 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酒肆留别》），“西辉逐流水，荡漾游子情”（《游南阳清泠泉》）等等。　
李白自由解放的思想情操和具有平民倾向的个性，还使他能更深入地开掘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人情美。这里有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之情，如《子夜吴歌》其三：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有对劳动生活的赞美之情，如《秋浦歌》十四：“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所有这些诗篇，都无不是以理想的光轮使日常生活题材焕发出诗意的丰采。　李白实在是中国诗人中的游侠。这位伟大的漂泊者用他的双脚和诗笔丰富了大唐的山水他的大笔横扫，狂飙突进，于是，洞庭烟波、赤壁风云、蜀道猿啼、浩荡江河，全都一下子飞扬起来。在诗中，诗人灵动飞扬，豪气纵横，像天上的云气；他神游八极，自由驰骋，像原野上的奔驰的骏马。在诗里，诗人一扫世俗的尘埃，完全恢复了他仙人的姿态：上穷碧落下黄泉。他的浪漫、癫狂、爱恨情仇，寂寞与痛苦、梦与醒，他的豪气义气，他的漂泊，全都达于极端。
他的诗歌创作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主要表现为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很少对客观事物和具体时间做细致的描述。洒脱不羁的气质、傲视独立的人格、易于触动而又易爆发的强烈情感，形成了李白诗抒情方式的鲜明特点。他往往喷发式的，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的奔涌而出，宛若天际的狂飙和喷溢的火山。他的想象奇特，常有异乎寻常的衔接，随情思流动而变化万端。

是明月，还是浮云？
――用莱辛的性格理论释挣扎中的李白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浔阳江头，诗仙李白带着那个时代的文人惯有的矛盾，开始了他一生的沉浮与挣扎，徘徊在“进而不能，退又不甘”之间，背负着自己永远也逃脱不了的悲剧命运。
由人艺著名演员濮存昕主演的话剧《李白》主要讲述的是李白人生的后一阶段。公元8世纪50年代，唐王朝的巍巍大厦在安史乱军的马蹄声中坍塌。诗人李白满怀爱国热忱，入了永王幕府，一股壮志凌云之势，却未能察觉其中的奸诈。不久，永王谋败身亡，李白被冤获罪，落得锒铛下狱，皇帝下诏判其长流夜郎。他一路冷月凄风，到了白帝城。因兵马大元帅郭子仪作保，李白遇赦，又放当涂。当涂的山水虽然淡泊了李白对仕途的渴望，但平乱最后一战的召唤却又鼓荡起诗人报国的激情，他做出了惊世骇俗的壮举：以垂暮之年投身郭子仪的军营。一叶扁舟漂流在大江月色中，诗人在江上追逐月影，坠河而死。
整部剧三个多小时，淡淡地表现着一个三分真七分假甚至也许是杜撰的历史故事，没有太多的大悲大喜，也没有太多的离奇曲折。它展示给我们这样的一群人物形象：兼有仙气和俗气的李白，大义凛然的李居士，知恩图报的郭元帅，机谋权诈的宋康祥，凡心未泯的吴钧道长……，通过李白和他们之间的联系和冲突，李白对于环境的屈从与抗争，把李白的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就像这部剧的编剧所说：李白历来被人们称作诗仙，留下一个飘然太白的形象，其实他一直在仕与隐，兼济与独善之间徘徊。藐视权位，又热衷功名；既有傲骨，也有媚态；既坦荡荡，又常戚戚……”。这就是这个话剧尽力在为我们诠释的李白的性格。
性格，是人对现实的稳固态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习惯性行为方式的个性心理特征。它具有稳定性和习惯性的特点。德国新文学之父莱辛认为，刻划人物性格必须遵循“模仿自然”的原则。“模仿自然”是指艺术要反映客观现实，这个现实，不是所谓的历史真实，而是事件发生和人物性格发展的一种合理性。用莱辛的观点来说，我们要分析李白的性格，就要从看《李白》这部剧中李白所经历的一切事件中去归纳总结；另外，我们还要看李白在这些事件中的反应，是否符合本剧试图给我们展现的李白的性格特点。
莱辛认为，戏剧真实比历史真实更有吸引力，我们要正视的是戏剧真实，以及戏剧性格。而戏剧性格的刻划要追求“内在的真实性”。一个真实可信的戏剧性格并非是指生活中实际存在过的性格，而是指在戏剧艺术创造出来的那个在新世界里取得了真实性的性格。也就是说，在《李白》这部剧中，我们无须去考证李白在“仕隐“之中的挣扎之路以及真实存在过的李白性格，也不要去强求导演给我们展示的东西皆为历史真实。我们更应看重的是这个虚构的艺术世界里，事情发展的过程是否符合李白这个人物，李白在剧中的行为、语言是否符合其戏剧性格的内在可能性和合理性。在莱辛看来，性格远比事件重要，“一切与性格无关的东西，作家都可以置之不理。对于作家来说，只有性格是神圣的，加强性格，鲜明地表现性格，是作家在表现人物特征的过程中最当着力用笔之处。”在戏剧中，是性格选择事件，李白是什么样的性格，我们的故事就要和这个性格相匹配。这也是衡量其事件安排有没有典型性的最重要标准。
《李白》一剧的精妙在于立人，所立的李白这个角色也正是舞台上所展现出来栩栩如生的文人形象。这个时代的文人似乎都显示了一种盛唐气象，那就是文人们不再只满足于做诗赋文，而更希望能对国家社稷有所作为。这也正是我们这个剧极力在勾勒的李白，他的矛盾使剧中的事实变得更真实。这似乎有点难以理解，却包藏着深刻的道理。事件是人的行动，性格的产物，那么，事件的合理性也就由与其相关的性格所决定。所以下面，我们就从《李白》这部剧的情节安排中，来分析与剧中故事相对应的李白的性格。
其一，我们要看看在此剧中，李白的性格本身是否一致，戏剧本身是可以有矛盾，但人物不能自相矛盾。本剧第一场发生在浔阳江头，李白的夫人等为其送行，老友吴钧道长于李白开始了一段纵性畅谈，“天半行去，江山流水”，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入了李白个性中的自然、乐观、豪放和洒脱不羁的世界。他们恣意的喝酒，笑论庄子离骚，是多么的隐逸逍遥，可是此时的李白却向往着一个更为激壮的环境，也为即将身赴这样一个境界而踌躇满志，这是李白向往仕徒的一面。不禁让我们所有的看客的心头开始有点惋惜与感叹。有一位道姑也为李白送行，最引人思考的是道姑的最后一句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一下子就把观众的感情细胞拨到了“苦涩”上，故事就在苦涩中开始了。及到第二场发生在永王府中的戏。 我们假借惠仲明之口知道，李白来此已有一段时日，表面虽受永王礼遇，却终未被加官重用干点实事，他不知道自己的作用其实相当于一个花瓶，把名享天下的大才子李白拢于幕下，永王要的只是摆设。历来的士人，所取之路无外乎仕隐两类，但无论是哪种抉择，也终于只是文人们的一厢情愿、梦里锦绣。任你有呼风唤雨的德才，任你有三山五岳的气度，在帝王那里，需要的只是“云想衣裳花想容”的风情和“使君致尧舜”的咏颂。文人们豪迈壮阔的政治抱负和治国方略最终也只能是歌庭舞谢中的一曲笑谈。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告诉了我们李白的真实性情与他报国思想的不谐。
所以，李白日日借酒消愁，终于酒疯闯入永王和惠司马谈话之堂，他扑向永王的怀里，哭诉的自白着自己不能报当今天子之大恩的郁郁，期待着报国壮志得酬的那一天，永王好意劝其“写诗比做官好”，殊不知在这份“礼遇”之后，其实正在酝酿着一场李白绝然不可预知的叛变。他文人的性格气质，导致他不可洞察这样的奸诈和阴谋，所以，他终究只能不明不白的把自己投入到这样一场倾轧之中，不得自拔，最终被冤下狱。事件是性格的产物，如果不是李白对于俗世的向往，没有李白内心底根深蒂固的文人的简单和纯粹，投奔永王府做幕僚，被害入狱这种事又岂能发生。这一段发生的故事，都符合李白自身性格的矛盾，事情发展的结果，也正是这种矛盾的产物。
李白在大狱里诵读《庄子》是对诗人高洁品性的一笔大渲染，只有李仙人其人其才，会在这样一个境遇下仍能飘逸的卧诵着庄子，真是烘托的非常精彩。但是后来李白与李仙姑的对话场景，很多人看后都觉得太不真实，首先李仙姑如何进的监狱是一个问题，仙姑慕李白之名专程从庐山来此为其祈福又让人很不理解，李白与仙姑原本知交，李还曾赠诗于其，可当最后仙姑自报身世，告知其原是奸相李林甫之孙女，李白情绪陡然变化，冷言怒斥，极力嘲讽，一脸绝然。很多人看到这太戏剧化的转变都会大惑不解直斥其瞎编乱造，可是我们用莱辛的性格决定说来审视一下，又何必一定要去追究其真实性，我们只要须看重这样的发展是否是李白的性格可以趋于的。事实上，李白求于仕途以及他强烈的报国之心，还有他的爽直个性，再加上此时他还正处于此种境况，所以陡然听说事实，一时气急，将其自身的委屈和对奸人之仇恨全部发泄于此姑身上，而且还颇为冷漠刚愎，我们也大可理解，因为这段过程是符合李白的个性的，是很符合莱辛的人物中心说的。
其二、我们还要看李白的性格与当时环境的关系是否协调。性格是没有目的性的，它没有该做不该做的明确意识，所以，是性格在引导事件发展。在《李白》中，李白面临的大环境错综复杂，其个人的小环境也是亦实亦虚。根据莱辛的观点，我们分析李白的性格还应该看看李白的性格是否和环境相协调，它们之间又有着怎么样的关系和冲突。说到这个点，在宋康祥大狱里发生的一幕幕就是很好的佐证了。这场戏里，先是通过一群小幕僚与惠司马的相互“检举和揭发”，暴露了一群奴性毕现的嘴脸，而后，矛头指向李白，终于那二方联合起来，借李白写的永王东巡歌再一次把李白推向了他命运的转折点。在这样一群人营造的黑白是非颠倒的世界里，李白就显得是一个另类，与这里格格不入，而且形成的反差令我们这帮观众啼笑皆非。惠要求李白为其作证毒酒事件，证明永王本不信任他，李白如实说了，他们举出永王东巡歌，李白又一次如实的承认。李白秉着自己的潇洒坦率接受着这么一场讯问，其实只是在一张黑纸上填上了自己洁白的一笔，不协调的同时，也更加强化了李白独有的人格魅力。直至那莫须有的第十一首永王东巡歌的出现，才打破了李白来寻求公正的理想。现实是残酷的，在这样的二种现实：环境的现实，还有李白个人现实的矛盾中，我们再一次感受了李白的气质。
很多人都说这部戏少了很多诗人的仙气，还原了几分俗气。导演或许想在这部戏中给我们展示一个多方面，立体的李白，所以李仙人就多了几分儿女情长。他和夫人的深厚感情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诗人的另一面。不得不提的是李白以花甲之年投身郭子仪军营一事。当时的唐王朝在安史之乱中已经岌岌可危，李白纵使被陷，流放夜郞，经历一路的坎坷，却依然保持着一颗忠君之心。一方面李白痛恨那些官僚们，一方面他又想成为其中的一员，梦想着用自己的手改造世界。这或许也是文人的悲哀吧。所以，他甘愿违背与夫人的诺言，一无反顾的去开始戎马岁月。精神可嘉的同时，也是对周围大环境的一种大讽刺。李白的性格和他身处的环境是相背的，就这一点而言，此剧更突出了李白的矛盾与挣扎。也再一次印证了莱辛的“性格中心说”，通俗一点说就是，什么样的人，才会做出什么样的事。也许他能够承受的是一个诗人的身份，他对国家，对君王的忠心，渴望能够在仕途上有所突破的雄心，致使他艰难的抉择着，痛苦着。其实在流放途中，李白已经淡泊了入世的愿望，可是又被郭子仪将军平乱的召唤激荡起来，李白周身又沸腾起报国的热血。可以说，这一事件的发展过程将他的矛盾心理推到了极限。吴筠道士的忠告，腾空道姑的警策之言，更使李白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万般无奈之下，他只有仰天对月，抒发郁于胸臆的豪壮之气。
整部剧有很多情节都是在强调李白真诚崇高的品性。在这样一个品性的驱动下，剧中有两场应该算是最动人的场景：江边的自白和月影下的独舞。此外的还有一些细节也很感人，例如李白手捧酒杯，在江边“与君同消万古愁”时的苦不堪言；再如李白醉后舞剑的力不从心，这些点睛的舞台创作，使得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跃然于台上。江边的独白将李白渺小的个体延展到了天地亘古之间，使诗人从容的进入了历史与现实之间。悠远的江月，就像是诗人用心灵创作的世界，真切的表达出当诗人对于现实世界极度失望之后的另一种感情寄托。
他那满腹的诗才铸就了他的傲骨，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痛苦体验。当李白在长江奔流的湍急不息面前悲呼之时，当李白浑然忘我的手物足蹈在月影玉轮之下时，诗人已经达到了一种自我陶醉的至境，把我们这些俗世的凡人们远远地隔离在了那种溢于言表的情绪之外。平平仄仄的诗句，超越了任何具体的诗歌语言，这种曼妙的似真若幻，导引着诗人在自我的空间中肆意升华，管它悲苦，管它迷狂，用自我的生命谱写人生最终的啼血诗篇，是一种大悲哀后的大体悟。
莱辛认为性格是没有目的性的，我们只能让所有的故事都顺着李白的性格发展。事件是可以虚构的，可是性格却不可。的确，这些观点在此剧中，都得到了体现。莱辛坚持“性格中心说”，认为凡具有内在可能性的事，都可以成为艺术，所以，《李白》这个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成功的。艺术家看重历史事实其实是看重它发生的方式，更要注重对事实的提炼。按照莱辛的观点，一切的事实都要为性格服务，都应该是性格最直接的产物。所以，剧中李白遭遇的诸多事实，都取决于李白游荡于明月和浮云之间的复杂心情。性格刻划追求内在真实，而不是过分的夸张及不切实际的真实。这一点，此剧的创作人员把握的很好，让李白永远没有跨出那样一个矛盾的鸿沟。
话剧把李白置于这种矛盾性格中刻划，深化了他一生在“仕而不能，隐又不甘”之间徘徊的悲剧命运，而戏的结尾，也把这种悲剧意蕴表达得简洁而空灵，淋漓而深远。使得李白的矛盾性格在话剧结尾再次得到了体现。究竟是明月，还是浮云？我们没有答案，也许只有围着诗人的那一轮明月，还有那与人间的一切互为虚幻的月宫，才能泯了诗人一辈子的愤世之叹和嫉世之慨，为他的挣扎与徘徊真正画上一个句号。
总结莱辛的观点，其实是李白的性格导演了这个剧，串连了这个剧，成就了这个剧。编剧说：李白沉郁顿挫的人生并不像他飘逸灵妙的诸多诗篇那样美妙和谐，遭受仕与隐多重折磨打击的李白，最终沉浸在了月与酒的悲凉境地之中顾影自怜。”其实，心中明月如果常在的话，又何在乎身外浮云！！叹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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